第三讲 气功、儒道佛、会道门、法轮功概说

气功原本是中医先哲创造的一种养神、养生、祛病的一种方法，后来被方士作为修炼长生的法术，再后来被道教作为修炼成仙的道术（仙术），再后来又被中国的一些佛教作为修炼成佛的法术。我在这里所说的“儒道佛”，是指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被尊为圣人，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思想，成为后来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道教是东汉末年我国产生的本土宗教，佛教是东汉末年由印度“进口”而来。儒家思想对道教、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佛教一方面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又各自对我国的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对我国古代科技（特别是中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医学对中医学也有一定影响。从南北朝以后道教、佛教成为官方认可的两大正统宗教。但是从元朝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打着儒家、道教、佛教旗号的民间宗教，到了清朝后期又出现了很多打着儒家、道教、佛教旗号的民间宗教性组织——会道门。在封建社会，会道门一部分是以宗教的名义反抗封建政府，一部分是以宗教的名义诈骗钱财，所以会道门一直受到封建政府的镇压。民国之后反抗政府的会道门基本消失，但是一些诈骗钱财的会道门依然存在。抗战时期一些诈骗钱财的会道门被日本侵略者利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诈骗钱财的会道门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经各级人民政府的严厉打击，会道门迅速绝迹。八十代年以后，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又开始泛滥，一些诈骗钱财的会道门又死灰复燃，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打着儒家、道教、佛教旗号的以诈骗钱财为主要目的气功骗子和宗教骗子。“法轮功”既是气功骗子，也是宗教骗子。一些人之所以屡屡被气功骗子和宗教骗子欺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气功、儒家思想、道教、佛教、会道门不很了解。我在这一讲简要介绍气功、儒家思想、道教、佛教、会道门、法轮功，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为系统剖析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奠定理论基础。二是，李洪志的歪理邪说都是信口雌黄、自相矛盾，还经常使用无耻的相对主义诡辩术，但是我没有时间对其所有的谎言进行全面剖析，我只能尽量选择其特别突出的谎言作系统的多方位的剖析，希望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法轮功”习练者及其亲属和广大读者通过我介绍的这些基本知识，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识破李洪志的所有谎言。三是，任何宗教（特别是邪教）都会灭亡的，“法轮功”邪教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宗教还会伴随人类社会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未来的中国肯定还会出现很多气功骗子和宗教骗子，所以我希望未来的读者通过我介绍的这些基本知识识破未来的气功骗子和宗教骗子的谎言。

第一节、气功概说

气功原本是中医先哲创造的一种养神、养生、祛病的一种方法，后来被方士作为修炼长生的法术，再后来被道教作为修炼成仙的道术（仙术），再后来又被中国的一些佛教作为修炼成佛的法术。我介绍气功常识的主要目的有：其一，希望现在和未来的读者通过我介绍气功常识，消除对气功的神秘感，以真正科学的态度看待气功，提高鉴别气功骗子的能力。其二，让“法轮功”习练者和其亲属从气功的角度看清“法轮功”的邪恶之处。

一、我与气功的接触

在1981年之前，我对气功一点认识都没有。81年我刚迈进大学校门，就被系里指定当班长，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组长，辅导员老师对我说，三个月后再组建班委会和团支部。所以我这个班长一上大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每天早晨带领全班同学跑步，辅导员老师盯得很紧，要求每个同学早晨都必须跑步，系里有专人检查。可是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走了，每次跑步都不见他的影。结果被辅导员老师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批评我工作抓得不紧。我心里也对那个同学很生气，认为他不遵守班级纪律，我就沉着脸问他：“你为什么早晨不参加跑步？你干么去了？”他却笑着说：“班长大人别生气，我有比跑步更高级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我每天早晨按我的高级的方法锻炼身体，我这个高级的方法已经坚持两年了，效果很好。”我好奇地问他：“什么高级的方法？”他说：“现在我不告诉你，就是现在告诉了你，你也不理解。但你可以告诉辅导员老师，对他说明我不是不遵守班级纪律，我也是锻炼身体去了。”我认为他说的话有点神秘兮兮的，我决定星期天早晨跟踪他，看看他那高级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是什么玩意。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见他走了之后，立即穿上衣服跟踪在后，发现他走进校园中的一片树林里，我跟过去，躲在一棵树后，发现他正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棵树下，闭着双眼，双手捧在下腹部，我感到他很可笑，心想，你站在这里一动不动地“下神”就锻炼身体了？我想和他开个玩笑，就悄悄地转到了他的背后踹了他一脚，他被我踹倒在地，一分钟过去了，他还是趴在地上，我的心里有点发虚，就说：“你装什么死呀，快起来！”过了一会，他坐起来，变着脸对我说：“要不是因为咱们刚刚相识，我非和你打一仗不可。”我笑着说：“不就是和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嘛，你不识玩就算了。”他说：“我正在练气功，你踹我这一脚对我的身体影响太大了。”我不以为然地说：“有那么斜乎吗？”他很不耐烦地皱着眉头，说：“你向一边去吧！我今后不理你了。”我觉得心里也有点愧，就灰溜溜地走了。

我的那个同学是我班年龄最小的同学，当时才15岁，有些小孩子脾气，从那以后，居然真的不理我了，同在一个宿舍，但十多天没和我说一句话，于是我就主动“讨好”他。“紧张局势”缓和后，我问他：“你对我说说，什么叫气功，练气功有什么好处，要是真比跑步锻炼身体的效果还好，我就拜你为师，跟你学习这高级玩意。”他一听我要跟他学气功，很高兴，就认真地对我说：“用八个字概括气功的话，那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然后从气功的起源开始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一通气功。我问他：“你怎么能证明气功的功能？”他说：“我用手掌距你的腮5公分发功，你就会感到腮发热。”我很感兴趣，立即试验，果然不假！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跟他学了一段时间的气功，但是因我整天满脑子想事，根本入不了静，就不学了。这就是我与气功的第一次接触。

到了大三之后，我不注意身体锻炼了，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四年大学时代转眼之间结束了，我的那个同学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一首《修身歌》：“人人本有长生药，只是迷途妄自抛。为人若不修身体，如入宝山空手回。”但当时我却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

1992年我父亲在解放军89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临出院的时候主治大夫对我说，让我建议我父亲练气功，并对我讲了很多气功抗癌的成功事例。我父亲回到老家后，就参加了当地的智能气功学习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95年，我不慎扭伤了脚腕，肿得很厉害，也很痛，就在家里休班。正好老父亲想孙子了，来到了我家。我父亲很自信地要用气功给我治伤，我半信半疑地让父亲试试，果然效果神奇！发了一会气后，疼痛感消失。又发了二次气，肿消了，完全痊愈了。1994年我患了一个小毛病，经常“肝火上升”，有时耳鸣，厉害了就吃两盒“龙丹泻肝丸”所以当我父亲给我治好了伤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大学的那个同学给我写的毕业留言，因过去十年了，我已记不很清那首《修身歌》了，就立即翻箱倒柜找出了《毕业纪念册》，十年后再回过头来再看那首《修身歌》，才发现了我那个同学的“伟大之处”，于是我就认真地跟我父亲学起了智能气功。练了不长时间，我耳名的毛病就好了，于是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气功爱好者。后来我就看了不少气功书和与气功有关的书和杂志，也就对我国的气功有了一定的了解。

二、气功的起源

新华辞典中给气功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通过调整呼吸、安定精神以达到改善人体机能的一种方法。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健身术。可治疗某些慢性病，如：高血压、溃疡病等。

气功产生的确切年代现在学术界尚争论不休。但我认为有两点是无疑的，那就是：一是，气功是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一个重要产物之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创的古老文明之一。二是，说气功是什么“史前文化”是无知的论调。

气功起源于“舞”。早在原始社会，先民们为了表示欢乐、祝福和庆功，就模仿某些动物的跳跃姿势和飞翔姿势舞蹈，后来，便逐步发展成为锻炼身体的医疗方法。如《吕氏春秋》：“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导”就是“导引”。

据古籍和考古资料证实，气功首先是中医模仿动物发明的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方法。在古籍中没有“气功”这个名词，而是被称为“导引”。所谓“导引”就是我国古人模仿某些动物创造的一种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体育医疗方法。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导引”就是保健医疗体操。后来又称道引、吐呐、行气、服气、食气、练气、静坐等。后来气功被方士作为修炼长生不老的法术；再后来被道教作为修炼“内丹”的道术，道教称之谓“内功”；再后来才被一些被中国的和尚用作修炼成佛的法术，中国佛家称之为“作禅”。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导引”的含义。我国古代的“导引”就是指“导气会和”“引体会柔”，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体育疗法。从保健意义上看，导引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保持朝气，焕发精神。从医疗意义来说，导引能充分发挥、调动内在因素、积极地防病治病。

首先系统论述“导引”的古籍是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中说：“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上古有真人，提契天地，把握阴阳，独立守神。”可见在当时人的思想非常简单的情况下，精神内守就可以有效地增强生命功能。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当人进入到一种非常宁静愉悦的入静状态后，体内各系统的生理功能就会变得协调有序，若长期坚持这种集中注意力排出杂念和放松心理紧张的锻炼，就会增强机体的抗疫免病能力，起到防治疾病、强身健体的作用。

《黄帝内经》在《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四气调神大论》等篇章中就有关于“导引”的较系统的论述。《黄帝内经》关于“导引”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三调”：

一是，调心。调心就是心理调节，指调整精神活动，使之趋向、达到集中、专一。调心又叫“治心”、“治神”，即调整病人的心理，使之从病态转为正常的过程。

在《黄帝内经》中有关调心的论述很多。《素问·灵兰秘典论》就用治理国家来比喻调心养生。原文说：“心者，君主之官也”、“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意思是说，人体是最灵敏、最复杂的自动调节系统，是社会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二者属同构系统。因此，把心比喻为君主，很形象地说明了心主神明的功能，二者都是自动调节系统的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健康了，系统就能正常运转。《素问·气交变大论》又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明代的《类经》引用“南华经”注释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不以物害己”。就是说，掌握调心养生之道的人，了解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知识，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保持和谐一致，所以生命能够长久。《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意思是说，只要注重道德修养，心情安静愉快，少私寡欲，真气就能顺从畅通，精神将守持于内，疾病就不会发生，生命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正如《灵枢·本脏》所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就是说，只要能心清神静，意念专一正直，思想情绪稳定，脏腑功能就不会紊乱，生命就不受任何危害。可见，气功中的调心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中外的古人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认为心脏是思维的器官。由于古人受到当时的科技水平落后的限制，所以古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的器官是心脏，故把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情况、感情都说做“心想”。如孟子就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心脏，他说：“耳目之官不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的也。”《诗·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曹丕《又与质书》：“东望于邑，裁书叙心。”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也认为思想和感觉的器官是心脏，而脑的工作只在于使出自心脏的血液冷静一点而已。那时的人们还认为人是有灵魂的，而且灵魂是能运行走动的，人的热血流遍全身，是支持运动最需要的，如果一个人的血没有了，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平时人们都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人们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活动的变异。这些都使得灵魂位于心脏的这种错误的认识长期得不到纠正。现代科学的发展，终于纠正了古人的错误的认识，证明了脑是思维的器官，证明了人的心理是在周围现实的作用下由脑产生的，即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心理的器官。

虽然古人错误地认为心脏是思维的器官，但是但是调理、意念、思想、情绪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二是，调息。调息即调整呼吸。就是运用意念，通过调整呼吸使意气相合，吐故纳新，以后天气换取先天气。

在《黄帝内经》中对调息的方法也有明确论述。例如，《素问·遗篇·刺法论》指出：“所有自来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

三是，调身。调身通过一些规范的动作调整身体。

《灵枢·病传》记载了导引、按摩等等，都属于调身。原文：“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类经》注曰：“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以行气血也。”《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四肢萎软无力）厥（四肢冷）寒热（发热恶寒），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这两段说明导引、按摩等调身之法由来已久，并作为主要治法来运用。《素问·移精变气论》：“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不受七情六欲干扰），外无伸宦之形（外无名利趋求、升官发财等劳形之苦），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意思是说，导引、按摩等动功调身之法，起源于原始社会。《素问·奇病论》：“病名曰息积（胁下满、气逆的慢性病），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意思是说，息积不妨碍饮食，针灸都不可，只有坚持长期导引，以行气血，则积可消散，再配合药物行气活血，若单凭药物，补则滞，泻则伤，所以不能独治。也就是说导引对慢性病的康复，有药物难以取代的独特作用。《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气骨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意思是说，慎重地调和饮食五味，注意饮食全面，营养平衡，才能达到调身养形的基本要求。

《黄帝内经》确定的“三调”，成为后来各类气功普遍遵守的原则。

1972-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出土的帛画，是现存全世界最早的导引图谱。原帛画长约100厘米，与前段40厘米帛书相连。画高40厘米。分上下4层绘有44个各种人物的导引图式，每层绘11幅图。每图式平均高9~12厘米。每图式为一人像，男、女、老、幼均有，或著衣，或裸背，均为工笔彩绘。其术式除个别人像作器械运动外，多为徒手操练。图傍注有术式名，部分文字可辨。其中涉及动物的有鸟、鹞、鹤、颤、猿、猴、龙、熊等八式。

（图3-1，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

马王堆《导引图》使古代文献中散失不全的多种导引与健身运动找到了最早的图形资料，对导引的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从中我们看到有关导引的4个方面：①、呼吸运动。《导引图》所描绘的呼吸运动与古代传统练功的“胎盘法”（丹田呼吸法）不完全一样。文字说明中有两处直接提到呼吸。图的形态是胸部扩张，双手向后举，其动作是加强对心肺功能的锻炼。②、肢体运动。《导引图》中除极个别的蹲、跪(坐)式外其余全部为立式运动。现在我国第五套广播操中的八个动作基本概括了《导引图》的精华部分。如上肢运动有“龙登”冲拳运动有“蚂(占)”，扩胸运动有“印淬”，体侧运动有“螳螂”；腹背运动有“满政”，跳跃运动有“引颈”、“坐引八维”，以及有图缺文的踢腿运动和体转运动。③、器械运动。《导引图》除徒手操外，还发现使用棍仗式运动，作屈身转体运动状，双手持杖。文字说明是“以文(杖)通阴阳”。还有折腰式转体运动，脚下有一球状物，也是器械运动的形态。④、导引与治病关系。《导引图》文字说明中直接提到治病的项目共有：“烦”、“痛明”、“引聋”、“引温病”等12处，说明导引不仅对四肢部位的膝痛、消化系统的腹中，五官的耳目，甚至某些传染病的治疗有着密切关系。

马王堆《导引图》所反映在导引上的四个方面内容足以说明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应用导引的国家。欧洲学者马亭伦承认，西方通过艾氏的介绍，从远东抄袭了中国的医疗体操。前英国生物化学家、《中国科技史》主编李约瑟博士也认为，西方现代的医疗体操实际上是从中国早期的体操传入欧洲演变而成的。所以，西方学者称呼中国是“医疗体操的祖国”。

“五禽戏”是我国的一种传统导引健身方法，由五种模仿动物的动作组成。由东汉医学家华佗创制。“五禽戏”后来又称“百步汗戏”、“五禽操”、“五禽气功”等。

五禽戏，分别是虎戏、鹿戏、熊戏、猿戏和鸟戏，每种动作都是模仿了相应的动物动作。传统的五禽戏，又称华佗五禽之戏，五戏共有动作54个；由中国体委新编的简化五禽戏，每戏分两个动作，分别为：虎举、虎扑；鹿抵、鹿奔；熊运、熊晃；猿提、猿摘；鸟伸、鸟飞。每种动作都是左右对称地各做一次，并配合气息调理。

一些习练五禽戏的人士总结了一些经验，五禽戏锻炼要做到：全身放松，意守丹田，呼吸均匀，形神合一。练熊戏时要在沉稳之中寓有轻灵，将其剽悍之性表现出来；练虎戏时要表现出威武勇猛的神态，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练猿戏时要仿效猿敏捷灵活之性；练鹿戏时要体现其静谧恬然之态；练鸟戏时要表现其展翅凌云之势，方可融形神为一体。常练五禽之戏，可活动腰肢关节，壮腰健肾，疏肝健脾，补益心肺，从而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三、气功发展的过程

在东汉之前，修炼导引的人主要有五类：医家导引，道家导引，儒家导引，兵家导引，方士导引。医家修炼导引主要是为了防病治病，道家修炼导引主要是为了养生保健，儒家修炼导引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兵家修炼导引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方士修炼导引主要是为了炼出能长生不老所谓的内丹。

东汉以后，道教产生，佛教也从印度传入了我国。方士皆归入道教，导引成了道教修炼成仙的主要道术（仙术）。一些和尚把导引作为修炼成佛的工具。

后来导引的种类越来越多，方法越来越复杂，逐渐形成五个气功流派，即：医家气功，儒家气功，道家气功，佛家气功、武家气功。

在唐代佛、道两教达到了极盛时期，气功变成了佛、道两教的附庸。道教打着练功可以成仙的幌子，佛教打着练功可以成佛的招牌，从而使气功被蒙上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抱着练功成仙、成佛的愚蠢的想法而练功的人急剧增多，因而掀起了一个气功热浪潮。道家功中，仅周天气功就有意念周天、经脉周天、丹道周天之别，其中各有不同的意守方法。佛教传入我国后，受中国传统的儒学等思想的影响，分解为许多佛教派别，气功也随之门派林立，流派繁多，据说有十大门宗、三千六百旁门、八万四千外道之说。各派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力求发展自己压倒他人。然而物极必反，练功由上古时的简单易学，变为复杂难懂，有许多人对气功的热情急剧降温。

各派气功在互相排斥和互相斗争中，又互影响，彼此渗透，于是在宋朝出现了万法合流之势。医、儒、佛、道、武五派气功互相融汇。如，儒家取禅宗之理及静坐之法，又纳道家的部分养生术于修身之中。道家取佛家禅定理论、儒家伦理思想，融于自己的养生之理之中。明朝之后，和流之势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吸收儒、道、佛三家之长的气功著作。

清朝灭亡以后，佛教、道教走上全面衰萎，加之国家长期处于战乱状态，所以气功也陷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种种原因，气功有所复苏但没有形成气候。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伴随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气功也得到了迅速复苏和发展，各种功法相继出笼。实事求是地说，气功的复苏和发展对人民的治病和健身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特别是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通过练气功而消除了多年的病患。有的癌症患者把气功作为最后的求生的希望，一心一意地加入了气功练习队伍，有不少人竟奇迹般地摆脱了死亡之神的魔掌。可以说气功有功于当代人民。

总之，中华气功经过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但又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过程。初级阶段为简单得精神内守，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及外向性思维能力的提高，人的精神活动日趋复杂，人体真气也随着人的各种欲望的膨胀大量内耗和外耗，因此，被动的精神内守已不能控制人的真气散乱。于是，气理功法日趋复杂，练的内容从上古的只练神，发展到形、神兼练，后来又发展到精气神俱练，但这时的功法仍较简单。东汉末期，气功与宗教结合后，不但功法越来越复杂，功理也被道教弄得神神秘秘，气功的本来面目被宗教迷信色彩遮盖了。直到清未民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气功逐渐与宗教分家，功法为适应现代人习练的要求重新归复简单明了，这是气功科学发展的必然。从80年代开始，气功界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气功是一门有关提高生命质量和能量的科学、任何故弄玄虚和人为的复杂化都不利于气功的发展。只有恢复气功的本来面目，科学地阐释气功，才能使之成为一种为广大人民乐意接受的锻炼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某些气功又被某些心怀鬼胎之人引入了封建迷信的误区。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其一，有的气功骗子，因怀种种不良动机，对气功进行夸大其实的宣传，说什么只要练他的气功，就可以出现开天目、隔墙视物、遥视等特异功能，这其实只不过是古代的那些老和尚、老道士欺骗小和尚、小道士的鬼把戏。其二，更有甚者，公然肆无忌惮地散布耸人听闻的“末世论”，使一些愚昧无知的人产生了恐慌心理后，居然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学了一些佛教、道教的骗人的伎俩，经过一番改头换面之后，又企图以封建、腐朽、愚昧的迷信思想腐蚀气功，并又公开唱起了练气功可以成仙成佛的愚蠢的老调子。说什么只要练他的气功，就可以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变成万能的神仙飞到“极乐世界”——天国去。遗憾的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竟然被愚昧、荒诞的“法理”欺骗了……其三，有的气功骗子故弄玄虚信口开河地吹嘘其气功可以包治百病、长生不老等。其四，采用江湖骗术和魔术等伎俩蒙骗人。其五、用金钱收买某些见钱眼开的不负责任的新闻出版单位和某些道德沦丧的记者、作家、科技工作者和某些所谓的名人为他们充当鼓吹手。笔者称有这五种表现形式的功法为‘邪功’。

笔者在此仅简要介绍几个有较大影响的邪功：一是，张香玉的“自然中心功”据国防科工委的一个名叫李培才的人为她写的传记《大自然的魂魄——记自然中心功传授者张香玉》一书介绍：自然中心功是仙师传给张香玉的。此功通过仙师所教的“宇宙歌”、“宇宙语”能透视人体，看穿地球，与万物对话，沟通任何物质间信息，甚至和死去的亡灵对话。此功一、二千年才产生一次，而且只传授一人。张香玉获此功后，已见过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此功将走向世界，只有此功才能拯救人类，没有此功者就免不了灾难重重……要尽快在中国传播此功，走向世界，决不能保守。2000年就要到来……21世纪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怎么办？只有尽快传播此功，很快走向更高级的授功法……勇敢地带着人们走向大自然，这是最好的拯救方法。不然就面临自灭，面临死亡……此话不是开玩笑，以后的历史将会给你们作证的。就是这么一个没有文化的巫婆，却成了某气功研究会理事长的座上宾。对她的功大加赞扬，批准她成立“自然中心功研究所”，还与她一起照相，将她推向社会。为此使张且香玉得以在北京市北太平庄仅授功6天就获暴力42万多元。当张香语因为宣扬封建迷信、诈骗钱财而被公安机关逮捕后，那个气功研究会还上书中国科协学会部为她的功法进行辩解。二是，曾自称“现代济公”的严新，曾一度在社会上传的神乎其神、玄乎其玄。自吹有非凡的神通，什么他在沈阳发气扑灭了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什么他在广州向清华大学发气，改变了实验室中的物质的分子结构。什么他在美国向四川发气，他家乡的气功研究会组织大家在同一时刻集体收功，受到了明显效果，云云。从而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他则成了千万富翁。还有什么超级特异功能大师张宏宝、自称东北红太阳的张小平等等。这些心术不正的玩邪功的家伙都是丑恶的气功骗子。

老气功骗子像过眼的云烟消失了，新的气功骗子又冒出来了，并且大有层出不穷之势。出现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类为了金钱而不要人格的无耻的小人——就是那些道德沦丧的心甘情愿地充当丑恶的气功骗子的鼓吹手的人。在此，我不想和那些气功骗子极其鼓吹手们多费口舌，我只提一个最简单的假设：谁能用意念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我就有能力呼吁全人类跪倒在他的面前拜他为至高无上的神。

四、关于气功的分类及特点

1、从表现形式的角度分类

从表现形式的角度分类，大致可分为静功、动功和动静兼修功三类：

⑴、静功

所谓静功，是以坐、站、卧等外表上静的姿势配合意念活动和各种高速呼吸的方法的一类功夫。（其中意念活动包括如何修德练性，或如何意守，如何导气等等）。特点是外静内动，静中有动。如坐禅、站桩功、内养功等。

静功也叫自发功，静功有一系列运用意识的特殊方法，而运用意识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按照自发功理论，必须经过从小动到大动，从大动到不动的阶段，每一阶段均有相应的法理。静功不强调意念的作用，而常常是用一套荒诞怪异的理论作指导。如，佛家用的是练功可以成佛的歪理，道家用的是练功可以成仙的邪说。佛家要求“五蕴皆空”，即去掉色、受、想、形、识的活动。道家功要求虚无虚静。但是认真研究气功古籍，就会发现，佛家和道家的静功并非完全不要意念活动。道家练周天功有九、六呼吸，结“婴儿”后，“婴儿”演神要一步回来，必须有意念活动于其中。佛家的四禅八定，从初禅进入二禅，二禅向三、四禅过渡，都有呵弃，不呵弃便不能进入更高一层的禅境，也都运用了意念。佛家要求臻于空中妙有之中道，反对顽空。只有空而不空、空中妙有、有而非有、有非实有、有中有空，才是中道。这个“有”，就是自身意念的功能。道家功出现“虚室生白”，也还要人的意识去感知。何况脑子里有了“要静”、“不要有杂念”的念头，这本身就是运用了意念。佛家和道家的气功大多是属于封闭性功法，封闭性功法的特点是，在练功之初便将精、气、神、封闭于体内，不使外越，故佛、道两家要脱离尘世，修炼。《参同契》所说的：“耳、目、口三宝，闭塞勿发通，真人潜深渊，泛游守规中。”就是典型的封闭性功法的指导思想。耳、目、口分别于精、气、神相通，都要求闭塞起来：眼睛返观内视体内，耳朵返听体内，口缄默不语，使精、气、神集中体内，逐渐凝练升华。但封闭性功法并非在练功的各个阶段始终封闭，炼至一定阶段也要开放。比如道家功练至结“婴儿”之后就需要进行气的开放，即“婴儿”出窍。所谓“婴儿”就是练功达到一定程度，意念与体内精气结合，用意识造型使气聚成婴儿状，它可聚可散，可通可行。佛家功练到了一定阶段也需要气的开放。

练封闭性静功若能真正入静，确实能有效地促进人体功能发生变化，整个生命活动处于非常安稳、有序状态。也就是说，自发功练好了确实是提高功能的捷径。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练静功要是把握不好就会伤气、伤神。伤气则动作不能自控，伤神则易出现精神失常。静功必须在全神气血畅通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当气血未练通就盘腿打坐，久坐便酸、麻、痛、胀。气血不通便打坐或者在练功时受到意外的干扰，还会导致走火入魔，出现精神异常。轻者精神恍惚，神志不清。重者精神失常。练静功时，若内气把握不好导致强大的内气冲入大脑，从而毁坏人的脑神经。中度毁坏就会出现行为异端症状，如：又哭又笑、又喊又叫等。重度毁坏则导致严重的精神失常。因此导致的精神失常者常常采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自杀。因练静功而导致的精神病患者，很难用药物治疗。

练封闭性静功有的导致走火入魔，但走火入魔的人毕竟是少数。练封闭性静功产生的最大害处的是易使人导致心理变态，因为所有的静功都是用一套荒诞怪异的歪理邪说作指导，练静功的人若陷入歪理邪说而不能自拔，则必然会出现心里变态。练静功的和尚、道士产生了心理变态不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和尚、道士在庙、观里，他们远离社会，很少同常人接触。但生活在常人社会中的人练静功，就会给家人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⑵、动功

所谓动功，是将意念活动，各种调整呼吸的方法与肢体运动（包括自我按摩、拍击）结合起来的一类功法。特点是外动内静，动中求静，以调身导引为主。开放性动功在练功之初就要求形、气、神都开放。概括起来动功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主动运用意识。二是，有一整套独特的动作。智能气功就属于开放性动功，智能气功除了具有开放性动功的两大特点之外，还强调利用发放丹田之气给他人治病。

动功虽然在提高功能方面不如静功快，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练，同样可以达到静功的效果。动功不易产生不良的副作用，动功还可以使人产生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

⑶、动静兼修功

动静兼修功就是一个功法中既有动功成分也有静功成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方面练动功，一方面练静功。再有一种功法本身动作不剧烈，动作范围不大，虽然有动，但以静为主要前提，虽然练静但又通过动作来练静，这种功法本身具有动静两重特点也叫动静兼修功。

2、从气功的渊源角度分类

从气功的渊源角度分类，大致可分为儒家、医家、道家、佛家和武术气功五类：

⑴、儒家功

儒家有着治学修身的根本大道和根本方法，治学修身本身就是气功的内容，所以说，儒家的功夫也叫修身的学问或治学的学问。

⑵、医家功

医家气功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治病救人、保健防病为宗旨的气功功法派系。其经典著作是《黄帝内经》。该书集先秦至汉初气功医学理论之大成，提出了以阴阳二气为本的天人观，以精气神为三要素的生命观和心身整体观，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以调气、调神、调身为要领的养生治病原则及方法。汉代出土的《导引图》、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总结了两汉至隋医家功治病经验，记录了260余种医疗气功功法。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宋代的《圣济总录》、金代张子和的《儒门事亲》、元代朱丹溪的《丹溪心法》、明代龚居中的《红炉点雪》、陈继儒的《养生肤语》、胡文焕的《类修要诀》、汪仞庵《医学方解》中所附的《勿药元诠》、沈金鳌的《沈氏养生书》、清代王祖源的《内功图说》、席锡藩的《内外功图说辑要》等都记载了医家功。医家功的特点是动静兼修，辨证论治，方法简明，易于掌握。实际上，医家功和其他气功并无太大区别。一般来说，只要是气功都有祛病健身之功能，只不过医家功以治病防病为目的，道家功和佛家功则以开智长生为最高境界。

⑶、道家功

道家气功是道教徒习练的功法。道家功以道教文献《道藏》中记载的功法为主体体系。道家初期的功法比较简单，除老子倡导的守一法再就是庄子宣扬的心斋、坐忘、踵息、吹嘘呼吸和熊经鸟伸之类的仿生导引功。道教成立后，出于宗教目的吸收了许多古老的养生术和所谓“仙术”，并在总结古老气功的基础上创编了一些具有道教特色的功法后，道家功日益丰富多彩，成为气功史上的一条主流。

道家功门派颇多，但其修持功夫都以炼养阴阳、性命双修为第一要义，都以返朴归真，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都以延年益寿和长生不老为最终目的。道家功理多用隐语，导致很多名词涵义、概念含混不清。晋代之后，许多道教学者在理论改革时吸收、借鉴了佛家功法理论，道家功才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道家功非常注重个人的实践，数千年来，为了寻找行之有效的功法，许许多多的道土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据说五代道士吕洞宾为练所谓的“开天目”，进行了极其悲壮的实验，三千弟子死去八百。可以说，道家功法体系就是在不断吸取这些人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道家功有守一、吐纳、导引、行气、存神、坐忘、心斋、还精、辟谷、踵息、胎息、内丹、太极拳、八卦掌等，其中守一、导引、胎息、存神、内丹最有代表性。

⑷、佛家功

佛家气功强调心性的修炼，功法以禅修为代表。禅修时须结跏趺坐，结跏趺坐又称“双盘”，即将左脚置于右腿上，将右脚置于左腿上（或相反），两足心向上，坐式主要有吉样式和降魔式两种。《慧琳音义》卷八解释“凡坐皆先以右趾押左股，以左趾押右股：此即左押右，手亦左在上，名曰降魔坐。诸禅宗多传此坐……其吉祥坐，先以左趾押右股，后以右趾押左股，令二足掌仰于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安仰跏趺之上，名为吉祥坐。”结跏趺坐时“闭目以舌柱腭，定心令住，不使分散”，多采用自然呼吸，重在以息调心、诱导入静。佛家禅修以求精神超脱而较轻视修命。

佛家气功以修禅为本，但因佛学流派不同，功法也有所区别。修禅分成小乘法和大乘法。

小乘追求个人自我解脱，把“灰身灭智”，证得“阿罗汉”作为最高目标，修习注重三十七道品的宗教道德修养。阿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其功法具体分为准备阶段、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神通六个阶段：准备阶段主要是解决练功者身心方面的一些弊病，为日后提高功力打好基础。采用的方法称不净观法，主要有四种：不净观、慈悲法、思维法、数息法，针对不同的对象区别对待。其中数息法又分数息、随息、止息、观息四个阶段。此法后被天台宗发展为六妙法门和止观法门，不净观具有较强的止念除欲功能，是重要的入手功法。

大乘宣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在修习上，倡导似“六度”为主要内容的菩萨行。所谓六度，即六种从生死此岸到达涅磐彼岸的方法或途径。包括：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布施”指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和智慧等，为他人造福成智而积累功德直至解脱的一种修行办法。“持戒”遵守一切不符合佛教教义的思想、言行所作的规定。“忍”指安于苦难和耻辱。“精进”指在修善断恶、去染转净的过程中，不懈怠地努力。“定”指为获得佛教智慧或功德、神通而修习的以心专注一境的功法。“智慧”指以“假有性空”理论去观察一切现象的特殊观点和方法。

大乘佛教在我国传承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派别，其修禅方法也因派别不同显示出各自的特点。

气功界谈论气功流派时总是这样评价：“儒家执中，道家守中，佛家守空。”一个“空”字把佛家功的特点揭示出来了。

⑸、武术气功

武术技击与气功养生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气功。武术气功强调把神气集中到形上，加强形的功能；主张动静双修，内外兼顾。有些武术气功又属于佛家气功或道家气功。如少林拳属于佛家气功，太极拳属于道家气功。

在此强调说明一点的是，佛家气功师中国和尚是根据中国气功创造的修炼方法。印度和尚不会气功，他们的修炼方法叫“瑜伽”。瑜伽是古印度人创造的一个通过提升意识，帮助人们充分发挥潜能的哲学体系及其指导下的运动体系。瑜伽姿势是一个运用古老而易于掌握的方法，提高人们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是一种达到身体、心灵与精神和谐统一的运动形式。我在后来介绍佛教的时候，在详细介绍“瑜伽”。

3、从练功内容的角度分类

从练功内容的角度分类，可分为性功、命功和性命双修功三类：

⑴、性功

性指神意、精神，是整个神经活动的总和。如果着眼于精神来练功，就称为性功。像佛家的参禅、道家的清净功都属性功，日常生活中的涵养道德，陶冶性情也属于性功范畴。如果以智能气功的意元体理论作指导，练功从意元体或意元体参照系着手的也都称为性功。练性从精神入手，精神在脑子里，所以练性功的一般从上面走，容易使人聪明智慧，脑力劳动者宜练此功。

⑵、命功

命指形体、有形的生命，精、气都属命的范畴。从练形气入手，练精和气的都称命功。它对强健身体作用比较突出。一般来讲搞体力劳动者练命功要更好一些。

⑶、性命双修功

性命双修功是性功和命功都练。

4、从功法的角度分类

从功法的角度分类，可分为吐纳练息、存思观想、意守虚静、周天四大类：

⑴、吐纳练息

吐纳属气功中的炼气技法，吐纳即呼吸，呼吸包括外呼吸和内呼吸。外呼吸是指在肺内进行的外界空气与血液的气体交换，也称肺呼息。所谓内呼吸，是血液与组织细胞的气体交换，也称组织呼吸。气功的呼吸，主要调整肺呼吸，使之达到古人形容的“吐惟细细，纳惟绵绵”的均匀、细缓、深长的程度。进而对内呼吸产生良好的影响。

⑵、存思观想

存思观想为道教修持术语，即在练功时运用形象思维和良性意念的修行方法，专一地想各种美好、祥和的景象、人物或人体内部脏器等。道教把存思观想作为学功的基础和修身齐物的关键。因为这种功法有引导入静，治病健身，调动和激发人体潜能的作用。

⑶、意守虚静

即把意念集中于身体内某一部位使之入静的练功方法。这种方法分为内视意守、纯意念意守、神光意守三种。内视意守即闭目垂帘，用国内视所守之处。如守下丹田者，目珠下转以视脐下；纯意念意守即单纯用意念守于某处；神光意守即目光前视后慢慢闭合、目光回收，意念随之内收，意念与目光合而为一，这就叫“神光”。若按意守内容还可分为意守内景法（如守身体某一部位），意守外景法（如花草树木，云霞日光）、意守默念之词或句法（如佛家捻珠和口诵阿弥陀佛），运用意守法有助于排除杂念，达到入静，使意气相合，促进内气聚集和运行。意守的要点是似守非守，用意宜淡不宜浓，否则会引起偏差。

⑷、周天

此类功法以周天运转为基础。“周天”一词源于夭文周天说。《礼记·月令》：“凡二十八宿及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为一周天。”周天功早在《行气玉铭》、《周易参同契》中已有反映，但并未明确提出“周天”之名。到了西晋，葛洪才在他的《大丹问答》中指明：“运火一昼夜，象一周天。四时生成，阴阳合度，自然之道。”葛洪之后，周天功发展很快，形成多种功法，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小周天、大周天和卯西周天功。大周天相对于小周天而得其名。关于大周天，有很多说法，如指气通人身经脉较多于小周天；指乾坤交媾，精气兼运；喻一年一象，周于一身等。现在大周天的概念一般来说遵循的路线是十二正经。小周天相对大周天而得名，也有多种说法，如指气通任督，指子午运火，坎离交媾。日月交精，指炼精化气所经过程和火候；指在任督二脉上行成光环等。

对气功的分类方法气功界还有一些方法，我不再作介绍。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并非任何一种气功都适合任何人，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等选择气功。要多咨询一些气功内行或者了解气功的医生。气功师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向咨询的人作较详细的说明，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另外，我不赞成正处在发育时期的少年儿童练气功，少年儿童应注意多参加体育活动为好。

五、关于气功反应与气功偏差

在练功中及练功以后，会产生许多异常感觉，出现各种反应。练功者不论选择何种功法，都会有反应。反应的症状和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和错综复杂的。气功界认为，凡能自行控制和消除，或练完功以后自然消除，或在短期内能消除者，则是练功的正常反应。凡是由于练功，机体出现异常现象，或者出现不良反应，造成痛苦，有损身心健康，自己又不能控制和消除，而影响正常生活、工作，在短期内不能缓解者，称为练气功偏差，又称气功的副作用。

1、气功反应

气功反应是指练功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排病毒反应。练功之后，体内某些疾病不能直接消除或转化为正常，而体内有害之物又需要迅速通过身体不同的渠道排出来。于是出现了排病毒反应。如腹泻、便血、便脓、尿浑浊、月经和白带增多而有异味等，也有的咳嗽、痰多、呕吐、吐脓血、流鼻涕、鼻孔出脓血、眼睛分泌物增多等，还有的出现发烧、出汗、出皮疹、生疮块。大多数人表现为腹泻。个别的老年妇女还会突然来“月经”。②、气冲病灶反应。身体有病部位在练功后可能出现比原先更为难受的感觉，叫气冲病灶反应。这是练功后体内真气比较充足，疾病开始好转，但尚未转化为正常时的一种特有现象。中医称此种效应为“气至病所”。③、长功反应。健康的人练功以后身心健康的梯度上升。健康人从非练功的常人状态提高时，也需要把体内与高一梯度水平不相容之物排除。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有内气充盈、意安神宁、心神和谐、浑身轻松的心理感觉。生理上的表现则是筋柔骨强、皮肤柔润、体态健美、容光焕发等，有的还出现“反老还童”现象，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④、异常感觉。在练气功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某些异常的感觉，如局部发热、发麻、发凉、发痒，以及酸胀等感觉，古人称谓“八触”(冷、暖、轻、重、痛、痒、滑、涩)，还有的人甚至出现呃逆、失气、肌肉搐动和流泪、流涕等现象。这些异常感觉并不一定都是坏现象，只要练功者收功后自我感觉良好，全身舒适，轻松愉快，说明是练功得气的表现，也称之为“气感”。但如果练功者收功后，上述异常感觉仍不消失，甚至逐渐加剧，影响正常的生活情绪，苦不堪言，那就是气功偏差的表现。

李洪志在气功方面道德败坏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他把人的正常的气功反应说成是他的神通，对此我在后面将专门剖析。

2、常见气功偏差的症状及其产生原因

气功偏差是由于练功不当而引起的一系列病象反应，因此应当被称之为“气功综合症”。常见气功偏差以身心障碍同时出现为多，其主要症候表现有以下10种：

⑴、头晕脑胀，头痛不舒

【症状】：患者一般是练功后产生头晕、头痛等症状。病情轻缓者，停功一段时间即可恢复正常；病情严重者则疼痛持续不减，乃至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原因】：一般是练功时精神过于紧张，意念太重，或者是强行进行腹式呼吸，而引起冲气上逆，或者是用意引气上行至头部，而后却不能畅下行，气郁于头部所致。另外，有些病人是选择功法不当，比如高血压病人，或者是中医称之为“肝火过旺”的病人，本来宜练放松功和静功等，却错选了动作过多、体位颠倒、用力过猛的功法，也会导致头晕、头痛。

⑵、胸闷心慌，气促如喘

【症状】：患者表现出类似心脏病或者支气管哮喘病人的症状，常在练功中或者练功后产生胸闷、气促、心慌，甚至气憋欲喘等感觉；但体检时却少有心脏病或者支气管哮喘病的阳性体征。如果是本来就有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者，则可能表现为病情加重。

【原因】：大多数患者是因为功法选择不当，或者调神的方法没有掌握好，致使意念过重，胸部不能放松而产生上述症状。另外，由于调息不得法，机械地摹仿他人，导致呼吸不自然，久而久之，也可诱发这种偏差现象。如果是原来就患有心脏病和支气管哮喘的病人，则可能是选择功法不当，或者是朝三暮四、急于求成而乱试多种功法，以致违反气功修练的客观规律，反而使自己的病情加重。

⑶、口干咽痒，唾液过多

【症状】：练气功不得法，不仅会引起口干、舌燥、咽痒等症状，也可能会唾液增加，多至满口而溢，流涎不止。

【原因】：口干咽痒，可能由于张口呼吸，或者闭嘴过紧，而引起津液损伤，或津液分泌不足所致。另外，意念不当，气行上头而不能下行，气郁化火伤津，也会引起口干咽痒，严重者尚伴有头晕、头痛等症状；唾液过多，流涎不止，则因练功意念过重，或者功中昏沉不能自止、津液分泌过盛而不自觉所致。另外，患者历来体弱脾虚，也会出现津液满口、流涎不止的症状。

⑷、腹胀腹痛，肿块疼痛

【症状】：练气功者在练功时，出现腹胀腹痛，或者颈项及四肢出现肿胀，且伴有疼痛。一般腹部胀痛者，失气后可稍微缓解；其他部位肿胀疼痛，也可经拍打、放松治疗，得以缓解。

【原因】：大部分患者是因为练功中调身和调息没有掌握好，颈部、腹部，以及四肢部放松不够。也有因为强行作深长腹式呼吸，而使气行不畅，滞留局部，导致经脉不通而肿胀痛。

⑸、内气不足，外动不止

【症状】：患者在练功中自觉在体内产生气团或热流，走走停停，局部胀热不舒；甚或鼓动肢体，不能自控而外动不止。外动以后极不舒服，或者有病者病情反而加重。此属偏差现象，称为“走火”。

【原因】：一般是由于功法选择不当所致。也有的患者是因为盲目地“以意领气”，练完功后又不知导气下行归元，以致气不循经而外窜；另外也可能因为意念过重，追求幻觉，引起走火。客观原因是，外界惊扰，或者情欲诱惑，也可导致练功走火。

⑹、意识障碍，精神失常

【症状】：患者在练功中，或者练功后，无故出现惊慌、恐怖、抑郁、痴呆，甚或胡言乱语、手舞足蹈等症状；有的因为出现幻觉而惊恐、晕厥，还有的因为行为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发生意外。这类以严重的精神意识障碍为主的偏差现象，称为“走火入魔”。1989年有关专家对习练22种功法的48例精神失常患者进行了研究。结果是：类分裂样精神病12例(其中3例为类偏热状态)，表现为急性发作；有大量的真、假性幻觉，躯体内感不适及片断被害被毒妄想、被控制感、情感不协调、思维的行为障碍、自知力丧失等。类癔症样症状群7例，练功后觉收功困难，有行为和动作失控，当时心中清楚，但自己无法控制，言语、动作呈发作性，可反复出现情绪不稳或哭笑无常等。类神经症症状29例，表现失眠多梦、心烦意乱、气冲头顶、躯体不适、气机流窜、乏力胸闷、担忧幻觉等，个别者出现打嗝或呕吐。

李洪志在气功方面道德败坏的第二种表现就是他为了深化“法轮功”，他把练气功产生的幻觉说成是“法轮功”的神效；第三种表现是竭力否定“走火入魔”。对此我也在后面将专门剖析。

【原因】：练功导致走火入魔的原因，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主观因素，是患者对气功缺乏正确的认识，迷信思想严重，盲目追求气功幻觉和所谓“仙境”，以致产生精神失常和意识障碍。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是由于生活中某些欲望未得到满足，而形成一种潜意识的追求，在练功中身心放松，使之得以发泄，这种欲望的发泄表现出某种病态的执拗；有时患者虽然意识清楚，却因潜意识追求的固执，所以不容易自我控制。客观因素，主要是功中受外界惊扰，而导致心神失控。也有些精神病患者，因选择某些意念太重的功法，可能诱发精神分裂症。

⑺、遗精、阳举

【症状】：青壮年男子在练功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遗精、滑精的现象，称为“走泄”、“走丹”。如果不加以控制，往往会导致精疲力竭，有害身体。另外还有些人练功中出现阳举(阴茎勃起)，个别不能自我控制者，阳举长时不减弱，也属于一种病态。

【原因】：遗精本是练气功后，“精满自溢”的现象；但如果练功者不能自我控制，使精不能化气，长期走泄，则属肾关不固、元气不足的表现，因此被认为是气功偏差的症候。练气功后，人体元气充足，各种生理功能比较旺盛，特别是青壮年男子，可表现性功能旺盛，阳举是其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阳举久不减弱，甚至几日不衰，则是练功者掌握功法不当，而导致阴阳平衡失调，孤阳独亢。久而久之，元阳走泄则为害非浅。

⑻、经带增多，经期延长

【症状】：有些妇女练气功后会出现月经量、白带增多的情况，特别是未婚女子，或者是接近更年期的妇女，上述现象比较明显；有些人还伴有头晕、头痛、腰酸、腿软，以及下腹胀痛等症状。

【原因】：目前许多功法并未分女子和男子功。由于男女生理条件不同，练功要求和一些具体方法也不一样。不少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比如，女子气功的意守部位，应以中丹田(膻中)和双乳为主。如果初学气功，就强守下丹田，可能会出现月经增多，白带增多的情况，特别是未婚女子，胞宫气血充实，若意念气聚于下丹田，必促使气血充于下，胞宫蠕动增强，致使月经和白带增多。接近更年期的妇女本来是经血逐渐减少，但由于练气功后，又促使气血充盈于下丹田，必然会使胞宫相对丰满，月经量和白带相对增加。如果月经与白带增加过甚，气血耗于外，从而产生头晕、头痛及腰腿酸软等症状；若气血充实于下丹田，却又不能引气上行，导致气滞血瘀，则可出现下腹胀痛等症状。所以，女子练功应以意守中丹田为主，待月经断后，再守下丹田，这样才不致于出现偏差。

⑼、功中昏沉，功后困倦

【症状】：一般为初学气功者，以放松入静的功法为多见。有的人在练功过程中出现昏昏欲睡，或者沉睡不醒等情况；也有的人在练功以后产生绵绵睡意，或者困倦不堪。这些现象都不正常，也可称为气功偏差。

【原因】：进入气功入静状态后，人的思维活动相对静止，大脑的兴奋性也相对减弱，全身肌肉松弛，呼吸细缓均匀，肺泡残气量减少，大脑的供氧量相对减少。初学气功者由于掌握不准入静的程度和调息的匀缓，稍微偏激，即易造成大脑缺氧，故而出现昏昏欲睡等现象。另外，患者因未掌握调息调身之间的内在调节，调息时呼多吸少，调身时用力太大，导致血氧含量降低，四肢血流量增加，大脑血流量相对减少，故而造成大脑暂时缺氧，功后出现困倦和绵绵睡意。还有一些失眠患者和脑动脉硬化的病人，练气功后也可能出现昏沉或者困倦的感觉，这是病人练功后所产生的生理效应，作用于原发病灶，使原有疾病得到治疗和激发的结果。

⑽、阵寒阵热，全身汗出

【症状】：有些初学气功者在学练意念较重的功法时，突然出现一阵发热，继之全身出汗，紧接着又一阵酷寒。热时如被汤蒸，寒时如浸冰水。也有的人自觉体内“热流”或者“寒气”到外乱窜，不能自我控制。

【原因】：初学气功者往往心情迫切，急于求成，错误地加大呼吸，强求以意领气，常常可能导致意念偏激，造成体内阴阳失调，气机紊乱，阴不敛阳，阳不敛阴，故而突发阵寒阵热。另外，初学气功者可能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在练功时遇到意外情况，容易产生紧张情绪，从而导致意气散乱，阴阳失去协调，也会感觉阵寒阵热，或者有类似热流、寒气乱窜的感觉。

以上10种气功偏差现象，是普通练气功者最常见的。虽然具体发生原因各有不同，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对气功以及气功治病，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验。所以，在气功活动中，要求正确认识气功的作用，循序渐进地锻炼，以求认真体验气功的效果，避免急于求成和盲目追求等错误心理的产生，是防止气功偏差的重要措施。

3、预防气功偏差的基本原则

气功偏差是由于人们练功不当所产生的病理现象，这些病理现象一般可以用气功纠编的方法或者有关医药进行治疗，只要治疗方法得当，绝大多数的偏差都可获得治愈。但是，为了避免给广大气功爱好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惧怕，对于气功偏差仍应采取“防重于治”的方针。防治气功偏差要坚持5个基本原则：

⑴、知己知功，辩证选功

所谓“知己知功”，就是说，在准备学习气功之前，不仅要首先要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要了解一些气功的基本知识。了解气功的基本知识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向有气功经验的可信赖的人或者懂得气功的医生了解；二是，通过介绍气功的书刊了解。三是，通过网络了解。无论通过那种途径了解，都要坚持不轻信一家之说的原则。要多找几个人了解，要多买一些气功书看，多浏览一些网站，认真研读，深刻领会。通过了解气功的基本知识，达到能够正确认识气功的作用。

所谓“辩证选功”，就是说，对于气功健身治病而言，辩证选功是增强气功效应、防止气功偏差的关键，同时，也是纠正气功偏差的有效措施。因为人与人的生理、心理素质有所不同，各种疾病患者的症候也有差异，因而人们对各种功法有着不同的适应性；另外，不同的功法也具有不同的治疗特点。

选择气功前最好做一个常规体检，并向了解气功的医生请教。

⑵、循序渐进，练养相兼

练气功的主要指导思想应该突出一个“练”字。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功夫就是练出来的。要想练好功夫，就必须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一个姿势一个姿势地学，一套功夫一套功夫地练，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基础功法练起，逐渐积累经验和体会，越练越精，最终会练出好功夫的。如果奢望功利，一举成名，或者在练功上想走捷径，梦想一夜之间练出真功夫，那是不可能的。不仅练不好功夫，反而可能产生气功偏差。另外，初期练功不能贪求功效，盲目追求气感。功效一般是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而逐渐显现出来的。一开始练气功就盲目追求功效，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练养相兼，主要是针对初学者而言。是讲练功和休息、调养、互相调济；其次是指将功夫中的“炼气”与“养气”的方法兼顾起来。练气功能够增强体质，促进健康，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专门练功、练气，而不注意休息和养气，势必导致元气耗散，最终功亏一篑。因为练功既能够聚集真气，但其本身也是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只有练养相兼才能维持机体处于新陈代谢的相对平衡状态，从而避免由于练功太过、精气消耗而产生的偏差。循序渐进和练养相兼是近几年来气功活动中所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一般认为，初学气功者以每次练功后都感觉舒适轻快为度，逐渐加强锻炼，一直坚持下去，功力日进，这就说明循序渐进与练养相兼做得比较好。

⑶、练意练气，松静自然

气功之“气”，主要指真气(元气)而言。练真气之初，一般由练宗气(肺气，胸中呼吸之气)入手。不论什么功法，大都要求呼吸均匀、细缓、悠长。练功有素的人，呼吸频率较常人减少，而呼吸深度则较常人明显增加，并且以深度腹式呼吸为主。但是，初学气功者不可能马上达到这样的水平。气功的呼吸方法(调息)必须由浅入深、由快至慢地逐步练习，不能要求在短时间内练成完整的深长呼吸，否则极易诱发气功偏差。初练气功呼吸可加以轻微的意念诱导，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自然而有规律地腹式呼吸，则不用再加意念，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反射。这就是所谓练气。

练意，一是指排除杂念，达到入静；二是指意守(有意识地将注意指向某处)丹田等部位，以助真气的聚集和运行。练意也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急于求成或者强求“以意领气”者，必致诱发“走火入魔”等气功偏差。

练意与练气，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意念入静，松静自然，是练静的基础。练意到“恬淡虚无”的忘我境界，随之通过练气（调息）使意气合一，从而调动人体潜在的真气，达到气功健身治病的效果。所谓意气合一，就是在松静自然的基础上，以意念锻炼内气，达到意到气聚、意行气行的水平时，就表明体内真气已经蓄聚，并能通过意念有效地调动起来了。因此，意气合—也被认为是气功的高级阶段。纵观所有功法，无不贯穿着松静自然、练意练气的原则，这个原则乃是保证练功顺利进行的关键。

⑷、固定功法，机动灵活

所谓固定功法，就是指初学气功者一旦选练某种适宜的功法，就应坚持不懈地练下去，不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不要因为功效暂时不明显，就马上改学其他功法；也不要因为看见别人练什么功法，自己也马上去学。

所谓机动灵活就是出现了气功偏差后，应该立即停止练功，改选其它功法。

⑸、合理安排练功时间

对此古人和今人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比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调气法》中说：“凡调气法，夜半后日中前，气始得调；日中后夜半前，气死不得调。”所谓气死不得调，就是指练功时间不得当而产生的气功偏差现象。可见功时安排不合理，也可能诱发气功偏差。

中医学认为，一天昼夜可分阴阳，上午属阳，中午为至阳，下午为阴阳转化之时，夜晚属阴。对一般练功者而言，清晨空气新鲜，环境安静，旭日初升，万物生发，是练功的大好时机。此时练功者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不饥不饱，练功容易获得气感，并且较少出现偏差。对病人而言，则可根据阴阳辩证的法则，合理安排练功时间。比如阳虚阴盛的病人，适宜于上午练功，以取阳气制阴邪；而阴虚附亢的病人，则应在午间或者晚上睡觉前练功，以利滋阴潜阳。这样可以阴阳既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除了个别特殊的功法外，中午均不宜练功。另外，一年四季也有阴阳之分，其中春属阳，夏属至阳，秋属阴，冬属至阴。有需调和阴阳的练功者，也可适当选择练功的季节。适宜的季节则增加练功时间，不合适的季节则相应减少练功时间，以防止实实、虚虚之虞。

合理安排练功时间除因人而异外，还有的因功法而异。比如，清晨宜练动功，以加强对大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吐故纳新，排除体内浊气，采自然清新之气；而中午前后则适宜练静功，以调心神，运练内气，加强气功内作用过程；晚上睡觉前，可练动静结合的功法，但不宜过劳或者太兴奋，以免影响睡眠。最好还辅以保健按摩功法。促进全身气血运行，保证睡眠舒适安稳。

这五个基本原则也可以作为判断气功师品质的参考标准。李洪志在气功方面品质恶劣的的表现就是违背了“知己知功，辩证选功”、“固定功法，机动灵活”和“合理安排练功时间”这三个基本原则。对此我也在后面将专门剖析。

3、关于气功偏差纠正治疗

纠正治疗气功偏差，主要是针对产生偏差的原因进行纠正，称之为病因治疗；其次是针对偏差所产生的症状进行治疗。纠治气功偏差，还包括患者自我治疗和医生治疗这两个方面。一般气功偏差，患者发现早，症状不严重，大多数患者在气功老师的指导下通过自我治疗即可缓解；比较严重的气功偏差，或者患者不清楚产生偏差的原因时，则应请医生帮助诊治。需要强调说明一点的是，气功偏差是一种人为的病态，有着一系列相关的致病因素及其病理过程，而决不是什么神仙鬼怪的原因。所以，纠正气功偏差，仍然需要依靠科学的治疗方法，任何装神弄鬼或其他求助于封建迷信的方法都是无效的，甚至有可能贻误治疗，给患者带来终生的痛苦。

因练气功而精神失常，除气功因素外，还与练功者的遗传、性格等因素有关，所以有精神病史或精神病发作趋势及性格特别内向孤僻的人最好不要练气功。若发现在这类人练气功后意识障碍、精神失常，因为患者已经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判断能力，亲属必须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请精神医生治疗。

六、正确认识气功的作用

气功是由中华民族的祖先独创的，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明珠，已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气功的强身健体作用已被现代科学认可，但必须正确认识气功的作用。必须明确三点：一是，气功不能包治百病。练气功的人虽然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比一般人强，但是，人一旦传染上了病毒性疾病，气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对于因细胞病变引起的疾病气功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对于那些非心理因素引起的许多器质性疾病，气功疗法只能在药物、手术、理疗、化疗等现代医疗方法的基础上，发挥配合辅助作用，而决不能像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的“气功大师”吹嘘的那样，放弃一切现代医疗方法，孤注一掷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气功上。气功不能包治百病，所以古代道教和佛教都十分注重医学研究，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都是精通当时医术的人，后来的真正的道教高手和佛教高手都是既精通修炼技法又精通医术的人。不精通医术的人根本就算不上是道教和佛教内行，充其量是个气功爱好者。我就只能算是一个气功爱好者，因为我不精通医学。二是，气功只能减缓人体衰老的进程，但任何气功都不能使人长生不老。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宇宙间的万物都是有生有亡的，宇宙间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人的生命是有极限的，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命体到了生命极限即使没有病也会因为肌体综合性衰竭而死亡。任何生命体从诞生那个时刻起就开始一步步走向死亡。三是，通过练气功可以成佛成仙的想法更是愚蠢可笑的。佛是印度佛教臆造的并根本不存在的蠢物，仙是我国道教臆造的并根本不存在的玩艺，相信佛仙的人都是愚昧的人。也就是说，佛仙只是蠢人的影子，蠢人死了，佛仙也就像风吹的烟云一样消失地无影无踪。

第二节、儒家思想概说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学。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的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之一，也就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家。由孔子（公元前551~479）创立，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我介绍儒家思想是从学术批评的角度介绍的，也就是肯定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批评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一、儒家思想产生背景

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那就是秦朝（公元前221年）之前的500多年的春秋（公元前770~476）、战国（公元前475~221）时代。

中国的奴隶社会在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已经进入没落时代，这个时期奴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和道德伦理观念已经不适用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但是适用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和道德伦理观念还没有形成，社会处于动荡变革状态，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处于割据状态，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兼并争霸。

各诸侯国为了应对兼并争霸战争，纷纷实施了招揽人才的政策。这时候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学术观点的著名学者；著名学者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自由的学术辩论，于是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史称“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后来汉朝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进行了分类，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后来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伦理观念等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我国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儒家治国思想的基本主张

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礼治”。“礼治”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儒家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特殊的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二是，主张“德治”。“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三是，主张“人治”。“人治”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和“人治”主张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观点。

三、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焚书坑儒导致），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确定的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四、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概说

儒家思想的杰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义”，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

1、孔子

众所周知的孔子（公元前551~479）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青年时代做过小官，50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率领他的弟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思想，但均被各国拒绝接受。晚年在鲁国致力于教育事业，并编订了《诗》、《书》、《易》、《礼》等文献，删修了《春秋》。孔子死后，他的弟子辑录他的言论，编成《论语》，此书体现了孔子的主要思想。他在当时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相传孔子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有较大成就者就有72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后人给了他很多荣誉称号，如“圣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等。孔子的思想不仅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孔子思想对世界影响之巨大。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几乎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仁学体系。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孔子之前就有关于“仁”的记载。最早在《尚书》和《诗经》就有了“仁”字，《左传》和《国语》中“仁”字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了。但以“仁”来说明其学说并以此统属其整个思想体系，却是由孔子开始的。因为在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开始建立，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诸侯争霸愈演愈烈，生灵涂炭。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仁”的思想体系的。简单地说，对孔子的“仁”，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仁”是孔子的提倡的最高的政治原则，他用“仁”发展了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达到了“以民为本”境界。《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意思是说，孔子的学生向他请教什么是“仁”？他回答道，仁就是爱人。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意思是说，要治理好一个能出一千乘兵车的大诸侯国其实并不难，只要能做到以下三点就行了：慎重处理国事取信于人民，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征用民工只在农闲之时。“敬事而信”既指“敬国事”和“取信于民”两个方面，又有密切联系，也可以作为一体。作为一个国君，出于对人民负责、对江山社稷负责、对自己的历史声名负责，都应该慎重处理国事，都应该取信于民。只有专一、谨慎、严肃对待国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也只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节用而爱人”既指“节省开支”和“爱护人民”两个方面，又有密切联系，也可以作为一体。节省开支、不铺张浪费，才能不断积蓄财富，不断发展壮大，达到国富民强；也只有节省开支、不铺张浪费，才能减少人民的负担，也才能实实在在地体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总之，孔子所阐述的治理国家的三个方略，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以民为本”，就是主张治理国家要为人民负责，要取信于民，要节俭开支，要减轻人民负担，要尊重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规律，要合理利用民力。另外，孔子从天的伦理本性中找出天道运行的普遍规律。《五行》以德为天的总的伦理本性，而以仁义礼智信为天道运行的五种方式。这种天道论，为了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模式的确立，奠定了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基础。

其二，“仁”是孔子的提倡的最高的道德准则，他用“仁”阐述自己的伦理观念。孔子的伦理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修身。仁爱在孔子那里主要是一种道德义务，强调的是人内在的道德自觉性，重在培养人的德行。《三字经》一开头几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出自《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人之初，性本善”是后来的孟子的观点。在人性论方面，早在孔子之前的世硕（战国初期人）就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论”，孔子回避了人性“善恶问题”，他认为人的本性或天性都是相近的，是人们后天的行为、环境的影响才使人们之间有了善恶高下的差别。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即修身。“修身”以“齐家”为起点，“治国”是“齐家”的放大，“平天下”则是对“治国”的进一步延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既是出于彼此相爱的人格互相尊重的需要，又是一种“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它并不主动关心权益和报偿的问题，而是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仁学的追求目标是培养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包括忠、义、忍、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孔子通常将“君子”与“小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论述。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乡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是的是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以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偷盗；“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成全别人的坏事，小人却和这恰恰相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用自己正确的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不肯盲目附和，小人只是盲目附合，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安详舒泰，却不盛气凌人，小人盛气凌人，却难安详舒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不可用小事来考验他，却可接受大任务；小人不可接受重任，却可用小事情考验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虽然穷，可仍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原则，小人一穷便无所不为；等等。孔子认为只有庄重的人才不会受人侮辱，宽厚的人才能受人爱戴拥护，讲信义的人才能得到别人任用，勤奋机敏的人办事才会有成效，能给别人以恩惠的人才能指挥别人。只有能体察百姓、取信于民的君王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二是，克己复礼。春秋乱世从表面上看来是西周礼制与政治体系日趋松懈带来的，而本质上却是传统的奴隶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观念已经不适合社会造成的。孔子企图通过重建道德、伦理体系来缓解春秋时代的政治危机，而这一路径必须要从“正名”开始。“正名”一词出自《论语·子路》：子路向孔子报告卫君（卫出公）正寻求孔子对施政的意见，并询问对卫君而言什么事最要紧。孔子答“正名”是最重要的。子路认为孔子太迂腐，孔子反驳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就是说，要做成一件事情，必须先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名义和理由，这样事情才能讲得通，才有办法产生正面的号召，进而把事情做好。反之，如果名义不正当，就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强词夺理，事情都讲不通了，当然也就办不成了。原意是在劝告所有的人，做事情前要想清楚，要做符合礼法道义的事情，不要做背逆礼法的事情。怎样达到仁的境界？《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孔子所说的“礼”是指周礼。孔子修编周礼目的就是想在周礼的基础上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一个道德、伦理规范，并要求人们自觉遵守。

另外，在后面我将驳斥李洪志的“真善忍”，所以在这里特别谈一下孔子的“忍观”。孔子认为，“忍”也是孔子要求的“仁”内容，其著名观点是：“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后来的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解释道：“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孔子的“忍”，是有原则的，是有限度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又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事实上，孔子是通过研究前人得出的观点。要想成常人之所不能成，必须忍常人之所不能忍。早在孔子之前就有很多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的著名人物。姜太公、鲍叔牙和齐桓公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姜太公认为，“忍”是一种韬略，他说：“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六韬·文韬》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回到齐国登上王位后，决定任用鲍叔牙为相，并下令捉住管仲，准备开刀问斩。这时，鲍叔牙却推荐管仲为相，自己情愿当副手。齐桓公很想不通，但鲍叔牙说：“那时我与管仲都是各为其主，管仲射您的时候，他心中只有公子纠。管仲强我千倍，如果您想富国强兵，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为相不可。您要是重用他，他将为您射得天下，哪里只射得衣带钩呢？”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对内实行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整顿改革，对外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使齐国由乱而治，称雄于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总之，孔子提倡仁爱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上下尊卑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调节，维护君臣父子的等级差别，挽救“礼坏乐崩”的社会政治秩序，防止“犯上作乱”。他认为只要做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就能巩固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他认为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实践周礼为己任，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天下就能回复到周礼的规范，成为一个仁爱、德治的社会。所以，孔子反对单纯采用刑罚镇压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制可以通过仁爱、德治的教化手段来加以实施。因此，孔子的仁学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孔子对天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一方面，他通过编修《周易》，用阴阳思想解释宇宙；另一方面，他的一些言论又是天命论观点，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对“神鬼”采取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他对“神鬼”的态度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那就是“敬而远之”：“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还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意思是说，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真在那里，祭祀神就如同神真在那里。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由别人代祭）那就如同不祭祀一样。”孔子可能已经完全意识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论通行于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过激的方式，于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摸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鬼神之事。《论语·先进》载，弟子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当季路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不直接给予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回避了问题，孔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季路满意，他更深一层追问：人死之后又如何？孔子仍旧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关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对子路试图通过祭祀鬼神来医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祷久矣”（《论语·八佾》）给予了否定。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孔子并没有陷泥于“鬼神”有或无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纪西欧神学家、哲学家们花毕生精力讨论所谓“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上帝到底是几天把人给造出来的”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让人们首先考虑“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张智者应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人道之所宜”，落脚于世俗道德实践上，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奥秘所在。

孔子曾四处游说，但是都没有得到各诸侯国国王的赏识，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各诸侯国国王在本国内是君，但实际上是周王朝的臣子。各诸侯国国王都想犯上作乱，都想在混战中浑水摸鱼大捞一把，都想称霸全国，都想取代周王朝。怎么能赞赏孔子的观点呢？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施行残酷的法制，结果很快灭亡了。几乎是文盲出身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也不喜欢有学问的儒生，但是得到天下以后，立即采纳了儒生出身的孙叔通制订礼制建议。

在认识论方面，孔子一方面认为世界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宣扬先验论；另一方面，他也肯定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甚至说自己是“非生而知之者”，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上，他注重“学”和“思”相互结合，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闻故而知新”和“因材施教”的著名论题，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在前面说说过，龙喜欢水，所以崇拜龙的大智者也喜欢水，所以我国历史上的姜太公、管仲、孔子、老子、庄子、孙子等举世闻名的古代思想家、军事家大多是因为喜欢水，而悟出了哲理，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龙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孔子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蕴涵有丰富的龙文化因子。孔子通过对水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或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或从哲学思辩的角度，或从立身教化的观念出发，来阐发对水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进而以此来把握、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规律。《论语·雍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为何被孔子这样的大智者所乐呢?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水的各种自然形态——不论是波平浪静还是汹涌澎湃，不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浩浩荡荡，不论是清水一泓还是烟波浩淼，都能让孔子这样的智者流连忘返，赏心悦目。同时，水还能洗掉人们身体和心灵的污垢，让人的身心保持一种净洁清明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朱熹《四书集注》)。就是说，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动”的特点，而“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捷于应对，敏于事功，同样具有“动”的色彩，而且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和功用，常常给智者认识社会、人生乃至整个物质世界以启迪和感悟。关于孔子乐水的事实，在许多历史典籍中都可以找到记载。《论语·先进》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天，孔子饶有兴致地问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慷慨陈词，表达了自己不凡的理想和追求。惟有曾点（曾皙）与众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说，当春天来了，穿上舒适的春装，相约上五六成年人，六七少年人，结伴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在凉爽宜人的舞雩台上吹吹风，大家悠哉游哉地玩个痛快，之后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回家。这番话显得很没有抱负，没想到却得到了夫子的赞同：“吾与点也!”意思是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从孔子师徒以上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第一，曾点所描绘的这种美妙的境界，正是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和憧憬的大同世界的气象——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自由幸福、安祥惬意的美好生活。第二，亲近大自然，与之不离不弃，融为一体，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在孔子看来，在洁净的水中沐浴净身、净心，分明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乐事。尽管孔子德行高尚，被后人奉为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率真之人。奔流不息的川水不但令孔子赏之悦之，而且还引发了孔子无限的哲学情思。一次孔子站在河岸上，望着滚滚不断奔流的河水发出了“逝着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慨。《荀子·宥坐》、《说苑·杂言》、《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均有孔子回答他的学生子贡关于为什么“君子见大水必观焉”问题的记载。《韩诗外传》对孔子“见大水必观焉”的原因有过一大段的解释，大意是：水滋润万物而无私，似德；所到之处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似仁；由高处向低处流，舒缓湍急皆循其理，似义；奔腾向前，冲过千山万壑，似勇；有深有浅，浅可流行，深者不可测，似智。由此可见，孔子不满足于纯粹的观赏自然，而是试图沟通水之美与人类道德精神的内在联系，以探求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并由此推衍出儒家立身处世的道理和准则。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对水的社会化、道德化认识，正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还从从大禹治水的方法中悟出了“中庸思想”，又反过来指导了后人治水。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正道”，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规律。“中庸”指办事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后世儒士把中庸之道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秘诀。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孔子是在总结大禹父子治理水患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中庸思想的。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鲧一味采用“堙”(土挡、堵塞)的办法，结果治水九年不但没有制服水患，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水灾，于是被尧的继承人舜王斩首。鲧死后，禹继承了父亲的治水事业，并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以疏导为主的办法，结果取得了成功。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堤防已普遍存在，且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了堤防，遏制洪水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由治水过程中鲧的“堙”，到大禹的“疏”，再到春秋时“堤”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治水理论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堤”也是“堙”，但堤防的“堙”与鲧采用的“堙”有本质的区别，是从单纯消极的防洪进入到积极防洪的飞跃。同时，“疏”与“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采用哪种治水方法为主，要因时、因地制宜。治水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堙——疏——堤”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给孔子的理论思考以极大的启迪，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要改造自然，必须优选成功的正道。这就为“中庸”方法论的出台开拓了道路。另外，历史上周厉王采取堵塞民口的“弥谤”政策，导致于无声处突起惊雷，国人暴动的事实，使孔子从中得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流尚不可塞，民口岂能去堵的警示，于是促使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孔子多次赞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伟大历史功绩，缅怀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并奉大禹为“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的仁人、圣人。这一方面表达出孔子对大禹的无限的敬仰之情，也说明孔子把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孔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孔子发展了前人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仁政理论。其次，修编了《周易》。孔子修编的《周易》对后世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后人研究阴阳五行思想多以孔子修编的《周易》为蓝本。孔子在《周易》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他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因为在古代其它国家都有宗教，所以他们都认为宇宙是由一位万能的大神主宰着，宇宙人类和万物都是因为这个万能的大神创造的，但我们的睿智的祖先不相信这一套，因而在《易经》中没有任何宗教宣扬的神秘观念。《周易·系辞。第一章》中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这里的“乾”是指物质世界还没有形成的那个阶段，“乾道成男”的意思是说，宇宙万物都是从“乾”的功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是从“乾”而来。到了有宇宙万物的这个阶段以后就叫“坤”。孔子在《彖词》中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通天。云行雨施，物品流行。”孔子在这里说这个“乾”很伟大，是宇宙的万物的根源、功能，万物都是由它孕育的。行云降雨，电闪雷鸣等宇宙万物的变化都是靠乾的功能而来，乾的功能一动，便有一现象。可见孔子的宇宙观没有宗教的色彩，更脱离了玄学的色彩，所以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说孔子的宇宙观“是科学的哲学”。

在此强调说明一点的是，孔子的一句牢骚话，被后来的西汉的董仲舒别有用心地曲解，从而把“半边天”打入了“地狱”。孔子的一句牢骚话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教养的，亲近他们，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就会报怨。董仲舒据此推演出一套“夫为妻纲”的理论。我之所以说这是孔子的一句牢骚话，理由有二：其一，从孔子删编的《诗经》来看，孔子并不讨厌女子。《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经过孔子删编的《诗经》大部分是描写民间男女情事的，在《诗经》里有很大的篇幅是歌颂女子的美丽，善良，浪漫以及男女的爱情故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俊男、美女的浪漫情怀。其二，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是在会见了卫灵公和他的宠妾南子之后说这句话的。孔子受卫国国君的邀请，给他的民众演讲，结果，孔子发现，卫国的那些王公大臣并不拿他为重，只是借助他的名声来炫耀自己而已。最令孔子气愤的是南子恃宠羞辱他，南子为了抬高自己，极力贬低孔子，但是卫灵公却不制止宠妾的无礼，于是孔子愤然而去。于是愤愤地说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牢骚话，孔子厌恶的只是南子这样的女子，看不起的是卫灵公这样的小人。

2、孟子

孟子（公元前372~289）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学派的最得力的继承和发展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发扬光大了孔子的思想，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性善说”。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诸侯国，但也是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于是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义”。简单地说，对孟子的“义”，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国家，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但他既强调王政以民为本，却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臣室……”他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所以他竟然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还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他不但把劳心和劳力对立起来，而且强分高低贵贱，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所以他的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剥削人民制造了借口，因而他的这些话成了后来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治国“名言”。这就不难看出儒家学说的矛盾性和虚伪性。

其二，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他的仁政学说的内容是“省刑法，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王道”。他对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对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他的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社会实践证明，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君王的“不忍人之心”之上是靠不住的，有时虽然有点作用，但是历史上通常是有同情仁爱之心明君居少，搜刮民财荒淫无度的昏君居多。即使明君也只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能明辨是非，晚年通常是昏庸霸道。

其三，以“性善说”阐述他设想得的道德规范。孟子的“性善论”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人具有先天或先验的善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人和禽兽的区别只有一点点。普通的人丢弃它，君子保存它……这里的仁义，就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属性。在孟子看来，仁义属性是人人具有的。无论是普通的人丢弃它，还是君子保存它，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禽兽，他那一点点的道德本性，只需通过适当引导，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天生素质是可以为善的。二是，仁义礼智，人所固有。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意思是说，“仁”来源于人的恻隐之心，“义”来自于人的羞恶之心，“礼”来自于人的恭敬之心；“智”来自于人的是非之心。在孟子看来，“四心”即为“四端”，为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乃是道德上的善，所以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属于仁，羞恶之心属于义，恭敬之心属于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并非是外部赋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关键至于能否充分发挥个人的善之本性。三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有人为善，而有人作恶呢?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于其善之本性的取舍。孟子相信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经放松，便会失去。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性善是属于先天的，而恶是起于后天的；善是内在因素，恶是外部因素。因此孟子主张尊重人们的道德修炼。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但是孟子的一个巨大的悲哀就是他们有能力说明人为什么“性本善”。

孟子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对水的观察、思考和由水而感悟人生、阐发事理的程度毫不逊于孔子，他把儒家的“文化之水”推向了新的高度。孟子不但喜爱水，而且爱观察水。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说出了这样一番哲理深刻的话：“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流水之为物者，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这段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其一，登绝顶而一览众山小，经沧海则难为水，这的确是人生经验的真谛。沧海浩大，淼淼无涯，小江小河小池之水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其二，提出了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的观点，这与孔子“智者乐水”之说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讲，只有波澜起伏之水才具有屈曲生动之美；另一方面，在对自然之水的审美中，还可以透视出与“智者”相似的性情与品格，即强调要从水的自然形态和功能中寻觅和挖掘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切体验和认识，而绝不仅仅流连于水的自然之美。其三，孟子称赞水具有“不盈科不行”的品性，这种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循序渐进的风格，正是立志行道的君子所效法的优良德行。对于人性问题，当时与孟子争论最激烈的当属主张“性无善无不善”的告子。告子以决堤之水的流向为论据，认为人性有如湍急的流水，从东方决口则可引之向东，从西方决口则可引之向西。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正像水本来无所谓东西一样。以善辩著称的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同样以水的特性为论据，从容不迫地辩驳道：“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水虽无择于东西，却必定自上流于下，人性之向善，正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势。人可以搏击或阻遏水流，使之跃起甚至倒流上山，但水的本性决不是上流。人性如水，向善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之作坏事施恶行，与本性无关，犹水之过颡、在山，实乃“搏”、“击”所致。孟子以水的自然之势，阐发了他的性善说，尽管有失片面，但它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孟子在谈到人性问题时，还表达出人类要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人谈论人性，只要能按它的本来面目（状态）去推究就可以了。本来的状态，以顺其自然之势为基础。人们之所以厌恶小聪明，就因为它往往容易穿凿牵强。为此，辩锋敏锐的孟子举出了大禹治水顺应自然规律取得成功的例子作为论证的材料。他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意即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就不至于厌恶聪明了。大禹的治水（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如果聪明人谈论人性也能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那可算大聪明了。“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仁”的思想，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以性善理论为根据，创造性地提出了“仁政”思想，并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为了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善用譬喻的孟子又一次借用“水”的特性和功能，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关于“仁政”的思想和主张。孟子说：“民之归仁也，犹水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渔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又说：“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民心归顺仁政，就好像水顺流而下，野兽自然向旷野奔跑一样，这个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藉此警告统治者，只有施仁政于民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才能使百姓“犹水就下”一样望仁德而归附；否则，君王象为渊驱渔的獭、为丛驱雀的鹯一样，残民以逞，必然会沦为桀与纣那样的独夫民贼，那时，老百姓就会不堪残暴，揭竿而起，推翻暴君的统治。

3、荀子

荀子（公元前313~238）是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是孟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人物，时人尊称“荀卿”。他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荀子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他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的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就是他的学生。

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简单地说，对荀子的“礼”，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荀子的“礼”却不同于孔子的“复周礼”，而是是一种法家的新的社会规范，荀子不仅强调“礼”，而且强调“法”，经常“礼法”并提，最后在法家理论中形成了“法制”的概念，和礼教就完全不同了。他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正因如此，他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成了著名的法家代表。

其二，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是苟子人性论的中心命题，苟子的“性恶论”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论”的，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性伪之分”。苟子的“人性恶”的论断是：“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苟子认为这些生理和心理需求“必出于争夺，合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因此，他得出结论：人性是恶，而非善。荀子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的恶性是先天的，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而人的善性是后天的，所以他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因为荀子是“性恶论”者，所以他的“小人”概念与孔子显著不同，在荀子的眼中，“小人”便是“众人”，“众人”便是“俗人”，三者之间是画等号的：“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因为他认为“人之生（性），固小人”（《荀子·荣辱》），一个人能否变成君子、圣人，完全取决于他后天的学习和修行，取决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比较孔子和荀子的“小人”概念时，注意这一点十分重要。

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荀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他的《天论》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的重要性，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观点，代表荀子思想最进步的一面。其二，在认识论上，他认为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其三，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

荀子在他的传世名著的《天论》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敬重天，思慕天，不如把他作为物来蓄养之，而控制他；顺从天，颂扬天，不如掌握他的发展规律而利用他。荀子此观点彻底否定了天命论和宿命论，其重要理论价值在于强调主体（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为中国思想文化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对后人认识和改造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的传世名言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荀子这个名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唐太宗说：“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从刘邦之后，皇帝都自称“天子”，但是学者和老百姓心里却不这样看。例如，《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另外，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忍观”，强调人应该善于忍，他在《儒效》中说：“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内心里如果能克服私心，然后处以公心；在行动上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提高修养。

五、儒家思想历代变迁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吸收了墨家、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新儒学”。其新儒学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董仲舒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提出了“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的新儒学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以后，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之策。

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明朝的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黄宗羲在明朝灭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王夫之是清初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后来儒家经典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封建官僚可谓数不胜数，但是流芳后世的清官却寥若晨星。正因如此，历朝历代都因为官僚腐败而丧失民心，而改朝换代，不久以后又重蹈覆辙。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靠官员的“修身”治理国家是靠不住的……

古代的有些封建统治者和现在的有些学者将儒家思想称为“儒教”，我认为这是很不合适的，而事实上儒家不过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普通一家，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派别，所以只能称为“儒家思想”。有些居心叵测人故意将儒家思想说成是儒教，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目的。

佛教在东汉传于我国后，孔子、孟子的“善”和荀子的“忍”对佛教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佛教从印度传于我国后就被打上了“善”和“忍”的烙印。

另外，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告不害（公元前420~350）提出了“人性无善无恶论”由于受历史的限制，孔、孟、荀、世、告等人对人性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他们都没有揭示出人性的本质……

第三节、道教概说

道教是我国产生的唯一的宗教，产生于东汉的后期。它之所以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思想等渊源，并经长期的酝酿和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是汉朝及之前的一些古人存在封建迷信思想。道教的渊源是“杂而多端”的。道教被李洪志说成是宇宙真理，一些人之所以相信了李洪志的鬼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道教的渊源、产生和兴衰。所以，为了剖析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有必要对道教做一个概说。在道教产生之前，就有很多唯物主义者批判鬼神观念。所以从道教产生起，就受到了历代唯物主义者的揭露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介绍道教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一、汉朝及之前的封建迷信思想是道教产生的土壤

汉朝及之前的一些古人，一方面崇拜龙凤，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封建迷信思想。正是因为汉朝之前的很多古人存在一些鬼神观念，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一些人专门从事巫术活动，在我国古代专门从事巫术活动的人叫“巫师”、“方士”等。

神仙传说，其源甚古。长生不老是我国的神仙传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的神仙传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传说，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在神仙传说中有各式各样的有超凡能力，可以长生不老的人，我国古人称之为“仙”、“精”、“仙子”、“神人”、“神仙”、“真人”等。

在诸子百家中就有一些公开宣扬鬼神观念的人，比较突出的是墨家和方仙道。

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生卒年不详，约在公元前468~376）就公开宣扬“天志明鬼”思想。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家学派公开批判儒家学派，因为儒家不相信鬼神，结果“天鬼不悦”。后来的道教也汲取了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

方仙道又称神仙家，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中后期，燕齐一带的方士将其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揉合起来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社会，其法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企图长生求仙。其所谓“方”指不死的神方，所谓“仙”指长生不死的神仙。神仙思想，由来已有，战国时逐渐形成了以追求神仙不死为目的的方士集团，他们大肆宣扬神仙长生，以神仙方术活跃于社会，因为迎合了一些统治者畏死的心理，所以渗透到贵族上层。先秦时期方仙道代表有宋毋忌、正伯侨、徐福、充尚、羕门、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两汉时期有李少君、李少翁、西门君惠、栾大、公孙卿、甘忠可、于吉、宫崇等。这些均是当时有名方士，它们们均是为帝王求长生不死药，或为之找寻神仙、或为之采药、炼丹，宣扬神仙可学、可求。从战国中后期到汉武帝时，方仙道（神仙家）与一些帝王相与鼓动，掀起中国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的事件。有些帝王一方面以真龙天子而自居，另一方面也迷信鬼神观念。最著名的是对长生不老药苦苦追求的齐威、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这些帝王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寻求神仙及不死之药，其规模越来越大，但都毫无结果。故方仙道的兴盛期为战国后期到汉武帝时。方仙道信仰的神仙长生说成为后世道教最基本的信仰，其神仙方术也为后世道教所继承发展。因此方仙道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渊源，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方仙道是道教的早期阶段。

关于“海上三神山”，《史记·封禅书》是这样记载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自，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辆引去，终莫能至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齐大徐市等上书，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大海求仙。”“徐市”即“徐福”，《史记·淮南王衡山王列传》说秦始皇对他“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这个徐福就是方仙道的代表人物之一。所有的从事巫术活动的方士，都有一些独到的骗人伎俩，徐福就是一个头脑聪明、胆大心细的骗子。在中国和日本流传着一个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徐福渡海为秦始皇寻找不死药的传说。按《史记》的记载，意思是，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带着许多粮食、衣履、药品、耕具和金银财宝入海东渡求仙。结果徐福发现了一个“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仙固然没有，传说中的仙岛，倒并不全是虚妄，“方丈、瀛洲”虽然已经很难考证，但是“蓬莱”的确在山东。按照日本的记载，徐福发现的“平原广泽”就是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三岛。日本的文字史料中，对徐福的记载含糊不清。这也不能责怪日本人，因为徐福登陆的时代，日本还在蒙昧之中（大约是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呢！但是按照部分日本史学界人士的观点，徐福，就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他登陆日本的地点，便在日本的关西平原。“神武东征”横扫日本的传说就是基于徐福登陆日本，南征北战的事迹。日本人的思维比较独特，因此他们在考证徐福问题的时候，想法也一样富有个性。他们根据考古发现，分析古代墓葬遗骨证明，徐福东渡时期，日本关西地区的居民平均身高骤然升高了5厘米，由此推断，这很可能是徐福和他的部属登陆后造成的局部人种改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日本科学家发现日本人的基因里，有1%的人来自中国云南地区。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徐福东渡，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根据中国方面的史籍记载，徐福要求的三千童男童女，秦始皇也没法一下子凑齐，这个时候，秦军刚巧征服了西南夷，于是秦始皇就下令这些被征服的部族提供所需要的童男童女。西南夷，就是现代云南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如果这些西南夷的后代借徐福东渡融入日本人种，带给日本人1%的云南基因便有据可循了……

神仙之说，首先在齐国一带较为流行。特别在齐国临海地区。是海市蜃楼的奇特景观，引发了古人无限的遐想，因而出现了“海上三神山”的说法。蓬莱市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海市蜃楼奇观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蓬莱地处渤海海峡南岬，涌动的海流将底层海水连同低温带出水面，海面低温和海峡两岸的高温为海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三足鼎立，长山列岛横卧其间，又使海市的出现具备了借以反射的客观景物。在日照充足的季节（4~9月），接近海面的空气呈高密度低温状态，空气密度由下而上陡然减少，光线透过这些不同密度的空气层时便发生折射或全反射，使远处景物时大时小、时断时连、忽隐忽现、千姿百态、变幻莫测，增加了海市的神秘感。海市可分为上现海市和下现海市两类。蓬莱海市多为上现海市。上现海市色彩丰富，影像清晰而多变，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蓬莱海市频有发生，1980年7月10日、1987年4月3日、1988年6月1日、1988年6月17日和1989年8月14日均出现过上现海市。1988年6月17日，山东电视台记者孙玉平成功地进行了蓬莱海市录像，从而结束了世界上没有海市影像资料的历史。所以“神山现市”自古就是为蓬莱的一大奇观。海市有时候出现在远处的海面上，有时候出现在天空上，古人不知道海市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所以就误认为天上有神仙。所以那些方士就蛊惑那些财大气粗、仙迷心窍的帝王去蓬莱寻仙。后来的道教又说蓬莱就是八仙过海的地方，有“酒仙”、“诗仙”之称李白也许被那个道士蛊惑了，所以也羡慕蓬莱的仙人，所以他在《怀仙歌》中吟道：“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史书上还记载了齐威、宣王、燕昭王、秦始皇和汉武帝都亲自作了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山东的蓬莱岛寻找神仙。特别是秦始皇，对升起太阳的东海特别着迷，居然三次东巡，令后人遗憾和嘲笑的是，最后一次神仙没有找到，却死在归途之中。不过史学家既记载了秦始皇的愚蠢，也记载了秦始皇创造的伟业，这就是史学家的公正。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科技已经很发达的当代，居然还有个别人把海市蜃楼、电闪雷鸣之类的自然现象说成是天上的神仙所为，竟然还有很多人相信这样的鬼话，竟然还在做着成仙成佛的蠢梦。我不知今后的科学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更不知后人是会怎样嘲笑今天的那些做着成仙成佛的蠢梦的人……

秦始皇之后的汉武帝又成了求仙的热点人物，也亲自到了蓬莱……

正是因为秦始皇、汉武帝等有强烈的求贤欲望，所以才使民间有不少人相信鬼神。

还有一些人利用人们的封建迷信，从事五花八门的诈骗活动。秦朝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陈胜、吴广了，因为陈胜、吴广利用迷信骗术策动了著名的农民起义。

陈胜和吴广经过一番谋划后决定起义，于是陈胜策划了一系列迷信骗局。很多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古人相信算卦占卜，所以算卦占卜也是方士的一个重要拿手好戏。陈胜先先请一个方士算卦，聪明的方士很明白陈胜的心理，所以说：“你们的事业能成功，且能为百姓立大功。”陈胜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大字，塞到渔民捕来的鱼肚子里。戎卒们买鱼回来吃，发现了鱼腹中的“丹书”，都觉得惊奇。与此同时，陈胜又让吴广潜伏到营地附近一座荒庙里，半夜里点燃篝火，模仿狐狸声音，大声呼喊：“大楚兴，陈胜王！”正在睡梦中的戎卒们被惊醒……于是著名的大泽乡农民起义爆发。

后来陈胜、吴广失败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崇拜龙凤的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陈胜、吴广精心策划的迷信骗局。刘邦就比陈胜、吴广聪明多了，人家自称是龙……

在史书中记载的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后来直接被道教采纳。“后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后土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对土地的崇拜。《礼记·都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古代人们生括有赖于地，故“亲于地”，并加以“美报、献祭”，遂有“后土”崇拜。关于后土的记载很多，大多集中在《左传》、《礼记》、《山梅经》、《淮南子》等古籍中，文意大致称后土为共工氏之子，为中央之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礼记·月令》：“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后来“后土”成为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四位天神，与主持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台，为主宰大地山川的的女性神。

总之，汉朝及之前的一些古人存在封建迷信思想是道教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或者说，汉朝及之前的封建迷信思想是后来道教产生的土壤。

西汉兴盛的黄老之学、董仲舒的“宗天神学”和东汉兴盛的谶纬之学、《太平经》所富含的封建迷信思想以及佛教的进入等，都是道教的“催生剂”。

二、道教的教义的主要渊源概说

教义指一种宗教所信奉和宣扬的神学道理思想。道教的教义渊源很多很杂，我仅简要介绍几个主要的渊源。

（一）、道家思想概说

道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中的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之一，也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家，由老子（约公元前600~500）创立，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1、道家思想的基本观点

道家哲学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始祖，对指导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前英国生物化学家、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强调指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

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休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了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之后，也能有一广大的心性世界以顺遂人生。

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各种养生修炼而达到长寿。这一观点对中医养生学的诞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世的很多著名中医同时也是当是的道家著名人物，如唐代著名中医药王孙思邈等。

2、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概说

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

⑴、老子

老子（约公元前600~500）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多数研究者认为他就是李耳，俗称老聃。据传说他曾做过周王朝的管理藏书的史官，后隐居于楚国苦县（今河南归德一带）。他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

老子晚年写了五千多字的《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现在可以看到的最初的版本，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甲乙两种帛书《老子》，是西汉初年的版本，把《德经》放在《道经》之前，也受到学者的重视。

《道德经》是一部简括而有韵的哲学理论著作，就其思想内容看，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提倡清净无为，无知无欲；对统治阶级的严刑重税不满，幻想倒退到“结绳而治”“小国寡民”原始氏族社会。老子生活在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形成的时代。政治思想上他代表奴隶阶级的没落思想，既对现实不满，又感到无能为力。既对衰败的奴隶阶级的典章制度失去了信心，又对新兴的封建阶级的制度深恶痛绝，所以他主张“无为而治”，一切循其自然。需要强调说明一点的是，老子的“无为”，不是完全的消极被动，而是为了达到“无不为”。所以说，老子的“无为”是一种曲线式的有为。

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把具有丰富哲学内容和政治内容的思想都归之于一个最高范畴——“道”之下。他认识到了宇宙万物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律，他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他还明确提出了事物的发展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反者道之动”的命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语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的长生观是“营魄合一”。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说，老子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长生的秘诀即营魄合一。老子在“营魄抱一”之上，加了一个“载”字，用字巧妙而形象。人的身体如一部车乘，其中装载了“营”和“魄”两样重要东西，它们各自为政，又随时合作。人们长年累月、随时随地都在使用这两样东西。然而，思想的纷繁、情感的嚣动，常使自己魂灵营营困扰，常在放射消散之中，散乱不堪。体能的劳动、生活的奔忙，常使精魄涣散，不可收拾。老子说，倘使人能将生命秉受中的营魄合抱为一，永不分离，便可得长生的希望了。因此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龙崇拜对老子的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当我们力求把握老子之“道”的精髓和特点时，发现其影响至深的哲学精见竟是水性的化身。老子多处以水或与水有关的物象来阐发“道”的精深和妙用，甚至水还一度被老子推崇为“道”的象征。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哲学就是水性哲学。这种观点很有道理，因为把水作为老子文化思想框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记，从这个角度回溯老子的文化思想，则更能把握老子之“道”的真切底蕴和内涵。“上善若水”是老子水的人生哲学的总纲，也是老子人生观的综合体现。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老子明确地告诉我们：最高尚的品德像水一样。这就把水人格化了，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老子是这样借水阐述“道”的：《老子·七十八章》中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四十三章》中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老子看来，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然而攻击坚强的东西，没有能胜过水的东西。水性至柔，却无坚不摧，正所谓“天下至柔驰至坚，江流浩荡万山穿”。的确，自然界确实有这样神奇的现象，点点滴滴的雨水，经过长年累月可以把一块巨石穿破；而洪水泛滥时，更能以排山倒海之势吞没农田房舍、冲毁道路桥梁，任何坚强的东西都抵挡不了。柔能克刚，可以说是自然界的一条重要法则，而老子哲学则是对这一条法则的高度概括。当然，这里老子所谓的“柔弱”，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软弱无力的意思，而其中包含有无比坚韧不拔的性格。

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老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首次提出了唯物的宇宙观。他在《道德经》第五章中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他这段话得意思是说：宇宙好像是个大皮囊，富有弹性，虽然空虚，一经压迫，气便外泄。他的这个观点很重要！简单明了地表他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他的这个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汉代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在他的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天之形状似鸟卵，天包地外，犹卵之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宇宙的形状就像一个鸟蛋，宇宙包着地，就像鸟蛋壳包着蛋黄。后来的道教自作多情地把老子奉为第一号神仙，绝大多数的炎黄子孙人民之所以没有把道教当回事，那就是因为老子本人把天比作为“大皮囊”。他在阴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这个宇宙是由“道”构成的，“道”是“万物之宗”，但他的这个“道”又由“阴阳”组成，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是以“道”的方式阐述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这是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这就与马克思的的辨证法思想完全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思想不感兴趣，却潜心研究老子思想，这也能说明老子思想的伟大之处。两千年的天文学家张衡能从老子的宇宙观中，找到唯物主义，并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宇宙观。

其次，他用通俗化语言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进行了绝妙的解释，因而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唯物辨证思想多是从老子这里开始。如，他用阴阳思想阐述了他的宇宙观，他在：《道德经》第三八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道德经》第二章中又将阴阳的既对立又统一、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解释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他还明确提出了事物的发展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七章》）一语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他对阴阳的阐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还进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道德经·第七八章》)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对方，自己则先让一步，以后发制人。无疑的，这一弱胜强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老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如他认识到事物的转化，却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与质的区别，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就给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有了可乘之机。

再就是，他用“无为而治”阐发民本思想。他的“无为而治”主要体现在“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他又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第十章》）他认为事物都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人为干扰过多反而不宜。老子还从反面对当时的残酷统治者提出警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又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人民不怕统治者的威力，如果专靠恐怖手段，最后一定会召来大恐怖的报复。我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体现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说老子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鼻祖！回顾我国的历史，新的朝代刚开始实施的是“无为而治”，结果出现了民富国强的局面，国强以后统治者就忘乎所以了，就放弃了“无为而治”，于是国家又走向由盛到衰的路。例如，取代秦王朝的汉朝面对的是经过多年战争浩劫、人口锐减、经济崩快的局面。据《汉书》记载：“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在这种困境之下，睿智的刘邦清醒地认识到，强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须休养生息，必须鼓励生产，于是刘邦实施了老子的“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刘邦把人头税从秦朝的每人每年1000钱减为7~14岁每人20钱，15~56岁岁每人40钱；把田租从秦朝的2/3减为1/15，景帝时又减为1/30，文帝时还免除田租12年。劳役是农民另一项沉重负担，汉初刘邦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时间减为每年不得超过30天。文帝时把服役的次数改为每年一次。刘邦在鼓励发展农业的同时还采纳了曹参“勿扰狱市”的建议，即允许商品自由贸易。秦朝时的盐、铁生产与交易由官府垄断经营，汉朝则允许商人自由从事盐、铁生产与交易，结果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汉初在实行一系列鼓励生产政策的同时减少政府支出。一是不大兴土木；二是不建陵墓，不许厚葬；三是不对外用兵。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时代——文景之治。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年初的70年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史记》对此是这样记载的：“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秦末、汉初惨淡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汉武帝上台以后，又恢复了穷民强国的政策，在增大税收的同时，又由官府专卖盐、铁。汉武帝一方面连年用兵，另一方面挥霍无度。很快将汉朝70年积累的国家财富挥霍殆尽，人民又陷入贫穷，汉朝从此走向全面衰落。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无为而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必须说明一点，有的人把“无为”理解成政府“无所作为”，这是极其浅薄的短见，那不是老子的本意……

⑵、庄子

庄子（公元前369~286）——庄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人。庄子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哲学家，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奇才和巨人。

庄子的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书名即称《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有52篇，现存只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计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著。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庄子和老子一样，也喜欢从水中感悟和阐发其深邃的“道”理，但二者的思维方法和运用方式大不相同。老子以水论“道”，大多直抒胸臆，是直截了当的断语；庄子则不然，他往往通过编织奇特的水的寓言故事，来阐发深刻、抽象的哲学道理，其说理方式之奇特、想象之奇幻、运思之深邃、语言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庄子·大宗师》中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在这里，以鱼在水中畅游来比况人在“道”中。庄子更喜欢从游水中体悟他的逍遥游的境界。除了“鱼相忘于江湖”这一极为深刻的寓言以外，庄子还在《达生》篇中讲述了“津人操舟若神”和“吕梁丈人在急流中畅游”的寓言故事。在《秋水》篇中，庄子精心编制的关于水的寓言故事，更是把庄子之“道”的深邃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旋其面目，望洋向若（北海神）而叹曰：……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老庄设计的“道”是恍惚无形的，是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体会“道”，庄子不但讲了不少生动、形象的水的寓言故事，同时还教给了人们一个直观识“道”的办法——静观法。“水静犹明”，于是庄子又信手拿止水来作比喻，让人们来体会“道”的真谛：“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天道》）“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充符》）……

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庄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他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后来的道教自作多情地把老子奉为第二号神仙，绝大多数的人民之所以没有把道教当回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庄子本人旗帜鲜明地否定天命观的思想。其二，他在老子的基础上用丰富生动的语言进一步阐发了他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理解。例如，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他还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他还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也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庄子与老子有的三个显著的不同点：

其一，庄子的道家学观点不同于老子之处在于庄子更详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可开创能力，包括智慧上、认识能力上、身体能量上等等。庄子同样站在天道自然的命题基础上，提出了从人的自我修养到面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处世之道，庄子书内七篇之作，就是他从世界观到知识论到工夫论到社会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把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

其二，庄子的思想比老子的思想还消极。他认为“有用”不如“无用”好，活着不如死掉好，典型地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悲观颓废的思想。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真[笔者注：“真”在这里是本原的意思。《庄子·秋水》：“谨守而勿失，是为反其真。”又《山木》：“见利而忘其真。”]。他宣扬“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片面夸大事物的大小、生死、贵贱等相对性的一面，抹煞事物的质的区别，否认客观真理并进而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所以最后走向不可知论、极端怀疑主义。他主张追求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否定一切文化知识，主张使人民无知无识、倒退到“同禽兽居”的原始状态。

其三，庄子把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演化为神仙思想。使“道”与“仙”联姻，为后世道家思想向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化，提供了有利契机。《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含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沮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震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瞳，众人之息以喉。”《天地篇》：“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奠至，身常无殃。”如此等等关于玄之又玄的神仙境界的描述，在《庄子》书中俯拾即是。庄子在《在宥》篇中有借用文成子教黄帝之言，论述长生之道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阳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将士。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示尝衰。”庄子在这里，把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和盘托出，玄妙无比。庄子的这些玄乎其玄的言论成了后来的道教的经典教义。

另外，庄子对后世的一个巨大贡献是把他的一个学术辩论对手的观点记载在他的作品中。战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学术论坛高手，一个是当过漆园小吏的庄周，另一个是在梁惠王时任相的惠子（惠施）。庄子与惠子在知识、学问和智慧问题上长期进行过高水平的辩论；庄子的思维既敏捷又飘逸，惠子的思想既深邃又超凡。可惜天有不公，庄子的著作存世有洋洋洒洒的《庄子》一书，而惠子写在竹简上足足装满五车的著作却荡然无存。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惠子的学术观点，几乎都是从庄子的记述中获得的，它们被收入《庄子》一书中，特别是第33章的《天下•惠施篇》。在《天下•惠施篇》中，庄周首先承认惠施学问渊博，著作有五车之多；接着又给了一个基本否定的结论，即惠施的的观点杂乱无章、词不达意。然后举出惠施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我在这里仅列举惠施的一个对后世哲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观点。《庄子·天下》所载惠施：“历物十事”之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惠施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他以此说明宇宙无论从大还是从小或者说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讲都是无限的。《庄子·天下》所载惠施“历物十事”之十又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这样的形象地描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他的意思是说，有一定限量的一尺之捶，但可以无限地分割，至大是无限的，至小也是无限的。惠施抽象出“大一”和“小一”以作为大、小概念的极限，用以表示宇宙在宏观和微观的无限性和整体性。他以“无外”界定“至大”，以“无内”界定“至小”，以表明宇宙间的大小都是一个无限的系列。“无外”即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在其外，只要有外则非至大，故至大为无限大；“无内”即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在其内，只要有内则非至小，故至小为无限小。实际上，惠施所讲的“无外”、“无内”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因此，不能把惠施所提的“大一”和“小一”当作是某种存在状态，因为无外的大一和无内的小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惠施关于“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抽象，达到当时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除了说明宇宙观和微观的无限性外，惠施的这个命题还说明，在无限的大、小系列中，任何一个有限的大都可以是很小，任何一个有限的小也都可以是很大，有限大和有限小的区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惠施以他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独到的理解使他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辩论高手，但是他的这样的观点对同时代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即使庄子也不理解他，所以庄子对惠施批评道：“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意思是惠施不厌其烦地说着他那一套理论，越说越不可思议，为了追求名声，结果与大多数人的距离更远了。惠施虽然是庄子学术上的辩论对手，但是也是好朋友，所以庄子总结道：“弱于德，强于物，其涂澳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大意是，惠施舍本逐末，走入歧途。从天地的大道来看，惠施的知识与蚊虻一样微不足道。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算是一家之言尚说得过去，如果尊崇惠施的学说，那么大道就会衰微。惠施自己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安宁，他疲于解释万物，却只落了个善辩的名声。可惜啊！惠施这样有才华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却迷途不知返，自己追逐自己的声音，自己追逐自己的影子，不可能有结果呀。想起我的老朋友的一生，真让我悲痛啊！但是现代自然科学却证明了惠施的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从现代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角度看，庄子与惠子代表了我国古代的两种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庄子倾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自然，其理论即“道”，这个“道”是不能或无须经由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大脑思维对自然规律的感悟。对比之下，惠施倾向于对自然事物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思考和推理，他提出一个个新的概念和命题，试图对自然规律给予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或描述，因此他的理论属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惠施著作的失传，实在是我古代科学的重大损失！

⑶、列子

列子的生活时代与郑缪公基本是同一时期（约公元前649~606年），战国前期著名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郑国莆田（今河南郑州）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今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的。全书共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134则，题材广泛，有些颇富教育意义。

列子隐居郑国四十年，心胸豁达，贫富不移，淡泊名利，荣辱不惊，清静修道。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无为而治。

另外，列子的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

列子也夸饰仙境之美妙与神秘。如《列子·汤间篇》说：“在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无底之谷，名曰归墟：其中有玉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赢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朱，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列子这样的文章也成了当时的方士和后来的道教作为有神仙存在依据。

“真”是道家思想家喜欢用的一个字。道家思想家所说的真主要有三种意思：一是，与“妄”相对。例如，《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是，所谓仙人。例如，《庄子·列御寇》：“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列子·天瑞》：“归其真宅。”三是， 本性、本原。例如，《庄子·秋水》：“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后来的道教称有养本性或修行得道的人为“真人”。

李洪志的“真善忍”中的“真”就取自于道家思想惯用的“真”，但是愚蠢的李洪志并没有对“真”做出一个明确的诠释。

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尊为具有广大神通的天上的神仙“太上老君”，以老子《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老子、庄子、列子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被后来的道教作为经典，并都被奉为神仙。因为哲学家老子摇身一变成了“太上老君”，这样一来，“太上老君”就成了玄之又玄的“道”的化身，也就成了“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这样一来，哲学家老子和哲学范畴“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因此，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的核心，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道教的命名，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教义渊源之一。

老子的宇宙观是唯物的，尽管道教把他尊为“太上老君”，但是在绝大多数的炎黄子孙的眼里，老子还不过是一个人，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尽管道教把庄子的许多文章当作解释神仙的重要经典，但是在绝大多数的炎黄子孙的眼里，庄子也仅仅是一个有缺陷的哲学家，一个喜欢用相对主义诡辩术哲学家。正因如此，绝大多数的炎黄子孙不信道教。

3、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和互不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儒家思想偏重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儒家思想的伦理学体系；道家思想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道家思想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另一方面，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互补从两家思想的创立之初就开始了。早期的儒家和道家主要是在互相批评中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互补的味道较浓。汉代武帝以后，由于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主导，道家思想则主要在民间和在野的士人中开辟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后期的儒道互补可以说主要是以道补儒，道家思想主要发挥着对儒家思想的补充、调节的作用。儒道两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发生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早期儒家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其主要缺遗表现在自然观、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哲学思维方面，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难以从思辨的高度和深度上给人以理性的满足。而在先秦时期，百家之学同儒学一样，多为政治伦理学说，唯独道家既重政治伦理，又长于哲学思维，以其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辨、新奇的道论、卓异的境界说、高超的辩证法倾倒了诸子百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是道家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思维，道家学说在当时起到了哲学启蒙的作用。儒道互补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宋明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对道家思想的进一步引进和吸取，对于重建儒学新体系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宋代以后，儒学复兴，与此同时，道家思想在更深的层面上融入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中，成为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道家思想融入理学，对于儒家学说有重要的意义，使儒学在哲学思维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并由此建立起完备、深邃而庞大的新儒学体系。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

（二）、汉朝及之前的四种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学派概说

在汉朝及之前出现了一些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学派，这些学派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方面借鉴或者曲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一些学术观点，另一方面掺合一些巫术等封建迷信思想。对道教的产生有重大影响的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学派有四家。

1、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又称黄老思想，是一种始于战国盛于西汉的学术流派。这种黄老之学是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但汲取了法家、阴阳家、儒家、墨家等各家的部分内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是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文景之治”。后来，黄老养生之术演变为道教的修炼方术，奉黄老术的黄老道家便是道教的前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曾作过这样的评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是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黄老道术的新道家。司马谈的这种观点，被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生卒不详，约283~363）所采用。葛洪依据司马谈的这种观点，从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阐述了他的道本儒末、道高于儒的思想，以为道家之教“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主张“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吸收各家之长，来建树其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所以说，黄老之学也是道教重要的教义渊源之一。

2、董仲舒的“宗天神学”

董仲舒摸透了汉武帝既爱江山又真心迷信鬼神的心理，所以创造了一套新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事实上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宗天神学”。董仲舒的“宗天神学”的主要观点是：“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是由这个“百神之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当帝王的行为体现了天意，积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反了天的意志，有了过失，天就降灾异警告他，让他改过；如果屡告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惩罚。董仲舒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中还创造求雨、止雨仪式，登坛祈祷作法。可见董仲舒是一个集儒生、巫师、方士于一身家伙，他将儒学加以宗教化，促使儒生与方士合流。董仲舒的“宗天神学”导致了谶纬之学兴盛。道家经典《太平经》不仅借鉴了董仲舒的“宗天神学”的谬论，还接见了他创造的“三纲五常”。所以说，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也是道教重要的教义渊源之一。

3、谶纬之学

所谓的“谶纬”，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谶有谶言、图谶等形式，如“亡秦者胡也”即为秦代的一句谶言。“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著作。东汉时流传的“七纬”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皆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五行家、道家、儒家等诸子百家经典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等观点，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视为社会安定的决定因素。谶大概起源于先秦时期，《左传》中就有一些谶语的记载。纬则较为晚出，通常认为出现在西汉。后来谶、纬逐渐合流。谶纬之书除其中除包含的迷信成分外，还含有许多天文、历数、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所以有很大的欺骗性。简言之，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东汉初年谶纬大盛。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圣性。谶纬之学被汉光武帝刘秀等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当时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依谶纬来决定；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甚至也要向谶纬看齐。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渐衰。

由于谶纬之学充斥着浓重的封建迷信，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长期并行。还由于谶纬本就是人为杜撰的，可以被一些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魏晋以后屡加禁止。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

谶纬之学许多内容被后来道教直接吸收，也成为道教重要的教义渊源之一。如谶纬之学的经典《河图纪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又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这类神秘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为后来的道教所吸收，并加以发挥。其他如“少室山有玉膏，服即成仙”；昆仑山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为赐授仙经、指导修道之神；黄帝原本北斗黄神，即位后即“一道修德，唯仁是行”，最后乘龙上天；五岳四海和人的耳、目、鼻、齿、发皆各有神；以及星象预示吉凶之说和召神劾鬼之术，如此等等，这些均是被道教直接“借鉴”资料。

3、《太平经》

东汉顺帝年间，琅邪（在今山东省诸城市东南海滨）有一个名宫崇的人，到皇宫献“神书”，书名《太平清领书》。该书内容以阴阳五行为主而多巫觋杂语，朝廷认为“妖妄不经”，故未被采纳。后来此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即《太平经》。据唐人记载，此书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分布，每部17卷，共170卷。《太平经》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太平经》中直接把老子说成是神通广大的“大圣”：“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极。无极之极，极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极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应十方。敷有无之妙，应接无穷，……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这样以来，《太平经》把老子说成是道的化身，把老子与道合而为一了。《太平经》还借鉴了董仲舒创造的新儒学中的“三纲五常”。“三纲五常”这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道德规范，但是《太平经》十分巧妙地借鉴了这个道德规范，提出：“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太平经》不仅继承儒家旨趣，大肆宣扬天、地、君、父、师信仰的重要，而且还第一次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这在当时儒家的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尤其深远。《太平经》是道教的早期经典。后来的许多道教经典也遵循《太平经》的写作手法，也就是，虽然不提“三纲五常”的名称，但宣扬这种伦理道德思想，不过在宣扬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与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而且借“神”的威力驱使人们去奉行。

（三）、儒家思想对道家的影响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被尊为圣人，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思想，所以可以说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华古代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自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重大影响。道教作为宗教具有很大的虚幻性和神秘性，虽然在官方和民间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向来是以“体用为一”的思维范式来审视客体的，“长生不死”不能应验，“羽化成仙”不能实现，炼仙丹者皆以失败告终，故仙道常常失信于民。道家为了维护自身的诱惑力，不得不借鉴儒家伦理道德观来与长生成仙的思想融合。例如，

东晋道教高手葛洪（生卒不详，约283~363）十六岁开始研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后来他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就是把把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当作修仙求道的先决条件。葛洪把这种纲常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葛洪还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葛洪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葛洪的理论对后来的道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道家顺应我国民间重实用的思想意识，逐渐从重视外丹转向侧重内丹的修炼，加强修身健体的可应验性。

另外，佛教进入我国以后，也对道教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道教吸收了佛教修来世、因果报应的虚幻性内容，以实补虚，以虚补实，促使自身的“完善”。

三、道教的道术（仙术）的主要渊源概说

道术一词，源出《庄子·天下篇》，与“方术”、“方技”的意思差不多，道教中人也有称为“仙术”、“法术”。就像是道教的教义一样，道教的很多道术也不是道教的创始人创造的，而是采用拿来主义手段“借鉴”前人的。气功是道术的一个重要渊源，我在前面已经专门介绍了，我在这里再介绍道教的道术（仙术）的3个主要渊源：房中术、炼丹术、中医学。我介绍这3个主要渊源，主要目的也是为揭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作准备。

1、房中术

房中术又名“房术”、“房中”、“房内”、“黄赤之术”、“黄赤之道”、“黄书赤界之法”、“玄素之术”、“玄素之方”、“容成之术”、“彭祖之道”、“男女合气之术”、“混气之法”“阴道”、“阴丹”、“闺丹”、“泥水丹法”等等，是中国古代医家和道家关于如何在男女性生活中获得乐趣、保健、胎教、优生、延年益寿的学问。

⑴、我国古代房中术是一夫多妻制的产物

据我国原始社会年表记载，距今约1500万年前，相当于有巢氏时期，是原始群落杂交阶段。人类没有婚姻锁链，没有固定的性伴侣，性生活非常自然和混乱，男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愿意就可以性交，毫无羞耻观念，性行为的混乱与现在的野生猴子等群居哺乳动物无异。这是人类性行为最混乱的时期。距今300万年前，相当于燧人氏时期，人类开始熟食。在人类聚集处形成血缘家族公社，性行为局限于群体，为族内群婚，性依然混乱。距今170万年至1万年前，由燧人氏进入伏羲氏时期，到了神农氏时期为亚血缘群婚和对偶婚，形成母系氏族社会，性关系较固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母子之间不能性交。由于不知父，父女性交不为人知，性行为限于同代人的伙伴间的性关系。距今5千年为黄帝和尧、舜、禹时期，进入以一夫一妻为主的父系社会，但是黄帝和尧、舜、禹这些部落联盟领袖是多妻制，即有两个以上的妻子。尧将两个女儿一起嫁给舜。但婚姻关系的改变不是骤然发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经历了最初萌芽到最后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完成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从夏朝到周朝是奴隶社会，奴隶主可以拥有许多妻妾，并对奴隶的婚姻进行干预，还实行对奴隶婚姻的恩施与“初夜权”，女性就成为男性的泄欲工具和生殖机器。奴隶之间也有定期野合的习俗。周文王有一百多个孩子，是一夫多妻制的典型。也就是说，房中术产生于从夏朝以后的一夫多妻制的奴隶社会。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说，食欲和性欲是人生活的两大基本要求。中国古人认为，男女交合，是人之大欲，其乐无穷，不可遏止。但遗憾的是，人们在获得交合的同时，生命力也在不断地消耗，尤其是对于男子来说，这种消耗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帝王和富人构成的上流社会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多妻家庭的男性家主，既然占有了众多女性，他同时也就有了义务，要让她们都获得适度的性满足。然而一个男人的性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按照正常方式性交，那就很难经常做到在同一个晚上与一个以上的女性性交，那也就很难避免妻妾们独宿空房之怨。多妻家庭的男性家主为了享受与众多妻妾交合的乐趣，为了使众多妻妾获得性满足，又能延年益寿，就不得不研究交合的秘诀，于是房中术就诞生了。

房中术是中医学的四大养生之道之一。中医学的四大养生之道是：一曰“行气”。“行气”即今之气功。二曰“导引”。大体相当于今之体操锻炼。汉代著名中医大家华佗（145~208）模仿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动物动作，创造了一种健身操——“五禽戏”，这是他对我国古代人民体育锻炼的总结。三曰服食。通过科学的饮食（包括药膳、补药等）达到养生的目的。四曰房中。即房中术。

最早论述房中术的是中医第一部经典是《黄帝内经》。其中的《素问》和《灵枢》中论述了许多房中术的内容。主要论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性生理功能；二是，房事原则和禁忌；三是，性功能障碍（疾病）的治疗。例如，《素问》告诫世人，若醉酒滥行房事，可使精气衰竭、真元耗损、形体气血虚弱，加之不能控制自己的淫欲，纵情以求过度的性快感，故常损寿命。《灵枢》认为已婚女子停经，如其寸口脉搏动非常有力，则是怀孕之兆。

对我国的房中术的最可靠的记载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淳于意对汉文帝自述师承时，提到他的老师阳庆曾传给他一部“接阴阳禁书”。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载有“房中八家”：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白阴房二十卷。可惜这八家著作现已全部散失。班固在着录八家房中术著作之后有一段诠释：“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性，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违者韦顾，以生疾而殒性命。”也就是说，房中术可以养性延寿。可见，房中术是一个关系到性命健康长寿的严肃课题。

据有关史料记载，东汉之前房中术最先是方士的方术，道教产生以后房中术被作为道教养生、治病、修炼成仙的道术（仙术）。在《太平经》称其为“兴国广嗣之术”。后来关于房中术的专著都是出现在道教的经典中，在《太平经》称其为“兴国广嗣之术”。道教经典《抱朴子·遐览》载有《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张虚经》、《无门子经》、《容城经》等房中术专卷。《随书·经籍志》载有：《玉房秘诀》八卷，《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素女秘道经》一卷，《新撰玉房秘诀》九卷，《素女方》一卷，《彭祖养性》一卷，《郑子说阴阳经》一卷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葛洪撰写的一卷《序房内秘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甄权的《古今录验》。宋代，日本人丹波康赖于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写成一部系统的房中术资料汇编《医心方》，共二十八卷，收集了《素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等房中术专着的大量内容。晚期经典有明代《既济真经》、《修真演义》、《素女妙论》等。

直到1972年，房中术才有了考古证据，那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的竹简书《合阴阳》、《十问》、《天下至道谈》与帛书《养生方》、《杂疗方》等。有关专家从墓中发现的纪年木牍所表明的入葬年份推定，这些竹简写定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十二年）。至于年代上限，可以上推至西汉初年，或秦汉之际，但这只是这些文献写定的年代——文献中的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它们当然可能来自更早的年代。所谓“天下至道谈”，意谓论述天下最高深的理论，实际上是谈论房中养生之道。《十问》的论述把养生、气功、房中术结合得相当紧密，从中可见古人很讲究吸气、滋补、性生活保健。

有关专家还发现，从竹简文献至晚期的道家的房中术经典，历经两千多年，房中术的语言特点、基本的原则和目的大同小异。因此房中术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稳定的传统成份之一。

⑵、房中术语言特点——只谈性，不言爱

中国的房中书是相当专门的性生活技术书，只谈“性”不言“爱”，语言追求简炼精赅，而且“术语化”和“规范化”形成很早。例如，《天下至道谈》中专门论述了房事中的“八益”和“七损”。对“八益”的论述是：“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知时，四曰蓄气，五曰和沫，六曰积气，七曰持盈，八曰定倾。治八益：旦起起坐，直脊，开尻，翕州，抑下之，曰治气；饮食，垂尻，直脊，翕州，通气焉，曰致沫；先戏两乐，交欲为之，曰知时；为软脊，翕州，抑下之，曰蓄气；为而勿亟勿数，出入和洽，曰和沫；出卧，令人起之，怒释之，曰积气；几已，内脊，毋动，翕气，抑下之，静身须之，曰持盈；已而洒之，怒而舍之，曰定倾。此谓八益。”翻译成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男女交合有八种补益元精和血气的方法：一是调理元精和血气，二是产生津液，三是掌握性交合的火候和时机，四是蓄养元精和血气，五是调和阴液，六是在性交接中适当地保留元精和血气，七是保持血气的充盈和精力充沛，八是防止过早泄精和阴痿。修炼八种补益精力和血气的具体方法是：早晨起床后开始打坐，伸直脊背，放松臀部，用提肛门的方式引导血气向上，再使它向下，这就是治气；吞咽口中的津液，伸直腰杆，端正地坐着，用提肛门的方式引导血气向上，使血气到达阴部，这就是致沫；男女性交合之前相互嬉戏，直到彼此情投意合，都产生了强烈的性欲望之后再进行交合，这就是知时；在交合的过程中放松脊背，用提肛门的方式引导血气向上，再使它向下，这就是蓄气；在交合的过程中男方不要过于急躁，不要贪图迅疾的快感，男方阴茎的抽送要轻柔而徐缓，这样女方的阴液就不会迅速地干涸，这就是和沫；在男女采取面对面的卧式性交合中，应该在男方泄精后就叫他起身，趁阴茎还处于勃起状态时就将其抽出，这就是积气；在男女性交合将近结束的时候，不再抽动，而是用提肛门的方式引导血气向上，让血气通过脊背，再使它向下，身体静静地等候，保持血气的充盈和精力充沛，这就是持盈；在性交合结束的时候，要在阴茎勃起的时候就将它抽出来，让剩余的精液全部洒尽，然后清洗阴部，这就是定倾。《十问》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是：要顺天地阴阳的发展规律补阴养气，要善于保护性功能，强调对精液要守而不泄，要服用滋阴之品，性交应和气功相结合等。

⑶、房中术的基本原则和目的

房中术的基本原则是：男女交合，是阴阳和合之常，阴阳不交，则易生疾病，无益人寿；但感情纵欲，必损人寿命，乃至速死。故一要讲究交合方法，二要注意房中节欲；三要实行房中禁忌。

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中国古代房中术的目的——久交不泄。即男子在性交过程中使自己保持不射精，同时却使女方达到性高潮。《天下至道谈》中载：“将欲治之，必害其言。蹱以玉闭，可以壹其仙。壹动耳聪明，再动声音章，三动皮革光，四动脊骨强，五动勼髀方，六动水道行，七动致坚以强，八动志骄以阳，九动顺彼天英，十动产神明。”意思是说，将欲行房，一定审慎地思考十动之说。接着又注意闭精勿泄，就可以达到长生的目的了。交媾一个回合不泄精就会耳聪目明，交媾两个回合不泄精就会音声宏亮，三个回合会使皮肤润泽光亮，四个回合会使脊骨坚强，五个回合会使臀部和大腿结实丰满，六个回合会使尿道通畅，七个回合会使意志坚强，八个回合会意志昂扬，九个回合会寿同天地长，如果交媾十个回合还能不泄精，则神养智益，通于天地阴阳。孙思邈对“久交不泄”直接了当地指出：“夫房中术者，其道甚近，而人莫能行其法：一夜御十女，闭固而已，此房中之术毕矣。（《千金要方》）”“闭固”即保持不射精。如能做到在性交时长时间保持不射精，自然就能保持一夜之间连续与多个女子性交的能力。因此几乎所有的房中书都将达到“久交不泄”作为最重要的修炼秘诀。

从现代性科学的观点来看，房中术除了包括性常识、性心理、性技巧外，还明确规定了很多性生活禁忌，还特别重视性功能障碍的防治和受孕等问题，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性，还把性与气功、养生结合在一起，追求延年益寿。房中术的许多观点完全与现代性科学吻合。在阳痿、早泄等功能障碍的治疗方面还大大高于现代性医学。所以可以说，房中术是我国古代的性科学。

但是以道教经典为主要载体的房中术，也有很多封建迷信思想，有些观点已经被现代性科学否定，有些观点正处在被现代性科学质疑阶段。

⑷、关于道家房中术的“男女双修”

秦汉时房中家和神仙家结合，将房中术和行气术搅合在一起，发展为男女双修的阴阳派内丹法。通俗地说，就是男女通过性交修炼所谓的“内丹”，以实现成仙的幻想。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记述了双修派丹法秘术。而后吕洞宾、张伯端、刘永年、陈致虚、陆潜虚、张三丰、李涵虚、仇兆鳌等人，皆精于双修派丹法。

“男女双修”的一个主要谬论是所谓的“采阴补阳”。道教“理论家”认为，在性交之时，若男子能做到“交而不泄”，则就能够从女性达到性高潮时的阴道分泌液（“女精”）中获得祛病延年的补益。更有进之者，相信女性的唾液、乳液等也有补益之效。还有较为抽象之说，相信在性交时女性的“阴气”可以补益男子。“马王堆汉墓竹简《十问》中载：“待彼合气，而微动其形。能动其形，以致五声，乃入其精──虚者可使充盈，壮者可使久荣，老者可使长生。”“合气”指男女性交，这是汉代常见的书面语言。“乃入其精”指吸取“女精”。明代道教“理论家”邓希贤在《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则说：“凡媾合，会女情姹媚，面赤声颤，其关始开，气乃泄，津乃溢。男子……受气吸精，以益元阳，养精神，此三峰大药也。惟知道者，对景忘情，在欲无欲，乃能得之。所以白髪再黑，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也。”“三峰”指女子舌下、双乳及阴户，称为上、中、下三峰。两则史料的时间跨度1800多年，但是“采阴补阳”的观点却如出一辙，可谓源远流长。

因为早期的道教房中术是以男性为中心，所以在“男女双修”中，女子在男子的眼中仅是修炼的工具——“女鼎”。许多道教经典中对选“女鼎”的要求有十分明确的标准。简单地说，“女鼎”越美效果越好。

近年来，一些性医学研究人员在临床中发现，许多前列腺炎患者就是为了“采阴补阳”而经常“交而不泄”。原来，当进入高度性兴奋的时候，一些射精管、输精管，平滑肌的收缩，精液已经达到后尿道里面，只等待一触即发，后尿道跟射精管交叉的部位有一块肌肉，就是精阜，这个地方一兴奋就容易射精，所以说已经积聚到这个部位了，如果经常忍精不射的话，就对前列腺不利，久而久之就会引发前列腺炎。

常言道：精满自溢。意思是说，人体内的精液多了就会自动流出。任何生理正常的男性肯定都体验过“精满自溢”。发育成熟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条件过正常的性生活，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精满自溢”。“精满自溢”的方式一般是“梦遗”，就是说男子在性梦中射精。《红楼梦》第六回说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就是贾宝玉第一次梦遗。因性生活频繁或者自慰而过度施泻固然危害身体，但是若经常“交而不泄”则同样违背了人体的自然代谢规律。

“男女双修”的一个另一个主要谬论是所谓的“还精补脑”。意思是说，在性交之时，男子在即将射精的一瞬间，以手指压迫输精管，就能迫使精液反走上行而直达人脑。由于在房中术理论中男性精液被视为极其珍贵的生命之液，所以认为精液上行到达大脑可以补脑。而任何一次射精都是男性“精气”的可观损失，以至于认为只有为了让女子受精怀孕时，才值得为之射精。“还精补脑”因此还被房中术家视为不可轻易传人的秘技。

现代性医学证明，这样的所谓的“还精补脑”，不过是愚蠢的道教“理论家”的幻想。事实上，如按上法操作，在会阴处压迫输精管后，精液确实可能不再射出，但此时精液是进入膀胱，以后随小便一起排出，根本不可能上行到达脑中而去“补脑”。有趣的是，在世界不少民族中，上述“还精”之法都被当作一种避孕技术。此种避孕术在现代欧洲人中仍间或可见。据说六十年代出版的卫生小册子中也曾推荐此法。愚蠢的道教“理论家”把自己的精液射进了自己的膀胱，还当作是玄妙的秘技，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后期的道教房中术出现了两种新谬论：

一种是与“采阴补阳”相反的谬论——“采阳补阴”。意思是说，在性交之时，女性在性交过程中竭力促使男方射精，从而吸取“元阳”（精液）补益自身，使自己青春长驻，长生不老。这样一来，男子在性交中就成了女子修炼的奉献者。

还有一种颇有男女平等色彩的谬论是所谓的“男女俱仙之道”。意思是说，在性交之时，如果同时实施某些气功、咒语之类，就能使双方都获益，同登长生不老之境。如，《养性延命录》载：“男女俱仙之道：深内勿动精，思脐中赤色大如鸡子，乃徐徐出入，精动便退。一旦一夕可数十为之，令人益寿。男女各息意共存之，唯须猛念。”《云笈七签》云：“于是男女可行长生之道。其法要秘，非贤勿传。使男女并取生气，含养精血，此非外法专采阴益阳也。……先须忘形忘物，然后叩齿七通而咒曰：……男子守肾固精……，女子守心养神……。若久久行之，自然成真，长生佳世，不死之道也。”

据一些史书记载，东汉末年的曹操（155~220）热衷房中术，以宫女做试验品，还“亦得其验”，“行之有效”。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有甘始、左慈和东郭延年等向曹操传授房中术的记载，曹操《龟虽寿》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道，可得永年。”看来和他钻研房中术大有关系。由于曹操带头修习房中术，于是官僚、贵族们纷纷效仿，趋之若鹜。曹丕在《典论》中生动地叙述了当时人们对此如痴如狂的情景。遗憾的是，房中术并没有使曹操长寿，不过活了65岁，还低于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2岁）。

道家房中术的“男女双修”后来又被佛教的密宗采纳，我在后面介绍佛教的时候再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2、炼丹术

任何人的人生与漫长的岁月长河相比，都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对任何人来说，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因为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来，虽然人间充满了美丑善恶，虽然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但任何心理正常的人都留恋人间岁月，都希望自己能多活几年，更幻想青春永驻、长生不老。正因如此，几乎所有古老民族都有一些成生不老的神话故事。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也创造了很多长生不老的神话故事。《山海经》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山海经》里说，在轩辕国，寿命最短的也有八百岁（《大荒西经》一）；在犬戎国，人若骑上白身黄眼的“吉良”马，可长寿千岁（《海内西经》）；在白民国，谁乘上头长角的“乘黄”兽，可寿二千岁（《海外西经》）；此外，还有以甘木为食的不死之国（《大荒南经》）等等。这些神话表现了古人追求长生幸福的美好愿望，肯定了人生的乐观上进精神，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昭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积极意蕴；但它对客观事实过于随意夸张，对未知事物加以神秘化，所以也形成迷惑的负面效应。我国古代的发达的中医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于是一些人对医药给予了过分的奢望，希望能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神话传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说的是，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嫦娥奔月的动人的神话故事，就是表达了一些古人对长生不老药的幻想。世世代代的一些人希望把幻想变成美好的现实，于是炼丹术就诞生了。“丹”就是一些古人幻想的能够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炼丹术是我国古人创造的炼制丹药的一种技术，我国自周秦以来就创始和应用了将药物加温升华的这种制药方法。

最希望得到能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的人是帝王，因为帝王最贪恋至高无上的权势和荣华富贵。正因如此，所以炼丹者通常与一些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炼丹术起源很早，《战国策》中已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后来追求对长生不老药最出名的自然是秦皇、汉武了。秦始皇找了很多方士专门给他炼丹，帮他求仙。除了大名鼎鼎的徐福之外，还有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秦代刑法严酷，方术不灵验不验就要杀头，后来卢生等人就偷偷溜走了，但是却扬言秦始皇无德，没有资格成仙。汉代最早热衷于炼丹术的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他在他的宫中召集了方士千余人修炼金丹和表演“特异功能”，后来又编写了《淮南子》，还有《淮南万毕术》等大作。但千余方士也没能让淮南王刘安变成能腾云驾雾的神通广大的神仙，反而因为谋反罪名被处死。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87）是刘安的侄子，也对长生不老药着迷，也热衷于方士的奇怪表演和炼丹术。他一坐上皇帝宝座就宣布“尤敬鬼神之相”，还大搞祠神求仙活动，还派人四处寻找会炼仙丹的方士。他召致了不少“特异功能”的方士进宫，表演成功了就封为将军，甚至把宫主下嫁，但骗局一旦被揭露又立刻拉出去砍头。最著名的方士就是方仙道的两个代表人物李少君、李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

方士是怎样欺骗汉武帝的？第一位被汉武帝宠信的是李少君，《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原来，当时的一些古人认为矿物在土中会随时间而变的。例如，认为雌黄（As2S3）千年后化为雄黄（As4S4），雄黄千年后化为黄金。丹砂（含硫化汞的红色矿石，又名朱砂、辰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后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最后再过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这种变化呢？于是有人就试验炼金术，达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的目的。到了秦皇汉武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炼金术就大发展起来，这时不仅要由低贱的金属如铜、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银来，还要为统治者修炼出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来。所以在中国发起的这场探索活动应该叫做“金丹术”。方士们把人与物相类比，认为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所以最好能由金和玉中提出精华来给人吃，于是就有“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愚蠢观点。这时炼丹家就希望能炼出一种名叫“金液”的神秘物质，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与普通物质配合就能变成黄金。以真龙天子而自居，自命不凡的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居然把方士的这些异想天开当作神通广大的仙术而顶礼膜拜。

后来李少君病死，汉武帝还认为他是“化去”，不是真死。栾大骗术很高，被封为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汉武帝还将卫长公主嫁给了他，后来武帝发现栾大是个骗子，怒火中烧，就把栾大活活烧死，以泄心头之恨。

到了东汉时期，一个名叫魏伯阳的方士编著了一部名叫《周易参同契》炼丹术专著，这是世界公认现存的最古老的炼丹书。全书约六千余字，基本上为四字、五字一句的韵文及少数长短不一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参同契》运用《周易》的卦爻和隐喻手法解说炼丹、内养术，使得本来就比较复杂的修炼功夫，变得更加神秘难解。朱熹称之为“词韵皆古，奥雅难通”。

何谓“隐喻”？为何难懂？现举一例说明之。例如：“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望之类白，造之则朱……”若不长期下功夫研究，即使现代化学专家也搞不明白。幸亏魏伯阳被道教奉为著名神仙，幸亏被历代道教炼丹高手奉为“万古丹经王”，幸亏《周易参同契》被列入道教经典，所以历代想成仙的道士都潜心研究魏伯阳炼丹秘诀，特别是唐宋以来，注解《参同契》者甚众，见仁见智，互有发挥。仅《正统道藏》就收录十一种，主要注本有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三卷及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等。经历代道教炼丹高手、学者和现代中外化学专家的潜心研究，原来魏伯阳在书中记载了铅、汞、硫等的化合和分解的知识。魏伯阳所说的“灵而最神”的“河上姹女”原来就是水银（汞）；水银加热（得火）就会蒸发了，故“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黄芽”就是硫磺，要想固定水银，就要加入硫黄，汞和硫磺发生化合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汞（HgS），黑色的硫化汞（HgS）加热到386℃就转变为比较稳定的红色变体硫化汞。原来红色的硫化汞就是魏伯阳炼出的仙丹——赤丹，即所谓“造之则朱”。

后来炼丹术成了道教的修炼成仙的重要道术（仙术）之一。

魏伯阳之后又出现了很多道教炼丹高手，最著名的是东晋时期葛洪（生卒不详，约283~363），他撰写了很多大作，他的《抱朴子·内篇》中有《金丹》、《仙药》、《黄白》三卷，专门记载炼丹术。特别是《金丹》卷，讲述的是矿物炼丹技术。因为葛洪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严谨的医学家，所以他的著作有一个好处，就是“隐喻”很少，直言不讳地说他用的炼丹原料主要是水银、硫磺、雄黄、雌黄、矾石、戎盐、曾青、铅丹、丹砂、云母等。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详细地描述了许多仙丹的神奇功效。现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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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丹者，长生之要，非凡人所当见闻也，万兆蠢蠢，唯知贪富贵而已，岂非行尸者乎？合时又当祭，祭自有图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涂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虫皆即消坏，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与六畜吞之，亦终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来侍之，见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还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鸟凤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银一斤火之，立成黄金。以此丹涂钱物用之，即日皆还。以此丹书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饵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来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炼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黄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与金公合火之，即成黄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枣核许持之，百鬼避之。以丹书门户上，万邪众精不敢前，又辟盗贼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来侍，飞行轻举，不用羽翼。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则去，欲且止人间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间，不可得之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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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化学的角度看葛洪所说的那些能服之成仙的玄之又玄的各种仙丹的化学成份是什么？其主要成分就是铅、汞的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如：赤丹，也就是硫化汞（HgS）；汞丹，即氧化汞(HgO)；黄丹，即氧化铅（(PbO）；红丹，即四氧化三铅（Pb3O4)；黄丹和红丹通常称铅丹；白丹，即氯化亚汞（Hg2Cl2），等等。

现在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一下魏伯阳和葛洪的炼丹过程。

先说一下赤胆的炼制过程：

第一步：丹砂（含硫化汞的红色矿石），加热分解为汞和二氧化硫：

HgS＋O2＝Hg＋SO2↑

第二步：汞和硫发生化合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汞：

Hg＋S＝HgS↑

第三步：黑色的硫化汞（HgS）加热到386℃就转变为比较稳定的红色变体硫化汞——赤丹。

后来的炼丹高手改进了魏伯阳的方法，那就是不直接加热丹砂，而是将丹砂和生石灰（CaO）一起加热，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4HgS＋4CaO＝4Hg＋3CaS＋CaSO4

用这种方法便于收集汞，大大提高了产率。

所谓的神奇的“九丹”（又称“九转还丹”）就是反复提炼了九次，也就是纯度较高的硫化汞（HgS）。《抱朴子·金丹篇》把这个反复提炼的过程总结为一句：“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再说一下铅丹的炼制过程：

第一步：将含硫化铅（PbS）的矿石（方铅矿）粉碎为便于焙烧的小颗粒，古人称之为铅沙。

第二步：焙烧铅沙得到含杂质的粗铅：

2PbS＋3O2＝2PbO＋2SO2↑

PbO＋C＝Pb＋CO

PbO＋CO＝Pb＋CO2↑

第三步：将粗铅和硫混合加热，则发生化合反应又生成纯度较高的硫化铅：

2Pb＋S＝PbS

第四步：纯度较高的硫化铅再焙烧，则得到纯度较高的黄色氧化铅（PbO），炼丹者称之为“黄丹”。

第五步：将氧化铅在400~500℃小心加热，则生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铅（Pb3O4），炼丹者称之为“红丹”。

6PbO＋O2＝2Pb3O4

黄丹和红丹通常称之为铅丹。

赤胆（硫化汞），既难溶入水，也难溶入强酸，所以一次吃少量的赤胆（硫化汞）对人体不会产生严重毒害，但是若长期服用，则硫化汞能在人体内逐渐富集，就会使人中毒。硫化汞具有安神作用，可以治疗心悸、怔忡、失眠、烦躁、惊狂等病证。西汉所著《神农本草经》将丹砂列为上品药，言其“熔化还复为丹”。称其“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久服通神明，不老……”。看来古代的炼丹高手和皇亲国戚及达官贵人可能把硫化汞的安神作用当作是“成仙的疗效”了。

黄丹和红丹可以和强酸（如盐酸）发生化学反应：

PbO＋2HCI＝PbCI2＋H2O

Pb3O4＋8HCI＝3PbCI2＋4H2O＋CI2↑

PbCI2和CI2都能对人体产生严重毒害。人体的胃液中含的就是盐酸，那么当吃了黄丹或红丹以后，黄丹或红丹就在胃中和盐酸发生化学反应，那么毒害就不可避免了。吃少了的黄丹或红丹则是慢性中毒，如吃大量的黄丹或红丹，则会因急性中毒而暴死。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因为大量服用铅丹而暴死。

千百年来汞和铅始终是道教炼丹高手着迷的成仙妙药。葛洪之后又出现了很多道教炼丹高手，较著名的是元末明初的张三丰（生卒不详）。张三丰著述颇丰，诸如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诀》、《大道论》、《玄机直讲》、《玄要篇》等。张三丰对炼丹术有一个“伟大”的贡献，那就是他别出心裁地把儒家倡导的仁义与道家炼丹的铅汞“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他的一句其“名言”是：“仙家铅汞即仁义的种子。”明英宗于天顺三年（1459），封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宪宗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封为“韬光尚志真仙”。

现代化学、医学研究证明，许多少量的重金属元素是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汞和铅不是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而且属于有毒物质，少量的汞和铅对人体毒害不明显，但是可以在人体内富集起来，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出现中毒症状。

汞的毒性最强。汞进入人和动物体内会逐渐积累起了，汞中毒以脑损害为主要特征。汞的毒性效应，主要包括神经系统损害（如烦躁、瘫痪、失明或精神错乱等），以及破坏染色体造成胎儿生理缺陷。轻微中毒症状不很明显，主要表现为抑郁和烦躁等，具有精神病理特点。因此轻微中毒有可能因发现不了而被忽视。严重中毒症状是：口腔炎、齿龈炎、神经过敏、头痛、发抖、腹泻、呕吐和贫血等。例如，1953~1956年发生在日本的著名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水俣病事件，就是汞中毒造成的。1953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含汞的工业废水污染了水体，使水俣湾的鱼体中富集了汞，居民吃了毒鱼后而受害，但人体汞中毒症状在三年后才开始表现出来，患者口齿不清，步履困难，面部呆痴，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精神失常，直至死亡。在这次水污染中毒事件中，有180多人中毒，其中50多人死亡。广西有一个南丹县就是因为是古代炼丹胜地而得名。那里盛产优质丹砂（硫化汞），又是亚热带岩溶峰丛地貌，层峦叠嶂，千姿百态，植被茂盛，所以成了炼丹高手的妙处。据地方史料记载，从唐代开始便有人在那里开采和冶炼丹砂。南丹县县名始见于宋元丰前，因出产丹砂向朝廷进贡，又地处南方故称南丹。看来南丹的优质丹砂不知道使多少炼丹高手和皇亲国戚及达官贵人惨遭不幸……

铅也是对人类健康危害较大的污染物。即使食入微量铅也会严重损伤人的肾脏、大脑和循环系统，铅对胎儿和7岁以下的儿童危害更大，因为小儿体内各种屏障机能比较差，铅对正在发育中的大脑、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严重的、无法逆转的损伤，可以造成儿童智力低下、行为偏离、生长减慢和造血不良等，即使轻度的铅中毒也会造成儿童的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理解力降低以及小儿多动症等。美国科学家的调查发现，美国每年约有25万多学龄儿童在学校饮用的水中含有铅，足以影响儿童的智力和身体的发育成长。

雌黄（As2S3）和雄黄（As4S4）以及所有的砷的化合物也都是剧毒物质，微量的砷是人体所需要的非金属微量元素，但是少量的砷就会使人中毒。微量的砷在人体中的生理功能主要是：它有刺激造血、促进组织细胞生长及促进生殖功能；参与蛋白质的代谢；影响血清碱性磷酸酶；使肠壁变薄，从而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能有效抑制肠道寄生虫，降低肠道细菌数量。砷化合物对各种链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及厌氧菌均有抵抗作用。一般水体中含砷量不高，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有些被工厂污染的水体含砷量就能使人体产生危害。砷急性中毒表现为鼻出血、胸痛、咳嗽、头痛、恶心、呕吐、肠绞痛、腹痛、腹泻、血压下降、肝肾功能衰竭。慢性中毒表现为头昏无力、四肢酸痛、食欲不振、肝区痛等。砷化物常用来制造灭鼠毒药，当年潘金莲就是用砷毒药毒死了武大郎的。

记载魏伯阳事迹的古籍最早见于葛洪写的《神仙传》：“魏伯阳者，吴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曾与弟子入山作神仙丹，丹成，服丹，丹入口即死……”葛洪说他成仙了。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许多道教炼丹高手都是“生卒不详”，我可以断定，凡是“生卒不详”的道教炼丹高手都像魏伯阳一样，被自己炼出的剧毒“仙丹”毒死了。

从现代化学、医学的角度来看，魏伯阳、葛洪、张三丰之流的道教高手都是些无知的可悲的、丑恶的骗子！由此可以看出道教也具有鲜明的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特别是那个葛洪什么“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来侍之”，什么“鬼神来侍，玉女至前”，什么“万邪众精不敢前，又辟盗贼虎狼也”，什么“仙童仙女来侍，飞行轻举，不用羽翼”，简直是满嘴放屁！简直就是妖言惑众！！

据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许多皇帝是被剧毒的“仙丹”毒死了，有的是突然暴死。对这方面我做了一些研究，我认为有些据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是很有道理的。我在此以清朝的雍正皇帝做个说明。

对雍正的暴死之谜有诸多说法。我更信雍正是被“仙丹”毒死的，理由有五：其一，雍正曾作“烧丹”诗一首：“铅沙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丹胎熟，天符降紫鸾。”[笔者注：出自《清世宗诗文集》]此诗足以说明他对道家丹药的盲目推崇。其二，他非常欣赏炼丹高手紫阳真人，曾拨巨资为其建道院。其三，雍正晚年请张太序和王定乾两位道士进宫，专门在圆明园为雍正炼丹。但在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就驱逐了张、王两道。雍正突然暴死，乾隆仓忙继位，百务待理，竟把驱逐道士当作首务，必然是因恨而逐之。其四，《清帝外记·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所致，或出有因。”其五，从雍正的上面的诗中得知道士炼丹用的原料是铅砂。所以雍正吃的“仙丹”可能就是剧毒的黄丹（Pb3O4)；或者黄丹（(PbO）。所以我认为雍正是因急性铅中毒而暴死，当时没有化验设备，所以乾隆没有证据确准是否老爹是被“仙丹”毒死的，只能是怀疑，所以不便对“神道”开杀戒，只是驱走了之。

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写道：“老聃庄烈人中仙，未闻白昼升青天。秦皇汉武心如烟，腾空飘幻无涯边。”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老子、庄子、列子、被道教尊崇为神仙，然而谁见过他们大白天腾云驾雾飞上天？秦皇汉武对长生不老药的苦苦追求，不过是痴心妄想，到头来只落的为天下人讥笑而已。板桥在这首诗中体现的无神论思想无需再多谈。我想多说两句的是，我认为板桥在这里是借秦皇汉武嘲讽对仙丹十分着迷的雍正。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我国的炼丹术为中国和全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之父。

尽管炼丹术的本意是极其荒谬的，它企图通过化学变化，把各种药物（包括草木和矿物）炼制成“长生不老药”及变贱金属为贵金属，这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炼丹家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却从中认识到“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即物质是会发生变化的，物质的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并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变化的知识，取得了一系列的化学成就。我国古代的炼丹术，依方法的不同，分为二个大类：一类是通过加热使固态物质发生反应，称为火法；另一类是通过溶解固态物质再发生反应，称为水法。这两种方法，也是现代化学反应最基本的形态。如，在炼丹实践中，炼丹家发现和积累了不少物质的化学性质和性能的知识。如汞化学，铅化学，金、银、铜、铁以及硫黄、碳等的特性。其中，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的发现，不论从化学角度还是工业角度看，都堪称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记载“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是天然硫酸铜，其溶液与铁接触，铁离子能置换出硫酸铜中的铜离子，表明了汉代以前炼丹家已进行了置换反应的实验，时间之早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这一发现，还为后世的湿法炼铜——胆铜法奠定了实验基础，开创了湿法冶金的先河。后世的炼丹家同样有不少新的发现和发明，如硫酸、硝酸等强酸以及一些强碱剂，都是在唐代就已制成。再如，汞的提炼，是以丹砂经低温焙烧后制取水银，但这个方法的效率较低，而且容易中毒，于是就有蒸馏法产生了出来。蒸馏法，具体又有“上火下凝法”与“下火上抽法”的不同技术，使得生产水平得以不断地提高。又如，黄金的溶解，这在古代时期要做到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现代化学技术下的黄金溶解，有四种方法，我国古代的炼丹家们已经掌握了其中的两种：一是溶于水银，生成金汞齐；二是溶于碱金属氰化物的稀溶液中，生成二氰金酸根络离子[Au(CN)2-]。这两种方法，在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就已经被人掌握了，反映出当时化学水平的高超。葛洪从炼丹的过程中接触和研究了物质变化的规律，他明确指出煅烧红丹可以游离分解出水银，总结出化学反应的可逆性。葛洪还了解到碱性碳酸铜有杀菌作用。一百多年后，隐居在句容茅山的陶弘景，在修道炼丹中又发现用水银和其他金属组成的合金可以镀金镀银，还知道用燃烧的方法来鉴别消石（硝酸钾）：“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这是化学中用烟色反应鉴别钾盐的开始。这就为后世发明火药打下了基础，还最先记述了我国古代炼钢的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炼钢技术上的重大成就。炼丹家大都又是医药学家，他们把化学药物应用于医疗之中，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如唐代已用剧毒的汞、坤等化合物来杀灭病原虫和细菌，治疗皮肤病、回归热和疟疾等疾患；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制成“银膏”来作牙齿的填充剂。这些，在医药学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就。“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的发明也炼丹家失败的“副产品”。炼丹家在炼丹实践中，经常使用硫黄、硝石和含碳的皂角、马兜铃等炼制丹药，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唐代的炼丹家已从中认识到，硫黄、硝石、碳混合在一起，遇火后会引起燃烧或爆炸。这三种药物的混合物就是初始的黑火药。大约在晚唐时，军事家从炼丹家手中得到了配制火药的方法，并在军事上加以应用。从此以后火药经不断改进日臻成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吉思汗用火炮开路横扫欧洲、中亚，从此火药也走上了世界……李约瑟经过仔细的考察研究，在《古代科学家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对我国古代炼丹术的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约从公元七百年开始，中国的炼丹术就对阿拉伯产生极大影响，西方化学鼻祖培根也曾受到这一影响，从而促进了西方早期化学的发展。培根（1561~1626）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步口号，一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认真研究过由中国传入西方的炼金术和火药。培根说：“炼金家是在培育着永久的希望，事情不成时，总是归咎于自己的某种错误：不是恐怕自己没有充分了解这个方术或其著作者的语意（因而他就转向对古法和秘传的追求），就是恐怕自己在制炼中在分量上或时间上有毫厘分秒的差池（因而他就把试验无限地重复下去）；而同时，当他在试验过程的一些机会中居然达到一点新的或尚属有用的结论时，他又认真地把它们看作是大功将至，以它们来餍足其如饥似渴的心，把它们极度地张大起来，而尽将余事寄于希望之中。诚然，炼金家们不是没有许多的发现，不是没有带给人们以有用的发明；不过他们的情节却如寓言中所讲的一个老人的故事：那老人以其葡萄园中的窖金遗给诸子，而故称不知确切地点，诸子于是就辛勤地从事于翻掘园地，虽然没有找到什么金子，可是葡萄却由于这次翻掘而变得更加丰茂了。”这段话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炼丹家的心态、炼丹术的性质和结果。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世世代代的怀着成仙的幻想执着地炼丹的人，把自己和帝王当作试验品，以自己和帝王的生命为代价，经过两千多年的漫长试验，为现代化学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世世代代的炼丹高手可以称之为古代伟大的化学家，但是现在的世界各国的任何一个化学本科毕业生的水平都比他们的水平高得多，这就是科学的历史，这就是残酷无情的历史……

3、中医学

中医学指中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中国古代先哲创造的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具有丰富的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和信息论内容。中医一般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中国其他传统医学，如藏医、蒙医、苗医等等则被称为民族医学。我在这里将从个侧面介绍中医学。

中医学指中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中国古代先哲创造的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具有丰富的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和信息论内容。中医一般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中国其他传统医学，如藏医、蒙医、苗医等等则被称为民族医学。总之，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先哲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被道教作为重要的道术（仙术）之一。道教认为，要想做到长生不老，要想修炼成仙，必须首先用医术防病治病。正因如此，包括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在内的所有历代道教高手都精通医术。所以道教中出现了很多做中医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和孙思邈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道教医学家由于受道教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观点中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糟粕。李时珍等中国古代的主流医学家以宽容的胸怀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积极吸收了道教医学家创造的绝大多数的精华，同时揭露抛弃了极少数的封建迷信糟粕。

⑴、中医的起源与发展

众所周知，中医源远流长，据可靠的考古证明，中医至少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据国外史料和考古证明，其他的文明古国也有远古医学。中医和其他的文明古国的远古医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起源于动物的“天资”。

有很多动物会自己治疗伤、病。比如热带森林中的狮子得了疟疾就会去啃咬金鸡纳树皮。这种树皮中含有金鸡纳碱，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鹿闹腹泻的时候，就常常吃食槲树的皮和嫩枝。槲树里含有鞣酸，能够止泻。有趣的是，印度的长臂猿受伤后，常常把香树叶子嚼得很碎，捏成一团，敷在伤口上。山鹬和山鸡在自己的腿骨摔伤后，常常飞到河边，用嘴啄些软泥涂在骨折的腿上，接着又叨些细草混在泥里，最后，再在外面用泥糊结实，做成“石膏模型”，把受伤的腿固定起来。用不了多久，受伤的腿就长好了。湿敷是医学上的一种消炎方法，猩猩也懂得用这种方法来治病。猩猩得了牙髓炎后，就把湿泥涂到脸上或嘴里，等消炎后，再把牙齿拔掉。有些动物吃了有毒的食物后，能够自己寻找催吐的草吃，把肠胃清洗干净。贪嘴的野猫吃了有毒的东西，又吐又泻。它会急急忙忙去寻找一种带苦味的有毒的藜芦草，食后引起呕吐，渐渐地，病就好了。原来，藜芦草里面含有一种生物碱，它有催吐的作用。吐绶鸡被大雨淋湿后，它会吞下苦味的草药——安息香树叶来预防感冒。温泉浴是一种物理疗法，熊和獾也会用这种办法来养生和治病。美洲灰熊有种习惯，一到老年就喜欢跑到含有硫磺的湿泉中去洗澡，浸泡在里面，仿佛在治疗老年性关节炎似的。母獾常把长疮的小獾带到温泉中去沐浴，治疗疮疾，一直到病愈为止。野牛患了皮肤癣，它长途跋涉来到湖边，它在泥浆中“沐浴”一阵，然后爬上岸，将泥浆晾干。过不久，它又去湖边再次“沐浴”，一直把癣治好为止。喜欢这种泥浆的还有犀牛、河马等，除了治病，还有防病的作用。这样，可以使那些寄生在皮肤缝隙中的虱子没法呆下去。有不少动物能够为自己做“复位治疗”。肚子被划破了，内脏漏了出来，它们能将内脏塞进去，然后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去“疗养”，等待伤口愈合。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的一种红疣猴进行长期观察，发现它们有一种独特的鉴别其所吃食物是否有毒的方法。它们总是吃木炭来检验其所吃的植物是否有毒。而且年轻的红疣猴看它们的母亲这么做时也学会了这种方法。类人猿似乎可以吞食任何它们所能找到的表面粗糙的叶子来驱除体内的寄生虫。经观察，这样的树叶大约有30多种。这种行为不仅仅是类人猿所特有的，黑猩猩、熊和鹅也用这种方法来驱除体内的寄生虫。日本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发现黑猩猩会折叠毛茸茸的树叶，并吞下叶子。原来它们是用这种方法清除肠道中的寄生虫……

普通的动物是在漫长的进化实践中自我治疗病伤的，形成了一种动物本能，人类的祖先原始人比普通的动物聪明得多，所以也必然在进化的实践中学会了自我治疗病伤的本领，所以中医和其他的文明古国的的远古医学就发源于这种本领。

根据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推断，人类最初的疾病主要有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动物咬伤、击伤、刺伤及骨折等骨伤疾病，难产及新生儿夭折十分常见，食物中毒、肠胃病、皮肤病等也是常见疾病。在与这些疾病的斗争过程中，原始人创造了最初的医疗方法，这也就是医药的起源。

原始人在采集野果、种籽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不能辨别植物是否有毒，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往往会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引起腹泻、呕吐、昏迷，甚至导致死亡。经过长期的实践，人类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了解到某些植物美味可口，而另一些却苦涩难咽；有的植物有毒，有的植物无毒。人们将味美无毒的植物采集来作为食品，把有毒的植物用于制作毒药、毒箭，射杀猛兽。以后，人们又渐渐发现有时患病偶然食用了某种植物，病情就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同时也发现有的植物尽管有毒，但是适量食用也可以收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这样，人类就逐步积累起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古代史书中有关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记载，实际上就是对人们认识植物药的实践过程的反映。狩猎和渔业的发展，使原始人有了较多的肉类、鱼类及蚌蛤类食物。渐渐地，人们了解到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内脏及骨骼、甲壳等的食用价值和治疗作用，从而积累了一些动物药知识。总之，植物药、动物药知识的积累都离不开人们的长期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医“药食同源”的观点，正是对植物药、动物药起源的真实写照。以后，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人们对矿物的认识不断加深，逐渐掌握了某些矿物的性能，从而发现一些矿物的治疗作用，积累了有关矿物药的医学知识。

随着现代医学的崛起，为什么其他文明古国的远古医学先后消亡了，而独有中医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科学体系？中华民族的睿智的先祖的有两个特特的伟大之处：

其一，中华民族的睿智的先祖善于向动物学习。《神农本草经》中“梓叶饲猪，肥大三倍”的记载，这可能是观察动物的最早的记载。许多中药的发现来源于人对动物自身本能行为的观察。《抱朴子·内篇》载，有鼠狼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将蛇当腰咬断而破腹，衔出四子，尚有气，以大豆叶嚼而敷之，皆活。后人本于此而以豆汁治蛇咬。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记载：“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着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唐张鷟在其《朝野佥载》一书中也不无感叹地谈到：“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豗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矾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古人常常在观察自然界动物状况后，以独特的取象思维据象类推，从而获得新药。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云：“蜈蚣畏蛞蝓，不敢过所行之路，触其身即死，故人取以治蜈蚣毒。”明代魏浚《峤南琐记》载，断肠草“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

现在的化学合成药物是先造出来以后在动物体上做实验，古代中医是在观察动物的基础上发现新药，一后一先，虽循序不同，但都是科学之法。

从断肠草“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我还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我认为这说明人和动物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的个性。也就是说，一种药物对某种动物没有毒或者毒性很小，但是对人的毒副作用却很大。这说明用动物作实验也是有局限性的，并非是万无一失的真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医学药品试验的一个局限性，有关现代医学专家应该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向动物学习方面，外国人就落后多了，他们到了17世纪才认识到这一点。在此举一个例子。17~18世纪，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疟疾流行。当时因为没有找到特效药，致使不少人丧命。那时的疟疾就像现在的癌症一样令人可怕。可是，生活在另外半个地球上的南美印第安人，却有很灵的办法对付疟疾。他们用一种树皮煮水喝下去，常常是药到病除。这种树被称作是拯救人们的“生命树”。印第安人订有一条禁规：谁也不准向外泄露这个秘密，否则就把他当众砍死。那个时候，美洲大陆已在开发，去美洲创业谋生的人日益增多。相传有一位西班牙伯爵带着他的夫人也去了南美洲，不幸夫人染上了疟疾，在她生命垂危之际，有位叫珠玛的印第安姑娘给她送来了树皮汤。伯爵夫人喝了以后，不久病就痊愈了。从此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伯爵夫人回国前，珠玛把这个秘密偷偷地告诉了她。她极小心地把这种树皮带回了西班牙。后来，这个秘密逐渐传开了，那时凡是去南美洲的人都把这种树皮当作珍宝带回欧洲。渐渐地，这种神奇的树皮引起了科学家的重视。19世纪初，瑞典化学家纳尤斯最先对这种树皮进行研究，发现这种树根、茎和皮之所以能治疗疟疾，是因为含有一种叫喹啉的化学物质。不久，植物学家们根据植物的分类学，把这种树称为“鸡纳树”。化学家们发现，在鸡纳树的根、枝、干及皮内含有25种以上的生物碱。1820年，有两位化学家从鸡纳树皮内取得了两种最重要的生物碱，即辛可宁碱和金鸡纳碱，它们都是类似于喷附的化合物。19世纪的美国，不论是在工业生产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鉴于美国没有鸡纳树，而疟疾仍时有发生，因而美国皇家学院希望能够用人工方法制取治疟药。最先进行这种尝试的是著名化学家霍夫曼。霍夫曼是德国人，当时，被美政府邀请到美国皇家学院任教。这位年仅27岁的化学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一位比他小10岁的美国少年柏琴在化学方面有超人的才能，于是就破格把柏琴提升为助教。1856年，他让相琴从苯胺出发合成能治疗疟疾的金鸡纳碱，但没有成功。不过，这里应当顺便提到的是，在科学发展史上，因意外之得而成名家的人是不少的。相琴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他在这次实验中却意外地得到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紫色染料苯胺紫，从而使他成为合成染料的奠基人。后来，化学家才知道，合成像金鸡纳碱这些喷淋类化合物是相当艰难的。直到1944年，武德华得与多灵两人，经过８步反应，才完成了金鸡纳碱的全部合成工作。金鸡纳碱对于像当年在美国流行的那些恶性疟疾的疟原虫具有迅速杀灭的效能，但是对于人类普通的疟疾，只有抑制作用而无杀灭效能。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化学家们又金鸡纳碱的基础上研究出一些新的抗疟药，如扑疟喹啉、氯喹啉等。

南美印第安人是怎样发现“生命树”的呢？原来他们是跟森林中的狮子学的，因为森林中的狮子得了疟疾就会去啃咬金鸡纳树皮。

其二，中华民族的睿智的先祖用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指导医学，而且选择了一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正确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睿智的先祖善于从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理性认识，然后用理性认识指导医疗实践，在实践中再认识，再提高。在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创立了一套辨证论治的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而且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睿智的先祖有了以上两个独特的伟大之处，所以中医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壮大。

⑵、中医学的诊病方法概说

中医学以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

⑶、真正的古代主流中医精神

因为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所以真正的古代主流中医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捍卫科学的精神。

在我国的历史上，因为受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所以无神论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但是历朝历代都有相信封建迷信的人和利用封建迷信思想骗钱财的方士、巫医、巫神。东汉道教产生以后，中医学被道教作为重要的修炼成仙的道术（仙术）之一，所以一些道教著名人物通常又是著名的中医，例如葛洪(284~364)、陶弘景(456~536)，孙思邈（541~682）等著名道教医学家。这些著名道教医学家也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由于受道教谬论的影响，他们也创造了一些危害中医、危害人体健康的糟粕。

东汉道教产生以前，真正的中医大家都是在用各种方式与封建迷信思想和方士、巫医、巫神和作斗争，这个时期的杰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扁鹊。道教产生以后，绝大多数的方士、巫医、巫神被道教吸收，所以这个时期真正的中医大家都是在用各种方式与封建迷信思想和、道教谬论作斗争，这个时期的杰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李时珍。

扁鹊，其真实姓名叫秦越人，又号卢医，是战国时期的最杰的医学家，据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史记·扁鹊列传》载：“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他年轻时便跟从当时的名医长桑君习医，学成后，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卫、郑、秦诸国。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尊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坚持六种人的病不愿意治疗：第一种是傲慢放纵不讲道理的；第二种是把身体看得轻却把钱财看得重的；第三种是衣着饮食不适宜于病情的；第四种是血气错乱，脏腑功能不稳定的；第五种是身体瘦弱不能承受药力的；第六种是相信巫师不相信医生的。属于上述六种人之一的，他的疾病就极难治愈。扁鹊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生坚持与巫医、巫神作斗争。每到一处，他都向人们宣传无神论思想和他的科学的医学思想，劝导人们信医匆信巫，以免枉送性命。

扁鹊在治学上，不满足于一技一法，而是根据客观实际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数科，做到一专多能。他周游列国，为人治病，常因地域不同，随俗而变。在邯郸时，听说当地妇女病多，即为“带下医”（妇科）；过洛阳，见该地敬重老人，便以治疗“耳目”等老年人疾患为主；到了咸阳，知秦人以小儿为重，则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扁鹊对后世的突出贡献是，在诊视疾病的实践中，继承发展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望、闻、问、切。“望”就是看外形及舌苔，“闻”就是听病人说话和呼吸的声音，“问”就是询问病情，“切”就是摸脉搏。当时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

扁鹊虽善于运用四诊，但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晋国（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正碰到了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们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有人尾随着探问病情，显得很焦急。扁鹊沉静地对他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你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病是扁鹊的首创。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又有一次，他路过齐国都城临淄的时候，见到了齐国的国君齐桓侯。他看齐桓侯的气色不好，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有病在肤表，如不快治，就会加重。”桓侯听了不以为然，说：“我没病。”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这时，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他们没有本事，就把没有病的人当有病的来治，以显示本领，窍取功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对齐桓侯说：“你的病到了血脉，不治会加重的。”桓侯听了很不高兴，根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再过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经过细致的观察，严肃地对他说：“你的病进入肠胃之间，再不治，就没救了！”齐桓侯听了很生气，当然也没有理睬扁鹊的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跑开了。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询问。扁鹊说：“病在肤表，用汤熨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酒剂也能治愈。如今齐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我只好躲开。”又过了五天，齐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请扁鹊来治，扁鹊早已逃离齐国，而齐桓侯因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也就死了。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扁鹊就能从齐桓侯的气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发展，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汉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不仅善于切脉和望诊，而且善于运用针灸、按摩、熨贴、砭石、手术和汤药等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有一次，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路过虢国，虢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厉害，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为此，全国正举行大规模的祈祷活动，把国家大事都撂在一边。扁鹊找到了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问道：“太子患什么病？”中庶子答道：“太子中邪。邪气发泄不出去突然昏倒就死了！”扁鹊进一步了解了太子发病的各种情况，就信心百倍地对中庶子说：“你进去通报虢君，就说我能救活太子！”但中庶子不信扁鹊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报，而且嘲讽扁鹊说：“你既无上古名医俞跗的本事，反而说你能救活太子，就是不懂事的婴儿也会知道你是骗人的！”扁鹊气愤地说：“你这是从竹管里望天。老实告诉你，我秦越人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审察病人形态，就能说出病的部位。不信，你试去看看太子，他此刻耳朵该会鸣响，鼻翼该会扇动，从其大腿摸到阴部也该是温热的。”听到这里，中庶子不禁目瞪口呆。因为扁鹊虽没有见过太子，但通过多次询问，对太子的病情已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有本事，不可小看。中庶子只得进去通报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惊，赶快出来接见扁鹊，说：“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无缘拜见；先生路过我这小国，幸亏主动来救助，这实在是寡人的幸运！有先生救助，我儿就能活命；没有先生救助，就只有把他的尸体埋在山沟罢了。”说着，“流涕长潸”，哭得好悲切。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厥”（类似今天的休克或假死）。于是，扁鹊叫弟子子阳磨制针石，在太子头顶中央凹陷处的百会穴扎了一针。过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接着叫弟子子豹在太子两胁下做药熨疗法。不久，太子就能坐起来。再服二十天的汤药，虢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后世所谓的“起死回生”典故，即源于此处）。而他却实事求是地说，并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死去，他只不过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把太子从垂死中挽救过来而已。可想扁鹊若无高超的医术，岂敢承揽这桩风险之事。盛誉之下，扁鹊却从不以此炫耀声名，表现出他谦虚谨慎的美德，足以垂范于后人。

假若齐桓侯像圣人一样，预先察觉事物的微小变化，能让良医得以尽早地下手治疗，疾病就能治愈，身命就可存活。人们所担忧的，是担忧疾病多；而医生所担忧的，是担忧治疗方法少，所以扁鹊才坚持六种人的病不愿意治疗。

魏文侯曾经问扁鹊说：“你们三兄弟中谁最善于当医生？”扁鹊会答说：“大哥最善于当医生，二哥就次一些，而我扁鹊是最差的。”文侯说：“可以说出来听一听吗？”扁鹊说：“大哥对于疾病，看到它的‘神’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就把它除去了，因此他的名声只局限在我们家里，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二哥治病，是在疾病只有细如毫毛的形迹时，就把它治了，因此他的名声只局限在我们的闾(二十五家人)之内；至于我扁鹊嘛，拿针去刺病人的血脉，拿有毒的药物去给病人服用，拿刀去剖开病人的皮肤和肌肉，病治好了，也就出名了，各个诸侯国里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一段问答最精辟而形象地诠释了“良医化之，拙医败之”和“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等高层次医家的思维方法和治疗原则，其内涵是极其深刻的。

扁鹊为了捍卫祖国的医学科学，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当时，秦武王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一天，太医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什么大王的病处于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扁鹊未必能除。万一出了差错，将使耳不聪，目不明。扁鹊听了气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对秦武王说：“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却又允许一班蠢人从中捣乱；假使你也这样来治理国政，那你一举就会亡国！”秦武王听了只好让扁鹊治病。结果太医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鹊手里，却化险为夷。在这场技术高低的较量上，扁鹊彻底战胜了李醯。李醯自知“不如扁鹊”，就产生忌妬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杀害了扁鹊。

扁鹊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扁鹊生前一共传授了九个弟子，他的高明医术就靠这些弟子传下来。到了汉代，还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和《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十叁卷等。

现存汉代的医书《难经》就是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的。《难经》全称《黄帝八十一难经》，也是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至今仍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传统医学，其许多基础理论都扁鹊有密切的关系。

《难经》全书以设难答疑的形式，解释经络脏腑、疾病诊法等81个难题。具体内容为：第1~22难，论脉；第23~29难，论经络；第30~47难，论脏腑；第48~61难，论疾病；第62~68难，论穴道；第69~81难，论针法。《难经》不但推演《内经》的微言奥旨，发挥至理，剖析疑义，垂范后学，而且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首创独取寸口和分寸关尺的三部候脉法，一直沿用至今，为中医诊断的一大特色；系统地论述了奇经八脉的循行和功能，弥补了《内经》经络学说的不足；提出了与《内经》不同的三焦、命门学说等等，都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经》也是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是因为它是《黄帝内经》的完善和发展，也是指导中医的方法论。正确的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科学正确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后人正确地实践，这就是辨证唯物主义实践和理论的重大意义。

扁鹊是世界公认的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用手术治疗疾病的人。可以说，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和治疗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千百年来，扁鹊深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人们称他为“能生死人”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共约四千华里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如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地，还保存有诸如“扁鹊故里”、“扁鹊村”、“扁鹊遗迹”、“扁鹊庙”、“鹊王山”等，以此表达对他的深切敬仰和怀念之情。在伏道村扁鹊庙的墙上，有这样一首诗，概括了他的一生，同时寄托了人民对他的崇敬和哀思：

昔为舍长时，方伎未可录。

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

天地为至仁，既死不能复。

先生妙药石，起虢效何速！

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

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腹。

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

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

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绿。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从扁鹊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古代主流中医的实事求是的捍卫科学的精神！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他是明代最伟大的医药学家，也是对世界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影响最大的中国科学家之一。李时珍的伟大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历尽千辛万苦写出了传世名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编撰于公元1578年，成书后几经周折，后初刊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全书共52卷，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药计有1094种，动物药443种，矿物药161种，其他类药物194种。李时珍新补入药物374种。该书图文并茂，有药物图1109幅。作者为了增加该书的临床参考价值，于若干药的论述中附录临床处方11096个，其中8000多首来自作者临床经验之总结或多年之征集。每药之论述内容，则详之于集解、辨疑、正误、修治（炮制加工）、气味（药性药理）、主治（药效）、发明（李时珍之心得体会和研究结论）、附方等。因而成为国际一致推崇和引用的主要药典。

其二，献身医学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

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

其三，对封建迷信思想和道教谬论等非科学糟粕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前人的本草著作中搀杂一些非科学糟粕，诸如迷信、鬼神观念、愚孝思想、邪恶之术等。在明代，这些非科学的东西仍然盛行于世，特别是道教宣扬的长生成仙思想影响较大。明成祖以后有几位皇帝是神仙迷，甚至置朝政于不顾，一心炼丹成仙，致使这种迷信思想弥漫社会，泛滥成灾，祸国殃民。李时珍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医药学家，对这种现象痛恨不已。除了在临证实践中以实际行动破除这种迷信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以严谨的中医科学精神从理论上予以揭露和批判，以警醒世人，划清科学和迷信的界限，纯洁医药科学。现举如下例：

【例1】：否定服食金石成仙

道教金丹派断言：服食金、银及丹砂、玉、水银等不朽之物，可以长生不死而成仙。认为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晋唐《名医别录》、《本草拾遗》等著作亦载录此说。李时珍经过考察，从物理、医理上予以彻底否定。

金是一种贵金属，其化学性质比较稳定，所以古称其“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本不为医家所用，但却被道士看中。两晋之际葛洪《抱朴子·内篇》言饵黄金、金液（金汞溶液），或以雄黄、雌黄合饵，皆能成仙。又言丹砂化为圣金，服之升仙。唐人陈藏器亦言久服成仙。李时珍考溯此说之源，明确指出：“其说盖自秦皇、汉武时方土传流而来。岂知血肉之躯，米谷为赖，可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又说：“亡人以黄金塞九窍，则尸不朽。此虽近于理，然亦诲盗矣。曷若速化归虚之为愈也哉？”

银是次于金的贵金属。银本无毒，但银屑有毒。医家用其入药，“亦是平肝镇怯之义”。但道士却借银长生。李时珍又尖锐地指出：“《抱朴子》言银化水服，可成地仙者，亦方土谬言也。不足信。”又说：“《太清服炼书》言，银禀西方辛阴之神；结精为质，性刚戾，服之能伤肝，是也。”

玉为“石之美者”。《抱朴子》又称玉为玄真，认为“服之令人身飞轻举。故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不极”，即寿命无限。对此，李时珍指出：“汉武帝取金茎露和玉屑服，云可长生，即此物也。但玉亦未必能使生者不死，惟使死者不朽尔。养尸招盗，反成暴弃，曷若速朽归虚（太虚）之为见理哉？”

丹砂又名朱砂。实为红色硫化汞。由于它在鼎炉中可分解为硫和汞，又可还原为硫化汞（丹砂），故称还丹。变化神妙，被方士、道士看中，视为神丹。但服之丧生者不可胜数。李时珍指出：“（宋人）叶石林《避暑录》载：林彦振、谢任伯皆服伏火丹砂，俱病脑疽死。张杲《医说》载：张悫服食丹砂，病中消数年，发鬓疽而死。皆可为服丹之戒。……盖人之脏腑禀受万殊，在智者辨其阴阳脉证，不以先入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此。”

水银又名汞，丹家称为姹女。常温下乃液态金属。“其状如水似银，故名水银。”《抱朴子》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远矣，故能令人长生。”南朝陶弘景亦曰：“水银还复为丹。酒和日暴，服之长生。”李时珍指出：“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大明本草》）言其无毒，《本经》（《神农本草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唐代名医）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

李时珍从人体之生理特征和金、银、丹、汞之物性两方面，论定服食之荒谬。并以具体事实，证明服食丧生。纵使金玉能令尸体不朽，亦无益有害，徒然诲盗、招盗。不若速朽归虚。这一思想闪耀着唯物主义无神论光芒。即使在当今之世，仍有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

【例2】戳穿“瑞草”、“神物”的面目

除金丹大药外，道士们还宣扬芝、箘桂等神异之物，亦可令人长生不死。李时珍亦一一揭穿这些诳言。

芝，《尔雅》称为“瑞草”。《抱朴子》言芝有120余种，神异非常，食之令人长生。张华《博物志》亦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李时珍以医药学家的眼光审视这些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近读（段）成式之言，始知先得我所欲言。其揆一也。又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中，王金尝生以献世宗。此昔人所未言者，不可不知。”本为“腐朽余气”和“瘤赘”，却被当作“瑞草”，实在“迂谬”之极。而明世宗朱厚熜却接受如此进献，表明他亦“诚为迂谬”。李时珍竟敢不加掩饰地嘲笑皇帝，其勇于求真求实科学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箘桂，又名小桂。《抱朴子》云：“服箘桂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李时珍对此批判说：“方士谬言，类多如此。唐氏（慎微）收入《本草》，恐误后人，故详记。”李时珍在此不仅斥责葛洪一类的道士、方士，还批评了宋代医家唐慎微，他把箘桂收入《证类本草》，宣扬方士观点，“有误后人”。唐氏此类错误不少，如称久服杏仁“寿至千万”。李时珍毫不留情地斥为“其说妄诞可鄙”，提醒“读者毋信其诳也”。这又充分体现了李时珍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的科学精神。

伏翼，即蝙蝠，又称天鼠、仙鼠。《仙经》称其寿至千百岁。服之令人不死。而一些医家也信以为真。李时珍指出：“（此）乃方士诳言也。陶氏（弘景）、苏氏（颂）从而信之，迂矣。按李石《续博物志》云：唐·陈子真得白蝙蝠大如鸦，服之，一夕大泄而死。又宋·刘亮得白蝙蝠、白蟾蜍合仙丹，服之立死。呜呼！书此足以破惑矣。其说始载于《抱朴子》书，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又说：“蝙蝠性能泻人，故陈子真等服之皆致死。观后治疮方，皆致下利，其毒可知。《本经》谓其无毒，久服喜乐无忧，日华（《日华本草》）云久服解愁者，皆误后世之言。适足以增忧益愁而已。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李时珍并不否认蝙蝠有治病作用，只反对服食不死成仙之说，这是科学的态度。他不仅斥责道士之诳，而且批评医家之迂。连《本经》亦有迂论。

除上述所谓“神物”外，道士还将一些常见之品说成是服食可仙之物。诸如黄连、芫花等。

黄连，陶弘景称：“道方服食长生。”李时珍批判说：“《本经》、《别录》并无黄连久服长生之说，惟陶弘景言道方久服长生。《神仙传》载封君达、黑穴公，并服黄连五十年得仙。窃谓黄连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中病即当止。岂可久服，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其生发冲和之气乎？《素问》载岐伯言：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观此则寒苦之药，不但使人不能长生，久则气增偏胜，速夭之由矣。当以《素问》之言为法，陶氏道书之说，皆谬谈也。”李时珍根据黄连的性味特征，认为久服偏胜、偏绝，非但不能长生，反遭其害。故曰陶氏、道书之说，皆为“谬谈”。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芫花，唐慎微引《三国志》云：“魏初平（公元190~193年）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年百余岁，常如五六十人。”李时珍对此反驳说：“芫花乃下品毒物，岂堪久服？此方外迂怪之言，不足信也。”以芫花有毒，论定不能久服。方士久服之言，违反药理、生理，故为“迂怪”，“不足信”。

李时珍以科学家的锐利眼光，看穿了上述“瑞草”、“仙药”的荒谬性和欺骗性，还其本来面目，这在当时和后世，均有积极意义。

【例3】：揭露旁门、禁忌、避邪

道教不仅宣扬服食成仙，还推行一些“禁忌”、“避邪”等鬼神迷信“道术（仙术）”。有的淫道、妖僧，往往凭术售奸，欺骗和坑害人民群众。李时珍对此也一一予以揭露和批判。

关于道士采阴。有一道派，盛行采阴邪术，甚至窃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李时珍对此丑行揭露说：“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谓《参同契》之金华，《悟真篇》之首经，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按萧了真《金丹诗》云：‘一等旁门性好淫，强阳复去采他阴。口含天癸（指童女初行经水）称为药，似恁洳沮枉用心。’呜呼！愚人观此，可自悟矣。”这一愚昧至极、害人害己的旁门邪道，后世逐渐被人唾弃，此与李时珍等医家的揭露、痛斥不无关系，功不可没！

关于毒药莨菪。莨菪为草本药物，有毒，《本经》言其多食令人通神见鬼，遂为后世奸人所利用。李时珍对此亦有记载和解说：“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二月，陕西游僧武如香，挟妖术至昌黎县民张柱家，见其妻美。设饭间，呼其全家同坐，将红散入饭内食之。少顷举家昏迷，任其奸污。复将魇法吹入柱耳中。柱发狂惑，见举家皆是妖鬼，尽得杀死，凡一十六人，并无血迹。官司执柱囚之。十余日柱吐痰二碗许，闻其故，乃知所杀者皆其父母兄嫂妻子姊侄也。柱与如香皆论死。世宗皇帝命榜示天下。观此妖药，亦是莨菪之流尔。方其痰迷之时，视人皆鬼矣。解之之法，可不知乎？”这一记述，大有警世之功。

关于养白雄鸡避邪。白雄鸡，寻常家禽。而陶弘景《真诰》却说：“学道山中，宜养白鸡、白犬，可以避邪。”陈藏器也说：“白雄鸡养三年，能为鬼神所使。”李时珍反对此说，提出质疑：“今术家祈禳皆用白鸡、白犬，其原本于此。是乃异端一说耳，鸡亦何神何妖哉？”关于食雉肉成遁尸的禁忌。雉，即野鸡，古今均视为美味，魏晋以后被道教涂上神秘色彩。陶弘景说：“雉非属辰，正是离（火）禽，丙午不可食，明王于火也。”孙思邈云：“丙午日勿食鸡、雉肉，丈夫烧死目盲，女人血死妄见。野鸡肉同家鸡子食，成遁尸，尸鬼缠身。”李时珍对此无稽之谈斥之曰：“有鄙人者，假黄帝为书，谓丙午日不可食，及成遁尸之说，乃不经谬谈；而陶氏和之，孙氏取之，误矣，今正其误。”李时珍批评尖锐，连陶、孙这样的医药大家，亦不给面子，毫不留情，这种科学性高于一切精神十分可贵！

【例4】批判割肉疗疾

在封建社会中，忠、孝为治国之本。无论何等荒唐、悖理的行为，只要符合忠、孝之道，即为合法。历史上盛行千年不衰的孝感治病、割肉疗疾，就是突出一例。作为医药学家，李时珍对此坚决予以否定和批判。他在《人肉·发明》中引述说：“张杲《医说》言，唐·开元（公元713~741年）中，明州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按陈氏之先，已有割股、割肝者矣。而归咎陈氏，所以罪其笔之于书，而不立言以破惑也。《本草》可轻言哉？呜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残其支（肢）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按何孟春《余冬序录》云：江伯儿母病，割胁肉以进，不愈，祷于神，欲杀子以谢神。母愈，遂杀其三岁子。事闻太祖皇帝（朱元璋），怒其绝伦灭理，杖而配之。下礼部议曰：‘子之事亲，有病则拜托良医。至于呼天祷神，此恳切至情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事属后世，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各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呜呼！圣人立教，高于千古，韪哉如此。又陶九成《辍耕录》载：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肉，或谓之两脚羊。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不足诛也。”

李时珍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一孝道之义，批判割肉疗亲这一表面行孝、实质违孝的行为。在当时，也只能如此了。他指摘陈藏器轻率地“笔之于书”而“不立言破惑”，此亦击中肯綮。本草著作不可轻言，所言应有科学根据，并要考虑社会影响。陈氏一书，为“割肉疗亲”行为提供了根据，此乃其不可推卸之责任。

李时珍还极力反对将人血入药。陈藏器书中载有：“羸病人皮肉干枯，身上麸片起，又狂犬咬，寒热欲发者，并刺血热饮之。”对此，李时珍批驳说：“肉干麸起，燥病也，饮人血以润之，人之血可胜刺乎？夫润燥、治狂犬之药夥（多）矣，奚俟于此耶？始作方者，不仁甚矣，其无后乎？虐兵、残贼，亦有以酒饮人血者，此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不必责也。”此段驳论，共分三层意思：一是，从生理、病理上予以否定。肉干麸起属燥病，即使人血可润燥，但由于此病需血甚多，而一人之血可刺取者有限，难以满足治疗此病的需求。二是，从治疗上加以排除。能够治疗燥病、狂犬病的药物甚多，不必一定需用人血。三是，从思想道德上进行鞭挞。刺取人血是非仁行为，始作方者，应该断子绝孙。此同“以酒饮人血者”的“虐兵、贱贼”一样，“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这里所谓“无后”、“必有其报”的说法，乃儒家之言，指天之惩罚。李时珍借以批判饮人血者罪大恶极，不必认真计较其天命思想，只是表明他对这种行为是恨之入骨的。如就当今输血疗法而言，李时珍的这一观点似不可取。但不应脱离历史时代、具体条件谈论这一问题。李时珍之时尚无适当的取血工具和技术，仅以简陋的手段刺取人血，对被取血者伤害太大，实为残忍行为。在当今抽血技术十分高超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管供血者的死活，随意抽取，也是“不仁甚矣”的行为。所以李时珍此论仍有其一定的教育作用。

总之，李时珍从“仁”的观点出发，反对把人身上的任何部分、器官、组织入药。“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这对当今防止偷盗、强买、骗取人体器官的丑恶犯罪现象，也有积极意义。

由上可知，李时珍对前人著作中的道教“道术（仙术）”、方术、鬼神迷信、非仁思想等，是坚决予以否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否定不是简单地一笔勾销，完全抛弃，而是经过细致分析的。其所批判的道士、医家及著作并非一无是处。只要被否定者含有合理的成分，他即予以肯定，加以发扬。《本草纲目》中所载录的不少药物、处方乃至理论观点，就是这样获得的。如此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遗产，是真正科学的态度。例如水银是被道士神化的物质，服食者无不受害，但它有无药用价值呢？李时珍指出：“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他的高明在于“一分为二”地分析水银，并综合“毒”、“功”两方面，没法避其毒而取其功。他认为只要“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就可将水银作为“应变之兵”而治病愈疾。还有雄黄、蓬砂（又称硼砂）、乌骨鸡、五加等不少药物、方剂带有迷信色彩。李时珍一一予以分析，剥除其唯心主义有神论之外壳，吸收其合理之成分。力图划清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的界限。这一努力，不仅促进了当时及后世医药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为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提供了科学根据。既有功于医药学，亦有功于哲学，并促进社会风俗的净化。

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一样，由于受当时科学知识水平的限制，李时珍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性，对前人思想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也有不当之处，这是在所难免的，对此亦不必讳言。例如，在吴刚伐桂、月落桂子这一传说问题上，李时珍的思想观点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通过考证此说的来龙去脉，认为“月中无桂”：“窃谓月乃阴魄，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这一结论是其观察和推测所得，在当时可谓一大天才发现，表现了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李时珍对前人空中坠物的记载和传说则无法加以科学的解释，以致归于“妖怪所致”。“妖怪”这一概念介于鬼神与人、兽之间。承认“妖怪”的存在，就意味着鬼神的实有。李时珍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把鬼神从前门坚决地赶出去，又不得已从后门引进来。这是古代科学和科学家尚不成熟的表现，但如果因此微瑕而苛求于前贤，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光，那就是无聊的吹毛求疵。因为综观李时珍一生的科学成就和思想观点，上述局限是微不足道的。他不仅是一位功在当时、利在后世的伟大医药学家，而且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而给人们以思想启迪。

李时珍辞世后葬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雨湖之畔。自古就有一个很不道德的行当——盗古墓，盗古墓的人叫盗墓贼。盗墓贼自古就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人之一。但是李时珍墓经历了400多年风雨沧桑，屡遭战乱和浩劫，却依然保存完好，墓碑字迹清晰可见，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奇迹！！这说明了什么？这虽然与当地百姓世代相传悉心致力保护有重要关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盗墓贼的灵魂也李时珍的英名感化了……

四、道教的神仙和妖魔鬼怪的来源

道教像其他宗教一样，臆造了很多神仙，他们的神仙来源主要有五个渠道：

一是，道教创始人（如张道陵）及其继承人和各教派的创始人及其继承人通过编造荒诞故事的等方式自封为神通广大的“大贤良师”、“天师”、“真人”、“仙”之类的“仙号”。有些道教高手的“仙号”是讨好皇帝封的。

二是，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学者奉为神仙。

三是，把民间口碑较好的帝王将相和有“圣人”、“贤人”等荣誉称号的著名学者奉为神仙。如黄帝、尧、舜、禹、殷汤、周武、齐桓公、汉高祖、刘备、等帝王，周公、关公、岳飞等将相；孔子、孟子、墨子等“圣人”、“贤人”。

四是，把古人自然崇拜的对象奉为神仙。例如，把天、地、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山川、河流等这些自然崇拜的对象奉为土地爷、星君、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山神、河神等。

五是，把古人图腾崇拜的对象奉为神仙。如龙、凤、熊、虎等动物和某些树木花草等植物。

道教的神仙不是一下子就造全了，而是一个不断增加不断完善的过程。再就是不同教派所奉的神仙也有所差异。

道教为了显示神仙的神通，神仙的敌人——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来源于历代的各地的民间流传的妖魔鬼怪故事。因为各地的魔鬼怪故事不一样，所以各地的神仙的敌人也就有所不同。

二是，历代道教各派、各代高手随意杜撰的。多是常人害怕的能够对人造成伤害的毒蛇猛兽等动物。因为历代道教各派、各代高手的喜好有所不同，所以因为历代道教各派、各代的神仙的敌人也就有所不同。

五、道教概说

1、道教的产生与兴衰

⑴、道教是顺应人们对老子的逐渐神化而产生

汉朝之前的黄老之学、董仲舒的“宗天神学”、谶纬之学、《太平经》等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学派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教义基础，但归根结底道教是顺应人们对老子的逐渐神化而产生。

老子是怎样由人变成神的？

中国的很多古人有一个崇拜先贤的情结，上至传说中的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三皇五帝”等，下至历朝历代的贤臣良将、著名学者、杰出文人等，死后大多被百姓奉若神明。夏朝的周公可谓是贤臣的代表，孔子、老子可谓是著名学者的代表，屈原可谓是文人的代表，关公、文天祥、岳飞可谓是良将的代表。

老子受到了一些后人的崇拜，首先是因为他留下了富含哲理的传世名著《道德经》，他是中国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光辉的里程碑。老子和孔子在战乱的春秋时代都不过是被各国君王和政治家冷落的普通学者。孔子游说列国，四处碰壁，只好回到老家当职业教书先生。老子隐居深山，各国君王和政治家更无心思搭理他，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更不知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战国时期，老子还是被思想家当作一个学者褒贬。庄子以放任的态度解说老子的思想，韩非则以权势的法家观点阐释、批评《道德经》，作有《解老》、《喻老》篇。战国时代，后来由老子的某些思想结合刑名法治观点而形成黄老之学。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严刑峻法，仅凭暴力镇压以加强其统治，又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梦想由一世至万世，但却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淹没。西汉初，经过多年的战乱，百姓已经十分厌恶战争，需要休养生息，于是老子的思想有了生长的社会环境。对道家思想颇有研究的张良等大臣把老子思想用于治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安定社会秩序，于是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国力逐渐增强，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于是黄老之学盛行，陈平、盖公、曹参、吴公、王生、黄子、张释之、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等人皆治黄老术，于是道家思想成为汉朝初期的主流思想，于是老子开始受到很多世人的敬仰。西汉时代还出现了专门解说老子思想的著作，见录于《汉书·艺文志》就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和刘向的《说老子》等。再就是老子后来沾了孔子的光。到了汉武帝时，国家已经很富强，匈奴屡屡犯境，汉武帝很恼火，决定有所为，决定征讨匈奴，所以决定把经过董仲舒“演绎”的儒术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于是独尊儒术，于是孔子摇身一变成为了圣人。因为《礼记》、《吕氏春秋》、《庄子》等典籍中都记载过孔子曾经多次向老子请教过“礼”，所以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把这事写在了《史记》中。但是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老子的记述用了一些不确定的含糊其辞的言语，例如：“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说明在司马迁之前关于老子的传闻或者记载是众说纷纭，司马迁拿不定主意，所以用了这些不确定言语。然而司马迁却详细记述了老子教训孔子、孔子赞赏老子的一番话：“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已朽也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能飞，鱼吾知能游，兽吾知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我虽然不明白司马迁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番话的，但是这番话却表达了司马迁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反感。孔子被汉武帝尊为圣人，那曾向孔子多次赐教的老子自然就有比圣人还高明之处，于是老子也就随孔子而身价倍增。孔子对老子“龙”的评价，为崇拜龙的后人特别是后世的道教和封建统治者神化老子提供了重要“依据”。

汉武帝的确创造了很多众所周知的千秋伟业，但是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加之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因而将他之前的6位皇帝积储的财富挥霍一空，所以不得不加重苛捐杂税，于是很多农民又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武帝晚年，农民起义已经此起彼伏，至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所以百姓和一些有识之士又怀念汉初的“无为而治”，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很多人对老子的崇拜。正因如此，在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的眼里老子还不过是一个身份不确定的下落不明的长寿的普通学者，但是仅几十年以后，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却把老子收入神仙传记，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东汉初，哲学家、经学家桓谭（前？~公元56）在《新论·祛蔽》中又夸张之说：“老子用恬谈养性，致寿数百岁。”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又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这就等于已经把老子神化为先天地而生的神灵之“道”。与此几乎同时，谶纬书中有《老子谶》，表明已将老子视为宗教预言家。老子在《太平经》中已经具有神仙的神通了：“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极。无极之极，极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极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应十方。敷有无之妙，应接无穷，……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言，归根结底道教是顺应人们对老子的逐渐神化而产生。

⑵、道教的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产生为重要标志。

五斗米道是第一个早期的道教。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正一盟威之道，创始人是东汉顺帝年间（126~144）的张道陵，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又时人称其为“米巫”、“米贼”、“米道”等。《三国志·张鲁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说：顺帝时，张陵在四川鹤(鹄)鸣山中学道，“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

张道陵，本名张陵，生卒年不详。《汉天师世家》说他生于东汉建武十年（34），卒于永寿二年（156）。但《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二引《上元宝经》称：“太清正一真人张道陵，沛国人。本大儒，汉延光四年（125）始学道。”与《汉天师世家》所载相差八十四年。根据《蜀记》，张陵大约卒于东汉熹平（172~178）末。

据道书记载，张道陵，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为汉留侯张良的八世孙，七岁读老子道德二篇，即了其义。为太学书生，通晓天文、地理、诸子、五经、从学者千余人。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以直言极谏科中，拜巴郡江州令(今重庆)，时年二十六岁。因素志于黄老之道，见世风日下，不久遂弃官隐于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汉章帝、和帝诏征皆不就。公元142年，张道陵创立了五斗米道，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的《道德经》为最高经典，主要经典还有《太平洞极经》、《太清经》、《太玄经》、《正一经》、《五斗经》等。

张道陵自撰《老子想尔注》，直接把老子说成是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其后在《混元皇帝圣纪》又称：“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与道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这说明哲学家老子和哲学范畴“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因此，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

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中主张信徒努力修道，“各安其位”，以达到“治国令太平”的理想；要求教徒遵守“忠孝城信、行善积德”的道诫，“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

五斗米道以长生成仙为其最高目标。其道术主要是通过章表，符咒招神驱鬼（例如用三官手书来治病），以及行气、导引、房中术等。主要活动在成都周围。五斗米道组织相当严密，张道陵自称天师，为最高领袖，以“治”为单位，各治立治官，祭酒统领信道教众。它的宗教活动与太平道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新入道的信徒名“鬼卒”，成为骨干后，由他统领一众新教徒，则升为“祭酒”，祭酒还负责在要道路口设立“义舍”，为过往行人准备食物。

张道陵为了神化自己，编造了很多荒诞故事。例如：①、一日，在北岳嵩山遇绣衣使者告诉他说：“中峰石室内，藏有《三皇秘典》、《黄帝九鼎丹书》，得而修之，可以升天！”于是张道陵斋戒而入石室，果然得到丹经道书，遂赴云锦山（即龙虎山），精思修炼，而得分形散影之术。②、一日夜半似醒似梦之间，忽见那太上老君下降，对张道陵说：“近来蜀中有六大魔王，狂暴生民，你前往治之则功德无量，名录丹台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符录”，三五斩邪雌雄剑、阳平治都功印、平顶冠、八封衣、方裙、朱履等。以千日为期，约会于阆苑。张道陵拜领老君所授，日昧秘文，吹嘘能集三万六千神灵，以供驱使。他随即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元始天尊，右供三十六部尊经，立十绝灵幡，鸣钟叩磬，布龙虎神兵，施起法力。魔王魔鬼同声哀求，尽被折服，表示再不敢虐民。张道陵乃收八部鬼神，歼六大魔王，群妖乃灭表绝迹。他则遂与弟子王长、赵升往川中云台山卜居其地继续修炼。③、既伏妖魔，老君乃命使者下降来告道：“子之功业合得九真上仙之位，但灭鬼过多，未免杀气秽空，非大道好生之旨。子须再修三千六日，吾待子于上清八景宫中。”于是道陵乃偕弟子王长、赵升复往鹤鸣山，精修二十余年。④、永寿元年正月，太上与众真复降，对张道陵说：“北斗延生真经”及“三八谢罪法歼”。永寿二年春，会三界万神于青城山黄帝坛下，盟五岳四渎，立二十四治，福庭鬼狱。定三十会真坛与六十通真靖，七十二福地，命人处明阳、鬼处幽阴，各治设祭酒与男官、妇官，以赞玄化。其时，道教始有正规教团组织。张道陵率弟子复游各地，斩妖巷孽、夺盐池，建功立德，造福蜀民。据称，功成后蒙太上老君册封为正一天师。

《神仙传·张道陵》还记载了张道陵向其徒众传授房中术作为修炼之法，还用房中术为平民治病。也就是说，与病人性交就可以治好病了。至于张道陵是怎样以房中术为人治病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记载的史书。但从反面却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例如，北周时有个叫甄鸾的人，曾官司隶校尉、汉中郡守，他精于算经，又有功于考证之学，可算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数学家、学问家。他本来是个道教徒，后来叛道而皈依佛门，对道教反戈一击，写了《笑道论》，对道教大肆揭发、批判。他说：“臣就观学，是教臣《黄书》合气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两口两舌，两手两心，正对阴阳，法二十四弃之数行道。”这里的所谓“合气”，是当时流行的术语，即指男女性交。天师道不仅向教徒传授房中术作为修炼之法，还要举行充满神秘气氛的仪式，称为“中气真术”，又称“合气”，其目的则为“释罪”。这种仪式在朔、望之夜举行，在这以前男女要戒斋三日。仪式上先舞蹈，然后男女们成对地实施“合气”，即《笑道论》所说“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入私房诣师立功德，阴阳并进，日夜六时。此诸猥杂，不可闻说。”很显然，若用现代语言简要描述张道陵和他的教徒修炼房中术的方式，那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群交。据说群交是现代日本色情组织的一个特色。简直就是一群心理变态的流氓！

张道陵死后，传其子张衡，衡死后，传子张鲁。道教称张氏祖孙三代为“三张”。

太平道（太平教）是第二个早期道教，创始人是东汉末年的河北矩鹿人张角（公元？~184年）。张角早年信奉黄老学说，对在汉代十分流行的谶纬之学也深有研究，对医术、巫术也很熟悉。太平道创建时，张角宣扬获得了神人于曲阳泉水上降授给于吉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张角创造太平教的根本是为了政治目的，那就是想借助推翻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

东汉灵帝熹平、光和年间，水旱频仍，疾疫流行，朝廷腐败，豪强横行，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张角顺应时势，准备太平教起义。太平教以推翻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建立太平社会为己任。其主要特征是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中黄太一”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太平道的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皆据《太平经》而来。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利用《太平经》传播太平道，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教练弟子。张角有两个弟弟，一名张宝，一名张梁。张角手下另有八名弟子，在组建太平教的过程中，这些人发挥了重大作用。张角分遣弟子8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经过十余年的活动，徒众增至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为了武装起义的需要，太平道依军事组织形式，设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以统其众。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就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发动农民起义。张角自诩代表“黄天”，自称“天公将军”，封其弟张梁为“地公将军”，张宝为人公将军。起义者皆头戴黄巾以为标志，故历史学家又称“黄巾起义”。起义军在各地焚烧官府，攻占州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东汉朝廷立即派遣重兵围剿，经10个月激战，张角病死，张梁、张宝阵亡，起义归于失败。其余众在各地继续活动，直至汉献帝建安初年（公元196年），被曹操降服。

太平教遭到朝廷镇压后，转入民间传播，逐渐衰弱，绝大部分融合入后来的五斗米道。少部分继续在民间流传。据说，至今河北许多地方仍有一些人在传播事太平道，尤其在每年的正月和二月，在河北邢台邯郸衡水一带的许多农村里，还会举行三天的醮会祭神活动，场面大一点的近半会请在家的太平道修行者颂经祈祷！如有人去世，也会请太平道修行者超度颂经“渡桥”。

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后，张鲁和另一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率领道徒响应。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为益州牧，张鲁母由于传道，常往来焉家。初平二年（191年），刘焉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使二人率部往攻汉中，张鲁得汉中后，断绝通往关中的谷道，杀汉使者，并袭杀张修，并其部伍。兴平元年（194年），刘焉死，张鲁脱离刘璋，自树一帜，并进而夺取巴郡。在汉中创建了一个持续近三十年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统治了将近三十年。他自号师君，道徒们称之为系师。“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早期的道教还有帛爱道、李家道等。包括天师道在内的早期的道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创始人皆有政治企图，标志是伺机发动农民起义。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曹操，已经看清了这一点，他汲取东汉王朝的教训，所以对张鲁为首的天师道采取了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把一些道徒、方士“集之于魏国”，以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在张鲁投降之后，一方面对张鲁及其五子和他的臣僚都拜官封侯，利用他们的影响来笼络群众；另一方面又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把张鲁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汉中人民大量北迁，瓦解了天师道的根据地。在张鲁及其臣民北迁之后，天师道内部也开始分化。张鲁迁到邺城后的第二年去世，天师道便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于是，北迁后的诸祭酒主者便“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办事，各目立治传教。这样，一方面使天师道的势力扩展到北方，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又同时陷入了组织涣散、规戒松弛、思想紊乱的状态，有些教徒开始腐化堕落，从此便逐渐产生分化现象。张鲁政权覆灭后，陈瑞领导的天师道又企图在蜀中起义而未果；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却在蜀中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帮助下，占领成都，建立起成汉政权，立国四十余年。西晋后，天师道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传播于官僚中，另一部分仍秘密活动于农民中。东晋时天师道领袖孙恩、卢循领导了长达十余年的农民起义。李家道李脱弟子李弘在安徽霍山的起义。当天师道传入江南后，在晋末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孙恩、卢循起义，加速了东晋的灭亡。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史书具载的重大事件，也是早期道教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汉末以后出现的小道派和起义事件，远不止此。葛洪《抱朴子·道意篇》载：“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又称：“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可见早期出现的许多道派皆具有较强的叛逆性，使道教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之中，而不能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再说，早期道教所奉行的群交式的“合气之术”虽然充满神秘、玄虚的色彩，但是为封建道德准则所不容。因而以道教组织发动的所有农民起义，皆以失败而告终。

到东晋葛洪时代，老子的神仙风采已经栩栩如生了：“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鋋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经也。见老君则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抱朴子内篇·杂应》）

⑶、南北朝的道教改革

南北朝时（420~479），天师道分为北天师和南天师。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南北朝的天师道改革。

北天师道是由北魏寇谦之改革旧天师道而形成的新天师道，改革后的北天师道的做法主要有：①、取消蜀土宅治之号，不再沿用五斗米道以师为治的管理体制；②、二是废除天师祭酒道官私置治职和世袭旧制，改革三张祖孙世袭天师之位的传统。③、革除三张时期租米钱税制度，道民只需交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锭，以供修表救度之用；④、除去男女“合气”之术（即男女双修房中术）。⑤、宣示“新科之戒”，提倡礼法，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增订道教戒律和斋仪。⑥、吸收佛教“轮回生死”之教义，宣讲善恶报应之说。⑦、将服饵修炼之术与符水禁咒之术如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之书合而为一。⑧、道徒诵习道经，改“直诵”为“乐诵”，即诵经用音乐伴奏。

寇谦之也制造了一个谎言，他诡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岳，授以天师之位，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传其服气导引之法；令其宣此“新科”，清整道教。

南天师道是由陆修静改革江南旧天师道而形成的新天师道，改革后的北天师道的做法主要有：①、吸收儒家传统的忠孝礼义等伦理道德并作为道徒必需遵守的教规，强调忠孝为先，这样，既保证了道士严格遵守教戒，一心修善立功，又更加完善了宗教仪范。②、吸收佛教“三业清静”思想，即要求去贪、忿、痴，身除杀、盗、淫等，以制定斋仪，并特别强调“斋直为求道之本”。③、注重广收道经，著书立说。

南、北天师道的改革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吸收儒家礼法、道德规范；二是，吸收部分佛教教义。正因如此，南、北天师道都分别符合了南、北封建统治者的口味，分别得到了南、北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的认可，从而使道教走上了与皇权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经过寇、陆改造后的五斗米道（天师道），虽在宗教内容上得到了充实，但在性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过去具有叛逆性的民间宗教变成为适合封建制度需要的宗教，从此道教各派完全被纳入封建制度的轨道，成了封建皇权的附体。

在此强调说明一点，因为寇谦之和陆修静都反对“男女双修”的房中术，所以南、北天师道的改革以后，只有少数的教派继续坚持“男女双修”，因为“男女双修”为封建道德所不容，所以不敢公开化，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是秘传。

虽然早期道教高手都自称是神仙，但是曹操、刘备这些谋图霸业的各路诸侯却根本不把各路神仙放在眼里，所以他们屠杀各路神仙的时候毫不手软，以斩尽杀绝而后快。孔子在《易经》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中国的所有帝王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仅仅是借助封建迷信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已。事实上包括道教在内的古今中外的所有宗教领袖也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不过是把宗教当作是一种体面的政治工具，他们也仅仅是借助封建迷信思想蛊惑教徒，与封建皇权和其他宗教组织争夺对民众的控制权。早期道教与封建皇权对抗的实践也使道教高手深刻认识到，“神仙”与“龙”对抗不是对手，只能与“龙”进行灵活的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再说，佛教的不断发展，也给道教产生了严重威胁，所以各教派都自觉接受了改革。

从此以后的绝大多数的道教高手都是与封建皇权狼狈为奸，维持和争夺皇权的人把道教当作是蒙骗民众的工具，绝大多数的道教高手把维持和争夺皇权的人当作政治靠山，所以从此以后的绝大多数的道教高手与维持和争夺皇权的人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此以后的绝大多数的道教高手与维持和争夺皇权的人导演了一幕幕无耻的骗局。绝大多数的道教高手都是灵活的变色龙，他们首先与维持江山的皇权狼狈为奸，当他们发现维持江山的皇权已经变成朽木的时候，就会暗中与争夺皇权的人勾结，如此这般，变来变去，周而复始。中国的道教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那就是会炼长生不老的仙丹，所以很多想长生不老的封建统治者利用道教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想从道教高手那里搞到能长生不老的仙丹。

⑷、道教的兴衰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隋书·来和传》称：“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童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司。”《隋书·律历志》又称：“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他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

道教在唐朝迎来了鼎盛时期，这归功于一些见风使舵的道教高手与李氏父子联合导演的一幕双赢的喜剧。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餽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也就是说，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宗李世民曾下诏：“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鼎祚克昌，既凭上帝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自玄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李世民把《道德经》列为上经，位在孔学之前，令士人习《老子》，列入“明经科”进入科举考试。于是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尊奉道教的风气，于是一些道教高手放开手脚天马行空臆造老子的神奇身世：“老子……其母感大星而有……母到李树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次为我姓。”（《艺文类聚》）意思是说，老子脱胎于玄女体内，怀孕81年之久，从左肋而生，生下来就满头白发，号称老子，正巧生在李树下，指树为姓，因此姓李……唐高宗时，这为没有主见的懦弱皇帝，发放“无形资产”倒是很大方，授予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荣誉称号，享受帝王级政治待遇。老子第一次超过学生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地位。李隆基登基后，为了玩“玄”，给自己命名“玄宗”，并玩了七件玄事：第一，进一步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热。首先，他本人多次亲到玄元皇帝庙谒拜，并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天宝二年（743）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载又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载再次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其次，一再令天下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令图写玄元真容，分送诸州开元观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第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开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规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诸州皆须设祭祀。第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第五，投巨资组织道教高手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的、完整的道藏《开元道藏》。第六，与道教高手联合谋划了泰山封禅。为了满足玄宗的需要，道教造出了一个泰山神“东岳大帝”，玄宗在泰山上装神弄鬼一番，封“天齐王”，还留下了“唐摩崖”。第七，先让儿媳妇杨玉环出家到太真宫当女道士，然后再让她还俗变成他的亲爱的贵妃。但遗憾的是，老子的“天皇大帝”等头衔却没有镇住安禄山、史思明，结果玩玄的玄宗不得不狼狈逃窜至马嵬坡，又不得不以牺牲心爱的胖美人的性命才换来将士的保护，才保住了自己的一条老命，唐朝盛世从此一去不复返……后来的皇帝又与后来的一些道教高手联合导演了很多闹剧，但是大唐还是以灭亡而告终。皇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一些好拍马屁的达官贵人自然热就热心道教了。一些道教的炼丹高手为了回报皇帝和一些好拍马屁的达官贵人，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能长生不老的仙丹献给皇帝和一些好拍马屁的达官贵人，于是一些皇帝和一些好拍马屁的达官贵人被剧毒的汞、铅化合物活活毒死……假如唐朝皇室果真是老子的后裔，那么那些把老子尊为神仙的用“仙丹”活活毒死皇帝的道教高手算是些什么玩艺呢？是把皇帝和达官贵人当作科研用品？

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在兵荒马乱之中虽然自顾不暇，但不少人对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们尊宠道徒，兴修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继续维系和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后，又归于统一。北宋的封建统治者继承唐代儒道佛兼容和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太祖赵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夺取后周政权时，也是效仿李渊的伎俩，曾利用道教高手臆造的“符命”为其制造舆论。特别是华山道士陈抟，曾以“符命”为赵匡胤四处宣传。称帝以后，尽管尚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对发展道教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亲自召见道士苏澄（一作苏澄隐）、王昭素等人，并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赐赠封号财物。他还集京师道士对其学业进行考核，并斥退品学不良者，以提高道教的素质；又对张陵以后道教的“寄褐”等陋习作了整顿，这些对道教本身的发展都大有好处。太宗赵光义召见道徒的活动更为频繁，并热衷“仙丹”。在他统治时期，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宠。真宗时，“澶渊之盟”虽然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百姓怨声载道。真宗为了挽回面子，欲仿效唐代宗祖老子的作法，但因自己姓赵，不便奉老子为圣祖，于是与道教高手及奸臣王钦若之流谋划，以屡降“天书”的方式造出了一个道教神仙“赵玄朗”。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于崇政殿之西序，告诉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他忽见神人星冠绛袍来告之曰：“来月三日，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此后，他接到皇城司的报告：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他遣中使往视，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之天书。王旦等听后，皆再拜称万岁；并同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取书，由王旦跪奉进。真宗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王旦等步导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奸臣王钦若因状貌短小，颈有疣，时人称为瘿相。此人为人奸邪险伪，善迎合帝意。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交结，时人谓之五鬼。大中祥符六年（1008）六月初，王钦若上奏道：“唯封禅可镇服四海。”按历代惯例，必须“四海统一，天下太平”，帝王才有资格封禅泰山，即司马迁所说的“睹符瑞见”。于是，赵昏君与他的几个奸臣王旦、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经过一番密谋之后，演出了一幕“流芳千古”的装神弄鬼的闹剧！赵昏君派王钦若秘密前往泰山，不几天，王钦若就派人禀报朝廷说：泰山已见祥瑞，乾云观内发现了醴泉，锡山出现了苍龙，泰山上生出灵芝，长出了三脊草（封禅祭祀用的所谓的神草）。这个醴泉是如何出现的？传说痈相王钦若奉命到泰山后，有一天，几个小道士在乾云观北挖土，挖出几枚铜钱，互相追逐抢夺，一枚铜钱滚到一个干枯的石泉内，小道士便竞相挖石取钱，由于震动了积石，涌出了清清泉水，王钦若听说此事后，立即有了灵感，他和乾云观的老道士密谋一番后便创造出了醴泉。原来，王钦若让老道士偷偷向石泉内扔进一些古币、水果，还有几条鱼。又指使老道士散布天降醴泉的奇闻，奇闻迅速传出，观者甚多。王钦若装模作样地请地方官员前往观看“奇观”，王钦若又借机让人品尝泉中水果。煞有介事地说：“此必是盛世祥瑞的吉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圣上要来泰山封禅，泰山之神灵应所致”，于是王钦若立即上奏赵昏君。赵昏君心领神会，立即下圣旨建造了“灵液亭”。与此同时，王钦若又故伎重演伪造“天书”降于泰山。王钦若让乾云观的老道士伪造了黄素书（即所谓的“天书”）偷偷挂在乾云观北面树林的一棵大树上。王钦若立即派人将“天书”送往朝中。真宗备法驾诣殿拜受之后，仍授陈尧叟启封宣读，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赵昏君立即编造了一个“夜梦神人秘语泰山将降天书”的谎言，胡说什么“虽蒙神人降告，却不敢泄露，唯谕王钦若秘去泰山敬侯，嘱其发现祥异，火速禀报，今果得天书，正与梦境符合”云云。王旦等奸臣立即奏请赵昏君封禅泰山，于是大中祥符元年七月赵昏君率领文武百官，不远千山万水，车载“天书”，浩浩荡荡东行封禅，走了三个多月，来到泰山。如果你登过泰山，你就会发现许多装神弄鬼的昏君留下的千古笑柄。在石经峪的一条飞瀑下，在一片一亩多大的整块石坪上，刻上了一部《金刚经》，经历了千百年风风雨雨，仍然完好无损，这就给泰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先秦之前的帝王封禅泰山，仅仅是传说，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和实物证据。自从中国的第一位封建皇帝秦始皇劳民伤财、堂而皇之地封禅泰山以来，两千多年间，竟然有70多位封建皇帝仿效！封建皇帝封禅五岳独尊的泰山，不过是祈求苍天保佑他们的江山万古长青，不过是借助封禅泰山装神弄鬼欺骗人民而已。当年，老秦伫立在泰山极顶的探海石上，昂首天宇，信誓旦旦，向苍天发誓要把他创立的帝业传至千秋万代，可是苍天并没有保佑他，转瞬间，那万世基业便断送在酒色暴君“二世”手里。自命不凡的汉武帝老刘也来到了泰山，他站在泰山脚下，仰望矗立云端的岱岳大观，激动地感慨：“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举行完隆重的封禅庆典之后，他仰首挺胸想抒发一下心中那澎湃的激情，但是捻断了若干根胡子，也没有从他那武夫的肚子里搜出一点什么文采，只好只在玉皇上竖立起一块一丈多高的灰不溜秋的大方石，片言只语未留，还美其名曰什么“无字碑”！那位“扒灰”高手、和儿媳妇鬼混连“早朝”都忘了的风流昏君李隆基，却棋高一招，他借助那些无聊的御用文人之手，写下了洋洋996字的《泰山铭》，刻满了四丈多高的一面绝壁，真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以至于连那刻碑文的无名山峰，也因宠得荣，成了“大观峰”。似乎只要有了那块镏金的大摩崖碑，昏君的小百脸就变成了金脸。从此以后，天下人就称他为“明皇”，可是就是这个装神弄鬼的酒色之徒葬送了开元盛世，唐朝国运从此衰落……真宗举行完盛况空前的隆重的封禅庆典仪式后，立即掏出御用文人早已写好的底稿，装模作样地挥毫泼墨，写下了臭名昭著的《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碑》，命人刻于大观峰东壁上，与唐摩崖并列，这就是遗笑千古的“宋摩崖”。那个“扒灰”高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赵昏君则封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为了密切配合真宗的封禅壮举，泰山老道士还为泰山神造出了一个女儿，名曰“碧霞元君”，酷爱美女的真宗对这个新女神很感兴趣，于是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还决定在泰山极顶为泰山神的女儿建了“碧霞元君祠”。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赵恒又告诉辅臣：他梦见原先降临的那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神传天尊言：“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睹灵仙仪卫天尊至。天尊就坐后，命真宗前，语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言罢，即离坐乘云而去。真宗讲完之后，立即召王旦等至延恩殿，指示他们参观天尊降临之所，并以此布告天下。闰十月，真宗遂上圣祖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圣母号曰：“元天大圣后”，并下诏：“圣祖名：上曰‘元’（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于是一个道教神仙、赵氏始祖便这样有名有姓地产生了。为了避赵玄朗之讳，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又将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称号改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九月，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就此将道教与赵宋王室紧密地连在一起。第二年，奸臣们又为纪念赵昏君封禅刻了“三坛颂碑”，即王旦撰文的《封祀坛颂》、陈尧叟撰文的《封禅朝觐坛颂》、王钦若撰文的《禅社首坛颂》。赵昏君为了表彰乾云观的老道士伪造“天书”的功劳，拨巨资改建了乾云观，并将乾云观更名为“天书观”，作为保存“泰山天书”的地方。为了达到欺骗天下人的根本目的，赵昏君降旨把泰山降“天书”之日（6月6日）定为“天贶节”。为了答谢上天赐“天书”的厚恩，赵昏君又拨巨资在岱庙内建了一座大殿，取上天赐予之意，命名为“天贶殿”，又命翰林学士杨亿撰写了《大宋天贶殿碑》。大中祥符六年（1013），赵昏君又晋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但历来的编造谎言的人都怕遭到后人的唾骂，据说，王旦临死的时候忏悔道：我参与伪造天书之事，我对不起上苍！赵昏君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留下遗嘱，让他的儿子（宋仁宗）把“天书”殉葬于陵墓，他想以此了结这一幕伪造的历史闹剧。史学家对此嘲弄曰：“呜呼贤哉！”，《宋史》中云：“及山澶渊之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有关赵昏君封禅泰山的石刻，虽然只不过是赵昏君和他的奸臣们及那些老道士装神弄鬼的罪证，但也给泰山留下了“名胜古迹”，为历史学家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也算是赵昏君和他的奸臣们及那些老道士的一点历史“功绩”吧！1983年我登上泰山，当我浏览着那些装神弄鬼的封建帝王留下的千古笑柄时，正当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我，一时心血来潮，就步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词的韵脚，作了这样一首词《沁园春·泰山感封禅》：“春胜十秋，黄河东去，岱宗之头。瞰群山绿遍，草木尽染；九天碧透，涧水奔流。鹏抟长空，燕翔山底，万物韶光皆自由。苍穹廓，眺九州大地，几度沉浮？多少帝王曾游，叹往昔悠悠岁月稠。祈江山万年，盛世永茂；不知国气，衰败难遒，苍苍泰山，千古文字，巍巍古松嘲王侯。神有否？到处长流水，未见神舟。”

徽宗赵佶即位后，是北宋第二个崇道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他和真宗一样，也托称“天神下降”而兴道。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记载：徽宗还在藩邸时，即自称曾梦见老君面谕：“汝以宿命，当兴吾教。”第二，为了发展道教，徽宗不顾国家财力的匮乏，大兴宫观。第三，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第四，仿照朝廷官吏的品秩，设立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1118）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等，相当于朝廷的待制、修撰、直阁等官吏。其中职位最高者为“金门羽客”，身带金牌，出入禁闼。第五，徽宗多次下诏令天下郡县搜访知道法、有道术的道士。当时如刘混康、魏汉津、徐神翁、王仔昔、王老志、张虚白、王文卿、张继先、王允诚等均受到徽宗的亲切召问与封赐。为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除了给道士以各种封赐之外，大观元年（1107）二月，徽宗还下诏规定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第六，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第七，访求道经和编修《道藏》。但是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金兵却不害怕这个装神弄鬼老昏君，所以他和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以及全家妇孺，被金人“悉虏以去”，成为金人阶下囚，悲惨地死于五国城（1135）。

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和北宋基本一致。为了继续借助道教愚弄百姓，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后，惊魂未定，即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度宗赵禥即位之后，赵宋王朝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而度宗仍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

金朝统治者是借助道教笼络汉人。许多道教高手与金朝统治者狼狈为奸。金熙宗完颜閒于皇统八年（1148）亲自召见了太一道祖师萧抱珍，并为他的道观赐额。世宗完颜雍即位不久，便将真大道祖师刘德仁召居京城天长观……与金朝勾搭的道教高手还有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敕，全真道的首领王处一、邱处机等。章宗完颜璟“尊玄重道”更甚，章宗勾搭的道教高手主要有太一道三祖萧志冲，全真道邱处机等。宣宗完颜珣即位不久，燕都便告失守。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还对道教十分“关心”，为一些宫观赐名，以资保护，对道士仍给以礼遇，向他们赐号封官。但他在征召邱处机、李处静时，邱、李等人眼见金朝统治大势已去，均拒不奉召。哀宗完颜守绪在位仅十年，便被元太宗窝阔台所灭（1234），国破身亡。

元统治者同样面临如何争取汉族士人支持的问题，故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公元1219年，当成吉思汗还在率军西征时，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去登州宣召当时全真道首领邱处机。邱处机是一个见风使舵的高手，邱处机当时已先后拒绝金、宋的邀请，正在山东观望形势。接到成吉思汗的召命之后，便不辞“冒雪冲霜”，万里跋涉，率领弟子赴召。他在见到成吉思汗之后，即积极为其统一天下献策，从而受到殊宠，从而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下诏将他所居之太极宫更名为“长春”，并遣使劳问：“朕常念神仙（按指邱处机），神仙毋忘朕也。”元太宗窝阔台在即位之前，便于公元1229年七月在乾楼辇接见了全真道士李志常。同年八月窝阔台即位之后，李志常便一直受其尊宠，屡被征聘，赐号“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并为他修建终南山祖庭重阳宫以及其他许多宫观。在宪宗蒙哥执政期间，更加频繁地召见李志常，令其掌道教事，咨以治国保民之术，前后赏赐甚多，彼此亲密无间。在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期间，对北方新道派继续予以利用。至元六年（1269），下诏增封全真道崇奉的神仙人物王玄甫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皆赐“真君”之号，王重阳的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均封为“真人”。忽必烈为了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一年决定大举伐宋，并加紧争取江南佛教、道教的支持。至元十二年七月，便遣使去江南搜访僧、道。南宋灭亡后，从与南宋密切合作的许多道教高手立即又投进了元朝统治者的怀抱……元代统治者对道教利用的策略重点前后略有不同。在灭南宋之前，主要是对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道派的大力争取和利用，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这是由于全真道的影响远在大道教和太一道之上，特别是在山东地区，成为蒙、金、宋三方争夺的对象。在灭南宋以后，其重点转为争取南宋统治区内最有影响的天师道。这种前后重点的不同，是从建立和巩固其统治出发的。而道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利用下也获得很大发展。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全真道则在江南有较大发展。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则逐渐分别与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符箓各派融入天师道之后统称为正一派，从而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在明以后继续流传。但在元末，道教也逐渐暴露出教徒发展过滥、素质有所下降、上层日趋腐化的弱点，这在全真道方面更为明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已进入了末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演变，道教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明代统治者和唐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一样，在他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利用道教为他们服务。因而在明中叶以前，道教仍继续处于兴盛时期，到嘉靖（1522~1565）年间达到高潮。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自然具有装神弄鬼的“专业水平”。在争夺政权时，便利用道教制造舆论种种舆论：什么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继称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同时还说他在贫病无依之时，常有神人为之护理。在起兵征战过程中，道士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常为他出谋划策。洪武（1368~1398）中，他亲自撰写了《周颠仙传》以纪其事。朱元璋还在即位的头年自称他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剑，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并撰写《御制纪梦》大肆宣扬。曾经与元朝密切合作的所有道教高手立即又投进了明朝统治者的怀抱……鉴于元末道教的发展较滥，致有道士腐化堕落者，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在京师设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关，隶属于礼部。明成祖朱棣是借口“靖难”之变夺得皇权的。他在夺权过程中，也利用道徒方士如颤士、袁珙、袁忠彻、金忠等人为他制造舆论。这些道教高手还为朱棣造出了一个“玄武神”，说“玄武神”率天兵天将助朱棣。朱棣在夺取帝位之后，便特别尊奉“玄武神”，曾撰有《真武庙碑》以歌颂其功德，并于京城及武当山营建宫观供奉，其中武当山的营建规模最为庞大。在明代诸帝中最迷信丹药是世宗朱厚熜，所以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等数十道教高手以献仙方丹药而获宠。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称：“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称为“先天丹铅”。

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植根于封建社会的道教，其教理教义适应于封建制度，而其首领们面临大变动的形势又只知贪求富贵，且骄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适应新的潮流对道教进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尽管封建王朝仍然继续崇道，但已无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运了。

在苦难中支撑的民国道教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民国期间，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阳和武汉等地道观曾举行过约六次全国性放戒活动，署名赞助放戒的有大总统黎元洪，伪满洲政府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至省长、将军、督办、知事、商会会长、学校校长等。在放戒活动中，声称“道教今后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举行所谓祝蒋委员长平安返京的祈愿道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上海个别道观进行过“追悼中日阵亡将士”和“追悼汪精卫”等活动。辽宁沈阳太清宫某些道士还举行过投降卖国的“圣战必胜祈愿”道场，而为广大中国道教徒所不齿，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学士的鄙弃。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近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作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从音舞结合的道场中获得娱乐上的满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来口口相传的道教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社会。

自古以来有些道教人士还是好的，绝大多数的道教信徒也是好的。本世纪20年代，沈阳太清宫住持葛月潭将宫内收入结余全部周济奉天百姓，办学校，开粥厂。冀鲁大旱时，葛月潭夜以继日作字画千余幅，将义卖所得全部赈济两省灾民。30年代初，红三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进入武当，武当山道总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贺龙的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帮助红军送情报、截军火和医护伤员。红军转移北上后，武当山道观遭到空前劫难，道总徐本善被暗杀，精于医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体鳞伤。抗战时期，一些沦陷区的道教宫观都曾腾出殿堂作安顿难民的场所。江苏茅山更成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乾元观还曾一度成为陈毅将军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的为新四军作向导，传情报，抬担架，护理伤员，备粮筹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乾元观、元符宫等道院被焚烧殆尽，几十名道士遭到杀戮。

自明中叶以后，道教面临由盛而衰的厄运，但是民间会道门却兴起。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亦很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佛教、儒家思想等文化思潮仍有很多必然的关系。

以上仅对道教的产生和兴衰作一粗略的概说。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让一些读者明白，道教是中国历史发展到特定的时期产生的一个特殊历史产物。它像所有的宗教一样，经历了一个产生兴衰的过程，直到有一天彻底灭亡。

2、道教的大多数创教人的两个共同伎俩

道教的大多数创教人的两个共同伎俩：其一，皆散布神降经书的谎言，借以耸人听闻，欺骗一些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张道陵、张角、寇谦之这方面的伎俩，这种自造经书而托名神授的创教方式，为其后许多年代的创教者所沿用。例如，上清派创建时，宣扬魏夫人和诸仙真降授杨羲、许谧以《上清真经》；灵宝派创建时，宣扬葛巢甫获得了元始天尊降授给葛玄的《灵宝经》。如此等等。饶洞天于北宋时宣称，在地下掘得神书《天心经正法》而肇建天心派；王文卿、林灵素于北宋末宣称，汪君火师降授飞神谒帝之道和赵升（张陵弟子）降授《神霄天坛玉书》而建神霄派；刘德仁于金初宣称，一须眉皓白的老人（隐喻老子）亲授《道德经》要言和一支笔而创大道教（后改名真大道）；何真公、刘玉相继在南宋和元代宣称，许逊降授《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和《中黄大道》、《八极真诠》而创净明道。连注重内丹修持的全真道，在初建时也宣扬王喆在甘河遇仙，亲授内丹口诀。以上各派创教祖师编造的神授经书的荒唐故事，欺骗了一些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故而都能成功地建起各自的道派。其二，都吹嘘自己有降妖捉怪的神通。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张道陵这方面的伎俩，其他人的伎俩与之大同小异，不再细说。事实上，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妖魔鬼怪始终与各种装神弄鬼的宗教头子相伴，某一种宗教灭亡了，被宗教头子臆造的妖魔鬼怪也就销声匿迹了。

3、道教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标

尽管道教诸派出现的时间不同，名称各异，但其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标则是大体相同的。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终极目标是长生成仙。老子的“道”，本是一种唯物辩证的方法论，道教却从宗教立场加以继承和改造，使之变成道教教义的思想基础和指导修炼的理论。同时把它和神仙思想结合起来，构成道教追求的理想世界的图景，得道、成仙成为个人理想归宿的实现。因此，信仰老子的“道”和追求长生成仙，是各个道教宗派的共性，舍此不得谓道教宗派。

但经过近两千年的代世世代代的道教徒的努力，证明了一个真理：各种修炼办法都达不到肉体不死的目的。于是许多道派不得不在信仰目标上作出修正，即不再强调“形神俱妙”、“肉体飞升”，而只追求成仙的笼统目标。后起的全真道更干脆抛弃这个目标，批评“肉体不死”为“大愚，不达道理”；而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把不死的意义缩小为“真性”不死，即精神不死。这是道教后期在信仰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仰与实践的矛盾，但却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

4、道藏概说

道藏是道教的经籍的总集，是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经典编排起来的大型道教丛书。

魏晋以后，道书日增，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已着录道书六百多卷。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按「三洞」分类，编《三洞经书目录》，共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是为道教史上第一部经书目录。道书之正式结集成“藏”，始于唐开元（713~741）时，故称《开元道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的、完整的道藏。此后宋、金、元、明诸朝皆曾编修《道藏》。

现存之《道藏》是由明成祖永乐四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英宗正统九年又诏通妙真人邵以正校正增补，于正统十年刊板事竣，共计五千三百零五卷。后世以刊板年号称其书为《正统道藏》。原来收藏在北京的白云观，现在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清代编有《道藏辑要》。当代编有《藏外道书》、《敦煌道藏》、《中华道藏》。

1996年起，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主持编修《中华道藏》，是以明代正、续《道藏》为底本，保持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对三洞四辅以外的经书又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归类，共分七大部类，各部类所收经书，按道派源流和时代先后编排次序。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历经数载，终于在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

道藏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如有关医药养生之书，内外丹著作，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等等。

5、道教臆造的神仙概说

所有的宗教都造神，道教也不例外，不过道教是崇拜多神的宗教。道教的造神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间到繁的过程，1800多年以来世世代代的道教高手凭着丰富的想象力臆造了成千上万的神仙，可谓天涯无处不神仙。所以我只能从各侧面简要介绍。

⑴、道教中的神和仙的区别

神是先天自然之神，是出于天地未分之前，也称先天之圣，是先天就存有的真圣，按《抱朴子》的说法，是属于神异类，“非可学也”。这与其它宗教创造的天神有些类似。仙是指能长生不老、有特殊本领的人。通常是指通过所谓的修道而变成仙的人。有时有些神和仙又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道教想象的神仙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既能呼风唤雨，又能上天入地；既能腾云驾雾，又能潜水隐身；或者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者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者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者吸食而气，辟谷茹芝；或者出入世间而人不识，或者隐其身而莫能见。

⑵、道教中的神仙的品位

道教中的神仙的品位说法不一。道教最早经典《太平经》中的神仙体系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给助六合之不足也。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将仙人分为三等：上士举行升虚，谓之天仙；中土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天隐子》又将仙人分作五类：在人称人仙，在天称天仙，在地称地仙，在水称水仙，能神通变化称神仙。《太真科》中又分为九品：上仙、高仙、大仙、神仙、玄仙、真仙、灵仙、至仙。等等。

⑶、神仙统辖的洞天福地

神仙统辖的洞天福地也说法不一。早期方士认为，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岛，皆人迹所稀绝，为仙人游息之处，有不死之仙草。十洲为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三岛即昆仑、方丈、蓬丘。

后来的道教又说在地上的诸名山中，有仙人及真人统治之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其中，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七十二福地，在名山大川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多得道之所。

还有三十六天之说（圣境四天、四梵天、三界二十八天）：三十六天总由三宝君所统。其欲界为“有色有欲”，“交接阴阳，人民胎生”。欲界以上为色界、无色界，“人寿命长”，但未断生死。四梵天又叫种民天、圣弟子天，“人断生死，三灾之所不能及”。三清境是九圣、九真、九仙所居。

⑷、道教中的四类神仙

我在这里所说的道教中的五类神仙是指：

一类是三清：指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它们是道教的最高主神。

二类曰四御：四御是地位仅次于三清的四位天帝，具体指：玉皇大帝(总执天道)，中央紫微北极大帝（协助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勾陈上宫天皇上帝（协助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统御诸星，主持人间兵革之事），后土皇地祇（执掌阴阳生育、万物之美）。

三类是诸星神：星辰之神在道教中的地位很高，如五星七曜星君等。五星为岁星君（木星）、荧惑星君（火星）、太白星君（金星）、辰星君（水星）、镇星君（土星）。

四类是太岁诸神：功曹、城隍、土地、灶君、门神、财神、瘟疫神。

五类是其他神仙：如，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山神、河神等。

道教中的一些神仙先是被民间方士造出来，后被道教接受，有些还得到了皇帝的封号。被郑板桥戏弄的城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古代的城市，四周都有护城堑壕，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古人认为山河城市都有神的存在，城隍遂被方士神化，成为城市的保护神。据传最早的城隍神是安徽芜湖的城隍祠，为三国时孙权所建。唐宋时城隍已遍布全国。明朱元璋推崇城隍，封南北二京城隍为帝，称“都城隍”，封滁州、开封等地城隍为监察司民威灵王，职位正一品，其他府、州、县分别为公、候、伯、合二品、三品、四品。

虽然道教已经衰微，但是道教中的很多神仙却在民间流传，民间的很多传统节日还与道教中的某些神仙有关。比如说，虽然现在的城市人知道城隍的已经不多，但是灶君在很多落后的农村还有很高的地位。灶君在民间又叫灶王爷。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沂蒙山区的几个农村度过的，我从小就知道一个关于灶王爷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山叫盘古山，山上有一个道观，道观里有一个老道士。盘古山下有一个村庄，村里住着一户姓张的人家，张家有兄弟二人，他们都已经娶了媳妇。老大是个泥瓦匠，老二是个画匠。老大心灵手巧，他最拿手的活是盘锅台，他盘的锅台又好烧又省柴，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家家户户都请他盘锅台，因而他因为盘锅台而出了名，于是大家尊敬地称他为“张灶王”。老二的手艺也不寻常，他画什么像什么，比真的还好看，他塑的泥人栩栩如生。山上的老道士有一本万年历，老二每年都上山给老道士塑神像，老道士为了答谢他，总是把每年的年历抄一份给他。画匠心眼很好，他每年都把年历画很多份给他哥哥，让他哥哥走村串户盘锅台时送给各家各户。张灶王的心眼更好，他不仅将年历送给各家各户，还处处做好事，他碰到南庄的恶婆婆，就讲北村贤惠老婆婆的事，遇到北庄的恶媳妇，就讲南村孝顺媳妇的事。谁家闹了矛盾，经他苦口婆心地劝解，就和好了，于是他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尊敬。他好吃水饺，于是不管他到谁家干活，谁家都给他包水饺吃，他活到八十四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三死了。张灶王死后，人们都非常怀念他，但最想念他的是他的弟弟画匠。因为在张灶王在世的时候，家里的一切都不用画匠操心。可是张灶王死后，画匠成了一家之主，他没有当过家，因而治家无方，儿子和儿媳都不听他的话，家里整天吵吵闹闹的。大儿媳自己在家里偷偷地烙油饼吃，二儿媳偷偷地打鸡蛋汤喝，都成了馋嘴精。画匠非常生气，但没有办法，于是更加怀念哥哥。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哥哥，梦醒以后，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治家的好办法。到了第二年的腊月二十三这天，画匠铺了一张纸，先画上哥哥，又把早死的大嫂也画上了，还画了两条龙抬着年历，下面又画上了十二个童子，然后他将画好的画挂在了锅台旁，到了半夜，他把睡了的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喊起来看画，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吓坏了，不知道是咋回事。画匠却漫不经心地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大爷成了神仙，回家来看看，他见咱们家闹得不成样子，他很生气。他就回到天上见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封他为灶神，给他十二个才官掌管历法，又给他两条龙，让他骑着龙到各家各户巡查，他坐在各家的锅台上，男的偷懒不按节气种田，女的不孝敬公婆的事他都管，每年腊月二十三骑着龙上天，把人间各家各户发生的事向玉皇大帝禀报，对做坏事的人要提出惩治的办法，只要玉皇大帝点了头，大年初一回来就严办。”听画匠这么一说，吓得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连忙下跪磕头求饶。这时画匠却不慌不忙地搬了一张供桌，哥哥生前好吃水饺，他让两个儿媳赶紧包了水饺，大嫂生前好吃糖，他又在供桌上放了一些糖。然后在供桌旁跪下磕头，装模做样地替儿子、儿媳求情说：“哥哥呀哥哥，亲不亲，一家人，你千万不要怪罪孩子，以后他们学好就是了。看在弟弟的份上，你到了玉皇大帝那里要好话多说，坏事别提。从今以后你是一家之主了，全家人都听你的。”画匠说到这里，起身又写了一幅对联贴在画的两旁。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第二天，两个儿媳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了，各家各户都很怀念张灶王，所以都想把灶神请去当一家之主，保佑他们全家。于是人们都纷纷上门要求画匠给画一张灶神像，画匠连续画了三天三夜，已经累坏了，但来要画的人却挤满了院子，快要过年了，没办法，画匠将画刻在一张木板上，印了一张又一张，满足了各家各户的要求。人们把灶王爷的画像都贴在靠近锅台的墙上。从此以后，男耕女织，尊老爱幼，家家户户和和睦睦，平平安安过日子，日子过好了，都说是灶王爷保佑的。以后，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晚上，各家各户都包水饺，并且在吃水饺之前，首先供上水饺，烧了纸，然后放一只鞭炮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除夕早晨，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再烧些纸，放鞭炮，迎接灶王爷下界保平安。

在我家里，我从七岁起，这接送灶王爷的差事就成了我的专职工作，虽然我每年都是怀着万分虔诚的心接送灶王老爷，但是那时候，不仅日子没过好，家里也不平安。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靠野菜度过那似乎是特别漫长的艰难岁月。有一次，我吃了一种野菜中毒了，在腹疼难忍之际，我把灶王老爷骂了个狗血喷头……

6、道术（仙术）概说

道教从事的道术（仙术）繁多，如：外丹、内丹、房中、仙药、服气（气功）、禁咒、占卜、符篆、祈禳、炉火黄白、辟谷等等。不同的教派侧重的道术（仙术）有所不同。

道术（仙术）可分为五类：一类曰“山”。所谓“山”就是通过食饵、筑基、玄典、拳法、符咒等方法来修炼“肉体”与“精神”。食饵——是利用补药、酒及日常饮食以加强体力，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筑基——是利用导引、导吸、静坐法以控制精、气、神，进而增进体力的一种方法；玄典——是以道教经典修心养性的一种方式；拳法——是以习练各种武术以增强体魄的方法；符咒——是一种通灵、修炼的法术，其主要作用是避邪镇煞、趋吉避凶等的一种方术。二类曰“医”。所谓“医”，就是利用方剂、针灸等中医疗法治疗疾病，以保持身体健康。三类曰“命”。所谓“命”，就是根据人出生的时间（生辰八字）预测人的命运。四类曰“相”。所谓“相”，一般包括“印相、名相、人相、家相、墓相（风水）”等五种，以观察存在于现象界形相的一种方术。印相——就是观看人的印章，以取定命运的方法；名相——是以人的姓名或店铺的名称，推断吉凶；人相——又分为面相与手相两大类，通过观察面、手部的纹线与气色而了知人吉凶、病理；墓相（风水）——也就是阴宅，以通过选地安葬祖先，而达到对后代子孙荫庇的一种方术。五类曰“卜”。所谓“卜”，它包括占卜、选吉、测局三种。占卜——所谓占卜，是以《易经》为理论依据，结合天、人、地三界所相互制约而推断吉凶的方法；选吉——主要著作以《奇门遁甲》为代表，通过布局、布斗、符咒等结合，处理事物发展不吉的因素，其主要运用于古代军事；测局——主要著作以《太乙神数》为代表，通过十二运卦象之术，推算国家政治命运、气数、历史变化规律。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道教的道术（仙术）的话，那么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巫术的成分占主流，但是也包含了很多古代科学的成分。例如，许多道教人物也是著名的中医，葛洪和孙思邈就是两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中医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外科学界的一致公认。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许多观点和治疗方法，在当时已经远远领先世界。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疠气是我故古代的一个中医学术语，又称为“疫毒”、“疫气”、“异气”、“戾气”、“毒气”、“乖戾之气”等。指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邪，是温疫病和某些外科感染的病因。现在大家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原虫、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葛洪在天花、狂犬病等传染病的防治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李约瑟对葛洪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孙思邈在世界上首先率先提出：“以脏治脏”，“以脏补脏”的学说。他在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详细而系统地列述了大量动物脏器的主治功效，其中如指出：用牛、羊、猪、兔等动物肝脏补肝明目，防治夜盲，这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动物的肝脏之所以能防治夜盲，是因为其富含维生素A和多种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现在世界各国的医生都赞赏这个好办法，是因为这个办法可以让人在享受美食的情况下治好了夜盲症。

李约瑟对中国的道教中的科学成分情有独钟，自称是“十宿道人”，他对道教的做了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道家是哲学和宗教的混合，也是‘原始’科学与巫术的混合。”

7、道教的内丹术概说

“仙丹”是我国的古代方士、道教徒幻想的能长生不老、能成仙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神秘物质”。内丹是相对于外丹而言。唐朝以前的方士、道教徒热衷的“仙丹”是外丹，也就是我在前面介绍的那些有剧毒的铅、汞化合物，又称金丹。唐朝前期外丹术的冶炼达到了高潮，但服丹者真正长生、成仙者百不一见，恰恰相反，很多道士、皇帝和达官贵人因滥服金丹而夭亡者，却屡屡发生，所以唐朝末期以后外丹术日益衰落，很多道士转向内丹术的修炼。内丹术也叫内丹功，也就是修炼内丹的道教气功。

⑴、中医“精气神”道教“精气神”比较

精气神学说是中医学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中医学所说的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精具主要有三种功能：一是，促进生长发育：精是构成形体各组织器官的主要物质基础，并是促进胎儿生长发育的物质。二是，滋养作用：水谷之精输布到五脏六腑及其他组织器官起着滋养作用，以维持人体的生理活动。三是，生殖作用：生殖之精是生命的原始物质，具有生殖以繁衍后代的作用。

中医学所说的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人的生命活动，需要从“天地之气”中摄取营养成分，以充养五脏之气，从而维持机体的生理活动。人的五脏、六腑、形体、官窍、血和津液等，皆有形而静之物，必须在气的推动下才能活动。当气的运动失衡时，就会引发疾病。因此中医治疗的目的就在于恢复气机升、降、出、入的平衡。

中医学所说的神：是人的精神、意识、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和主宰者。神的物质基础是精。神在生命之初就生成了，当胚胎形成之际，生命之神也就产生。神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赖于后天的滋养，所以只有水谷精气充足，五脏和调，神的生机才能旺盛。人的神与形体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人的身体状况必定会反映在神。当身患疾病时，神受到侵害，就会出现种种异常状况，如目无光彩、语言失常、昏不知人等。所以临床观察病人的神，可以判断病情的轻重安危。

精、气、神三者，中医称为三宝，认为它们是可分不可离的。精可化气，气可化精，精气生神，精气养神，而神则统驭精与气。鉴于三者间的互相关联，任何一个的失调都会影响其它二者，只有当三者和谐稳定时，人才能保持健康。可见精气神学说是指导中医学实践的理论，数千年的中医学实践也证明了精气神学说的正确性、科学性。

道教“精气神”是对中医“精气神”神话的产物。

道教“精气神”是修炼内丹功的理论。

道教所说的精：指的是构成人体生命组织的精华，这种精华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两个层面来理解。“先天之精”，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又叫做“元精”，它是本原性的精华，“后天之精”指的是人在性交时所射出的精液。

道教所说的气：也有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先天之气”是人体原发性的“气”，故而有“元气”之称，它体现了先天原火的推动，所以，写作“炁”。从字形上看，“炁”字底下四点，表示火在下燃烧，这种“火”是生命的原动力。至于“后天之气”指的是呼吸之气，也就是宇宙空间外在之气，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呼吸之气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必须通过“神火”的温养才能成为内丹修炼的能源。

道教所说的神：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别。“先天之神”称为“元神”，“元神”与生俱来，为人之先天元性，它不受精神意识支配而主宰人的生命活动。道教还说“元神”好清，先天元神喜宁静，两目是神的“窗户”，神全两眼有光，光射夺人。还说“元神”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独立生存，可以腾飞，故又称“元神”为“金鸟”。“后天之神”包括“识神”、“欲神”等。后天之神则于出生后感受外景事物而逐渐形成发展的。“识神”主要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欲神”主宰人的欲念。道教认为气功锻炼就是通过收敛识神而解放元神，以发挥元神的潜在作用，故说：“炼神者，炼元神，非思虑欲念之神。”

所谓的“元神”不过是被成仙幻想搞得心理变态的道教老手意想出来的一个“神物”罢了。唐吕岩《修身诀》：“人命急如线，上下来往速如箭。认得是元神，子后午前须至炼。”清洪昇《长生殿·觅魂》：“贫道就在坛中，飞出元神，不论上天入地，好歹寻着娘娘。”事实上他们气功锻炼释放的玄之又玄的“元神”都干了些什么？不过是把金、铅、汞当作是能成仙的宝贝罢了……为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嘲讽道：“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

⑵、所谓内丹

什么是内丹？修炼内丹者，谓人身即丹鼎，以身中之精气为药物，以神为运用，在自己身中烧炼，使精、气、神不散而成“圣胎”，南宗白玉蟾说：“自家精自交媾，身里里夫妻真妙哉”，所谓圣胎，即是内丹。道教中人相信内丹成，可以离人体而出，人体可以分身，可以成仙，道教提倡炼养内丹。内丹用语与外丹虽然相同，但含义迥别。内丹书隐秘难读，道教中人对炼丹之法，大都师徒相承，解说也不一致。内丹虽与我国古代生理卫生学、医学有一定关系，但若说此可以长生，则只能说是古代道教信徒的愚蠢的信仰，痴心妄想而已。修持得法，达到健康长寿，却也是事实。

修炼内丹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气功，另一种是房中术。

修炼内丹的气功叫内丹功，或内丹气功。内丹功的种类很多。

修炼内丹的较著名的道派是钟吕金丹道。所谓钟吕金丹道，就是唐末五代时期以道教高手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的内丹修特派。

内丹名词，自汉魏已有所显现，隋代青霞子苏元朗开始提倡，自此道教开始兴起内丹道，而以葛洪所提倡的金丹烧炼相对称为外丹。但是真正大力倡导并形成内丹流派，是从钟吕金丹道开始。

内丹之道在唐代开始流行，内丹经书也不断出现。如至一真人崔希范(入药镜)、张元德(丹论诀旨心鉴)、陶植(陶真人内丹赋)、羊参微(元阳子金液集)、刘知古(日月玄枢篇)、还阳子(大还丹金虎自龙论)、吴筠(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林太古(龙虎还丹诀颂)、董师元(龙虎元旨)等。但是以上内丹著作，多由道家老庄书中的修养方法和唐代之前的神佃方术继承而来，虽有内丹之称，但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到唐末五代时期，内丹之道已相当盛行。而且钟离权和吕洞宾等人留下的内丹著作，已经形成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加上后世道教徒对钟吕师徒二人的神话，讲述内丹之道均以钟吕为宗，于是成为内丹派的开创性代表人物。钟吕金丹道的主要著作有：钟离权的《灵宝毕法》，钟离权据《周易参同契》而作的《云房三十九章》，吕洞宾作《百字碑》、《沁园春》、《谷神歌》、《指玄篇》等。钟吕金丹派倔起之后，对后代道教修持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宋张紫阳为代表的南派丹法和金代王重阳为代表的北派丹法，均以钟吕为宗。此后道教内丹著作日见增多，逐渐取代外丹，成为道教修持之主流。

从气功的表现形式的角度来看，内丹功属于静功。从功法的角度来看，内丹功属于“存思观想”。所谓的“内丹”就是“存思观想”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臆想的产物，或者是虚幻的产物。

就像“外丹”（把金、铅、汞之类）一样，“内丹”也不过是古代老道士的臆想之物。

⑶、内丹功（内丹气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内丹功（内丹气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练好了则有较显著的祛病健身作用，但是也容易出现气功偏差。古代道教将内丹功的偏差（副作用）称之为为“十魔九难”。所谓“十魔”，即六贼魔、富魔、贵魔、六情魔、恩爱魔、患难魔、圣贤魔、刀兵魔、女乐魔、女色魔等共十种，“十魔”显示又分三种，一是县外见在，二是梦中见在，三是内观见在。所谓“九难”，即衣食逼迫、尊长邀拦、恩爱牵缠、名利索绊、灾祸横生、盲师约束、议论差别、志意懈怠、岁月磋跎等十种。这样对内丹层次和修仙阶次的明确划分，比之汉唐以来的神仙之说，更加精密而系统。所谓的“十魔九难”不过是古代的老道士推卸责任欺骗出现了气功偏差的小道士的一种伎俩而已。

古代老道士能承认炼内丹功会产生“十魔九难”的副作用还算是有点良心的，其弟子一旦出现走火入魔，还能尽力除“魔”，尽管有些“魔”（严重精神病）是没法除的。

道教通过房中术修炼内丹的方法我已经在介绍房中术的时候介绍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六、浅论道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所有的宗教都是用一套虚幻的谬论将各种古人对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认识和巫术披上华丽神秘的外衣，也可以说宗教是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迷信体系。正因如此，所以所有的宗脚都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作为宗教的一种的道教自然也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

随着科学的发展古人对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认识和巫术逐渐被推翻，所以古今中外的一些明智的宗教头目不断对宗教进行“改革”，宗教的“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抛弃已经被现代科学推翻了的古人对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认识和巫术，目的是进一步欺骗信徒。但是道教的一个巨大悲哀是一直没有抛弃已经被现代科学推翻了的古人对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认识和巫术所以虚伪性和欺骗性已经暴露无遗。

事实上我在前面的《道教的道术（仙术）的主要渊源》和《道教的神仙和妖魔鬼怪的来源》等文章中已经揭露了道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现在从个方面在总结一下：①、从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开始，历朝历代的道教高手都采用一种欺骗手段，那就是为了神化自己，编造了很多荒诞故事。这是道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第一个重要表现。②、现代科学已经否定了道教臆造的许多神仙。例如，现代科学已经将地球的水循环过程研究得清清楚楚了，已经能够根据卫星云图等气象科学手段较准确地进行气象预报，已经能够进行人工降雨、驱雨，有点科学素养的人谁还相信道教臆造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等神通广大的神仙呢？天文学家已经利用宇宙飞船对木、火、金、水、土五大行星进行了拍照、探测等研究，谁还会相信存在岁星君（木星）、荧惑星君（火星）、太白星君（金星）、辰星君（水星）、镇星君（土星）五位星神呢？③、现在的科学考察船早已经到达了地球的两极，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海军或者海员还相信道教臆造的神仙统辖的“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岛”呢？④、现代化学已经把道教炼丹高手炼出的那些剧毒的铅、汞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研究得清清楚楚了，谁还会把这些剧毒玩意能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⑤、现代医学已经研究清楚了道教的男女双修秘技的所谓的“还精补脑”，把自己的精液射进了自己的膀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

再从两组有趣的统计数字看道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如果从秦始皇算起，直到1911年清末代皇帝溥仪，其间2100余年，共有皇帝335人，其平均寿命是41岁。如果按照朝代顺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样一组数字：秦汉时期的帝王是28人，平均寿命是34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是121人，平均寿命是38岁；隋唐时期的帝王是41人，平均寿命是44岁；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是44人，平均寿命是46岁；北宋皇帝9人，平均寿命是48岁；南宋、辽、金时期的帝王39人，平均寿命是48岁；元代帝王14人，平均寿命是39岁；明代皇帝18人，平均寿命是42岁；清代皇帝12人，平均寿命是53岁。如果从年龄段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组数字：20岁以下的是28人；20~40岁的是83人；40~60岁的是177人；60岁以上的是36人。其中，在60岁以上的36人之中，又有如下一组数字：70岁以上的是6人，分别是汉武帝刘彻70岁，吴大帝孙权71岁，唐高祖李渊70岁，唐玄宗李隆基78岁，辽道宗耶律洪基70岁，明太祖朱元璋71岁；80岁以上的是6人，分别是梁武帝萧衍86岁，唐女皇武则天82岁，五代吴越王钱谬81岁，宋高宗赵构81岁，元世祖忽必烈80岁，清高宗弘历89岁。

我统计了从东汉末年的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之前的东汉方士魏伯阳开始，到1976年去世的易心莹，共计88位著名道教高手，他们都是各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多是1号人物。其中，生卒不详的30位；只知死期，不知生年的9位；只知生年，不知死期的3位，这三种身世不明的共计42，占总人数的37%。其他46高手的平均寿命是岁73.85。详细情况如下：

魏伯阳，生卒不详；张道陵，生卒不详；葛玄（164~244）80；许逊（239~374）35；魏华存（251~334）83；狐丘，生卒不详；葛洪，生卒不详（约283~363））；孙恩，生卒不详；寇谦之（365~448）83；陆修静（406~477）71；顾欢，生卒不详；陶弘景（456~536）80；孟景翼，生卒不详；孟智周，生卒不详；王远知（530~635）105；孙思邈（581~682）101；成玄英，生卒不详；李荣，生卒不详；王玄览（626~697）71；潘师正（586~684）98；叶法善，生卒不详；司马承祯（647~735）88；张万福，生卒不详；李含光（682~769）87；吴筠（？~778）；薛幽牺，生卒不详；李筌，生卒不详；赵归真（？~846）；杜光庭（850~933）83；彭晓（？~954）；谭峭，生卒不详；闾丘方远，生卒不详；聂师道，生卒不详；吕岩，生卒不详（传说的“八仙”之一。吕洞宾）；陈抟（？~989）；施肩吾，生卒不详；张伯端（？~1082）；张无梦，生卒不详；陈景元（1025~1094）69；刘混康（1036~1108）72；贾善翔，生卒不详；张继先（1092~1127）35；林灵素，生卒不详；王文卿（1093~1153）60；曾慥，生卒不详；宁全真（1101~1181）80；王嚞（1112~1170）58；刘德仁（1122~1180）58；萧抱珍（？~1166）；谢守灏（1134~1212）78；邱处机（1148~1227）79；尹志；平（1169~1251）82；李志常（1193~1256）63；雷时中（1221~1295）74；白玉蟾（1194~？）；黄舜申（1224~？）；莫月鼎，生卒不详；俞琰，生卒不详；雷思齐（1231~1303）72；杜道坚（1237~1318）81；李道纯，生卒不详；林灵真（1239~1302）73；张留孙（1248~1321）73；刘玉（1257~1308）51；吴全节（1269~1346）77；黄元吉（1271~1355）84；金志扬（1276~1336）60；张雨（1277~1348）71；陈致虚（1290~？）；赵宜真（？~1382）；张三丰，生卒不详；冷谦，生卒不详；刘渊然（1351~1432）81；张宇初（1359~1410）51；邵以正（？~1462）；邵元节（1459~1539）80；陶仲文（1479~1560）81；陆西星（1520~1606）86；卓晚春，生卒不详；伍守阳（1565~1644）79；王常月（？~1680）；张清夜（1676~1763）87；娄近垣（1689~1776）87；刘一明（1734~1821）87；闵一得（1758~1836）76；李西月，生卒不详；陈撄宁（1880~1969）89；易心莹（1896~1976）80。

仅从皇帝和道教高手的平均寿命来看，道教的各种长生不老的道术（仙术），显然不如现代科学高明。有准确记载的超过100岁的道教高手屈指可数，但是现在全国各地的百岁老人都很多。联合国规定的长寿之乡的标准是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寿星7.5人，江苏如皋、湖北钟祥、广西巴马达到这一标准。因此也有“中国三大长寿之乡”的说法。有些局部地域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如，海南省三亚市的南山村4500多人，就有10位百岁以上老人。

89岁的清高宗弘历（乾隆）是成了两千多年来福建帝王中的长寿冠军，又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说因为他的老父赢正被老道士的“仙丹”活活毒死了，所以一生拒绝“仙丹”，这可能是他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道教高手的平均年龄比皇帝的平均年龄高得多，可能是因为道教高手把皇帝当作了研制“仙丹”的试验品。

我在前面说过，任何宗教都逃脱不了走向灭亡的下场。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决定了其必然会走一条“产生→发展→衰败→灭亡”的路。佛教在印度产生，也首先在印度灭亡。同样，道教在中国在中国产生，但是也首先会在中国灭亡。现在道教在中国已经走到了灭亡的境地，如果不通过“改革”抛弃已经被现代科学推翻了的古人对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认识和巫术，那么道教在中国彻底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李洪志居然把道教说成是宇宙真理，还把“雷”看作是天神对妖怪和坏人的惩罚，还模仿历代道教高手编造荒诞故事的伎俩神化自己，还对“男女双修”大加赞赏，还把“男女双修”说成是外星人传给地球人的高级修炼技术，等等等等。居然还有很多人被欺骗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所以必须从道教、佛教和现代科学的多个角度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作全面地系统地剖析。

第四节、佛教概说

佛教产生于印度，又最先在印度消亡。佛教于东汉后期传入我国，佛教受到儒家思想、道教的影响较大，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并对中华文化的许多层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佛教也被李洪志说成是宇宙真理，一些人之所以相信了李洪志的鬼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不了解佛教的渊源、产生和兴衰。所以，为了剖析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有必要对佛教做一个概说。从佛教进入我国起，就受到了历代唯物主义者的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介绍佛教也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一、古印度印度文化思潮概说

古印度自古是一个宗教的、哲学的、诗意的国家，因而产生了很多文化思潮。虽然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潮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任何古老民族的文化思潮都具有历史继承性，所以古印度的文化思潮也不例外，其前期文化思潮对后期文化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是古印度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但是它是印度恒河文明较晚期的产物，所以佛教的教义受到了其前期和同期文化思潮的巨大影响。因而要想真正了解佛教，就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其前期和同期文化思潮。古印度文化思潮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吠陀时代（前1500~前900年）

这个时代，一方面表现为以自然现象作为诸神崇拜的对象；另方面张扬了雅利安民族在印度渗透拓展的能量。雅利安民族拓阔生存空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思想上，这一时代，可以称之为神话宇宙观时代。印度民间流传的如万花筒般的神话，是这一时代人们丰富思想和旺盛创作欲得以淋漓尽致发挥的体现。在这个时期我国也产生了很多神话故事，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我国家大多数的古人是相信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正因如此，我国的神话故事主要表达的是我国古人的精神向往和对自然界的一些困惑。例如，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表达的就是我国古人与自然抗争的精神。绝大多数的古印度人像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他们对神话的深信不疑，现实与神话之间的界限之模糊不清，而且成为一种传统，绵延至今。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吠陀。

吠陀，又译为韦达经、韦陀经、围陀经等，它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献材料，主要文体是赞美诗、祈祷文和咒语，是印度人世代口口相传、长年累月结集而成的。“吠陀”的意思是“知识”、“启示”的意思。《吠陀》用古梵文写成，是印度宗教﹑哲学及文学之基础。《吠陀》里表达的是雅利安民族的朴素的自然崇拜及精灵崇拜思想。《吠陀》分为四部：《梨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

《梨俱吠陀》意即“智慧之诗”。这是一部由公元前1500年到前900年间的1000多首诗组成的总集，它们是献给雅利安诸神的。诗歌从敬畏与冥想的极致写到世俗的生活，表达了欣喜满足之情。生动而富有色彩的语言描述了因陀罗惊天动地的事迹，他是位“劈开大山之腹”，让水流奔涌而出的“舞动雷霆的人”。一首优美而率真的圣诗祈求黑天女神的保佑，因为她的光辉能“驱走黑暗”。《梨俱吠陀》也可以说是

《沙摩吠陀》是苏摩祭时，祭师所唱的歌词及旋律。此文献的歌词，大多采录自《梨俱吠陀》，在文学上及思想上的价值不高，但却是研究古代印度音乐的重要资料。

《夜柔吠陀》所集皆祭祀供牺时所用之词。“夜柔”就是祭祀之意。

《阿闼婆吠陀》为巫术、咒语之汇集。计收赞歌七百三十一首，其中约六分之一为梨俱吠陀中已出现者。主要为祈福禳灾之咒法与巫术，然亦包含若干哲学与科学之思想。

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与哈拉帕时期的居民不同，他们没有城市，依畜牧为生。向神祈祷的主要内容是愿神赐牛，把战争称为“瞿维什提”，意即“渴望得牛”。除牛以外，雅利安人已驯养绵羊、山羊、驴、马和狗。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以后，逐渐学会农业，用牛拉木犁耕地，收割谷物时使用镰刀。

2、婆罗门教时代（前900~前600年）

婆罗门教是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根据《吠陀》创造的早期宗教。《吠陀》（《梨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是婆罗门教的主要经典、另外还有《阿闼婆吠陀》等。再就是对解释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

《梵书》为散文体，其主要内容是对吠陀本集的解释，并讲解吠陀的祭祀仪式。

《森林书》内容主要在说明有关祭祀规定之秘义。具有“神秘”性，须于森林中传授学习，故得此名。

《奥义书》是印度最经典的古老哲学著作，它用散文或韵文阐发印度教最古老的吠陀文献的思辨著作。现在已知的奥义书约有108种之多，记载印度教历代高手的观点。《奥义书》从婆罗门教的梵天（神）中概括出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梵，认为梵是一种没有始终的、没有属性的、没有因果的、不可思议的最高实在，并把作为客体的梵和作为主体的我（灵魂）等同起来，从而建立了“梵我一如”的原理，认为，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的梵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我在本性上是同一的。但是由于人的无知（无明），人对尘世生活的眷恋，受到业报规律的束缚，把梵和我看作两种不同的东西，如果人能摈弃社会生活，抑制情欲，那么，他就可以直观灵魂的睿智本质，亲证梵我的同一。奥义书所说的梵无非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变种，一个用哲学语言描述的上帝，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明。

就像我国的道教一样，婆罗门教也是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所以吠陀时代和婆罗门教时代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只能识大体的划分。

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已流行对母神、动物以及男女生殖器的崇拜。这些崇拜虽然不能说标志着婆罗门教的产生，但是，却可以肯定婆罗门教在产生时吸取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印度后世流行的婆罗门教崇拜有不少成分是由印度河文明时期已经存在的原始宗教崇拜演化过来的。婆罗门教崇拜的主要神婆罗摩（最高主神，即梵天）、毗湿奴（保持神）和湿婆神（破坏神）等则是由吠陀神话故事中的诸神逐渐发展而来的。

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因果报应。所谓“业”，指人的实践结果。该教认为人因欲望而生的行动会造成不同的业。造业即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的体现是死后轮回，灵魂转世。现世的阶级、等级差别与压迫皆为前生注定，而改变差别的希望则只能寄托于在现世行善守道，以便来世时来运转。

婆罗门教是赤裸裸的统治阶级宗教，有一套关于种姓制合理性的解释。该教胡说什么四种姓系由众神所分割的原人（普鲁沙）肢体所生。婆罗门由口变成，刹帝利由双臂变成，吠舍由双腿变成，首陀罗由双脚变成。婆罗门教把社会中的人分成了四等。一等人是婆罗门，指祭司僧侣阶级。这是一个在印度为他人执行祭仪、教授《吠陀》圣典、接受布施的特权阶层，是印度社会中的精神贵族。二等人是刹帝利，指王族及其武士阶级，这是一个在印度执政的阶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就出生于这个阶层。三等人是吠舍（又作毗舍），指从事农业、畜牧、商业的庶民阶级。四等人是首陀罗（又作首陀），指奴隶，也称贱民。

一等人是婆罗门享有很多特权，有些人利用特权为非作歹，尤其是一些婆罗门滥用特权，简直成了“包工头”、“承包商”。对首陀罗进行侮辱虐待。甚至打着宗教的幌子，满口仁义道德，却干着令人发指的勾当。所谓戴沃达锡风俗（即神的女奴）就是其中一例。婆罗门祭司等人利用这一传统习惯，名为把一些青年或少女买进寺庙，为神服务，实为把姑娘买进寺院，供他们蹂躏。有人曾严肃指出：“这些高级种姓的祭司把寺院变成了妓院，这些姑娘的生活实际上比妓女还惨。妓女还能靠此养家糊口，而这些姑娘不但分文不得，反而还得服从任何一个男子与自己同床的要求，哪怕是个麻疯病患者，或是全身溃烂者。”后来给“神的女奴”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圣女。

印度教保留了“圣女制度”。“贱民”家庭的女孩10岁时便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婚姻模式，将自己一生幸福都献印度神棍，在十二、三岁刚刚进入青春期，她们便在仪式和庆典上“嫁给”寺院，从此成为神棍的性奴隶，圣女面临的是众多神棍的群交！印度神棍打着男女双修的旗号，所以不用避孕套，所以圣女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肉体的轮奸，还面临艾滋病的严重威胁。尽管印度小女孩成为圣女为寺院工作的做法已在1986年被正式宣布为非法，但安德拉普拉德什地区的4.2万圣女当中仍有约40%HIV检查呈阳性。身为这种落后和愚昧做法的牺牲品，圣女传统说明了社会工作者在全力预防印度艾滋病问题达到非洲水平时所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障碍。2005年印度已有超过5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几乎接近印度总人口的0.5%!这是现代印度神棍的一大罪恶，然而许许多多的愚昧的印度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被宗教愚弄的印度人的一个巨大悲哀。许许多多的圣女和印度神棍惨死于艾滋病，也说明了瑜伽修炼的祛病健身功效的局限性。瑜伽连艾滋病都抵抗不住，还指望成神、成佛？真是恬不知耻的鬼话！

3、沙门思潮时代（前600~前500年）

在这个时代，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自由思想家的各种观点、派别的通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耆教、生活派、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等。

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的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前，因为我国古人受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影响，所以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所以这个时期我国没有出现宗教主，而是出现了老子、孔子等一大批大思想家，我们这个时期是学者之间展开民主自由的学术争论。而印度在这个时期是宗教主之间的展开的宗教决斗。

耆教的真正创立者是与佛陀同时代的筏驮摩那，号称大雄。大雄建立了一套修持理论和实践，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代十分活跃，它一方面反对婆罗门教，另一方面与佛教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生活派的梵文原意为“严格遵守生活法的规定者”，汉译佛经称为邪命外道。相传为末伽黎·俱舍罗所创，据后来南印度发现的碑文记载，与佛陀同时代的“六师”中的婆浮陀·伽那和富兰那·迦叶也归入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期，生活派在恒河流域的舍卫城和补罗沙城等地组织过独立的僧团，拥有自己的寺庙，过着极为严格的戒律生活。生活派宣称：宇宙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类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12个原素构成。各种原素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机械的、无关系的结合；在社会道德观方面提出了一种宿命论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受命运支配着的，在命运的锁链中，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无能为力的，伦理道德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派别在印度孔雀王朝、戒日王朝时很流行，以后在南印度又和耆那教、印度民间信仰相结合，直至15世纪才销声匿迹。

顺世论，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派别，渊源很早。其先驱者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意为“发褐”）。顺世论宣称：世界的基础是物质，构成物质的原素（大）是地、水、风、火四大。一切有情识的生物都由“四大”和合而生。认为物质原素不断运动，具有内在的力量，从而否定了神和其它的原因。顺世论在社会伦理方面主张种姓平等，反对轮回业报、祭祀苦行，指出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在今生。因此佛教称他们为“现世涅论”。这个派别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在广大人民中流行。

不可知论派以佛陀同时代的散惹耶·毗多梨子为代表。据佛经记载，在佛教兴起时，散惹耶也组织过自己的僧团，有弟子250人，佛陀的两个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连原先都是散惹耶的门徒，后皈依佛教，因此散惹耶气愤而死。散惹耶宣传一种怀疑论或不可知论，认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真理都是不可遽然断言的。例如我们对于来世化生、因果报应、罪恶是非、如来（人格化的修行完善者）可以说有（S是P），可以说无（S不是P），可以说亦有亦无（S是P亦不是P），可以说非亦有非亦无（S不是P亦不是非P）。散惹耶这种理论被佛教徒称为“难以捕捉的鱼学说”。不可知论作为一个派别在佛教兴起以后就销声匿迹，但它的思想对后世一直有影响。

上述沙门思潮，虽各有所标榜，但他们反对吠陀权威和婆罗门教精神统治方面是一致的。在世界观方面则集中反对梵天创世说，从而提出了自然因说（世界是由自然的物质原因构成的）、偶然因说（世界是由偶然原因构成的）、结合因说（由物质和精神的原因结合而成）、宿作因说、生类因说（世界的各种事物及人分成不同的种姓是先天命定的），这些学说对世界的认识大都是从自然或现实出发的，相信自然界的原因或规律比神的创造更为重要，来源于实践的人的知觉、经验比吠陀天启更有效。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反对祭司的精神统治和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反对以动物为牺牲的血腥屠杀和繁琐的祭祀仪式，但这些派别也有很多时代的局限，他们中除顺世论外一般都相信业报轮回，有的还陷入诡辩、不可知论或宿命论，有的实行极端的苦行主义或享乐主义，甚至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社会伦理准则而走向极端，否定一切，抹杀是非界限。沙门思潮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一一武士贵族、商业富有者和城市居民的思想和倾向。

这个时期尽管沙门思潮兴起，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婆罗门教，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婆罗门教主导和统治地位。

古印度印度文化思潮各个时期的划分在学术界观点不一，我的划分未必妥当，我主要是为了介绍佛教作铺垫，特此说明。

二、佛教教义的主要渊源

正如道教是中国历史发展到特定的时期产生的一个特殊历史产物一样，佛教是印度历史发展到特定的时期产生的一个特殊历史产物。

佛教产生之前，长期以来，婆罗门教把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从宗教意义上予以合法化，宣扬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纲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提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婆罗门教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但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历史文化，某种文化的产生必有其社会基础和对过去一切文化的继承关系。列宁曾经说“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无产阶级文化是对前人创造的文化的批判地继承。佛教也必须立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得以弘扬和发展，佛教的产生也受到了前期和同期文化思潮的影响。从思想的传承看来，佛教并不是一个单一思想的系统，而是许多思想系统的母体。就像占主导地位和统治的儒家思想对道教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样，对佛教影响最大的也是占主导地位和统治的婆罗门教，佛教主要是婆罗门教的批判地继承。也就是说，婆罗门教是佛教教义的主要渊源。

佛教思想有很多东西都是从婆罗门教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例如：①、轮回的说法是婆罗门教早就存在的世界观。婆罗门教以神的力量来解释世间如幻非真的理论，认为世界是从神自身的幻力变现出来的，从而得出众生因为众生在幻世中因为黑业（坏事）和白业（好事）的不同，而得到苦乐不同的轮回。佛教很巧妙地借用了轮回，佛教把婆罗门教的如幻非真的观点发展成为“缘起性空”的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了婆罗门教的“轮回思想”。②、梵，是印度正统婆罗门教思想之最高原理。初时，梵，意指吠陀之赞歌、祭词、咒词等，同时被视为其本质即神秘之力量。自吠陀至上、祭祀万能之梵书时代以降，成为世界根源之创造原理，被视为生主的创造物之一。尔后两者又被视为同一，其后，生主作为人格神之色彩淡薄，逐渐为单纯之世界原理而存立，随着梵之崇拜兴起，梵代替生主为世界万有之原理，而生主被视为依存于中性原理本有之梵，并位居其下位，遂以梵为主体，展开宇宙创造说。宇宙最高之原理梵成立后，对之深深探究与思索之结果，确立梵与我一体化之梵我一如说，此为奥义书泛神论哲学之中心观念，遂成为贯通印度宗教、哲学思想之根本思想。佛教接受了“梵”这个概念，梵具有清净之义，从事清净之行，尤其指断淫欲之事，称为梵行；行淫欲者，称为非梵行。清净之十戒，称为梵净十戒。佛、菩萨美妙之音声，称作梵音声、梵声、梵音；其响称为梵响。梵音相为佛三十二相之一。佛之清净法身，称为梵身。佛堂伽蓝又称梵刹、梵宇、梵阁，寺院之吊钟一称梵钟。佛学又称梵学，印度又称梵土。梵行先生为僧之异称，梵仪指僧侣之威仪。佛教虽然否定梵是世界的创造者，否认了他无所不能的神力，但是并非否认梵神的存在，梵在佛教那里又通常指大梵天王，又称梵王，名为尸弃或世主。③、佛教“空有说”也是从婆罗门教的“无有说”发展而来的，婆罗门教的“摩耶”幻论和“无、有、非无、非有”的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原理，佛教哲学家把它们全盘接收过来，并使之发展到较高的阶段。④、为了说明真谛和俗谛的关系，佛教借用了婆罗门教否定加否定和肯定否定的思辨模式。佛教的十二因缘，特别是它的前三个范畴——无明、行、识，可以在婆罗门教中找到它们的原始形态。⑤、佛教宇宙论所说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实际上就是婆罗门教中的天、地、空三界的发展。婆罗门教称三界为三有，佛教也照样把三界叫做三有。佛经中常见的天龙八部和其他一些鬼神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就已活跃在婆罗门教所说的三界里。⑥、在《梨俱吠陀·婆楼那赞》中，吠陀哲学家把摩耶（幻）作为观察世界从产生到消失的一种最基本方法，自从第一次在《梨俱吠陀》第一次提出后，数千年来印度的主要哲学流派一直把它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宇宙观来探讨，特别是佛教大乘哲学(中观论和瑜伽行论)，把它作为了自己的理论核心。不管理论如何更加深刻和丰富，都没有离开《梨俱吠陀》有关这一概念的原始立场。佛教还“剽窃”了很多婆罗门教的东西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印度佛教到了它的最后一种形式——密教的时候，它就完全被婆罗门教同化从而也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了，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在印度的悲剧。密教的教义渊源或萌芽在印度非常古老，至少可追溯到吠陀时期。就佛教本身来看，很早就有所谓“明咒”的信仰，即认为唱颂简短的经文会产生功德，而此功德可以消灾招福。这种信仰在《阿含经》中即可发现。《弥兰陀问经》中亦论及了各种防护咒。另外，以特定的言词或文字为象征，冥想其神圣的意义，对心加以总持，这在印度称为“陀罗尼”。此类“明咒”和“陀罗尼”在印度流行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形成较大的影响，在历史上广泛传播，则是在密教形成之后。密教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的“明咒”和“陀罗尼”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佛教把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许多成分糅合于自身的产物。因而它实际上具有佛教教理和婆罗门教教理的双重特点。可是由于密教放弃了它在哲理方面的探索，再也提不出多少有生命力的思想，使自己跟随婆罗门教的宗教仪式演化成一种单纯致力于宗教实践、偶像崇拜的流派。婆罗门教的宗教实践在印度社会中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密教的主要宗教实践实际取自婆罗门教，这样随着佛教体系中宗教实践成分的加大和对原有理论的淡漠，它就逐渐同化于婆罗门教，其独立的地位自然也就消失了。再就是，密教所特别推崇的宗教实践有不少十分污秽（如把性交作为修炼成佛的“秘术”），要想在群众中保持长久的影响是极为困难的。

总之，佛教是婆罗门教“遗传变异”的结果，没有婆罗门教就没有佛教。

八世纪以后，婆罗门教高手商羯罗，依据婆罗门教的根本教义，又吸取了佛教、耆教等宗教的一些优点，形成了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得到了当时印度上层人物王孙贵族的支持。但是印度教继承婆罗门教的教义，仍信仰梵，并对存在着造业、果报和轮回的观点，赞成和积极发挥。但并不同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等。首先，婆罗门教原是一个多神教，而印度教是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的神教。印度教也信仰多神，但在多神中应以梵天、毗湿拏、湿婆三神为主神。认为，梵天是主管创造世界之神；毗湿拏是主管维持世界之神；湿婆是主管破坏世界之神。在三个主神中，又往往把毗湿拏或湿婆立为一个主神，其他神都在其下，并都是这两个神之一的化身，所以是具有特殊性的神教。婆罗门教初无寺庙，公元一世纪左右才开始有点零星庙宇。印度教自建立起，它的祭祀活动在寺庙举行，有些庆典祭祀还有专门的舞蹈者跳祭神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形成了盛大、热烈的场面。因此，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掀起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反对古印度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繁琐宗教仪式、寡妇殉葬等愚昧现象。但至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大多数人信奉此教，其种族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民间陋习仍然未能完全被革除。

原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斗对牛敬若神明。牛与印度教的主神毗湿奴和湿婆有很密切的关系，毗湿奴最重要的人间化身黑天在牧区长大，从小是个放牛娃；湿婆的坐骑是一头大白牛。印度教经典认为，牛是繁殖的象征，是人类维持生活的基本依靠，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牛帮助农民耕作供养人类，是牛献出乳汁哺充人类。因此，与其他动物不同，牛是不可侵犯的，是应该受到人类顶礼膜拜的，是神圣动物，是神。在印度国语印地语里，“奶牛”一词常和“母亲”一词连用，组成复合词“奶牛母亲”，即如汉语的“祖国母亲”，可见牛在印度的地位之高。因此牛只能生老病死，绝不可以宰杀，更不可以食其肉，否则，会遭到恶报，其罪过如同杀害生身父母。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教徒等持同样的看法。这也是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间的重要分歧，是印度的主要社会政治问题之一。早在穆斯林统治的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教徒就上书阿克巴大帝，请求他在全国禁止宰牛。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印度教徒也多次发起“护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牛也是1947年印巴分治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好似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是印度社会不小的威胁，甚至会影响印巴乃至印度和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如何使大多数国民满意，同时又不使少数的穆斯林感到受歧视，这是印度历届政府面临的极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三、佛教修炼术的主要渊源——瑜伽术

瑜伽起源于古印度。瑜伽的含意为“一致”、“结合”或“和谐”。瑜伽是一个通过提升意识，帮助人们充分发挥潜能的哲学体系及其指导下的运动体系。瑜伽姿势是一个运用古老而易于掌握的方法，提高人们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是一种达到身体、心灵与精神和谐统一的运动形式。

瑜伽发源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麓地带，就像我国的气功一样，瑜伽也是古印度人在观察模仿动物的基础上创造的。古印度人发现一些动物天生具有治疗、放松、睡眠、或保持清醒的方法，患病时能不经任何治疗而自然痊愈。于是古印度人根据动物的姿势观察、模仿并亲自体验，创立出一系列有益身心的锻炼系统，也就是体位法。这些姿势历经了五千多年的锤炼，瑜伽教给人们的治愈法，让世世代代的人从中获益。自古以来的所有印度宗教的修行者都是以瑜伽术作为修炼术。

考古学家曾在印度河流域发掘到一件保存完好的陶器，上面描画着瑜伽人物做冥想时的形态，这件陶器距今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瑜伽的历史长河中，一些学者大致把瑜伽的发展划分为前古典时期、古典时期、后古典时期。

前古典时期：由公元前5000年开始，直到《吠陀》的出现为止，约有3000多年的时期，是瑜伽原始发展，缺少文字记载的时期，瑜伽由一个原始的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修行的法门，其中的静坐、冥想及苦行，是瑜伽修行的中心。

古典时期：由公元前1500年《吠陀经》的出现，将瑜伽开始有系统的记载下来，到了《奥义书》更精确的记载瑜伽，到《薄伽梵歌》的出现，完成了瑜伽行法与吠檀多哲学的合一，使瑜伽这一民间的灵修实践变为正统，由强调行法到行为、信仰、知识三者并行不悖。

后古典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00年时，派坦佳里创作了《瑜伽经》，阐述古典瑜伽的理论。全书共195章节，将瑜伽定义为：控制、纯洁的操守、身体姿态、呼吸的控制、集中意念、冥想、至善境界8个分支，意在传播瑜伽的智慧精髓。

现代瑜伽。19世纪的“克须那摩却那”是现代瑜伽之父，现代瑜伽在新的时代下吸收新思想、新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

瑜伽的修持方法分8个阶段进行：①、道德规范。道德首要。没有道德任何功法都练不好。必须以德为指导，德为成功之母，德为功之源。瑜伽道德基本内容：非暴力、真实、不偷盗、节欲、无欲。这是瑜伽首先要求修持者遵守的道德规范。②、自身的内外净化。外净化为端正行为习惯，努力美花周围环境；内净化为根绝六种恶习：欲望、愤怒、贪欲、狂乱、迷恋、恶意、嫉妒。③、体位法。是姿势锻炼，能净化身心，保护身心，治疗身心。体位法种类不可胜数，他们分别对肌肉、消化器官、腺体、神经系统和肉体的其他组织起良好作用。不仅提高身体素质，还可以提高精神素质，使肉体、精神平衡。④、呼吸法。是指有意识的延长吸气、屏气、呼气的时间。吸气是接受宇宙能量的动作，屏气是使宇宙能量活化，呼气是去除一切思考和情感，同时排除体内废气、浊气，使身心得到安定。⑤、控制精神感觉。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两个相反的矛盾活动中，欲望和感情相纠缠，其次是同自我相联系的活动。控制精神感觉，就是抑制欲望使感情平和下来。⑥、集中意识于一点或一件事，从而使精神安定平静。⑦、冥想、静定状态。只有通过实际体验去加以理解，难以描述。⑧、修持者进入“忘我”状态。即意识不到自己的肉体在呼吸、自我精神和智性的存在。已进入了无限广阔的宁静世界。这8个阶段综合起来即瑜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