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氣功、儒道佛、會道門、法輪功概說

氣功原本是中醫先哲創造的一種養神、養生、祛病的一種方法，後來被方士作為修煉長生的法術，再後來被道教作為修煉成仙的道術（仙術），再後來又被中國的一些佛教作為修煉成佛的法術。我在這裏所說的“儒道佛”，是指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被尊為聖人，儒家思想被奉為正統思想，成為後來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道教是東漢末年我國產生的本土宗教，佛教是東漢末年由印度“進口”而來。儒家思想對道教、佛教產生了重大影響；道教、佛教一方面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又各自對我國的古代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道教對我國古代科技（特別是中醫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佛教醫學對中醫學也有一定影響。從南北朝以後道教、佛教成為官方認可的兩大正統宗教。但是從元朝後期開始出現了一些打著儒家、道教、佛教旗號的民間宗教，到了清朝後期又出現了很多打著儒家、道教、佛教旗號的民間宗教性組織——會道門。在封建社會，會道門一部分是以宗教的名義反抗封建政府，一部分是以宗教的名義詐騙錢財，所以會道門一直受到封建政府的鎮壓。民國之後反抗政府的會道門基本消失，但是一些詐騙錢財的會道門依然存在。抗戰時期一些詐騙錢財的會道門被日本侵略者利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詐騙錢財的會道門又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利用，經各級人民政府的嚴厲打擊，會道門迅速絕跡。八十代年以後，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又開始泛濫，一些詐騙錢財的會道門又死灰複燃，還出現了一些新的打著儒家、道教、佛教旗號的以詐騙錢財為主要目的氣功騙子和宗教騙子。“法輪功”既是氣功騙子，也是宗教騙子。一些人之所以屢屢被氣功騙子和宗教騙子欺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氣功、儒家思想、道教、佛教、會道門不很了解。我在這一講簡要介紹氣功、儒家思想、道教、佛教、會道門、法輪功，主要目的有三：一是，為系統剖析李洪志的歪理邪說奠定理論基礎。二是，李洪志的歪理邪說都是信口雌黃、自相矛盾，還經常使用無恥的相對主義詭辯術，但是我沒有時間對其所有的謊言進行全面剖析，我只能盡量選擇其特別突出的謊言作系統的多方位的剖析，希望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法輪功”習練者及其親屬和廣大讀者通過我介紹的這些基本知識，提高自己的鑒別能力，識破李洪志的所有謊言。三是，任何宗教（特別是邪教）都會滅亡的，“法輪功”邪教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宗教還會伴隨人類社會很長很長的時間，所以在未來的中國肯定還會出現很多氣功騙子和宗教騙子，所以我希望未來的讀者通過我介紹的這些基本知識識破未來的氣功騙子和宗教騙子的謊言。

第一節、氣功概說

氣功原本是中醫先哲創造的一種養神、養生、祛病的一種方法，後來被方士作為修煉長生的法術，再後來被道教作為修煉成仙的道術（仙術），再後來又被中國的一些佛教作為修煉成佛的法術。我介紹氣功常識的主要目的有：其一，希望現在和未來的讀者通過我介紹氣功常識，消除對氣功的神秘感，以真正科學的態度看待氣功，提高鑒別氣功騙子的能力。其二，讓“法輪功”習練者和其親屬從氣功的角度看清“法輪功”的邪惡之處。

一、我與氣功的接觸

在1981年之前，我對氣功一點認識都沒有。81年我剛邁進大學校門，就被系裏指定當班長，除了我之外還有四個組長，輔導員老師對我說，三個月後再組建班委會和團支部。所以我這個班長一上大學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每天早晨帶領全班同學跑步，輔導員老師盯得很緊，要求每個同學早晨都必須跑步，系裏有專人檢查。可是我同宿舍的一個同學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走了，每次跑步都不見他的影。結果被輔導員老師發現了這個情況，就批評我工作抓得不緊。我心裏也對那個同學很生氣，認為他不遵守班級紀律，我就沉著臉問他：“你為什麼早晨不參加跑步？你幹麼去了？”他卻笑著說：“班長大人別生氣，我有比跑步更高級的鍛煉身體的方法，我每天早晨按我的高級的方法鍛煉身體，我這個高級的方法已經堅持兩年了，效果很好。”我好奇地問他：“什麼高級的方法？”他說：“現在我不告訴你，就是現在告訴了你，你也不理解。但你可以告訴輔導員老師，對他說明我不是不遵守班級紀律，我也是鍛煉身體去了。”我認為他說的話有點神秘兮兮的，我決定星期天早晨跟蹤他，看看他那高級的鍛煉身體的方法是什麼玩意。

一個星期天早晨，我見他走了之後，立即穿上衣服跟蹤在後，發現他走進校園中的一片樹林裏，我跟過去，躲在一棵樹後，發現他正一動不動地站在一棵樹下，閉著雙眼，雙手捧在下腹部，我感到他很可笑，心想，你站在這裏一動不動地“下神”就鍛煉身體了？我想和他開個玩笑，就悄悄地轉到了他的背後踹了他一腳，他被我踹倒在地，一分鐘過去了，他還是趴在地上，我的心裏有點發虛，就說：“你裝什麼死呀，快起來！”過了一會，他坐起來，變著臉對我說：“要不是因為咱們剛剛相識，我非和你打一仗不可。”我笑著說：“不就是和你開個小小的玩笑嘛，你不識玩就算了。”他說：“我正在練氣功，你踹我這一腳對我的身體影響太大了。”我不以為然地說：“有那麼斜乎嗎？”他很不耐煩地皺著眉頭，說：“你向一邊去吧！我今後不理你了。”我覺得心裏也有點愧，就灰溜溜地走了。

我的那個同學是我班年齡最小的同學，當時才15歲，有些小孩子脾氣，從那以後，居然真的不理我了，同在一個宿舍，但十多天沒和我說一句話，於是我就主動“討好”他。“緊張局勢”緩和後，我問他：“你對我說說，什麼叫氣功，練氣功有什麼好處，要是真比跑步鍛煉身體的效果還好，我就拜你為師，跟你學習這高級玩意。”他一聽我要跟他學氣功，很高興，就認真地對我說：“用八個字概括氣功的話，那就是：有病治病，無病健身。”然後從氣功的起源開始滔滔不絕地給我講了一通氣功。我問他：“你怎麼能證明氣功的功能？”他說：“我用手掌距你的腮5公分發功，你就會感到腮發熱。”我很感興趣，立即試驗，果然不假！於是我利用晚上的時間跟他學了一段時間的氣功，但是因我整天滿腦子想事，根本入不了靜，就不學了。這就是我與氣功的第一次接觸。

到了大三之後，我不注意身體鍛煉了，整天泡在圖書館裏。四年大學時代轉眼之間結束了，我的那個同學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下了一首《修身歌》：“人人本有長生藥，只是迷途妄自拋。為人若不修身體，如入寶山空手回。”但當時我卻不以為然，只是一笑了之。

1992年我父親在解放軍89醫院做了腫瘤切除手術，臨出院的時候主治大夫對我說，讓我建議我父親練氣功，並對我講了很多氣功抗癌的成功事例。我父親回到老家後，就參加了當地的智能氣功學習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95年，我不慎扭傷了腳腕，腫得很厲害，也很痛，就在家裏休班。正好老父親想孫子了，來到了我家。我父親很自信地要用氣功給我治傷，我半信半疑地讓父親試試，果然效果神奇！發了一會氣後，疼痛感消失。又發了二次氣，腫消了，完全痊愈了。1994年我患了一個小毛病，經常“肝火上升”，有時耳鳴，厲害了就吃兩盒“龍丹瀉肝丸”所以當我父親給我治好了傷後，我突然想起了我大學的那個同學給我寫的畢業留言，因過去十年了，我已記不很清那首《修身歌》了，就立即翻箱倒櫃找出了《畢業紀念冊》，十年後再回過頭來再看那首《修身歌》，才發現了我那個同學的“偉大之處”，於是我就認真地跟我父親學起了智能氣功。練了不長時間，我耳名的毛病就好了，於是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氣功愛好者。後來我就看了不少氣功書和與氣功有關的書和雜志，也就對我國的氣功有了一定的了解。

二、氣功的起源

新華辭典中給氣功下了這樣一個定義：通過調整呼吸、安定精神以達到改善人體機能的一種方法。是我國特有的一種健身術。可治療某些慢性病，如：高血壓、潰瘍病等。

氣功產生的確切年代現在學術界尚爭論不休。但我認為有兩點是無疑的，那就是：一是，氣功是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的一個重要產物之一，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獨創的古老文明之一。二是，說氣功是什麼“史前文化”是無知的論調。

氣功起源於“舞”。早在原始社會，先民們為了表示歡樂、祝福和慶功，就模仿某些動物的跳躍姿勢和飛翔姿勢舞蹈，後來，便逐步發展成為鍛煉身體的醫療方法。如《呂氏春秋》：“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導”就是“導引”。

據古籍和考古資料證實，氣功首先是中醫模仿動物發明的一種強身健體的養生方法。在古籍中沒有“氣功”這個名詞，而是被稱為“導引”。所謂“導引”就是我國古人模仿某些動物創造的一種呼吸運動和軀體運動相結合的體育醫療方法。用現代漢語來表達，“導引”就是保健醫療體操。後來又稱道引、吐呐、行氣、服氣、食氣、練氣、靜坐等。後來氣功被方士作為修煉長生不老的法術；再後來被道教作為修煉“內丹”的道術，道教稱之謂“內功”；再後來才被一些被中國的和尚用作修煉成佛的法術，中國佛家稱之為“作禪”。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導引”的含義。我國古代的“導引”就是指“導氣會和”“引體會柔”，是呼吸運動和軀體運動相結合的一種體育療法。從保健意義上看，導引可以鍛煉身體，增強體質，保持朝氣，煥發精神。從醫療意義來說，導引能充分發揮、調動內在因素、積極地防病治病。

首先系統論述“導引”的古籍是第一部中醫經典《黃帝內經》。《黃帝內經》中說：“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上古有真人，提契天地，把握陰陽，獨立守神。”可見在當時人的思想非常簡單的情況下，精神內守就可以有效地增強生命功能。現代科學已經證明：當人進入到一種非常寧靜愉悅的入靜狀態後，體內各系統的生理功能就會變得協調有序，若長期堅持這種集中注意力排出雜念和放松心理緊張的鍛煉，就會增強機體的抗疫免病能力，起到防治疾病、強身健體的作用。

《黃帝內經》在《上古天真論》、《生氣通天論》、《四氣調神大論》等篇章中就有關於“導引”的較系統的論述。《黃帝內經》關於“導引”的主要觀點可概括為“三調”：

一是，調心。調心就是心理調節，指調整精神活動，使之趨向、達到集中、專一。調心又叫“治心”、“治神”，即調整病人的心理，使之從病態轉為正常的過程。

在《黃帝內經》中有關調心的論述很多。《素問·靈蘭秘典論》就用治理國家來比喻調心養生。原文說：“心者，君主之官也”、“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意思是說，人體是最靈敏、最複雜的自動調節系統，是社會這一大系統的子系統，二者屬同構系統。因此，把心比喻為君主，很形象地說明了心主神明的功能，二者都是自動調節系統的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健康了，系統就能正常運轉。《素問·氣交變大論》又說：“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明代的《類經》引用“南華經”注釋說：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不以物害己”。就是說，掌握調心養生之道的人，了解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知識，善於適應環境的變化，與自然和社會環境保持和諧一致，所以生命能夠長久。《素問．上古天真論》說：“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意思是說，只要注重道德修養，心情安靜愉快，少私寡欲，真氣就能順從暢通，精神將守持於內，疾病就不會發生，生命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正如《靈樞·本髒》所說：“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髒不受邪矣。”就是說，只要能心清神靜，意念專一正直，思想情緒穩定，髒腑功能就不會紊亂，生命就不受任何危害。可見，氣功中的調心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中外的古人都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那就是認為心髒是思維的器官。由於古人受到當時的科技水平落後的限制，所以古人認為人的心理活動的器官是心髒，故把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情況、感情都說做“心想”。如孟子就認為思維的器官是心髒，他說：“耳目之官不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的也。”《詩·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曹丕《又與質書》：“東望於邑，裁書敘心。”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亞裏斯多德也認為思想和感覺的器官是心髒，而腦的工作只在於使出自心髒的血液冷靜一點而已。那時的人們還認為人是有靈魂的，而且靈魂是能運行走動的，人的熱血流遍全身，是支持運動最需要的，如果一個人的血沒有了，他的生命也就完結了。平時人們都可以感覺到自己心髒的跳動，人們在不同的精神狀態下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髒活動的變異。這些都使得靈魂位於心髒的這種錯誤的認識長期得不到糾正。現代科學的發展，終於糾正了古人的錯誤的認識，證明了腦是思維的器官，證明了人的心理是在周圍現實的作用下由腦產生的，即心理是腦的機能，是心理的器官。

雖然古人錯誤地認為心髒是思維的器官，但是但是調理、意念、思想、情緒的觀點是十分正確的。

二是，調息。調息即調整呼吸。就是運用意念，通過調整呼吸使意氣相合，吐故納新，以後天氣換取先天氣。

在《黃帝內經》中對調息的方法也有明確論述。例如，《素問·遺篇·刺法論》指出：“所有自來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咽氣順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

三是，調身。調身通過一些規範的動作調整身體。

《靈樞·病傳》記載了導引、按摩等等，都屬於調身。原文：“餘受九針於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類經》注曰：“導引謂搖筋骨，動肢節，以行氣血也。”《素問·異法方宜論》說：“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生萬物也眾，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四肢萎軟無力）厥（四肢冷）寒熱（發熱惡寒），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這兩段說明導引、按摩等調身之法由來已久，並作為主要治法來運用。《素問·移精變氣論》：“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不受七情六欲幹擾），外無伸宦之形（外無名利趨求、升官發財等勞形之苦），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意思是說，導引、按摩等動功調身之法，起源於原始社會。《素問·奇病論》：“病名曰息積（脅下滿、氣逆的慢性病），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為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意思是說，息積不妨礙飲食，針灸都不可，只有堅持長期導引，以行氣血，則積可消散，再配合藥物行氣活血，若單憑藥物，補則滯，瀉則傷，所以不能獨治。也就是說導引對慢性病的康複，有藥物難以取代的獨特作用。《素問·生氣通天論》“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意思是說，慎重地調和飲食五味，注意飲食全面，營養平衡，才能達到調身養形的基本要求。

《黃帝內經》確定的“三調”，成為後來各類氣功普遍遵守的原則。

1972-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西漢初期諸侯家族墓地)出土的帛畫，是現存全世界最早的導引圖譜。原帛畫長約100厘米，與前段40厘米帛書相連。畫高40厘米。分上下4層繪有44個各種人物的導引圖式，每層繪11幅圖。每圖式平均高9~12厘米。每圖式為一人像，男、女、老、幼均有，或著衣，或裸背，均為工筆彩繪。其術式除個別人像作器械運動外，多為徒手操練。圖傍注有術式名，部分文字可辨。其中涉及動物的有鳥、鷂、鶴、顫、猿、猴、龍、熊等八式。

（圖3-1，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導引圖）

馬王堆《導引圖》使古代文獻中散失不全的多種導引與健身運動找到了最早的圖形資料，對導引的發展、變化研究提供了可貴的線索。從中我們看到有關導引的4個方面：①、呼吸運動。《導引圖》所描繪的呼吸運動與古代傳統練功的“胎盤法”（丹田呼吸法）不完全一樣。文字說明中有兩處直接提到呼吸。圖的形態是胸部擴張，雙手向後舉，其動作是加強對心肺功能的鍛煉。②、肢體運動。《導引圖》中除極個別的蹲、跪(坐)式外其餘全部為立式運動。現在我國第五套廣播操中的八個動作基本概括了《導引圖》的精華部分。如上肢運動有“龍登”沖拳運動有“螞(占)”，擴胸運動有“印淬”，體側運動有“螳螂”；腹背運動有“滿政”，跳躍運動有“引頸”、“坐引八維”，以及有圖缺文的踢腿運動和體轉運動。③、器械運動。《導引圖》除徒手操外，還發現使用棍仗式運動，作屈身轉體運動狀，雙手持杖。文字說明是“以文(杖)通陰陽”。還有折腰式轉體運動，腳下有一球狀物，也是器械運動的形態。④、導引與治病關系。《導引圖》文字說明中直接提到治病的項目共有：“煩”、“痛明”、“引聾”、“引溫病”等12處，說明導引不僅對四肢部位的膝痛、消化系統的腹中，五官的耳目，甚至某些傳染病的治療有著密切關系。

馬王堆《導引圖》所反映在導引上的四個方面內容足以說明中國是世界上較早應用導引的國家。歐洲學者馬亭倫承認，西方通過艾氏的介紹，從遠東抄襲了中國的醫療體操。前英國生物化學家、《中國科技史》主編李約瑟博士也認為，西方現代的醫療體操實際上是從中國早期的體操傳入歐洲演變而成的。所以，西方學者稱呼中國是“醫療體操的祖國”。

“五禽戲”是我國的一種傳統導引健身方法，由五種模仿動物的動作組成。由東漢醫學家華佗創制。“五禽戲”後來又稱“百步汗戲”、“五禽操”、“五禽氣功”等。

五禽戲，分別是虎戲、鹿戲、熊戲、猿戲和鳥戲，每種動作都是模仿了相應的動物動作。傳統的五禽戲，又稱華佗五禽之戲，五戲共有動作54個；由中國體委新編的簡化五禽戲，每戲分兩個動作，分別為：虎舉、虎撲；鹿抵、鹿奔；熊運、熊晃；猿提、猿摘；鳥伸、鳥飛。每種動作都是左右對稱地各做一次，並配合氣息調理。

一些習練五禽戲的人士總結了一些經驗，五禽戲鍛煉要做到：全身放松，意守丹田，呼吸均勻，形神合一。練熊戲時要在沉穩之中寓有輕靈，將其剽悍之性表現出來；練虎戲時要表現出威武勇猛的神態，柔中有剛，剛中有柔；練猿戲時要仿效猿敏捷靈活之性；練鹿戲時要體現其靜謐恬然之態；練鳥戲時要表現其展翅淩雲之勢，方可融形神為一體。常練五禽之戲，可活動腰肢關節，壯腰健腎，疏肝健脾，補益心肺，從而達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三、氣功發展的過程

在東漢之前，修煉導引的人主要有五類：醫家導引，道家導引，儒家導引，兵家導引，方士導引。醫家修煉導引主要是為了防病治病，道家修煉導引主要是為了養生保健，儒家修煉導引主要是為了修身養性，兵家修煉導引主要是為了強身健體，方士修煉導引主要是為了煉出能長生不老所謂的內丹。

東漢以後，道教產生，佛教也從印度傳入了我國。方士皆歸入道教，導引成了道教修煉成仙的主要道術（仙術）。一些和尚把導引作為修煉成佛的工具。

後來導引的種類越來越多，方法越來越複雜，逐漸形成五個氣功流派，即：醫家氣功，儒家氣功，道家氣功，佛家氣功、武家氣功。

在唐代佛、道兩教達到了極盛時期，氣功變成了佛、道兩教的附庸。道教打著練功可以成仙的幌子，佛教打著練功可以成佛的招牌，從而使氣功被蒙上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抱著練功成仙、成佛的愚蠢的想法而練功的人急劇增多，因而掀起了一個氣功熱浪潮。道家功中，僅周天氣功就有意念周天、經脈周天、丹道周天之別，其中各有不同的意守方法。佛教傳入我國後，受中國傳統的儒學等思想的影響，分解為許多佛教派別，氣功也隨之門派林立，流派繁多，據說有十大門宗、三千六百旁門、八萬四千外道之說。各派互相排斥、互相鬥爭，力求發展自己壓倒他人。然而物極必反，練功由上古時的簡單易學，變為複雜難懂，有許多人對氣功的熱情急劇降溫。

各派氣功在互相排斥和互相鬥爭中，又互影響，彼此滲透，於是在宋朝出現了萬法合流之勢。醫、儒、佛、道、武五派氣功互相融匯。如，儒家取禪宗之理及靜坐之法，又納道家的部分養生術於修身之中。道家取佛家禪定理論、儒家倫理思想，融於自己的養生之理之中。明朝之後，和流之勢更為明顯，出現了許多吸收儒、道、佛三家之長的氣功著作。

清朝滅亡以後，佛教、道教走上全面衰萎，加之國家長期處於戰亂狀態，所以氣功也陷入了低穀。新中國成立到七十年代中期，由於種種原因，氣功有所複蘇但沒有形成氣候。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伴隨著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氣功也得到了迅速複蘇和發展，各種功法相繼出籠。實事求是地說，氣功的複蘇和發展對人民的治病和健身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人們的認可。特別是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通過練氣功而消除了多年的病患。有的癌症患者把氣功作為最後的求生的希望，一心一意地加入了氣功練習隊伍，有不少人竟奇跡般地擺脫了死亡之神的魔掌。可以說氣功有功於當代人民。

總之，中華氣功經過了由簡到繁，又由繁到簡，但又並非簡單的重複，而是螺旋式上升過程。初級階段為簡單得精神內守，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化及外向性思維能力的提高，人的精神活動日趨複雜，人體真氣也隨著人的各種欲望的膨脹大量內耗和外耗，因此，被動的精神內守已不能控制人的真氣散亂。於是，氣理功法日趨複雜，練的內容從上古的只練神，發展到形、神兼練，後來又發展到精氣神俱練，但這時的功法仍較簡單。東漢末期，氣功與宗教結合後，不但功法越來越複雜，功理也被道教弄得神神秘秘，氣功的本來面目被宗教迷信色彩遮蓋了。直到清未民國以後，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現代科學的發展，氣功逐漸與宗教分家，功法為適應現代人習練的要求重新歸複簡單明了，這是氣功科學發展的必然。從80年代開始，氣功界加強了科學研究工作，使人們逐漸認識到，氣功是一門有關提高生命質量和能量的科學、任何故弄玄虛和人為的複雜化都不利於氣功的發展。只有恢複氣功的本來面目，科學地闡釋氣功，才能使之成為一種為廣大人民樂意接受的鍛煉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某些氣功又被某些心懷鬼胎之人引入了封建迷信的誤區。概括起來主要有五種表現形式：其一，有的氣功騙子，因懷種種不良動機，對氣功進行誇大其實的宣傳，說什麼只要練他的氣功，就可以出現開天目、隔牆視物、遙視等特異功能，這其實只不過是古代的那些老和尚、老道士欺騙小和尚、小道士的鬼把戲。其二，更有甚者，公然肆無忌憚地散布聳人聽聞的“末世論”，使一些愚昧無知的人產生了恐慌心理後，居然又從曆史的垃圾堆裏學了一些佛教、道教的騙人的伎倆，經過一番改頭換面之後，又企圖以封建、腐朽、愚昧的迷信思想腐蝕氣功，並又公開唱起了練氣功可以成仙成佛的愚蠢的老調子。說什麼只要練他的氣功，就可以在世界末日來臨之前，變成萬能的神仙飛到“極樂世界”——天國去。遺憾的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竟然被愚昧、荒誕的“法理”欺騙了……其三，有的氣功騙子故弄玄虛信口開河地吹噓其氣功可以包治百病、長生不老等。其四，采用江湖騙術和魔術等伎倆蒙騙人。其五、用金錢收買某些見錢眼開的不負責任的新聞出版單位和某些道德淪喪的記者、作家、科技工作者和某些所謂的名人為他們充當鼓吹手。筆者稱有這五種表現形式的功法為‘邪功’。

筆者在此僅簡要介紹幾個有較大影響的邪功：一是，張香玉的“自然中心功”據國防科工委的一個名叫李培才的人為她寫的傳記《大自然的魂魄——記自然中心功傳授者張香玉》一書介紹：自然中心功是仙師傳給張香玉的。此功通過仙師所教的“宇宙歌”、“宇宙語”能透視人體，看穿地球，與萬物對話，溝通任何物質間信息，甚至和死去的亡靈對話。此功一、二千年才產生一次，而且只傳授一人。張香玉獲此功後，已見過玉皇大帝、觀音菩薩……此功將走向世界，只有此功才能拯救人類，沒有此功者就免不了災難重重……要盡快在中國傳播此功，走向世界，決不能保守。2000年就要到來……21世紀世界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怎麼辦？只有盡快傳播此功，很快走向更高級的授功法……勇敢地帶著人們走向大自然，這是最好的拯救方法。不然就面臨自滅，面臨死亡……此話不是開玩笑，以後的曆史將會給你們作證的。就是這麼一個沒有文化的巫婆，卻成了某氣功研究會理事長的座上賓。對她的功大加贊揚，批准她成立“自然中心功研究所”，還與她一起照相，將她推向社會。為此使張且香玉得以在北京市北太平莊僅授功6天就獲暴力42萬多元。當張香語因為宣揚封建迷信、詐騙錢財而被公安機關逮捕後，那個氣功研究會還上書中國科協學會部為她的功法進行辯解。二是，曾自稱“現代濟公”的嚴新，曾一度在社會上傳的神乎其神、玄乎其玄。自吹有非凡的神通，什麼他在沈陽發氣撲滅了大興安嶺的森林大火。什麼他在廣州向清華大學發氣，改變了實驗室中的物質的分子結構。什麼他在美國向四川發氣，他家鄉的氣功研究會組織大家在同一時刻集體收功，受到了明顯效果，雲雲。從而使不少人上當受騙，他則成了千萬富翁。還有什麼超級特異功能大師張宏寶、自稱東北紅太陽的張小平等等。這些心術不正的玩邪功的家夥都是醜惡的氣功騙子。

老氣功騙子像過眼的雲煙消失了，新的氣功騙子又冒出來了，並且大有層出不窮之勢。出現這種怪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類為了金錢而不要人格的無恥的小人——就是那些道德淪喪的心甘情願地充當醜惡的氣功騙子的鼓吹手的人。在此，我不想和那些氣功騙子極其鼓吹手們多費口舌，我只提一個最簡單的假設：誰能用意念將水分解為氫氣和氧氣，我就有能力呼籲全人類跪倒在他的面前拜他為至高無上的神。

四、關於氣功的分類及特點

1、從表現形式的角度分類

從表現形式的角度分類，大致可分為靜功、動功和動靜兼修功三類：

⑴、靜功

所謂靜功，是以坐、站、臥等外表上靜的姿勢配合意念活動和各種高速呼吸的方法的一類功夫。（其中意念活動包括如何修德練性，或如何意守，如何導氣等等）。特點是外靜內動，靜中有動。如坐禪、站樁功、內養功等。

靜功也叫自發功，靜功有一系列運用意識的特殊方法，而運用意識是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按照自發功理論，必須經過從小動到大動，從大動到不動的階段，每一階段均有相應的法理。靜功不強調意念的作用，而常常是用一套荒誕怪異的理論作指導。如，佛家用的是練功可以成佛的歪理，道家用的是練功可以成仙的邪說。佛家要求“五蘊皆空”，即去掉色、受、想、形、識的活動。道家功要求虛無虛靜。但是認真研究氣功古籍，就會發現，佛家和道家的靜功並非完全不要意念活動。道家練周天功有九、六呼吸，結“嬰兒”後，“嬰兒”演神要一步回來，必須有意念活動於其中。佛家的四禪八定，從初禪進入二禪，二禪向三、四禪過渡，都有呵棄，不呵棄便不能進入更高一層的禪境，也都運用了意念。佛家要求臻於空中妙有之中道，反對頑空。只有空而不空、空中妙有、有而非有、有非實有、有中有空，才是中道。這個“有”，就是自身意念的功能。道家功出現“虛室生白”，也還要人的意識去感知。何況腦子裏有了“要靜”、“不要有雜念”的念頭，這本身就是運用了意念。佛家和道家的氣功大多是屬於封閉性功法，封閉性功法的特點是，在練功之初便將精、氣、神、封閉於體內，不使外越，故佛、道兩家要脫離塵世，修煉。《參同契》所說的：“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泛遊守規中。”就是典型的封閉性功法的指導思想。耳、目、口分別於精、氣、神相通，都要求閉塞起來：眼睛返觀內視體內，耳朵返聽體內，口緘默不語，使精、氣、神集中體內，逐漸凝練升華。但封閉性功法並非在練功的各個階段始終封閉，煉至一定階段也要開放。比如道家功練至結“嬰兒”之後就需要進行氣的開放，即“嬰兒”出竅。所謂“嬰兒”就是練功達到一定程度，意念與體內精氣結合，用意識造型使氣聚成嬰兒狀，它可聚可散，可通可行。佛家功練到了一定階段也需要氣的開放。

練封閉性靜功若能真正入靜，確實能有效地促進人體功能發生變化，整個生命活動處於非常安穩、有序狀態。也就是說，自發功練好了確實是提高功能的捷徑。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練靜功要是把握不好就會傷氣、傷神。傷氣則動作不能自控，傷神則易出現精神失常。靜功必須在全神氣血暢通的情況下，才能做到。當氣血未練通就盤腿打坐，久坐便酸、麻、痛、脹。氣血不通便打坐或者在練功時受到意外的幹擾，還會導致走火入魔，出現精神異常。輕者精神恍惚，神志不清。重者精神失常。練靜功時，若內氣把握不好導致強大的內氣沖入大腦，從而毀壞人的腦神經。中度毀壞就會出現行為異端症狀，如：又哭又笑、又喊又叫等。重度毀壞則導致嚴重的精神失常。因此導致的精神失常者常常采用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自殺。因練靜功而導致的精神病患者，很難用藥物治療。

練封閉性靜功有的導致走火入魔，但走火入魔的人畢竟是少數。練封閉性靜功產生的最大害處的是易使人導致心理變態，因為所有的靜功都是用一套荒誕怪異的歪理邪說作指導，練靜功的人若陷入歪理邪說而不能自拔，則必然會出現心裏變態。練靜功的和尚、道士產生了心理變態不會給他人和社會造成大的影響，因為和尚、道士在廟、觀裏，他們遠離社會，很少同常人接觸。但生活在常人社會中的人練靜功，就會給家人和社會產生不良影響。

⑵、動功

所謂動功，是將意念活動，各種調整呼吸的方法與肢體運動（包括自我按摩、拍擊）結合起來的一類功法。特點是外動內靜，動中求靜，以調身導引為主。開放性動功在練功之初就要求形、氣、神都開放。概括起來動功主要有兩大特點：一是，強調主動運用意識。二是，有一整套獨特的動作。智能氣功就屬於開放性動功，智能氣功除了具有開放性動功的兩大特點之外，還強調利用發放丹田之氣給他人治病。

動功雖然在提高功能方面不如靜功快，但只要堅持不懈地練，同樣可以達到靜功的效果。動功不易產生不良的副作用，動功還可以使人產生一種良好的心理狀態。

⑶、動靜兼修功

動靜兼修功就是一個功法中既有動功成分也有靜功成分。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方面練動功，一方面練靜功。再有一種功法本身動作不劇烈，動作範圍不大，雖然有動，但以靜為主要前提，雖然練靜但又通過動作來練靜，這種功法本身具有動靜兩重特點也叫動靜兼修功。

2、從氣功的淵源角度分類

從氣功的淵源角度分類，大致可分為儒家、醫家、道家、佛家和武術氣功五類：

⑴、儒家功

儒家有著治學修身的根本大道和根本方法，治學修身本身就是氣功的內容，所以說，儒家的功夫也叫修身的學問或治學的學問。

⑵、醫家功

醫家氣功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以治病救人、保健防病為宗旨的氣功功法派系。其經典著作是《黃帝內經》。該書集先秦至漢初氣功醫學理論之大成，提出了以陰陽二氣為本的天人觀，以精氣神為三要素的生命觀和心身整體觀，並據此提出了一系列以調氣、調神、調身為要領的養生治病原則及方法。漢代出土的《導引圖》、隋代巢元方所著《諸病源候論》總結了兩漢至隋醫家功治病經驗，記錄了260餘種醫療氣功功法。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宋代的《聖濟總錄》、金代張子和的《儒門事親》、元代朱丹溪的《丹溪心法》、明代龔居中的《紅爐點雪》、陳繼儒的《養生膚語》、胡文煥的《類修要訣》、汪仞庵《醫學方解》中所附的《勿藥元詮》、沈金鼇的《沈氏養生書》、清代王祖源的《內功圖說》、席錫藩的《內外功圖說輯要》等都記載了醫家功。醫家功的特點是動靜兼修，辨證論治，方法簡明，易於掌握。實際上，醫家功和其他氣功並無太大區別。一般來說，只要是氣功都有祛病健身之功能，只不過醫家功以治病防病為目的，道家功和佛家功則以開智長生為最高境界。

⑶、道家功

道家氣功是道教徒習練的功法。道家功以道教文獻《道藏》中記載的功法為主體體系。道家初期的功法比較簡單，除老子倡導的守一法再就是莊子宣揚的心齋、坐忘、踵息、吹噓呼吸和熊經鳥伸之類的仿生導引功。道教成立後，出於宗教目的吸收了許多古老的養生術和所謂“仙術”，並在總結古老氣功的基礎上創編了一些具有道教特色的功法後，道家功日益豐富多彩，成為氣功史上的一條主流。

道家功門派頗多，但其修持功夫都以煉養陰陽、性命雙修為第一要義，都以返樸歸真，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都以延年益壽和長生不老為最終目的。道家功理多用隱語，導致很多名詞涵義、概念含混不清。晉代之後，許多道教學者在理論改革時吸收、借鑒了佛家功法理論，道家功才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道家功非常注重個人的實踐，數千年來，為了尋找行之有效的功法，許許多多的道土付出了畢生的精力。據說五代道士呂洞賓為練所謂的“開天目”，進行了極其悲壯的實驗，三千弟子死去八百。可以說，道家功法體系就是在不斷吸取這些人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道家功有守一、吐納、導引、行氣、存神、坐忘、心齋、還精、辟穀、踵息、胎息、內丹、太極拳、八卦掌等，其中守一、導引、胎息、存神、內丹最有代表性。

⑷、佛家功

佛家氣功強調心性的修煉，功法以禪修為代表。禪修時須結跏趺坐，結跏趺坐又稱“雙盤”，即將左腳置於右腿上，將右腳置於左腿上（或相反），兩足心向上，坐式主要有吉樣式和降魔式兩種。《慧琳音義》卷八解釋“凡坐皆先以右趾押左股，以左趾押右股：此即左押右，手亦左在上，名曰降魔坐。諸禪宗多傳此坐……其吉祥坐，先以左趾押右股，後以右趾押左股，令二足掌仰於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安仰跏趺之上，名為吉祥坐。”結跏趺坐時“閉目以舌柱齶，定心令住，不使分散”，多采用自然呼吸，重在以息調心、誘導入靜。佛家禪修以求精神超脫而較輕視修命。

佛家氣功以修禪為本，但因佛學流派不同，功法也有所區別。修禪分成小乘法和大乘法。

小乘追求個人自我解脫，把“灰身滅智”，證得“阿羅漢”作為最高目標，修習注重三十七道品的宗教道德修養。阿羅漢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其功法具體分為准備階段、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神通六個階段：准備階段主要是解決練功者身心方面的一些弊病，為日後提高功力打好基礎。采用的方法稱不淨觀法，主要有四種：不淨觀、慈悲法、思維法、數息法，針對不同的對象區別對待。其中數息法又分數息、隨息、止息、觀息四個階段。此法後被天臺宗發展為六妙法門和止觀法門，不淨觀具有較強的止念除欲功能，是重要的入手功法。

大乘宣傳大慈大悲、普渡眾生，把成佛渡世、建立佛國淨土作為最高目標。在修習上，倡導似“六度”為主要內容的菩薩行。所謂六度，即六種從生死此岸到達涅磐彼岸的方法或途徑。包括：布施、持戒、忍、精進、定、智慧。“布施”指施與他人以財物、體力和智慧等，為他人造福成智而積累功德直至解脫的一種修行辦法。“持戒”遵守一切不符合佛教教義的思想、言行所作的規定。“忍”指安於苦難和恥辱。“精進”指在修善斷惡、去染轉淨的過程中，不懈怠地努力。“定”指為獲得佛教智慧或功德、神通而修習的以心專注一境的功法。“智慧”指以“假有性空”理論去觀察一切現象的特殊觀點和方法。

大乘佛教在我國傳承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帶有中國特色的佛學派別，其修禪方法也因派別不同顯示出各自的特點。

氣功界談論氣功流派時總是這樣評價：“儒家執中，道家守中，佛家守空。”一個“空”字把佛家功的特點揭示出來了。

⑸、武術氣功

武術技擊與氣功養生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氣功。武術氣功強調把神氣集中到形上，加強形的功能；主張動靜雙修，內外兼顧。有些武術氣功又屬於佛家氣功或道家氣功。如少林拳屬於佛家氣功，太極拳屬於道家氣功。

在此強調說明一點的是，佛家氣功師中國和尚是根據中國氣功創造的修煉方法。印度和尚不會氣功，他們的修煉方法叫“瑜伽”。瑜伽是古印度人創造的一個通過提升意識，幫助人們充分發揮潛能的哲學體系及其指導下的運動體系。瑜伽姿勢是一個運用古老而易於掌握的方法，提高人們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是一種達到身體、心靈與精神和諧統一的運動形式。我在後來介紹佛教的時候，在詳細介紹“瑜伽”。

3、從練功內容的角度分類

從練功內容的角度分類，可分為性功、命功和性命雙修功三類：

⑴、性功

性指神意、精神，是整個神經活動的總和。如果著眼於精神來練功，就稱為性功。像佛家的參禪、道家的清淨功都屬性功，日常生活中的涵養道德，陶冶性情也屬於性功範疇。如果以智能氣功的意元體理論作指導，練功從意元體或意元體參照系著手的也都稱為性功。練性從精神入手，精神在腦子裏，所以練性功的一般從上面走，容易使人聰明智慧，腦力勞動者宜練此功。

⑵、命功

命指形體、有形的生命，精、氣都屬命的範疇。從練形氣入手，練精和氣的都稱命功。它對強健身體作用比較突出。一般來講搞體力勞動者練命功要更好一些。

⑶、性命雙修功

性命雙修功是性功和命功都練。

4、從功法的角度分類

從功法的角度分類，可分為吐納練息、存思觀想、意守虛靜、周天四大類：

⑴、吐納練息

吐納屬氣功中的煉氣技法，吐納即呼吸，呼吸包括外呼吸和內呼吸。外呼吸是指在肺內進行的外界空氣與血液的氣體交換，也稱肺呼息。所謂內呼吸，是血液與組織細胞的氣體交換，也稱組織呼吸。氣功的呼吸，主要調整肺呼吸，使之達到古人形容的“吐惟細細，納惟綿綿”的均勻、細緩、深長的程度。進而對內呼吸產生良好的影響。

⑵、存思觀想

存思觀想為道教修持術語，即在練功時運用形象思維和良性意念的修行方法，專一地想各種美好、祥和的景象、人物或人體內部髒器等。道教把存思觀想作為學功的基礎和修身齊物的關鍵。因為這種功法有引導入靜，治病健身，調動和激發人體潛能的作用。

⑶、意守虛靜

即把意念集中於身體內某一部位使之入靜的練功方法。這種方法分為內視意守、純意念意守、神光意守三種。內視意守即閉目垂簾，用國內視所守之處。如守下丹田者，目珠下轉以視臍下；純意念意守即單純用意念守於某處；神光意守即目光前視後慢慢閉合、目光回收，意念隨之內收，意念與目光合而為一，這就叫“神光”。若按意守內容還可分為意守內景法（如守身體某一部位），意守外景法（如花草樹木，雲霞日光）、意守默念之詞或句法（如佛家撚珠和口誦阿彌陀佛），運用意守法有助於排除雜念，達到入靜，使意氣相合，促進內氣聚集和運行。意守的要點是似守非守，用意宜淡不宜濃，否則會引起偏差。

⑷、周天

此類功法以周天運轉為基礎。“周天”一詞源於夭文周天說。《禮記·月令》：“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為一周天。”周天功早在《行氣玉銘》、《周易參同契》中已有反映，但並未明確提出“周天”之名。到了西晉，葛洪才在他的《大丹問答》中指明：“運火一晝夜，象一周天。四時生成，陰陽合度，自然之道。”葛洪之後，周天功發展很快，形成多種功法，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小周天、大周天和卯西周天功。大周天相對於小周天而得其名。關於大周天，有很多說法，如指氣通人身經脈較多於小周天；指乾坤交媾，精氣兼運；喻一年一象，周於一身等。現在大周天的概念一般來說遵循的路線是十二正經。小周天相對大周天而得名，也有多種說法，如指氣通任督，指子午運火，坎離交媾。日月交精，指煉精化氣所經過程和火候；指在任督二脈上行成光環等。

對氣功的分類方法氣功界還有一些方法，我不再作介紹。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並非任何一種氣功都適合任何人，一個人要根據自己的年齡、身體狀況等選擇氣功。要多咨詢一些氣功內行或者了解氣功的醫生。氣功師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耐心細致地向咨詢的人作較詳細的說明，否則就不是真正的科學的態度。另外，我不贊成正處在發育時期的少年兒童練氣功，少年兒童應注意多參加體育活動為好。

五、關於氣功反應與氣功偏差

在練功中及練功以後，會產生許多異常感覺，出現各種反應。練功者不論選擇何種功法，都會有反應。反應的症狀和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和錯綜複雜的。氣功界認為，凡能自行控制和消除，或練完功以後自然消除，或在短期內能消除者，則是練功的正常反應。凡是由於練功，機體出現異常現象，或者出現不良反應，造成痛苦，有損身心健康，自己又不能控制和消除，而影響正常生活、工作，在短期內不能緩解者，稱為練氣功偏差，又稱氣功的副作用。

1、氣功反應

氣功反應是指練功到一定程度而出現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應。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①、排病毒反應。練功之後，體內某些疾病不能直接消除或轉化為正常，而體內有害之物又需要迅速通過身體不同的渠道排出來。於是出現了排病毒反應。如腹瀉、便血、便膿、尿渾濁、月經和白帶增多而有異味等，也有的咳嗽、痰多、嘔吐、吐膿血、流鼻涕、鼻孔出膿血、眼睛分泌物增多等，還有的出現發燒、出汗、出皮疹、生瘡塊。大多數人表現為腹瀉。個別的老年婦女還會突然來“月經”。②、氣沖病灶反應。身體有病部位在練功後可能出現比原先更為難受的感覺，叫氣沖病灶反應。這是練功後體內真氣比較充足，疾病開始好轉，但尚未轉化為正常時的一種特有現象。中醫稱此種效應為“氣至病所”。③、長功反應。健康的人練功以後身心健康的梯度上升。健康人從非練功的常人狀態提高時，也需要把體內與高一梯度水平不相容之物排除。練到一定程度以後，就有內氣充盈、意安神寧、心神和諧、渾身輕松的心理感覺。生理上的表現則是筋柔骨強、皮膚柔潤、體態健美、容光煥發等，有的還出現“反老還童”現象，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④、異常感覺。在練氣功過程中，可能會產生某些異常的感覺，如局部發熱、發麻、發涼、發癢，以及酸脹等感覺，古人稱謂“八觸”(冷、暖、輕、重、痛、癢、滑、澀)，還有的人甚至出現呃逆、失氣、肌肉搐動和流淚、流涕等現象。這些異常感覺並不一定都是壞現象，只要練功者收功後自我感覺良好，全身舒適，輕松愉快，說明是練功得氣的表現，也稱之為“氣感”。但如果練功者收功後，上述異常感覺仍不消失，甚至逐漸加劇，影響正常的生活情緒，苦不堪言，那就是氣功偏差的表現。

李洪志在氣功方面道德敗壞的第一種表現就是他把人的正常的氣功反應說成是他的神通，對此我在後面將專門剖析。

2、常見氣功偏差的症狀及其產生原因

氣功偏差是由於練功不當而引起的一系列病象反應，因此應當被稱之為“氣功綜合症”。常見氣功偏差以身心障礙同時出現為多，其主要症候表現有以下10種：

⑴、頭暈腦脹，頭痛不舒

【症狀】：患者一般是練功後產生頭暈、頭痛等症狀。病情輕緩者，停功一段時間即可恢複正常；病情嚴重者則疼痛持續不減，乃至影響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原因】：一般是練功時精神過於緊張，意念太重，或者是強行進行腹式呼吸，而引起沖氣上逆，或者是用意引氣上行至頭部，而後卻不能暢下行，氣鬱於頭部所致。另外，有些病人是選擇功法不當，比如高血壓病人，或者是中醫稱之為“肝火過旺”的病人，本來宜練放松功和靜功等，卻錯選了動作過多、體位顛倒、用力過猛的功法，也會導致頭暈、頭痛。

⑵、胸悶心慌，氣促如喘

【症狀】：患者表現出類似心髒病或者支氣管哮喘病人的症狀，常在練功中或者練功後產生胸悶、氣促、心慌，甚至氣憋欲喘等感覺；但體檢時卻少有心髒病或者支氣管哮喘病的陽性體征。如果是本來就有心髒病和呼吸系統疾病者，則可能表現為病情加重。

【原因】：大多數患者是因為功法選擇不當，或者調神的方法沒有掌握好，致使意念過重，胸部不能放松而產生上述症狀。另外，由於調息不得法，機械地摹仿他人，導致呼吸不自然，久而久之，也可誘發這種偏差現象。如果是原來就患有心髒病和支氣管哮喘的病人，則可能是選擇功法不當，或者是朝三暮四、急於求成而亂試多種功法，以致違反氣功修練的客觀規律，反而使自己的病情加重。

⑶、口幹咽癢，唾液過多

【症狀】：練氣功不得法，不僅會引起口幹、舌燥、咽癢等症狀，也可能會唾液增加，多至滿口而溢，流涎不止。

【原因】：口幹咽癢，可能由於張口呼吸，或者閉嘴過緊，而引起津液損傷，或津液分泌不足所致。另外，意念不當，氣行上頭而不能下行，氣鬱化火傷津，也會引起口幹咽癢，嚴重者尚伴有頭暈、頭痛等症狀；唾液過多，流涎不止，則因練功意念過重，或者功中昏沉不能自止、津液分泌過盛而不自覺所致。另外，患者曆來體弱脾虛，也會出現津液滿口、流涎不止的症狀。

⑷、腹脹腹痛，腫塊疼痛

【症狀】：練氣功者在練功時，出現腹脹腹痛，或者頸項及四肢出現腫脹，且伴有疼痛。一般腹部脹痛者，失氣後可稍微緩解；其他部位腫脹疼痛，也可經拍打、放松治療，得以緩解。

【原因】：大部分患者是因為練功中調身和調息沒有掌握好，頸部、腹部，以及四肢部放松不夠。也有因為強行作深長腹式呼吸，而使氣行不暢，滯留局部，導致經脈不通而腫脹痛。

⑸、內氣不足，外動不止

【症狀】：患者在練功中自覺在體內產生氣團或熱流，走走停停，局部脹熱不舒；甚或鼓動肢體，不能自控而外動不止。外動以後極不舒服，或者有病者病情反而加重。此屬偏差現象，稱為“走火”。

【原因】：一般是由於功法選擇不當所致。也有的患者是因為盲目地“以意領氣”，練完功後又不知導氣下行歸元，以致氣不循經而外竄；另外也可能因為意念過重，追求幻覺，引起走火。客觀原因是，外界驚擾，或者情欲誘惑，也可導致練功走火。

⑹、意識障礙，精神失常

【症狀】：患者在練功中，或者練功後，無故出現驚慌、恐怖、抑鬱、癡呆，甚或胡言亂語、手舞足蹈等症狀；有的因為出現幻覺而驚恐、暈厥，還有的因為行為不能自我控制，甚至發生意外。這類以嚴重的精神意識障礙為主的偏差現象，稱為“走火入魔”。1989年有關專家對習練22種功法的48例精神失常患者進行了研究。結果是：類分裂樣精神病12例(其中3例為類偏熱狀態)，表現為急性發作；有大量的真、假性幻覺，軀體內感不適及片斷被害被毒妄想、被控制感、情感不協調、思維的行為障礙、自知力喪失等。類癔症樣症狀群7例，練功後覺收功困難，有行為和動作失控，當時心中清楚，但自己無法控制，言語、動作呈發作性，可反複出現情緒不穩或哭笑無常等。類神經症症狀29例，表現失眠多夢、心煩意亂、氣沖頭頂、軀體不適、氣機流竄、乏力胸悶、擔憂幻覺等，個別者出現打嗝或嘔吐。

李洪志在氣功方面道德敗壞的第二種表現就是他為了深化“法輪功”，他把練氣功產生的幻覺說成是“法輪功”的神效；第三種表現是竭力否定“走火入魔”。對此我也在後面將專門剖析。

【原因】：練功導致走火入魔的原因，可分為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兩方面，主觀因素，是患者對氣功缺乏正確的認識，迷信思想嚴重，盲目追求氣功幻覺和所謂“仙境”，以致產生精神失常和意識障礙。當然，也有一部分患者是由於生活中某些欲望未得到滿足，而形成一種潛意識的追求，在練功中身心放松，使之得以發泄，這種欲望的發泄表現出某種病態的執拗；有時患者雖然意識清楚，卻因潛意識追求的固執，所以不容易自我控制。客觀因素，主要是功中受外界驚擾，而導致心神失控。也有些精神病患者，因選擇某些意念太重的功法，可能誘發精神分裂症。

⑺、遺精、陽舉

【症狀】：青壯年男子在練功過程中，有時會出現遺精、滑精的現象，稱為“走泄”、“走丹”。如果不加以控制，往往會導致精疲力竭，有害身體。另外還有些人練功中出現陽舉(陰莖勃起)，個別不能自我控制者，陽舉長時不減弱，也屬於一種病態。

【原因】：遺精本是練氣功後，“精滿自溢”的現象；但如果練功者不能自我控制，使精不能化氣，長期走泄，則屬腎關不固、元氣不足的表現，因此被認為是氣功偏差的症候。練氣功後，人體元氣充足，各種生理功能比較旺盛，特別是青壯年男子，可表現性功能旺盛，陽舉是其表現形式之一。但是，如果陽舉久不減弱，甚至幾日不衰，則是練功者掌握功法不當，而導致陰陽平衡失調，孤陽獨亢。久而久之，元陽走泄則為害非淺。

⑻、經帶增多，經期延長

【症狀】：有些婦女練氣功後會出現月經量、白帶增多的情況，特別是未婚女子，或者是接近更年期的婦女，上述現象比較明顯；有些人還伴有頭暈、頭痛、腰酸、腿軟，以及下腹脹痛等症狀。

【原因】：目前許多功法並未分女子和男子功。由於男女生理條件不同，練功要求和一些具體方法也不一樣。不少人不懂得這個道理。比如，女子氣功的意守部位，應以中丹田(膻中)和雙乳為主。如果初學氣功，就強守下丹田，可能會出現月經增多，白帶增多的情況，特別是未婚女子，胞宮氣血充實，若意念氣聚於下丹田，必促使氣血充於下，胞宮蠕動增強，致使月經和白帶增多。接近更年期的婦女本來是經血逐漸減少，但由於練氣功後，又促使氣血充盈於下丹田，必然會使胞宮相對豐滿，月經量和白帶相對增加。如果月經與白帶增加過甚，氣血耗於外，從而產生頭暈、頭痛及腰腿酸軟等症狀；若氣血充實於下丹田，卻又不能引氣上行，導致氣滯血瘀，則可出現下腹脹痛等症狀。所以，女子練功應以意守中丹田為主，待月經斷後，再守下丹田，這樣才不致於出現偏差。

⑼、功中昏沉，功後困倦

【症狀】：一般為初學氣功者，以放松入靜的功法為多見。有的人在練功過程中出現昏昏欲睡，或者沉睡不醒等情況；也有的人在練功以後產生綿綿睡意，或者困倦不堪。這些現象都不正常，也可稱為氣功偏差。

【原因】：進入氣功入靜狀態後，人的思維活動相對靜止，大腦的興奮性也相對減弱，全身肌肉松弛，呼吸細緩均勻，肺泡殘氣量減少，大腦的供氧量相對減少。初學氣功者由於掌握不准入靜的程度和調息的勻緩，稍微偏激，即易造成大腦缺氧，故而出現昏昏欲睡等現象。另外，患者因未掌握調息調身之間的內在調節，調息時呼多吸少，調身時用力太大，導致血氧含量降低，四肢血流量增加，大腦血流量相對減少，故而造成大腦暫時缺氧，功後出現困倦和綿綿睡意。還有一些失眠患者和腦動脈硬化的病人，練氣功後也可能出現昏沉或者困倦的感覺，這是病人練功後所產生的生理效應，作用於原發病灶，使原有疾病得到治療和激發的結果。

⑽、陣寒陣熱，全身汗出

【症狀】：有些初學氣功者在學練意念較重的功法時，突然出現一陣發熱，繼之全身出汗，緊接著又一陣酷寒。熱時如被湯蒸，寒時如浸冰水。也有的人自覺體內“熱流”或者“寒氣”到外亂竄，不能自我控制。

【原因】：初學氣功者往往心情迫切，急於求成，錯誤地加大呼吸，強求以意領氣，常常可能導致意念偏激，造成體內陰陽失調，氣機紊亂，陰不斂陽，陽不斂陰，故而突發陣寒陣熱。另外，初學氣功者可能自我控制能力較差，在練功時遇到意外情況，容易產生緊張情緒，從而導致意氣散亂，陰陽失去協調，也會感覺陣寒陣熱，或者有類似熱流、寒氣亂竄的感覺。

以上10種氣功偏差現象，是普通練氣功者最常見的。雖然具體發生原因各有不同，但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對氣功以及氣功治病，缺乏正確的認識和體驗。所以，在氣功活動中，要求正確認識氣功的作用，循序漸進地鍛煉，以求認真體驗氣功的效果，避免急於求成和盲目追求等錯誤心理的產生，是防止氣功偏差的重要措施。

3、預防氣功偏差的基本原則

氣功偏差是由於人們練功不當所產生的病理現象，這些病理現象一般可以用氣功糾編的方法或者有關醫藥進行治療，只要治療方法得當，絕大多數的偏差都可獲得治愈。但是，為了避免給廣大氣功愛好者帶來不必要的痛苦和懼怕，對於氣功偏差仍應采取“防重於治”的方針。防治氣功偏差要堅持5個基本原則：

⑴、知己知功，辯證選功

所謂“知己知功”，就是說，在准備學習氣功之前，不僅要首先要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還要了解一些氣功的基本知識。了解氣功的基本知識主要有三條途徑：一是，向有氣功經驗的可信賴的人或者懂得氣功的醫生了解；二是，通過介紹氣功的書刊了解。三是，通過網絡了解。無論通過那種途徑了解，都要堅持不輕信一家之說的原則。要多找幾個人了解，要多買一些氣功書看，多瀏覽一些網站，認真研讀，深刻領會。通過了解氣功的基本知識，達到能夠正確認識氣功的作用。

所謂“辯證選功”，就是說，對於氣功健身治病而言，辯證選功是增強氣功效應、防止氣功偏差的關鍵，同時，也是糾正氣功偏差的有效措施。因為人與人的生理、心理素質有所不同，各種疾病患者的症候也有差異，因而人們對各種功法有著不同的適應性；另外，不同的功法也具有不同的治療特點。

選擇氣功前最好做一個常規體檢，並向了解氣功的醫生請教。

⑵、循序漸進，練養相兼

練氣功的主要指導思想應該突出一個“練”字。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功夫就是練出來的。要想練好功夫，就必須花費一定的精力和時間，一個姿勢一個姿勢地學，一套功夫一套功夫地練，遵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從基礎功法練起，逐漸積累經驗和體會，越練越精，最終會練出好功夫的。如果奢望功利，一舉成名，或者在練功上想走捷徑，夢想一夜之間練出真功夫，那是不可能的。不僅練不好功夫，反而可能產生氣功偏差。另外，初期練功不能貪求功效，盲目追求氣感。功效一般是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積累而逐漸顯現出來的。一開始練氣功就盲目追求功效，急於求成，只會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

練養相兼，主要是針對初學者而言。是講練功和休息、調養、互相調濟；其次是指將功夫中的“煉氣”與“養氣”的方法兼顧起來。練氣功能夠增強體質，促進健康，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專門練功、練氣，而不注意休息和養氣，勢必導致元氣耗散，最終功虧一簣。因為練功既能夠聚集真氣，但其本身也是一個能量消耗的過程，只有練養相兼才能維持機體處於新陳代謝的相對平衡狀態，從而避免由於練功太過、精氣消耗而產生的偏差。循序漸進和練養相兼是近幾年來氣功活動中所總結出的一條重要經驗。一般認為，初學氣功者以每次練功後都感覺舒適輕快為度，逐漸加強鍛煉，一直堅持下去，功力日進，這就說明循序漸進與練養相兼做得比較好。

⑶、練意練氣，松靜自然

氣功之“氣”，主要指真氣(元氣)而言。練真氣之初，一般由練宗氣(肺氣，胸中呼吸之氣)入手。不論什麼功法，大都要求呼吸均勻、細緩、悠長。練功有素的人，呼吸頻率較常人減少，而呼吸深度則較常人明顯增加，並且以深度腹式呼吸為主。但是，初學氣功者不可能馬上達到這樣的水平。氣功的呼吸方法(調息)必須由淺入深、由快至慢地逐步練習，不能要求在短時間內練成完整的深長呼吸，否則極易誘發氣功偏差。初練氣功呼吸可加以輕微的意念誘導，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自然而有規律地腹式呼吸，則不用再加意念，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條件反射。這就是所謂練氣。

練意，一是指排除雜念，達到入靜；二是指意守(有意識地將注意指向某處)丹田等部位，以助真氣的聚集和運行。練意也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急於求成或者強求“以意領氣”者，必致誘發“走火入魔”等氣功偏差。

練意與練氣，需要有機地結合起來。意念入靜，松靜自然，是練靜的基礎。練意到“恬淡虛無”的忘我境界，隨之通過練氣（調息）使意氣合一，從而調動人體潛在的真氣，達到氣功健身治病的效果。所謂意氣合一，就是在松靜自然的基礎上，以意念鍛煉內氣，達到意到氣聚、意行氣行的水平時，就表明體內真氣已經蓄聚，並能通過意念有效地調動起來了。因此，意氣合—也被認為是氣功的高級階段。縱觀所有功法，無不貫穿著松靜自然、練意練氣的原則，這個原則乃是保證練功順利進行的關鍵。

⑷、固定功法，機動靈活

所謂固定功法，就是指初學氣功者一旦選練某種適宜的功法，就應堅持不懈地練下去，不可朝三暮四，見異思遷。不要因為功效暫時不明顯，就馬上改學其他功法；也不要因為看見別人練什麼功法，自己也馬上去學。

所謂機動靈活就是出現了氣功偏差後，應該立即停止練功，改選其它功法。

⑸、合理安排練功時間

對此古人和今人都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比如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調氣法》中說：“凡調氣法，夜半後日中前，氣始得調；日中後夜半前，氣死不得調。”所謂氣死不得調，就是指練功時間不得當而產生的氣功偏差現象。可見功時安排不合理，也可能誘發氣功偏差。

中醫學認為，一天晝夜可分陰陽，上午屬陽，中午為至陽，下午為陰陽轉化之時，夜晚屬陰。對一般練功者而言，清晨空氣新鮮，環境安靜，旭日初升，萬物生發，是練功的大好時機。此時練功者精力充沛，頭腦清醒，不饑不飽，練功容易獲得氣感，並且較少出現偏差。對病人而言，則可根據陰陽辯證的法則，合理安排練功時間。比如陽虛陰盛的病人，適宜於上午練功，以取陽氣制陰邪；而陰虛附亢的病人，則應在午間或者晚上睡覺前練功，以利滋陰潛陽。這樣可以陰陽既濟，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除了個別特殊的功法外，中午均不宜練功。另外，一年四季也有陰陽之分，其中春屬陽，夏屬至陽，秋屬陰，冬屬至陰。有需調和陰陽的練功者，也可適當選擇練功的季節。適宜的季節則增加練功時間，不合適的季節則相應減少練功時間，以防止實實、虛虛之虞。

合理安排練功時間除因人而異外，還有的因功法而異。比如，清晨宜練動功，以加強對大自然的物質交換過程，吐故納新，排除體內濁氣，采自然清新之氣；而中午前後則適宜練靜功，以調心神，運練內氣，加強氣功內作用過程；晚上睡覺前，可練動靜結合的功法，但不宜過勞或者太興奮，以免影響睡眠。最好還輔以保健按摩功法。促進全身氣血運行，保證睡眠舒適安穩。

這五個基本原則也可以作為判斷氣功師品質的參考標准。李洪志在氣功方面品質惡劣的的表現就是違背了“知己知功，辯證選功”、“固定功法，機動靈活”和“合理安排練功時間”這三個基本原則。對此我也在後面將專門剖析。

3、關於氣功偏差糾正治療

糾正治療氣功偏差，主要是針對產生偏差的原因進行糾正，稱之為病因治療；其次是針對偏差所產生的症狀進行治療。糾治氣功偏差，還包括患者自我治療和醫生治療這兩個方面。一般氣功偏差，患者發現早，症狀不嚴重，大多數患者在氣功老師的指導下通過自我治療即可緩解；比較嚴重的氣功偏差，或者患者不清楚產生偏差的原因時，則應請醫生幫助診治。需要強調說明一點的是，氣功偏差是一種人為的病態，有著一系列相關的致病因素及其病理過程，而決不是什麼神仙鬼怪的原因。所以，糾正氣功偏差，仍然需要依靠科學的治療方法，任何裝神弄鬼或其他求助於封建迷信的方法都是無效的，甚至有可能貽誤治療，給患者帶來終生的痛苦。

因練氣功而精神失常，除氣功因素外，還與練功者的遺傳、性格等因素有關，所以有精神病史或精神病發作趨勢及性格特別內向孤僻的人最好不要練氣功。若發現在這類人練氣功後意識障礙、精神失常，因為患者已經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維判斷能力，親屬必須對其采取強制措施，請精神醫生治療。

六、正確認識氣功的作用

氣功是由中華民族的祖先獨創的，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明珠，已有五千多年的發展曆史。氣功的強身健體作用已被現代科學認可，但必須正確認識氣功的作用。必須明確三點：一是，氣功不能包治百病。練氣功的人雖然對疾病的抵抗能力比一般人強，但是，人一旦傳染上了病毒性疾病，氣功就顯得無能為力了。對於因細胞病變引起的疾病氣功更是顯得力不從心。對於那些非心理因素引起的許多器質性疾病，氣功療法只能在藥物、手術、理療、化療等現代醫療方法的基礎上，發揮配合輔助作用，而決不能像一些不學無術的所謂的“氣功大師”吹噓的那樣，放棄一切現代醫療方法，孤注一擲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氣功上。氣功不能包治百病，所以古代道教和佛教都十分注重醫學研究，道教的創始人張道陵和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都是精通當時醫術的人，後來的真正的道教高手和佛教高手都是既精通修煉技法又精通醫術的人。不精通醫術的人根本就算不上是道教和佛教內行，充其量是個氣功愛好者。我就只能算是一個氣功愛好者，因為我不精通醫學。二是，氣功只能減緩人體衰老的進程，但任何氣功都不能使人長生不老。新陳代謝是宇宙間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宇宙間的萬物都是有生有亡的，宇宙間沒有永恒存在的事物，人的生命是有極限的，包括人在內的任何生命體到了生命極限即使沒有病也會因為肌體綜合性衰竭而死亡。任何生命體從誕生那個時刻起就開始一步步走向死亡。三是，通過練氣功可以成佛成仙的想法更是愚蠢可笑的。佛是印度佛教臆造的並根本不存在的蠢物，仙是我國道教臆造的並根本不存在的玩藝，相信佛仙的人都是愚昧的人。也就是說，佛仙只是蠢人的影子，蠢人死了，佛仙也就像風吹的煙雲一樣消失地無影無蹤。

第二節、儒家思想概說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學。儒家是春秋戰國時期中的一個影響較大的學術流派之一，也就是“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家。由孔子（公元前551~479）創立，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我介紹儒家思想是從學術批評的角度介紹的，也就是肯定儒家思想的精華，也批評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一、儒家思想產生背景

在我國的曆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時代，那就是秦朝（公元前221年）之前的500多年的春秋（公元前770~476）、戰國（公元前475~221）時代。

中國的奴隸社會在經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後，到了東周的春秋時期已經進入沒落時代，這個時期奴隸社會的政治、文化和和道德倫理觀念已經不適用社會的發展的需要，但是適用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和和道德倫理觀念還沒有形成，社會處於動蕩變革狀態，周王室逐漸衰微，各諸侯國處於割據狀態，諸侯國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兼並爭霸。

各諸侯國為了應對兼並爭霸戰爭，紛紛實施了招攬人才的政策。這時候代表各階層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曆史舞臺，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於是出現了許許多多不同學術觀點的著名學者；著名學者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激烈的自由的學術辯論，於是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史稱“百家爭鳴”。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後來漢朝的著名史學家司馬談（司馬遷的父親）在《論六家要旨》中，將“百家”首次進行了分類，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對後來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倫理觀念等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儒家和道家思想對我國的佛教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儒家治國思想的基本主張

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主張“禮治”。“禮治”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儒家認為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特殊的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二是，主張“德治”。“德治”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三是，主張“人治”。“人治”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和“人治”主張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觀點。

三、儒家經典

儒家經典是“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是“四書”和“五經”的合稱。“四書”指的是《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而五經指的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在之前，還有一本《樂經》，合稱“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本書也被稱做“六經”，其中的《樂經》後來亡佚了（焚書坑儒導致），就只剩下了五經。《四書五經》是南宋以後確定的儒學的基本書目，儒生學子的必讀之書。

四、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概說

儒家思想的傑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的思想核心是“義”，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禮”。

1、孔子

眾所周知的孔子（公元前551~479）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青年時代做過小官，50歲時由魯國中都宰升任司寇，攝行相事。後率領他的弟子周遊列國宣傳他的治國思想，但均被各國拒絕接受。晚年在魯國致力於教育事業，並編訂了《詩》、《書》、《易》、《禮》等文獻，刪修了《春秋》。孔子死後，他的弟子輯錄他的言論，編成《論語》，此書體現了孔子的主要思想。他在當時就是一個很著名的學者，相傳孔子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有較大成就者就有72人，可謂“桃李滿天下”。後人給了他很多榮譽稱號，如“聖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等。孔子的思想不僅中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也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1988年，75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發表聯合宣言，呼籲全世界“21世紀人類要生存，就必須汲取兩千年前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見孔子思想對世界影響之巨大。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沖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偉大的創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羅萬象，博大精深，中國文化發展的所有豐富性特征幾乎都可以從孔子那裏找到根源。孔子作為儒學創始人，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仁學體系。在《論語》一書中，“仁”字出現達109次之多，說明“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孔子之前就有關於“仁”的記載。最早在《尚書》和《詩經》就有了“仁”字，《左傳》和《國語》中“仁”字出現的頻率則更高了。但以“仁”來說明其學說並以此統屬其整個思想體系，卻是由孔子開始的。因為在春秋時期，奴隸制走向崩潰，封建制開始建立，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奴隸起義此起彼伏，諸侯爭霸愈演愈烈，生靈塗炭。孔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仁”的思想體系的。簡單地說，對孔子的“仁”，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仁”是孔子的提倡的最高的政治原則，他用“仁”發展了管子的“以人為本”思想，達到了“以民為本”境界。《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意思是說，孔子的學生向他請教什麼是“仁”？他回答道，仁就是愛人。孔子認為：“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意思是說，要治理好一個能出一千乘兵車的大諸侯國其實並不難，只要能做到以下三點就行了：慎重處理國事取信於人民，節省開支愛護人民，征用民工只在農閑之時。“敬事而信”既指“敬國事”和“取信於民”兩個方面，又有密切聯系，也可以作為一體。作為一個國君，出於對人民負責、對江山社稷負責、對自己的曆史聲名負責，都應該慎重處理國事，都應該取信於民。只有專一、謹慎、嚴肅對待國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也只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才能得到人民的擁戴。“節用而愛人”既指“節省開支”和“愛護人民”兩個方面，又有密切聯系，也可以作為一體。節省開支、不鋪張浪費，才能不斷積蓄財富，不斷發展壯大，達到國富民強；也只有節省開支、不鋪張浪費，才能減少人民的負擔，也才能實實在在地體現出對人民的關心和愛護。總之，孔子所闡述的治理國家的三個方略，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以民為本”，就是主張治理國家要為人民負責，要取信於民，要節儉開支，要減輕人民負擔，要尊重人民的生活和勞動規律，要合理利用民力。另外，孔子從天的倫理本性中找出天道運行的普遍規律。《五行》以德為天的總的倫理本性，而以仁義禮智信為天道運行的五種方式。這種天道論，為了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模式的確立，奠定了道德本體論的理論基礎。

其二，“仁”是孔子的提倡的最高的道德准則，他用“仁”闡述自己的倫理觀念。孔子的倫理觀念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一是，修身。仁愛在孔子那裏主要是一種道德義務，強調的是人內在的道德自覺性，重在培養人的德行。《三字經》一開頭幾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個“性相近，習相遠”出自《論語·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人之初，性本善”是後來的孟子的觀點。在人性論方面，早在孔子之前的世碩（戰國初期人）就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惡論”，孔子回避了人性“善惡問題”，他認為人的本性或天性都是相近的，是人們後天的行為、環境的影響才使人們之間有了善惡高下的差別。孔子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有一定的道德修養，即修身。“修身”以“齊家”為起點，“治國”是“齊家”的放大，“平天下”則是對“治國”的進一步延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這既是出於彼此相愛的人格互相尊重的需要，又是一種“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它並不主動關心權益和報償的問題，而是追求個體人格的完善。仁學的追求目標是培養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包括忠、義、忍、恕、孝、悌、智、勇、恭、寬、信、敏、惠等等。孔子通常將“君子”與“小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論述。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懷念道德，小人懷念鄉土；君子關心法度，小人關心恩惠；“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懂得的是義，小人懂得是的是利；“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以義作為最高尚的品德，君子有勇無義就會作亂，小人有勇無義就會偷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中沒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沒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不成全別人的壞事，小人卻和這恰恰相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用自己正確的意見來糾正別人的錯誤意見，不肯盲目附和，小人只是盲目附合，卻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安詳舒泰，卻不盛氣淩人，小人盛氣淩人，卻難安詳舒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別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不可用小事來考驗他，卻可接受大任務；小人不可接受重任，卻可用小事情考驗他；“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雖然窮，可仍堅守著自己做人的原則，小人一窮便無所不為；等等。孔子認為只有莊重的人才不會受人侮辱，寬厚的人才能受人愛戴擁護，講信義的人才能得到別人任用，勤奮機敏的人辦事才會有成效，能給別人以恩惠的人才能指揮別人。只有能體察百姓、取信於民的君王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擁護。二是，克己複禮。春秋亂世從表面上看來是西周禮制與政治體系日趨松懈帶來的，而本質上卻是傳統的奴隸社會的道德與倫理觀念已經不適合社會造成的。孔子企圖通過重建道德、倫理體系來緩解春秋時代的政治危機，而這一路徑必須要從“正名”開始。“正名”一詞出自《論語·子路》：子路向孔子報告衛君（衛出公）正尋求孔子對施政的意見，並詢問對衛君而言什麼事最要緊。孔子答“正名”是最重要的。子路認為孔子太迂腐，孔子反駁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意思就是說，要做成一件事情，必須先有一個正當合理的名義和理由，這樣事情才能講得通，才有辦法產生正面的號召，進而把事情做好。反之，如果名義不正當，就無法自圓其說，只能強詞奪理，事情都講不通了，當然也就辦不成了。原意是在勸告所有的人，做事情前要想清楚，要做符合禮法道義的事情，不要做背逆禮法的事情。怎樣達到仁的境界？《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顏回請教如何才能達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說，努力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如果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可以達到理想的境界了，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顏回又問，那麼具體應當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禮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聽、不要去說、不要去做。顏回聽後向老師說，我雖然不夠聰明，但決心按照先生的話去做。“禮”是關於人的行為規範的一系列准則。孔子所說的“禮”是指周禮。孔子修編周禮目的就是想在周禮的基礎上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一個道德、倫理規範，並要求人們自覺遵守。

另外，在後面我將駁斥李洪志的“真善忍”，所以在這裏特別談一下孔子的“忍觀”。孔子認為，“忍”也是孔子要求的“仁”內容，其著名觀點是：“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衛靈公》）後來的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對此解釋道：“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孔子的“忍”，是有原則的，是有限度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又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事實上，孔子是通過研究前人得出的觀點。要想成常人之所不能成，必須忍常人之所不能忍。早在孔子之前就有很多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的著名人物。薑太公、鮑叔牙和齊桓公就是兩個典型的代表人物。薑太公認為，“忍”是一種韜略，他說：“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六韜·文韜》齊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回到齊國登上王位後，決定任用鮑叔牙為相，並下令捉住管仲，准備開刀問斬。這時，鮑叔牙卻推薦管仲為相，自己情願當副手。齊桓公很想不通，但鮑叔牙說：“那時我與管仲都是各為其主，管仲射您的時候，他心中只有公子糾。管仲強我千倍，如果您想富國強兵，成就霸業，非用管仲為相不可。您要是重用他，他將為您射得天下，哪裏只射得衣帶鉤呢？”於是，齊桓公拜管仲為相。管仲對內實行經濟、政治、軍事諸多方面的整頓改革，對外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張，使齊國由亂而治，稱雄於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總之，孔子提倡仁愛的目的，是想通過對上下尊卑之間的人際關系的調節，維護君臣父子的等級差別，挽救“禮壞樂崩”的社會政治秩序，防止“犯上作亂”。他認為只要做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就能鞏固統治階級的內部團結。他認為如果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以實踐周禮為己任，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天下就能回複到周禮的規範，成為一個仁愛、德治的社會。所以，孔子反對單純采用刑罰鎮壓的手段來治理國家，因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禮制可以通過仁愛、德治的教化手段來加以實施。因此，孔子的仁學有很強的實踐性和實用性。

孔子對天命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一方面，他通過編修《周易》，用陰陽思想解釋宇宙；另一方面，他的一些言論又是天命論觀點，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對“神鬼”采取了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態度。他對“神鬼”的態度是一種非常理智的態度，那就是“敬而遠之”：“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他還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意思是說，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真在那裏，祭祀神就如同神真在那裏。孔子說：“我如果不親自參加祭祀，（由別人代祭）那就如同不祭祀一樣。”孔子可能已經完全意識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論通行於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過激的方式，於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種折中的摸棱兩可的態度來對待鬼神之事。《論語·先進》載，弟子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當季路問事鬼神之事時，孔子不直接給予回答，而是以反問的方式回避了問題，孔子的回答顯然不能使季路滿意，他更深一層追問：人死之後又如何？孔子仍舊以同樣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關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對子路試圖通過祭祀鬼神來醫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禱久矣”（《論語·八佾》）給予了否定。這一模棱兩可的話語及態度為後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極大的爭論空間和思想空間。孔子並沒有陷泥於“鬼神”有或無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紀西歐神學家、哲學家們花畢生精力討論所謂“針尖上可以站幾個天使”、“上帝到底是幾天把人給造出來的”這類問題的發生，而是讓人們首先考慮“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張智者應把“務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終落腳於“人道之所宜”，落腳於世俗道德實踐上，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奧秘所在。

孔子曾四處遊說，但是都沒有得到各諸侯國國王的賞識，根本原因就是在於，各諸侯國國王在本國內是君，但實際上是周王朝的臣子。各諸侯國國王都想犯上作亂，都想在混戰中渾水摸魚大撈一把，都想稱霸全國，都想取代周王朝。怎麼能贊賞孔子的觀點呢？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施行殘酷的法制，結果很快滅亡了。幾乎是文盲出身劉邦在打天下的時候，也不喜歡有學問的儒生，但是得到天下以後，立即采納了儒生出身的孫叔通制訂禮制建議。

在認識論方面，孔子一方面認為世界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宣揚先驗論；另一方面，他也肯定後天學習的重要性，甚至說自己是“非生而知之者”，他的這一思想對後世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

在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上，他注重“學”和“思”相互結合，提出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聞故而知新”和“因材施教”的著名論題，這些觀點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我在前面說說過，龍喜歡水，所以崇拜龍的大智者也喜歡水，所以我國曆史上的薑太公、管仲、孔子、老子、莊子、孫子等舉世聞名的古代思想家、軍事家大多是因為喜歡水，而悟出了哲理，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龍文化的一個顯著特色。孔子一生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蘊涵有豐富的龍文化因子。孔子通過對水的觀察、體驗和思考，或從社會、曆史的層面，或從哲學思辯的角度，或從立身教化的觀念出發，來闡發對水的深刻理解和認識，進而以此來把握、認識人生、社會和自然世界的規律。《論語·雍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水為何被孔子這樣的大智者所樂呢?究其原因，不僅是因為水的各種自然形態——不論是波平浪靜還是洶湧澎湃，不論是涓涓細流還是浩浩蕩蕩，不論是清水一泓還是煙波浩淼，都能讓孔子這樣的智者流連忘返，賞心悅目。同時，水還能洗掉人們身體和心靈的汙垢，讓人的身心保持一種淨潔清明的狀態。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智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朱熹《四書集注》)。就是說，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動”的特點，而“智者不惑”（《論語·子罕》），捷於應對，敏於事功，同樣具有“動”的色彩，而且水的各種自然形態和功用，常常給智者認識社會、人生乃至整個物質世界以啟迪和感悟。關於孔子樂水的事實，在許多曆史典籍中都可以找到記載。《論語·先進》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一天，孔子饒有興致地問圍坐在自己身邊的幾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華紛紛慷慨陳詞，表達了自己不凡的理想和追求。惟有曾點（曾皙）與眾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意思是說，當春天來了，穿上舒適的春裝，相約上五六成年人，六七少年人，結伴到沂水裏去遊泳，然後在涼爽宜人的舞雩臺上吹吹風，大家悠哉遊哉地玩個痛快，之後高高興興地唱著歌回家。這番話顯得很沒有抱負，沒想到卻得到了夫子的贊同：“吾與點也!”意思是說我贊同曾點的想法呀!從孔子師徒以上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信息：第一，曾點所描繪的這種美妙的境界，正是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和憧憬的大同世界的氣象——天下太平，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人民過著豐衣足食、自由幸福、安祥愜意的美好生活。第二，親近大自然，與之不離不棄，融為一體，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在孔子看來，在潔淨的水中沐浴淨身、淨心，分明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樂事。盡管孔子德行高尚，被後人奉為聖人，但他同時也是個有血有肉的率真之人。奔流不息的川水不但令孔子賞之悅之，而且還引發了孔子無限的哲學情思。一次孔子站在河岸上，望著滾滾不斷奔流的河水發出了“逝著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的感慨。《荀子·宥坐》、《說苑·雜言》、《韓詩外傳》、《孔子家語》等均有孔子回答他的學生子貢關於為什麼“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問題的記載。《韓詩外傳》對孔子“見大水必觀焉”的原因有過一大段的解釋，大意是：水滋潤萬物而無私，似德；所到之處給大地帶來勃勃生機，似仁；由高處向低處流，舒緩湍急皆循其理，似義；奔騰向前，沖過千山萬壑，似勇；有深有淺，淺可流行，深者不可測，似智。由此可見，孔子不滿足於純粹的觀賞自然，而是試圖溝通水之美與人類道德精神的內在聯系，以探求水的社會意義和價值，並由此推衍出儒家立身處世的道理和准則。從一定程度上講，這種對水的社會化、道德化認識，正體現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還從從大禹治水的方法中悟出了“中庸思想”，又反過來指導了後人治水。孔子認為，“中庸”是處理問題最好的方法，所以強調“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所謂“中”，指“正道”，其反面是“過”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極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規律。“中庸”指辦事要切合時宜，把握分寸，實事求是地選擇能夠中道的好辦法和解決問題的好途徑。孔子以“中庸”為處世要旨，強調人們在思考判斷問題時要“執中”。後世儒士把中庸之道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秘訣。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孔子是在總結大禹父子治理水患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產生中庸思想的。堯命大禹的父親鯀治水，鯀一味采用“堙”(土擋、堵塞)的辦法，結果治水九年不但沒有制服水患，反而造成了更為嚴重的水災，於是被堯的繼承人舜王斬首。鯀死後，禹繼承了父親的治水事業，並吸取父親治水失敗的教訓，改用以疏導為主的辦法，結果取得了成功。到了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堤防已普遍存在，且已成為人們與洪水鬥爭的主要手段。有了堤防，遏制洪水的主動性大大增強了。由治水過程中鯀的“堙”，到大禹的“疏”，再到春秋時“堤”的大量出現，標志著治水理論和技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堤”也是“堙”，但堤防的“堙”與鯀采用的“堙”有本質的區別，是從單純消極的防洪進入到積極防洪的飛躍。同時，“疏”與“堙”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采用哪種治水方法為主，要因時、因地制宜。治水理論和實踐中呈現出的“堙——疏——堤”的辯證發展過程，這就給孔子的理論思考以極大的啟迪，使他深刻認識到：人類要改造自然，必須優選成功的正道。這就為“中庸”方法論的出臺開拓了道路。另外，曆史上周厲王采取堵塞民口的“彌謗”政策，導致於無聲處突起驚雷，國人暴動的事實，使孔子從中得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流尚不可塞，民口豈能去堵的警示，於是促使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孔子多次贊頌大禹治水為民造福的偉大曆史功績，緬懷他“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一心撲在治水事業上的奮鬥和奉獻精神，並奉大禹為“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的仁人、聖人。這一方面表達出孔子對大禹的無限的敬仰之情，也說明孔子把除水害、興水利的治水活動視為治國安邦的大事。

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對孔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孔子發展了前人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仁政理論。其次，修編了《周易》。孔子修編的《周易》對後世產生的巨大的影響，後人研究陰陽五行思想多以孔子修編的《周易》為藍本。孔子在《周易》中淋漓盡致地闡述了他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宇宙是怎樣開始的？因為在古代其它國家都有宗教，所以他們都認為宇宙是由一位萬能的大神主宰著，宇宙人類和萬物都是因為這個萬能的大神創造的，但我們的睿智的祖先不相信這一套，因而在《易經》中沒有任何宗教宣揚的神秘觀念。《周易·系辭。第一章》中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這裏的“乾”是指物質世界還沒有形成的那個階段，“乾道成男”的意思是說，宇宙萬物都是從“乾”的功能發生的，也就是說，宇宙萬物都是從“乾”而來。到了有宇宙萬物的這個階段以後就叫“坤”。孔子在《彖詞》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通天。雲行雨施，物品流行。”孔子在這裏說這個“乾”很偉大，是宇宙的萬物的根源、功能，萬物都是由它孕育的。行雲降雨，電閃雷鳴等宇宙萬物的變化都是靠乾的功能而來，乾的功能一動，便有一現象。可見孔子的宇宙觀沒有宗教的色彩，更脫離了玄學的色彩，所以臺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說孔子的宇宙觀“是科學的哲學”。

在此強調說明一點的是，孔子的一句牢騷話，被後來的西漢的董仲舒別有用心地曲解，從而把“半邊天”打入了“地獄”。孔子的一句牢騷話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意思是說，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難以教養的，親近他們，他們就會無禮，疏遠他們，他們就會報怨。董仲舒據此推演出一套“夫為妻綱”的理論。我之所以說這是孔子的一句牢騷話，理由有二：其一，從孔子刪編的《詩經》來看，孔子並不討厭女子。《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經過孔子刪編的《詩經》大部分是描寫民間男女情事的，在《詩經》裏有很大的篇幅是歌頌女子的美麗，善良，浪漫以及男女的愛情故事。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俊男、美女的浪漫情懷。其二，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是在會見了衛靈公和他的寵妾南子之後說這句話的。孔子受衛國國君的邀請，給他的民眾演講，結果，孔子發現，衛國的那些王公大臣並不拿他為重，只是借助他的名聲來炫耀自己而已。最令孔子氣憤的是南子恃寵羞辱他，南子為了抬高自己，極力貶低孔子，但是衛靈公卻不制止寵妾的無禮，於是孔子憤然而去。於是憤憤地說了“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句牢騷話，孔子厭惡的只是南子這樣的女子，看不起的是衛靈公這樣的小人。

2、孟子

孟子（公元前372~289）是戰國時期儒家的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學派的最得力的繼承和發展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師承孔伋（孔子之孫），發揚光大了孔子的思想，並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性善說”。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遊說各諸侯國，但也是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於是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孟子是僅次於孔子的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與孔子並稱為“孔孟”。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義”。簡單地說，對孟子的“義”，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觀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國家，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但他既強調王政以民為本，卻又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臣室……”他重視人民，卻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所以他竟然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還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他不但把勞心和勞力對立起來，而且強分高低貴賤，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所以他的這些觀點為後來的封建統治者剝削人民制造了借口，因而他的這些話成了後來曆代封建專制統治者的治國“名言”。這就不難看出儒家學說的矛盾性和虛偽性。

其二，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他的仁政學說的內容是“省刑法，薄稅斂”，使民有“恒產”，“養生送死無憾”。這就是以民為本的“王道”。他對梁惠王說：“仁者無敵。”對齊宣王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他的意思是說，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於天下；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他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他的這種“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社會實踐證明，把國家的希望寄托在君王的“不忍人之心”之上是靠不住的，有時雖然有點作用，但是曆史上通常是有同情仁愛之心明君居少，搜刮民財荒淫無度的昏君居多。即使明君也只是在年富力強的時候能明辨是非，晚年通常是昏庸霸道。

其三，以“性善說”闡述他設想得的道德規範。孟子的“性善論”包含三層意思：一是，人具有先天或先驗的善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人和禽獸的區別只有一點點。普通的人丟棄它，君子保存它……這裏的仁義，就是人區別於禽獸的屬性。在孟子看來，仁義屬性是人人具有的。無論是普通的人丟棄它，還是君子保存它，人畢竟是人，而不是禽獸，他那一點點的道德本性，只需通過適當引導，就可以表現出來的。因此，人的天生素質是可以為善的。二是，仁義禮智，人所固有。他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意思是說，“仁”來源於人的惻隱之心，“義”來自於人的羞惡之心，“禮”來自於人的恭敬之心；“智”來自於人的是非之心。在孟子看來，“四心”即為“四端”，為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乃是道德上的善，所以說，人的本性是善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屬於仁，羞惡之心屬於義，恭敬之心屬於智。仁義禮智這些道德並非是外部賦予的，而是與生俱來的，關鍵至於能否充分發揮個人的善之本性。三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既然人性本善，那麼為什麼有人為善，而有人作惡呢?這完全取決於人們對於其善之本性的取舍。孟子相信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一經探求，便會得到；一經放松，便會失去。孟子的“性善論”認為性善是屬於先天的，而惡是起於後天的；善是內在因素，惡是外部因素。因此孟子主張尊重人們的道德修煉。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範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裏，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曆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但是孟子的一個巨大的悲哀就是他們有能力說明人為什麼“性本善”。

孟子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為基石的。

孟子對水的觀察、思考和由水而感悟人生、闡發事理的程度毫不遜於孔子，他把儒家的“文化之水”推向了新的高度。孟子不但喜愛水，而且愛觀察水。通過對水的觀察和思考，說出了這樣一番哲理深刻的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流水之為物者，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孟子·盡心上》）這段文字不多，但內涵豐富。其一，登絕頂而一覽眾山小，經滄海則難為水，這的確是人生經驗的真諦。滄海浩大，淼淼無涯，小江小河小池之水不可與之相提並論。其二，提出了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的觀點，這與孔子“智者樂水”之說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從美學的角度講，只有波瀾起伏之水才具有屈曲生動之美；另一方面，在對自然之水的審美中，還可以透視出與“智者”相似的性情與品格，即強調要從水的自然形態和功能中尋覓和挖掘出對人生對社會的深切體驗和認識，而絕不僅僅流連於水的自然之美。其三，孟子稱贊水具有“不盈科不行”的品性，這種腳踏實地、紮紮實實、循序漸進的風格，正是立志行道的君子所效法的優良德行。對於人性問題，當時與孟子爭論最激烈的當屬主張“性無善無不善”的告子。告子以決堤之水的流向為論據，認為人性有如湍急的流水，從東方決口則可引之向東，從西方決口則可引之向西。人性本來無所謂善，正像水本來無所謂東西一樣。以善辯著稱的孟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同樣以水的特性為論據，從容不迫地辯駁道：“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來，水雖無擇於東西，卻必定自上流於下，人性之向善，正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勢。人可以搏擊或阻遏水流，使之躍起甚至倒流上山，但水的本性決不是上流。人性如水，向善如水往低處流，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之作壞事施惡行，與本性無關，猶水之過顙、在山，實乃“搏”、“擊”所致。孟子以水的自然之勢，闡發了他的性善說，盡管有失片面，但它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意識的普遍性，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孟子在談到人性問題時，還表達出人類要自覺按客觀規律辦事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人談論人性，只要能按它的本來面目（狀態）去推究就可以了。本來的狀態，以順其自然之勢為基礎。人們之所以厭惡小聰明，就因為它往往容易穿鑿牽強。為此，辯鋒敏銳的孟子舉出了大禹治水順應自然規律取得成功的例子作為論證的材料。他說：“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意即如果聰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樣，就不至於厭惡聰明了。大禹的治水（使水運行），就是行其所無事，順應自然。如果聰明人談論人性也能行其所無事，順應自然，那可算大聰明了。“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繼承、發揚了孔子“仁”的思想，在對現實社會進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以性善理論為根據，創造性地提出了“仁政”思想，並認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離婁上》）。為了增強其論證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善用譬喻的孟子又一次借用“水”的特性和功能，淋漓盡致地闡發了關於“仁政”的思想和主張。孟子說：“民之歸仁也，猶水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漁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鹯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孟子·離婁上》）。又說：“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說，民心歸順仁政，就好像水順流而下，野獸自然向曠野奔跑一樣，這個趨勢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他藉此警告統治者，只有施仁政於民眾，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才能使百姓“猶水就下”一樣望仁德而歸附；否則，君王象為淵驅漁的獺、為叢驅雀的鹯一樣，殘民以逞，必然會淪為桀與紂那樣的獨夫民賊，那時，老百姓就會不堪殘暴，揭竿而起，推翻暴君的統治。

3、荀子

荀子（公元前313~238）是戰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他是孟子之後，儒家學派最傑出的一個代表人物，時人尊稱“荀卿”。他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他的學問淵博，在繼承前期儒家學說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長處加以綜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發展了古代唯物主義傳統。現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學、邏輯、政治、道德許多方面的內容。荀子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論”，提倡性惡論，常被與孟子的性善論比較，他對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當的貢獻。他曾經傳道授業，戰國末期的兩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韓非、李斯就是他的學生。

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禮”。簡單地說，對荀子的“禮”，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荀子的“禮”卻不同於孔子的“複周禮”，而是是一種法家的新的社會規範，荀子不僅強調“禮”，而且強調“法”，經常“禮法”並提，最後在法家理論中形成了“法制”的概念，和禮教就完全不同了。他同時重視人的物質需求，主張發展經濟和禮治法治相結合。正因如此，他的兩個學生韓非、李斯成了著名的法家代表。

其二，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論”，提出“性惡論”。“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是苟子人性論的中心命題，苟子的“性惡論”是針對孟子的“性善論”的，他批評孟子的“性善論”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性偽之分”。苟子的“人性惡”的論斷是：“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苟子認為這些生理和心理需求“必出於爭奪，合乎犯分亂理而歸於暴。”因此，他得出結論：人性是惡，而非善。荀子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他認為人性是惡的，人的惡性是先天的，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而人的善性是後天的，所以他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須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因為荀子是“性惡論”者，所以他的“小人”概念與孔子顯著不同，在荀子的眼中，“小人”便是“眾人”，“眾人”便是“俗人”，三者之間是畫等號的：“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修也；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因為他認為“人之生（性），固小人”（《荀子·榮辱》），一個人能否變成君子、聖人，完全取決於他後天的學習和修行，取決於環境的影響。因此，在比較孔子和荀子的“小人”概念時，注意這一點十分重要。

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對荀子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他旗幟鮮明地反對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並提出人定勝天的思想。他的《天論》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種自然規律，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重要性，這是典型的唯物主義觀點，代表荀子思想最進步的一面。其二，在認識論上，他認為人的思維能反映現實，但有輕視感官作用的傾向。其三，他非常重視教師在教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國家要興旺，就必須看重教師，同時對教師提出嚴格要求，認為教師如果不給學生做出榜樣，學生是不能躬行實踐的。

荀子在他的傳世名著的《天論》中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敬重天，思慕天，不如把他作為物來蓄養之，而控制他；順從天，頌揚天，不如掌握他的發展規律而利用他。荀子此觀點徹底否定了天命論和宿命論，其重要理論價值在於強調主體（人）對於客體（環境）的積極改造，強調人的創造性活動，為中國思想文化寫下了極其光輝的一頁，對後人認識和改造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荀子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的傳世名言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荀子這個名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唐太宗說：“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從劉邦之後，皇帝都自稱“天子”，但是學者和老百姓心裏卻不這樣看。例如，《漢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另外，荀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忍觀”，強調人應該善於忍，他在《儒效》中說：“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意思是說，一個人在內心裏如果能克服私心，然後處以公心；在行動上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提高修養。

五、儒家思想曆代變遷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吸收了墨家、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建立起“新儒學”。其新儒學的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董仲舒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按照他的“貴陽而賤陰”的陽尊陰卑理論，提出了“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系。“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准則。董仲舒認為，在人倫關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責備三種關系是最主要的，而這三種關系存在著天定的、永恒不變的主從關系：君為主、臣為從；父為主，子為從；夫為主，妻為從。“三綱”皆取於陰陽之道。具體地說，君、父、夫體現了天的“陽”面，臣、子、妻體現了天的“陰”面；陽永遠處於主宰、尊貴的地位，陰永遠處於服從、卑賤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把封建等級制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則。董仲舒又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則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系的基本法則，治國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他看來，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五常之道。堅持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和人際關系的和諧。董仲舒的新儒學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以後，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曆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之策。

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明朝的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黃宗羲在明朝滅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王夫之是清初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對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曆史，認為曆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後來儒家經典成了科舉考試的唯一內容，通過科舉走向仕途的封建官僚可謂數不勝數，但是流芳後世的清官卻寥若晨星。正因如此，曆朝曆代都因為官僚腐敗而喪失民心，而改朝換代，不久以後又重蹈覆轍。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曆史證明，靠官員的“修身”治理國家是靠不住的……

古代的有些封建統治者和現在的有些學者將儒家思想稱為“儒教”，我認為這是很不合適的，而事實上儒家不過是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普通一家，是一個普通的學術派別，所以只能稱為“儒家思想”。有些居心叵測人故意將儒家思想說成是儒教，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目的。

佛教在東漢傳於我國後，孔子、孟子的“善”和荀子的“忍”對佛教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即，佛教從印度傳於我國後就被打上了“善”和“忍”的烙印。

另外，孔子之後孟子之前的告不害（公元前420~350）提出了“人性無善無惡論”由於受曆史的限制，孔、孟、荀、世、告等人對人性的認識都是片面的，他們都沒有揭示出人性的本質……

第三節、道教概說

道教是我國產生的唯一的宗教，產生於東漢的後期。它之所以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所以產生的曆史條件和社會思想等淵源，並經長期的醞釀和積累的必然結果。它與中華本土文化緊密相連，深深紮根於中華沃土之中，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並對中華文化的各個層面產生了深遠影響。道教產生的一個重要曆史條件是漢朝及之前的一些古人存在封建迷信思想。道教的淵源是“雜而多端”的。道教被李洪志說成是宇宙真理，一些人之所以相信了李洪志的鬼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道教的淵源、產生和興衰。所以，為了剖析李洪志的歪理邪說，有必要對道教做一個概說。在道教產生之前，就有很多唯物主義者批判鬼神觀念。所以從道教產生起，就受到了曆代唯物主義者的揭露批判。因為我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所以我介紹道教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一、漢朝及之前的封建迷信思想是道教產生的土壤

漢朝及之前的一些古人，一方面崇拜龍鳳，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封建迷信思想。正是因為漢朝之前的很多古人存在一些鬼神觀念，所以自古以來就有一些人專門從事巫術活動，在我國古代專門從事巫術活動的人叫“巫師”、“方士”等。

神仙傳說，其源甚古。長生不老是我國的神仙傳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家喻戶曉的《嫦娥奔月》的神仙傳說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傳說，後羿從西王母處得到不死之藥，嫦娥偷吃後便飛奔到月宮，成為月中仙子。在神仙傳說中有各式各樣的有超凡能力，可以長生不老的人，我國古人稱之為“仙”、“精”、“仙子”、“神人”、“神仙”、“真人”等。

在諸子百家中就有一些公開宣揚鬼神觀念的人，比較突出的是墨家和方仙道。

戰國時期的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生卒年不詳，約在公元前468~376）就公開宣揚“天志明鬼”思想。墨子認為天之有志——兼愛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墨子不僅堅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會賞善罰暴。墨家學派公開批判儒家學派，因為儒家不相信鬼神，結果“天鬼不悅”。後來的道教也汲取了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過，道教思想是“本諸墨氏，源遠流長。”

方仙道又稱神仙家，是戰國時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戰國中後期，燕齊一帶的方士將其神仙學說及方術與鄒衍的陰陽五行說揉合起來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於燕齊的上層社會，其法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企圖長生求仙。其所謂“方”指不死的神方，所謂“仙”指長生不死的神仙。神仙思想，由來已有，戰國時逐漸形成了以追求神仙不死為目的的方士集團，他們大肆宣揚神仙長生，以神仙方術活躍於社會，因為迎合了一些統治者畏死的心理，所以滲透到貴族上層。先秦時期方仙道代表有宋毋忌、正伯僑、徐福、充尚、羕門、盧生、韓終、侯公、石生等，兩漢時期有李少君、李少翁、西門君惠、欒大、公孫卿、甘忠可、於吉、宮崇等。這些均是當時有名方士，它們們均是為帝王求長生不死藥，或為之找尋神仙、或為之采藥、煉丹，宣揚神仙可學、可求。從戰國中後期到漢武帝時，方仙道（神仙家）與一些帝王相與鼓動，掀起中國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藥的事件。有些帝王一方面以真龍天子而自居，另一方面也迷信鬼神觀念。最著名的是對長生不老藥苦苦追求的齊威、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漢武帝等，這些帝王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尋求神仙及不死之藥，其規模越來越大，但都毫無結果。故方仙道的興盛期為戰國後期到漢武帝時。方仙道信仰的神仙長生說成為後世道教最基本的信仰，其神仙方術也為後世道教所繼承發展。因此方仙道是道教的一個重要淵源，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方仙道是道教的早期階段。

關於“海上三神山”，《史記·封禪書》是這樣記載說：“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自，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輛引去，終莫能至雲。”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又說：“齊大徐市等上書，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大海求仙。”“徐市”即“徐福”，《史記·淮南王衡山王列傳》說秦始皇對他“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這個徐福就是方仙道的代表人物之一。所有的從事巫術活動的方士，都有一些獨到的騙人伎倆，徐福就是一個頭腦聰明、膽大心細的騙子。在中國和日本流傳著一個同樣的故事，那就是徐福渡海為秦始皇尋找不死藥的傳說。按《史記》的記載，意思是，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帶著許多糧食、衣履、藥品、耕具和金銀財寶入海東渡求仙。結果徐福發現了一個“平原廣澤”，他感到當地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來自立為王，教當地人農耕、捕魚、捕鯨和瀝紙的方法，此後再也沒有返回中國。仙固然沒有，傳說中的仙島，倒並不全是虛妄，“方丈、瀛洲”雖然已經很難考證，但是“蓬萊”的確在山東。按照日本的記載，徐福發現的“平原廣澤”就是日本的本州、四國、九州三島。日本的文字史料中，對徐福的記載含糊不清。這也不能責怪日本人，因為徐福登陸的時代，日本還在蒙昧之中（大約是新石器時代），還沒有可靠的文字記載呢！但是按照部分日本史學界人士的觀點，徐福，就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他登陸日本的地點，便在日本的關西平原。“神武東征”橫掃日本的傳說就是基於徐福登陸日本，南征北戰的事跡。日本人的思維比較獨特，因此他們在考證徐福問題的時候，想法也一樣富有個性。他們根據考古發現，分析古代墓葬遺骨證明，徐福東渡時期，日本關西地區的居民平均身高驟然升高了5厘米，由此推斷，這很可能是徐福和他的部屬登陸後造成的局部人種改良。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日本科學家發現日本人的基因裏，有1%的人來自中國雲南地區。這是怎麼回事呢？從徐福東渡，或許可以找到答案。根據中國方面的史籍記載，徐福要求的三千童男童女，秦始皇也沒法一下子湊齊，這個時候，秦軍剛巧征服了西南夷，於是秦始皇就下令這些被征服的部族提供所需要的童男童女。西南夷，就是現代雲南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如果這些西南夷的後代借徐福東渡融入日本人種，帶給日本人1%的雲南基因便有據可循了……

神仙之說，首先在齊國一帶較為流行。特別在齊國臨海地區。是海市蜃樓的奇特景觀，引發了古人無限的遐想，因而出現了“海上三神山”的說法。蓬萊市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象條件，成為我國乃至世界上海市蜃樓奇觀出現最頻繁的地區之一。蓬萊地處渤海海峽南岬，湧動的海流將底層海水連同低溫帶出水面，海面低溫和海峽兩岸的高溫為海市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三足鼎立，長山列島橫臥其間，又使海市的出現具備了借以反射的客觀景物。在日照充足的季節（4~9月），接近海面的空氣呈高密度低溫狀態，空氣密度由下而上陡然減少，光線透過這些不同密度的空氣層時便發生折射或全反射，使遠處景物時大時小、時斷時連、忽隱忽現、千姿百態、變幻莫測，增加了海市的神秘感。海市可分為上現海市和下現海市兩類。蓬萊海市多為上現海市。上現海市色彩豐富，影像清晰而多變，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蓬萊海市頻有發生，1980年7月10日、1987年4月3日、1988年6月1日、1988年6月17日和1989年8月14日均出現過上現海市。1988年6月17日，山東電視臺記者孫玉平成功地進行了蓬萊海市錄像，從而結束了世界上沒有海市影像資料的曆史。所以“神山現市”自古就是為蓬萊的一大奇觀。海市有時候出現在遠處的海面上，有時候出現在天空上，古人不知道海市是一種大氣光學現象，所以就誤認為天上有神仙。所以那些方士就蠱惑那些財大氣粗、仙迷心竅的帝王去蓬萊尋仙。後來的道教又說蓬萊就是八仙過海的地方，有“酒仙”、“詩仙”之稱李白也許被那個道士蠱惑了，所以也羨慕蓬萊的仙人，所以他在《懷仙歌》中吟道：“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巨鼇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史書上還記載了齊威、宣王、燕昭王、秦始皇和漢武帝都親自作了同樣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山東的蓬萊島尋找神仙。特別是秦始皇，對升起太陽的東海特別著迷，居然三次東巡，令後人遺憾和嘲笑的是，最後一次神仙沒有找到，卻死在歸途之中。不過史學家既記載了秦始皇的愚蠢，也記載了秦始皇創造的偉業，這就是史學家的公正。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科技已經很發達的當代，居然還有個別人把海市蜃樓、電閃雷鳴之類的自然現象說成是天上的神仙所為，竟然還有很多人相信這樣的鬼話，竟然還在做著成仙成佛的蠢夢。我不知今後的科學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更不知後人是會怎樣嘲笑今天的那些做著成仙成佛的蠢夢的人……

秦始皇之後的漢武帝又成了求仙的熱點人物，也親自到了蓬萊……

正是因為秦始皇、漢武帝等有強烈的求賢欲望，所以才使民間有不少人相信鬼神。

還有一些人利用人們的封建迷信，從事五花八門的詐騙活動。秦朝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應該是大名鼎鼎的陳勝、吳廣了，因為陳勝、吳廣利用迷信騙術策動了著名的農民起義。

陳勝和吳廣經過一番謀劃後決定起義，於是陳勝策劃了一系列迷信騙局。很多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古人相信算卦占蔔，所以算卦占蔔也是方士的一個重要拿手好戲。陳勝先先請一個方士算卦，聰明的方士很明白陳勝的心理，所以說：“你們的事業能成功，且能為百姓立大功。”陳勝用朱砂在一塊綢帕上寫了“陳勝王”三個大字，塞到漁民捕來的魚肚子裏。戎卒們買魚回來吃，發現了魚腹中的“丹書”，都覺得驚奇。與此同時，陳勝又讓吳廣潛伏到營地附近一座荒廟裏，半夜裏點燃篝火，模仿狐狸聲音，大聲呼喊：“大楚興，陳勝王！”正在睡夢中的戎卒們被驚醒……於是著名的大澤鄉農民起義爆發。

後來陳勝、吳廣失敗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崇拜龍鳳的大多數的人並不相信陳勝、吳廣精心策劃的迷信騙局。劉邦就比陳勝、吳廣聰明多了，人家自稱是龍……

在史書中記載的一些神話傳說中的神仙後來直接被道教采納。“後土”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後土信仰源於中國古代對土地的崇拜。《禮記·都特牲》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古代人們生括有賴於地，故“親於地”，並加以“美報、獻祭”，遂有“後土”崇拜。關於後土的記載很多，大多集中在《左傳》、《禮記》、《山梅經》、《淮南子》等古籍中，文意大致稱後土為共工氏之子，為中央之神。如：《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後土。後土為社。”《禮記·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禮記·月令》：“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後土。”《淮南子·天文訓》：“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後來“後土”成為道教尊神“四禦”中的第四位天神，與主持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臺，為主宰大地山川的的女性神。

總之，漢朝及之前的一些古人存在封建迷信思想是道教產生的一個重要曆史條件，或者說，漢朝及之前的封建迷信思想是後來道教產生的土壤。

西漢興盛的黃老之學、董仲舒的“宗天神學”和東漢興盛的讖緯之學、《太平經》所富含的封建迷信思想以及佛教的進入等，都是道教的“催生劑”。

二、道教的教義的主要淵源概說

教義指一種宗教所信奉和宣揚的神學道理思想。道教的教義淵源很多很雜，我僅簡要介紹幾個主要的淵源。

（一）、道家思想概說

道家也是春秋戰國時期中的一個影響較大的學術流派之一，也是“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家，由老子（約公元前600~500）創立，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道家在先秦各學派中，雖然沒有儒家和墨家那麼多的門徒，地位也不如儒家高。但隨著曆史的發展，道家思想以其獨特的宇宙、社會和人生領悟，在哲學思想上呈現出永恒的價值與生命力。

1、道家思想的基本觀點

道家哲學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內涵，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道家思想是中國最為重要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想之一，也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的始祖，對指導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前英國生物化學家、著名的中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強調指出：“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

道家重視人性的自由與解放。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道家認為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絕對的，因此基本上並不需要提出一套決定性的社會理想，因為天道變化，本身無所謂絕對的是非善惡之性能，因而道家強調得更多的是在社會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這種智慧必須是能應在任何曆史情境的社會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也就因為道家的社會哲學不以自己發展規格為主，而強調應對的智慧，因此利於人們休養生息的需求，故而讓漢初的黃老之治有了實驗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安定了千百年來中國士大夫失意於儒家本位的官場文化之後，也能有一廣大的心性世界以順遂人生。

道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通過各種養生修煉而達到長壽。這一觀點對中醫養生學的誕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後世的很多著名中醫同時也是當是的道家著名人物，如唐代著名中醫藥王孫思邈等。

2、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概說

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

⑴、老子

老子（約公元前600~500）是春秋時期的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家。多數研究者認為他就是李耳，俗稱老聃。據傳說他曾做過周王朝的管理藏書的史官，後隱居於楚國苦縣（今河南歸德一帶）。他是道家思想的創始人，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

老子晚年寫了五千多字的《道德經》，又稱《道德真經》、《老子》、《五千言》。《道德經》分上下兩篇，原文上篇《德經》、下篇《道經》，不分章，後改為《道經》在前，《德經》在後，並分為81章。是中國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著作。現在可以看到的最初的版本，是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老子》。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甲乙兩種帛書《老子》，是西漢初年的版本，把《德經》放在《道經》之前，也受到學者的重視。

《道德經》是一部簡括而有韻的哲學理論著作，就其思想內容看，老子主張絕聖棄智，忘情寡欲，提倡清淨無為，無知無欲；對統治階級的嚴刑重稅不滿，幻想倒退到“結繩而治”“小國寡民”原始氏族社會。老子生活在奴隸社會瓦解、封建社會形成的時代。政治思想上他代表奴隸階級的沒落思想，既對現實不滿，又感到無能為力。既對衰敗的奴隸階級的典章制度失去了信心，又對新興的封建階級的制度深惡痛絕，所以他主張“無為而治”，一切循其自然。需要強調說明一點的是，老子的“無為”，不是完全的消極被動，而是為了達到“無不為”。所以說，老子的“無為”是一種曲線式的有為。

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把具有豐富哲學內容和政治內容的思想都歸之於一個最高範疇——“道”之下。他認識到了宇宙萬物既對立又統一的規律，他認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行，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他還明確提出了事物的發展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即“反者道之動”的命題，“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一語相當清楚地說明了對立面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關系。老子的辯證法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老子的長生觀是“營魄合一”。臺灣學者南懷瑾先生說，老子為我們講述了一個長生的秘訣即營魄合一。老子在“營魄抱一”之上，加了一個“載”字，用字巧妙而形象。人的身體如一部車乘，其中裝載了“營”和“魄”兩樣重要東西，它們各自為政，又隨時合作。人們長年累月、隨時隨地都在使用這兩樣東西。然而，思想的紛繁、情感的囂動，常使自己魂靈營營困擾，常在放射消散之中，散亂不堪。體能的勞動、生活的奔忙，常使精魄渙散，不可收拾。老子說，倘使人能將生命秉受中的營魄合抱為一，永不分離，便可得長生的希望了。因此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龍崇拜對老子的思想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當我們力求把握老子之“道”的精髓和特點時，發現其影響至深的哲學精見竟是水性的化身。老子多處以水或與水有關的物象來闡發“道”的精深和妙用，甚至水還一度被老子推崇為“道”的象征。有的學者認為，老子的哲學就是水性哲學。這種觀點很有道理，因為把水作為老子文化思想框架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標記，從這個角度回溯老子的文化思想，則更能把握老子之“道”的真切底蘊和內涵。“上善若水”是老子水的人生哲學的總綱，也是老子人生觀的綜合體現。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八章》）老子明確地告訴我們：最高尚的品德像水一樣。這就把水人格化了，並推崇到無以複加的高度。老子是這樣借水闡述“道”的：《老子·七十八章》中雲：“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四十三章》中雲：“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在老子看來，世間沒有比水更柔弱的，然而攻擊堅強的東西，沒有能勝過水的東西。水性至柔，卻無堅不摧，正所謂“天下至柔馳至堅，江流浩蕩萬山穿”。的確，自然界確實有這樣神奇的現象，點點滴滴的雨水，經過長年累月可以把一塊巨石穿破；而洪水泛濫時，更能以排山倒海之勢吞沒農田房舍、沖毀道路橋梁，任何堅強的東西都抵擋不了。柔能克剛，可以說是自然界的一條重要法則，而老子哲學則是對這一條法則的高度概括。當然，這裏老子所謂的“柔弱”，並不是通常所說的軟弱無力的意思，而其中包含有無比堅韌不拔的性格。

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對老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他首次提出了唯物的宇宙觀。他在《道德經》第五章中說：“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他這段話得意思是說：宇宙好像是個大皮囊，富有彈性，雖然空虛，一經壓迫，氣便外泄。他的這個觀點很重要！簡單明了地表他了他的無神論思想！他的這個觀點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後來漢代著名天文學家張衡在他的這個觀點的基礎上提出：“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黃。”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宇宙的形狀就像一個鳥蛋，宇宙包著地，就像鳥蛋殼包著蛋黃。後來的道教自作多情地把老子奉為第一號神仙，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人民之所以沒有把道教當回事，那就是因為老子本人把天比作為“大皮囊”。他在陰陽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認為這個宇宙是由“道”構成的，“道”是“萬物之宗”，但他的這個“道”又由“陰陽”組成，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是以“道”的方式闡述一種有物混成且獨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論。《易經》說：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實這是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兩種表述而已。從根本上說，無論是宇宙，還是我們身邊的雞毛蒜皮都是由於“陰”和“陽”的對立統一形成的，這就與馬克思的的辨證法思想完全一致。許多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的思想不感興趣，卻潛心研究老子思想，這也能說明老子思想的偉大之處。兩千年的天文學家張衡能從老子的宇宙觀中，找到唯物主義，並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宇宙觀。

其次，他用通俗化語言對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進行了絕妙的解釋，因而外國人認識中國的唯物辨證思想多是從老子這裏開始。如，他用陰陽思想闡述了他的宇宙觀，他在：《道德經》第三八章中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他《道德經》第二章中又將陰陽的既對立又統一、並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規律解釋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行，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他還明確提出了事物的發展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德經·五十七章》）一語相當清楚地說明了對立面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關系。他對陰陽的闡釋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老子還進而提出了“柔弱勝剛強”的思想，他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道德經·第七八章》)又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道德經·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對方，自己則先讓一步，以後發制人。無疑的，這一弱勝強思想，大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兵家思想。老子對事物的認識是有缺陷的，如他認識到事物的轉化，卻無視事物轉化的條件與質的區別，事物的發展和轉化，只停留在循環往複上面，“萬物並作，吾以觀複”，這就給形而上學的相對主義有了可乘之機。

再就是，他用“無為而治”闡發民本思想。他的“無為而治”主要體現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經·第二章》）他又說：“愛民治國，能無為乎？”（《道德經·第十章》）他認為事物都會按照自身的規律發展，人為幹擾過多反而不宜。老子還從反面對當時的殘酷統治者提出警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道德經·第七十四章》）又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道德經·第七十九章》）人民不怕統治者的威力，如果專靠恐怖手段，最後一定會召來大恐怖的報複。我認為老子的“無為而治”體現的正是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說老子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鼻祖！回顧我國的曆史，新的朝代剛開始實施的是“無為而治”，結果出現了民富國強的局面，國強以後統治者就忘乎所以了，就放棄了“無為而治”，於是國家又走向由盛到衰的路。例如，取代秦王朝的漢朝面對的是經過多年戰爭浩劫、人口銳減、經濟崩快的局面。據《漢書》記載：“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在這種困境之下，睿智的劉邦清醒地認識到，強國必先富民，富民必須休養生息，必須鼓勵生產，於是劉邦實施了老子的“無為而治”，“輕徭薄賦”。劉邦把人頭稅從秦朝的每人每年1000錢減為7~14歲每人20錢，15~56歲歲每人40錢；把田租從秦朝的2/3減為1/15，景帝時又減為1/30，文帝時還免除田租12年。勞役是農民另一項沉重負擔，漢初劉邦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時間減為每年不得超過30天。文帝時把服役的次數改為每年一次。劉邦在鼓勵發展農業的同時還采納了曹參“勿擾獄市”的建議，即允許商品自由貿易。秦朝時的鹽、鐵生產與交易由官府壟斷經營，漢朝則允許商人自由從事鹽、鐵生產與交易，結果出現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現代語言講就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漢初在實行一系列鼓勵生產政策的同時減少政府支出。一是不大興土木；二是不建陵墓，不許厚葬；三是不對外用兵。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曆史上第一個盛世時代——文景之治。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年初的70年間，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史記》對此是這樣記載的：“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與秦末、漢初慘淡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漢武帝上臺以後，又恢複了窮民強國的政策，在增大稅收的同時，又由官府專賣鹽、鐵。漢武帝一方面連年用兵，另一方面揮霍無度。很快將漢朝70年積累的國家財富揮霍殆盡，人民又陷入貧窮，漢朝從此走向全面衰落。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無為而治”的合理性和正確性！必須說明一點，有的人把“無為”理解成政府“無所作為”，這是極其淺薄的短見，那不是老子的本意……

⑵、莊子

莊子（公元前369~286）——莊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縣）人。莊子是戰國時期的著名哲學家，他是繼老子之後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也是我國文化史上一位奇才和巨人。

莊子的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書名即稱《莊子》。據《漢書·藝文志》說，《莊子》一書有52篇，現存只有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計33篇。一般認為內篇為莊子著，外篇、雜篇為莊子後學著。內容豐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無論在哲學上或文學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莊子》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顆明珠，同時也是中國古典文學寶庫中的瑰寶。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思想，故曆史上老莊並稱，道家思想又稱為老莊思想。

莊子和老子一樣，也喜歡從水中感悟和闡發其深邃的“道”理，但二者的思維方法和運用方式大不相同。老子以水論“道”，大多直抒胸臆，是直截了當的斷語；莊子則不然，他往往通過編織奇特的水的寓言故事，來闡發深刻、抽象的哲學道理，其說理方式之奇特、想象之奇幻、運思之深邃、語言之精美，令人歎為觀止。《莊子·大宗師》中雲：“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莊子在這裏，以魚在水中暢遊來比況人在“道”中。莊子更喜歡從遊水中體悟他的逍遙遊的境界。除了“魚相忘於江湖”這一極為深刻的寓言以外，莊子還在《達生》篇中講述了“津人操舟若神”和“呂梁丈人在急流中暢遊”的寓言故事。在《秋水》篇中，莊子精心編制的關於水的寓言故事，更是把莊子之“道”的深邃內涵表現得淋漓盡致：“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旋其面目，望洋向若（北海神）而歎曰：……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老莊設計的“道”是恍惚無形的，是感官所不能感知的。為了讓人們更好地體會“道”，莊子不但講了不少生動、形象的水的寓言故事，同時還教給了人們一個直觀識“道”的辦法——靜觀法。“水靜猶明”，於是莊子又信手拿止水來作比喻，讓人們來體會“道”的真諦：“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須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備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天道》）“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刻意》）“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充符》）……

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對莊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莊子繼承了老子的唯物主義宇宙觀，突出的表現形式是發展了春秋後否定天命觀的思想。他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氣”(《莊子·知北遊》)，死，亦為客觀自然的事，無君臣尊卑之別，這無異揭示了人的自然屬性，否定了權貴奴役人民的合理性。後來的道教自作多情地把老子奉為第二號神仙，絕大多數的人民之所以沒有把道教當回事，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莊子本人旗幟鮮明地否定天命觀的思想。其二，他在老子的基礎上用豐富生動的語言進一步闡發了他對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的理解。例如，他認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莊子·則陽》)。氣，即物質自然性，故其主觀精神的道，是與客觀自然的氣分不開的。他還指出客觀事物都是變化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他還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是由於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複化為神奇，神奇複化為臭腐”(《莊子·知北遊》）。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也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莊子與老子有的三個顯著的不同點：

其一，莊子的道家學觀點不同於老子之處在於莊子更詳盡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可開創能力，包括智慧上、認識能力上、身體能量上等等。莊子同樣站在天道自然的命題基礎上，提出了從人的自我修養到面對整個社會國家的處世之道，莊子書內七篇之作，就是他從世界觀到知識論到工夫論到社會哲學的內聖外王之道的理論。但是，由於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把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

其二，莊子的思想比老子的思想還消極。他認為“有用”不如“無用”好，活著不如死掉好，典型地反映了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悲觀頹廢的思想。他認為“道”是萬事萬物的真[筆者注：“真”在這裏是本原的意思。《莊子·秋水》：“謹守而勿失，是為反其真。”又《山木》：“見利而忘其真。”]。他宣揚“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他片面誇大事物的大小、生死、貴賤等相對性的一面，抹煞事物的質的區別，否認客觀真理並進而否認客觀事物的存在，所以最後走向不可知論、極端懷疑主義。他主張追求無條件的精神自由，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否定一切文化知識，主張使人民無知無識、倒退到“同禽獸居”的原始狀態。

其三，莊子把老子的“長生久視之道”演化為神仙思想。使“道”與“仙”聯姻，為後世道家思想向道教神仙信仰的轉化，提供了有利契機。《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含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齊物論》“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沮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震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大宗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瞳，眾人之息以喉。”《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奠至，身常無殃。”如此等等關於玄之又玄的神仙境界的描述，在《莊子》書中俯拾即是。莊子在《在宥》篇中有借用文成子教黃帝之言，論述長生之道說：“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陽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將士。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示嘗衰。”莊子在這裏，把長生不死的神仙思想，和盤托出，玄妙無比。莊子的這些玄乎其玄的言論成了後來的道教的經典教義。

另外，莊子對後世的一個巨大貢獻是把他的一個學術辯論對手的觀點記載在他的作品中。戰國時期，有兩位著名的學術論壇高手，一個是當過漆園小吏的莊周，另一個是在梁惠王時任相的惠子（惠施）。莊子與惠子在知識、學問和智慧問題上長期進行過高水平的辯論；莊子的思維既敏捷又飄逸，惠子的思想既深邃又超凡。可惜天有不公，莊子的著作存世有洋洋灑灑的《莊子》一書，而惠子寫在竹簡上足足裝滿五車的著作卻蕩然無存。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惠子的學術觀點，幾乎都是從莊子的記述中獲得的，它們被收入《莊子》一書中，特別是第33章的《天下•惠施篇》。在《天下•惠施篇》中，莊周首先承認惠施學問淵博，著作有五車之多；接著又給了一個基本否定的結論，即惠施的的觀點雜亂無章、詞不達意。然後舉出惠施的若幹有代表性的學術觀點。我在這裏僅列舉惠施的一個對後世哲學家產生了很大影響的觀點。《莊子·天下》所載惠施：“曆物十事”之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這是惠施對物質世界的認識。他以此說明宇宙無論從大還是從小或者說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講都是無限的。《莊子·天下》所載惠施“曆物十事”之十又對這個觀點進行了這樣的形象地描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他的意思是說，有一定限量的一尺之捶，但可以無限地分割，至大是無限的，至小也是無限的。惠施抽象出“大一”和“小一”以作為大、小概念的極限，用以表示宇宙在宏觀和微觀的無限性和整體性。他以“無外”界定“至大”，以“無內”界定“至小”，以表明宇宙間的大小都是一個無限的系列。“無外”即不可能再有什麼東西在其外，只要有外則非至大，故至大為無限大；“無內”即不可能再有什麼東西在其內，只要有內則非至小，故至小為無限小。實際上，惠施所講的“無外”、“無內”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因此，不能把惠施所提的“大一”和“小一”當作是某種存在狀態，因為無外的大一和無內的小一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惠施關於“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抽象，達到當時認識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除了說明宇宙觀和微觀的無限性外，惠施的這個命題還說明，在無限的大、小系列中，任何一個有限的大都可以是很小，任何一個有限的小也都可以是很大，有限大和有限小的區別只具有相對的意義。惠施以他對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獨到的理解使他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辯論高手，但是他的這樣的觀點對同時代的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即使莊子也不理解他，所以莊子對惠施批評道：“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意思是惠施不厭其煩地說著他那一套理論，越說越不可思議，為了追求名聲，結果與大多數人的距離更遠了。惠施雖然是莊子學術上的辯論對手，但是也是好朋友，所以莊子總結道：“弱於德，強於物，其塗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大意是，惠施舍本逐末，走入歧途。從天地的大道來看，惠施的知識與蚊虻一樣微不足道。這些知識有什麼用呢？算是一家之言尚說得過去，如果尊崇惠施的學說，那麼大道就會衰微。惠施自己也沒有得到理論上的安寧，他疲於解釋萬物，卻只落了個善辯的名聲。可惜啊！惠施這樣有才華的人，什麼也沒有得到，卻迷途不知返，自己追逐自己的聲音，自己追逐自己的影子，不可能有結果呀。想起我的老朋友的一生，真讓我悲痛啊！但是現代自然科學卻證明了惠施的觀點的正確性。事實上從現代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的角度看，莊子與惠子代表了我國古代的兩種對待自然萬物的態度，莊子傾向從整體的角度觀察自然，其理論即“道”，這個“道”是不能或無須經由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的，它本質上是一種大腦思維對自然規律的感悟。對比之下，惠施傾向於對自然事物進行比較嚴密的邏輯思考和推理，他提出一個個新的概念和命題，試圖對自然規律給予一種符合邏輯的解釋或描述，因此他的理論屬於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範疇。從這個角度來說，惠施著作的失傳，實在是我古代科學的重大損失！

⑶、列子

列子的生活時代與鄭繆公基本是同一時期（約公元前649~606年），戰國前期著名思想家，是老子和莊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鄭國莆田（今河南鄭州）人。漢書《藝文志》著錄《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從思想內容和語言使用上看，可能是今人根據古代資料編著的。全書共載民間故事寓言、神話傳說等134則，題材廣泛，有些頗富教育意義。

列子隱居鄭國四十年，心胸豁達，貧富不移，淡泊名利，榮辱不驚，清靜修道。主張應擺脫人世間貴賤、名利的羈絆，順應大道，無為而治。

另外，列子的著作蘊含著豐富的環境倫理思想。其環境倫理思想包括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保護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諧相處；認識到人類活動會對自然界產生不良影響，破壞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從而利用自然為人類造福的思想。

列子也誇飾仙境之美妙與神秘。如《列子·湯間篇》說：“在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裏，有無底之穀，名曰歸墟：其中有玉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贏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裏，其頂平處九千裏，山之中間相去七萬裏，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朱，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列子這樣的文章也成了當時的方士和後來的道教作為有神仙存在依據。

“真”是道家思想家喜歡用的一個字。道家思想家所說的真主要有三種意思：一是，與“妄”相對。例如，《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是，所謂仙人。例如，《莊子·列禦寇》：“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列子·天瑞》：“歸其真宅。”三是， 本性、本原。例如，《莊子·秋水》：“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後來的道教稱有養本性或修行得道的人為“真人”。

李洪志的“真善忍”中的“真”就取自於道家思想慣用的“真”，但是愚蠢的李洪志並沒有對“真”做出一個明確的詮釋。

道教創立的時候，奉老子為教主，尊為具有廣大神通的天上的神仙“太上老君”，以老子《道德經》為其主要經典，規定為教徒必須習誦的功課。老子、莊子、列子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被後來的道教作為經典，並都被奉為神仙。因為哲學家老子搖身一變成了“太上老君”，這樣一來，“太上老君”就成了玄之又玄的“道”的化身，也就成了“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陰陽之主宰，萬神之帝君”。這樣一來，哲學家老子和哲學範疇“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為天上的神靈。因此，信道也就變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的核心，道教的教理教義和各種修煉方術，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而展開的。道教的命名，也與它的基本信仰有著密切的關系。由此可見，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為重要的教義淵源之一。

老子的宇宙觀是唯物的，盡管道教把他尊為“太上老君”，但是在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的眼裏，老子還不過是一個人，不過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盡管道教把莊子的許多文章當作解釋神仙的重要經典，但是在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的眼裏，莊子也僅僅是一個有缺陷的哲學家，一個喜歡用相對主義詭辯術哲學家。正因如此，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不信道教。

3、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異和互不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儒家思想偏重於對人與人的關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儒家思想的倫理學體系；道家思想偏重於對形而上的問題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道家思想的本體論和宇宙論。另一方面，儒家的價值觀，以人文主義為基本取向，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強調積極進取，投身社會事業；道家的價值觀，以自然主義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樸之性和內心的寧靜和諧，主張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互補從兩家思想的創立之初就開始了。早期的儒家和道家主要是在互相批評中取彼之長補己之短，互補的味道較濃。漢代武帝以後，由於儒家思想上升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和主導，道家思想則主要在民間和在野的士人中開辟發展的空間，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下，後期的儒道互補可以說主要是以道補儒，道家思想主要發揮著對儒家思想的補充、調節的作用。儒道兩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規模、深層次互相影響和互相補充，發生在戰國中後期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中。早期儒家作為一種系統的學說，其主要缺遺表現在自然觀、宇宙論、認識論、辯證法等哲學思維方面，長於倫理而疏於哲理，難以從思辨的高度和深度上給人以理性的滿足。而在先秦時期，百家之學同儒學一樣，多為政治倫理學說，唯獨道家既重政治倫理，又長於哲學思維，以其深邃的哲理、縝密的思辨、新奇的道論、卓異的境界說、高超的辯證法傾倒了諸子百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是道家教會了人們如何進行哲學思維，道家學說在當時起到了哲學啟蒙的作用。儒道互補的第二個高潮，發生在宋明時期。這一時期，儒學對道家思想的進一步引進和吸取，對於重建儒學新體系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宋代以後，儒學複興，與此同時，道家思想在更深的層面上融入了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中，成為儒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道家思想融入理學，對於儒家學說有重要的意義，使儒學在哲學思維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並由此建立起完備、深邃而龐大的新儒學體系。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

（二）、漢朝及之前的四種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學派概說

在漢朝及之前出現了一些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學派，這些學派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一方面借鑒或者曲解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的一些學術觀點，另一方面摻合一些巫術等封建迷信思想。對道教的產生有重大影響的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學派有四家。

1、黃老之學

黃老之學，又稱黃老思想，是一種始於戰國盛於西漢的學術流派。這種黃老之學是以道家的清靜養生、無為治世為主，但汲取了法家、陰陽家、儒家、墨家等各家的部分內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是被稱為黃老術的新道家。黃老之學繼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認為“道”作為客觀必然性，“虛同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學強調“道生法”，主張“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認為君主應“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上述主張在漢初產生了一定影響，出現了“文景之治”。後來，黃老養生之術演變為道教的修煉方術，奉黃老術的黃老道家便是道教的前驅。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對道家思想曾作過這樣的評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是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所說的道家，就是指黃老道術的新道家。司馬談的這種觀點，被東晉著名道士葛洪（生卒不詳，約283~363）所采用。葛洪依據司馬談的這種觀點，從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場出發，闡述了他的道本儒末、道高於儒的思想，以為道家之教“務在全大宗之樸，守真正之源”，主張“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吸收各家之長，來建樹其神仙道教的理論體系。所以說，黃老之學也是道教重要的教義淵源之一。

2、董仲舒的“宗天神學”

董仲舒摸透了漢武帝既愛江山又真心迷信鬼神的心理，所以創造了一套新儒學，董仲舒的新儒學事實上是以“天人感應”為核心“宗天神學”。董仲舒的“宗天神學”的主要觀點是：“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無上的權威，是“百神之大君”。自然界日月星辰的運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類社會的治亂興衰，吉凶禍福，都是由這個“百神之大君”的意志所決定的，而帝王則是“承天意以從事”。當帝王的行為體現了天意，積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獎他；當帝王違反了天的意志，有了過失，天就降災異警告他，讓他改過；如果屢告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懲罰。董仲舒還是神仙方術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中還創造求雨、止雨儀式，登壇祈禱作法。可見董仲舒是一個集儒生、巫師、方士於一身家夥，他將儒學加以宗教化，促使儒生與方士合流。董仲舒的“宗天神學”導致了讖緯之學興盛。道家經典《太平經》不僅借鑒了董仲舒的“宗天神學”的謬論，還接見了他創造的“三綱五常”。所以說，董仲舒的“宗天神學”也是道教重要的教義淵源之一。

3、讖緯之學

所謂的“讖緯”，是“讖”與“緯”的合稱。“讖”是秦漢間的巫師、方士編造的預言吉凶的隱語、預言作為上天的啟示，向人們昭示未來的吉凶禍福、治亂興衰。讖有讖言、圖讖等形式，如“亡秦者胡也”即為秦代的一句讖言。“緯”即緯書，是漢代儒生假托古代聖人制造的依附於“經”的各種著作。東漢時流傳的“七緯”有《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和《春秋緯》，皆以迷信方術、預言附會古代河圖、洛書的神話、五行家、道家、儒家等諸子百家經典和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等觀點，將自然界的偶然現象神秘化，並視為社會安定的決定因素。讖大概起源於先秦時期，《左傳》中就有一些讖語的記載。緯則較為晚出，通常認為出現在西漢。後來讖、緯逐漸合流。讖緯之書除其中除包含的迷信成分外，還含有許多天文、曆數、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學知識，所以有很大的欺騙性。簡言之，讖緯之學也就是對未來的一種政治預言。

東漢初年讖緯大盛。東漢光武帝劉秀曾以符瑞圖讖起兵，即位後崇信讖緯，“宣布圖讖於天下”，讖緯之學遂成為東漢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聖性。讖緯之學被漢光武帝劉秀等人稱為“內學”，而原本的經典反被稱為“外學”。當時用人施政、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都要依讖緯來決定；對儒家經典的解釋，甚至也要向讖緯看齊。讖緯之學對東漢政治、社會生活與思想學術均產生過十分重大的影響，在東漢末年漸衰。

由於讖緯之學充斥著濃重的封建迷信，注定不能與儒家經典長期並行。還由於讖緯本就是人為杜撰的，可以被一些人利用來散布改朝換代的政治預言，統治者逐漸認識到其中的危險，魏晉以後屢加禁止。隋煬帝正式禁毀之後，讖緯之書大量散失。

讖緯之學許多內容被後來道教直接吸收，也成為道教重要的教義淵源之一。如讖緯之學的經典《河圖紀命符》說：“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紀。……又人身中有三屍。三屍之為物，實魂魄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屍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窮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罪過。過大者奪人紀，小者奪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屍，恬淡無欲，神靜性明，積眾善，乃服藥有益，乃成仙。”這類神秘的東西，幾乎原封不動地為後來的道教所吸收，並加以發揮。其他如“少室山有玉膏，服即成仙”；昆侖山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為賜授仙經、指導修道之神；黃帝原本北鬥黃神，即位後即“一道修德，唯仁是行”，最後乘龍上天；五嶽四海和人的耳、目、鼻、齒、發皆各有神；以及星象預示吉凶之說和召神劾鬼之術，如此等等，這些均是被道教直接“借鑒”資料。

3、《太平經》

東漢順帝年間，琅邪（在今山東省諸城市東南海濱）有一個名宮崇的人，到皇宮獻“神書”，書名《太平清領書》。該書內容以陰陽五行為主而多巫覡雜語，朝廷認為“妖妄不經”，故未被采納。後來此書逐漸在民間流傳開來，即《太平經》。據唐人記載，此書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幹分布，每部17卷，共170卷。《太平經》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在《太平經》中直接把老子說成是神通廣大的“大聖”：“老子者，得道之大聖，幽顯所共師者也。應感則變化隨方，功成則隱淪常住。住無所住，常無不在。不在之在，在乎無極。無極之極，極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極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應十方。敷有無之妙，應接無窮，……周流六虛，教化三界，出世間法，在世間法，有為無為，莫不畢究。”這樣以來，《太平經》把老子說成是道的化身，把老子與道合而為一了。《太平經》還借鑒了董仲舒創造的新儒學中的“三綱五常”。“三綱五常”這是封建社會中最主要的道德規範，但是《太平經》十分巧妙地借鑒了這個道德規範，提出：“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養天地所為，名為不孝之子也。子不孝，弟子不順，臣不忠，罪皆不與於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惡之，以為大事，以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為最惡下行也。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事其君，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下，名為三行不順善之子也。”《太平經》不僅繼承儒家旨趣，大肆宣揚天、地、君、父、師信仰的重要，而且還第一次將“天地君父師”合為一體，這在當時儒家的經典中尚未如此，而這正是後來社會上“天地君親師”信仰的由來，其影響尤其深遠。《太平經》是道教的早期經典。後來的許多道教經典也遵循《太平經》的寫作手法，也就是，雖然不提“三綱五常”的名稱，但宣揚這種倫理道德思想，不過在宣揚這些倫理道德的時候，往往與長生成仙思想結合起來，而且借“神”的威力驅使人們去奉行。

（三）、儒家思想對道家的影響

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被尊為聖人，儒家思想被奉為正統思想，所以可以說儒家思想影響了中華古代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中國本土產生的道教自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重大影響。道教作為宗教具有很大的虛幻性和神秘性，雖然在官方和民間都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向來是以“體用為一”的思維範式來審視客體的，“長生不死”不能應驗，“羽化成仙”不能實現，煉仙丹者皆以失敗告終，故仙道常常失信於民。道家為了維護自身的誘惑力，不得不借鑒儒家倫理道德觀來與長生成仙的思想融合。例如，

東晉道教高手葛洪（生卒不詳，約283~363）十六歲開始研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後來他繼承並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論，在《抱樸子內篇》中，他不僅全面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理論，將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這就是把把遵守封建倫理道德當作修仙求道的先決條件。葛洪把這種綱常與道教的戒律融為一體，要求信徒嚴格遵守：“覽諸道戒，無不雲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湣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葛洪還主張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葛洪對儒、墨、名、法諸家兼收並蓄，他在《抱樸子外篇》中，專論人間得失，世事臧否。主張治亂世應用重刑，提倡嚴刑峻法。葛洪的理論對後來的道教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外，道家順應我國民間重實用的思想意識，逐漸從重視外丹轉向側重內丹的修煉，加強修身健體的可應驗性。

另外，佛教進入我國以後，也對道教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道教吸收了佛教修來世、因果報應的虛幻性內容，以實補虛，以虛補實，促使自身的“完善”。

三、道教的道術（仙術）的主要淵源概說

道術一詞，源出《莊子·天下篇》，與“方術”、“方技”的意思差不多，道教中人也有稱為“仙術”、“法術”。就像是道教的教義一樣，道教的很多道術也不是道教的創始人創造的，而是采用拿來主義手段“借鑒”前人的。氣功是道術的一個重要淵源，我在前面已經專門介紹了，我在這裏再介紹道教的道術（仙術）的3個主要淵源：房中術、煉丹術、中醫學。我介紹這3個主要淵源，主要目的也是為揭批李洪志的歪理邪說作准備。

1、房中術

房中術又名“房術”、“房中”、“房內”、“黃赤之術”、“黃赤之道”、“黃書赤界之法”、“玄素之術”、“玄素之方”、“容成之術”、“彭祖之道”、“男女合氣之術”、“混氣之法”“陰道”、“陰丹”、“閨丹”、“泥水丹法”等等，是中國古代醫家和道家關於如何在男女性生活中獲得樂趣、保健、胎教、優生、延年益壽的學問。

⑴、我國古代房中術是一夫多妻制的產物

據我國原始社會年表記載，距今約1500萬年前，相當於有巢氏時期，是原始群落雜交階段。人類沒有婚姻鎖鏈，沒有固定的性伴侶，性生活非常自然和混亂，男女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願意就可以性交，毫無羞恥觀念，性行為的混亂與現在的野生猴子等群居哺乳動物無異。這是人類性行為最混亂的時期。距今300萬年前，相當於燧人氏時期，人類開始熟食。在人類聚集處形成血緣家族公社，性行為局限於群體，為族內群婚，性依然混亂。距今170萬年至1萬年前，由燧人氏進入伏羲氏時期，到了神農氏時期為亞血緣群婚和對偶婚，形成母系氏族社會，性關系較固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母子之間不能性交。由於不知父，父女性交不為人知，性行為限於同代人的夥伴間的性關系。距今5千年為黃帝和堯、舜、禹時期，進入以一夫一妻為主的父系社會，但是黃帝和堯、舜、禹這些部落聯盟領袖是多妻制，即有兩個以上的妻子。堯將兩個女兒一起嫁給舜。但婚姻關系的改變不是驟然發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態經曆了最初萌芽到最後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完成於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從夏朝到周朝是奴隸社會，奴隸主可以擁有許多妻妾，並對奴隸的婚姻進行幹預，還實行對奴隸婚姻的恩施與“初夜權”，女性就成為男性的泄欲工具和生殖機器。奴隸之間也有定期野合的習俗。周文王有一百多個孩子，是一夫多妻制的典型。也就是說，房中術產生於從夏朝以後的一夫多妻制的奴隸社會。

孔子在《禮記·禮運篇》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說，食欲和性欲是人生活的兩大基本要求。中國古人認為，男女交合，是人之大欲，其樂無窮，不可遏止。但遺憾的是，人們在獲得交合的同時，生命力也在不斷地消耗，尤其是對於男子來說，這種消耗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帝王和富人構成的上流社會實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多妻家庭的男性家主，既然占有了眾多女性，他同時也就有了義務，要讓她們都獲得適度的性滿足。然而一個男人的性能力畢竟有限，如果按照正常方式性交，那就很難經常做到在同一個晚上與一個以上的女性性交，那也就很難避免妻妾們獨宿空房之怨。多妻家庭的男性家主為了享受與眾多妻妾交合的樂趣，為了使眾多妻妾獲得性滿足，又能延年益壽，就不得不研究交合的秘訣，於是房中術就誕生了。

房中術是中醫學的四大養生之道之一。中醫學的四大養生之道是：一曰“行氣”。“行氣”即今之氣功。二曰“導引”。大體相當於今之體操鍛煉。漢代著名中醫大家華佗（145~208）模仿虎、鹿、熊、猿、鳥這五種動物動作，創造了一種健身操——“五禽戲”，這是他對我國古代人民體育鍛煉的總結。三曰服食。通過科學的飲食（包括藥膳、補藥等）達到養生的目的。四曰房中。即房中術。

最早論述房中術的是中醫第一部經典是《黃帝內經》。其中的《素問》和《靈樞》中論述了許多房中術的內容。主要論述了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性生理功能；二是，房事原則和禁忌；三是，性功能障礙（疾病）的治療。例如，《素問》告誡世人，若醉酒濫行房事，可使精氣衰竭、真元耗損、形體氣血虛弱，加之不能控制自己的淫欲，縱情以求過度的性快感，故常損壽命。《靈樞》認為已婚女子停經，如其寸口脈搏動非常有力，則是懷孕之兆。

對我國的房中術的最可靠的記載是《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說淳於意對漢文帝自述師承時，提到他的老師陽慶曾傳給他一部“接陰陽禁書”。後來班固《漢書·藝文志》方技略中載有“房中八家”：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白陰房二十卷。可惜這八家著作現已全部散失。班固在著錄八家房中術著作之後有一段詮釋：“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性，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違者韋顧，以生疾而殞性命。”也就是說，房中術可以養性延壽。可見，房中術是一個關系到性命健康長壽的嚴肅課題。

據有關史料記載，東漢之前房中術最先是方士的方術，道教產生以後房中術被作為道教養生、治病、修煉成仙的道術（仙術）。在《太平經》稱其為“興國廣嗣之術”。後來關於房中術的專著都是出現在道教的經典中，在《太平經》稱其為“興國廣嗣之術”。道教經典《抱樸子·遐覽》載有《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無門子經》、《容城經》等房中術專卷。《隨書·經籍志》載有：《玉房秘訣》八卷，《徐太山房內秘要》一卷，《素女秘道經》一卷，《新撰玉房秘訣》九卷，《素女方》一卷，《彭祖養性》一卷，《鄭子說陰陽經》一卷等。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葛洪撰寫的一卷《序房內秘術》，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甄權的《古今錄驗》。宋代，日本人丹波康賴於太平興國九年（公元984年）寫成一部系統的房中術資料匯編《醫心方》，共二十八卷，收集了《素女經》、《玉房秘訣》、《洞玄子》等房中術專著的大量內容。晚期經典有明代《既濟真經》、《修真演義》、《素女妙論》等。

直到1972年，房中術才有了考古證據，那就是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的竹簡書《合陰陽》、《十問》、《天下至道談》與帛書《養生方》、《雜療方》等。有關專家從墓中發現的紀年木牘所表明的入葬年份推定，這些竹簡寫定年代下限為公元前168年（漢文帝十二年）。至於年代上限，可以上推至西漢初年，或秦漢之際，但這只是這些文獻寫定的年代——文獻中的理論已經相當成熟，它們當然可能來自更早的年代。所謂“天下至道談”，意謂論述天下最高深的理論，實際上是談論房中養生之道。《十問》的論述把養生、氣功、房中術結合得相當緊密，從中可見古人很講究吸氣、滋補、性生活保健。

有關專家還發現，從竹簡文獻至晚期的道家的房中術經典，曆經兩千多年，房中術的語言特點、基本的原則和目的大同小異。因此房中術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最穩定的傳統成份之一。

⑵、房中術語言特點——只談性，不言愛

中國的房中書是相當專門的性生活技術書，只談“性”不言“愛”，語言追求簡煉精賅，而且“術語化”和“規範化”形成很早。例如，《天下至道談》中專門論述了房事中的“八益”和“七損”。對“八益”的論述是：“一曰治氣，二曰致沫，三曰知時，四曰蓄氣，五曰和沫，六曰積氣，七曰持盈，八曰定傾。治八益：旦起起坐，直脊，開尻，翕州，抑下之，曰治氣；飲食，垂尻，直脊，翕州，通氣焉，曰致沫；先戲兩樂，交欲為之，曰知時；為軟脊，翕州，抑下之，曰蓄氣；為而勿亟勿數，出入和洽，曰和沫；出臥，令人起之，怒釋之，曰積氣；幾已，內脊，毋動，翕氣，抑下之，靜身須之，曰持盈；已而灑之，怒而舍之，曰定傾。此謂八益。”翻譯成用現代漢語解釋就是：男女交合有八種補益元精和血氣的方法：一是調理元精和血氣，二是產生津液，三是掌握性交合的火候和時機，四是蓄養元精和血氣，五是調和陰液，六是在性交接中適當地保留元精和血氣，七是保持血氣的充盈和精力充沛，八是防止過早泄精和陰痿。修煉八種補益精力和血氣的具體方法是：早晨起床後開始打坐，伸直脊背，放松臀部，用提肛門的方式引導血氣向上，再使它向下，這就是治氣；吞咽口中的津液，伸直腰杆，端正地坐著，用提肛門的方式引導血氣向上，使血氣到達陰部，這就是致沫；男女性交合之前相互嬉戲，直到彼此情投意合，都產生了強烈的性欲望之後再進行交合，這就是知時；在交合的過程中放松脊背，用提肛門的方式引導血氣向上，再使它向下，這就是蓄氣；在交合的過程中男方不要過於急躁，不要貪圖迅疾的快感，男方陰莖的抽送要輕柔而徐緩，這樣女方的陰液就不會迅速地幹涸，這就是和沫；在男女采取面對面的臥式性交合中，應該在男方泄精後就叫他起身，趁陰莖還處於勃起狀態時就將其抽出，這就是積氣；在男女性交合將近結束的時候，不再抽動，而是用提肛門的方式引導血氣向上，讓血氣通過脊背，再使它向下，身體靜靜地等候，保持血氣的充盈和精力充沛，這就是持盈；在性交合結束的時候，要在陰莖勃起的時候就將它抽出來，讓剩餘的精液全部灑盡，然後清洗陰部，這就是定傾。《十問》的主要內容和觀點是：要順天地陰陽的發展規律補陰養氣，要善於保護性功能，強調對精液要守而不泄，要服用滋陰之品，性交應和氣功相結合等。

⑶、房中術的基本原則和目的

房中術的基本原則是：男女交合，是陰陽和合之常，陰陽不交，則易生疾病，無益人壽；但感情縱欲，必損人壽命，乃至速死。故一要講究交合方法，二要注意房中節欲；三要實行房中禁忌。

我認為可以用四個字概括中國古代房中術的目的——久交不泄。即男子在性交過程中使自己保持不射精，同時卻使女方達到性高潮。《天下至道談》中載：“將欲治之，必害其言。蹱以玉閉，可以壹其仙。壹動耳聰明，再動聲音章，三動皮革光，四動脊骨強，五動勼髀方，六動水道行，七動致堅以強，八動志驕以陽，九動順彼天英，十動產神明。”意思是說，將欲行房，一定審慎地思考十動之說。接著又注意閉精勿泄，就可以達到長生的目的了。交媾一個回合不泄精就會耳聰目明，交媾兩個回合不泄精就會音聲宏亮，三個回合會使皮膚潤澤光亮，四個回合會使脊骨堅強，五個回合會使臀部和大腿結實豐滿，六個回合會使尿道通暢，七個回合會使意志堅強，八個回合會意志昂揚，九個回合會壽同天地長，如果交媾十個回合還能不泄精，則神養智益，通於天地陰陽。孫思邈對“久交不泄”直接了當地指出：“夫房中術者，其道甚近，而人莫能行其法：一夜禦十女，閉固而已，此房中之術畢矣。（《千金要方》）”“閉固”即保持不射精。如能做到在性交時長時間保持不射精，自然就能保持一夜之間連續與多個女子性交的能力。因此幾乎所有的房中書都將達到“久交不泄”作為最重要的修煉秘訣。

從現代性科學的觀點來看，房中術除了包括性常識、性心理、性技巧外，還明確規定了很多性生活禁忌，還特別重視性功能障礙的防治和受孕等問題，而且不僅僅局限於性，還把性與氣功、養生結合在一起，追求延年益壽。房中術的許多觀點完全與現代性科學吻合。在陽痿、早泄等功能障礙的治療方面還大大高於現代性醫學。所以可以說，房中術是我國古代的性科學。

但是以道教經典為主要載體的房中術，也有很多封建迷信思想，有些觀點已經被現代性科學否定，有些觀點正處在被現代性科學質疑階段。

⑷、關於道家房中術的“男女雙修”

秦漢時房中家和神仙家結合，將房中術和行氣術攪合在一起，發展為男女雙修的陰陽派內丹法。通俗地說，就是男女通過性交修煉所謂的“內丹”，以實現成仙的幻想。東漢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記述了雙修派丹法秘術。而後呂洞賓、張伯端、劉永年、陳致虛、陸潛虛、張三豐、李涵虛、仇兆鼇等人，皆精於雙修派丹法。

“男女雙修”的一個主要謬論是所謂的“采陰補陽”。道教“理論家”認為，在性交之時，若男子能做到“交而不泄”，則就能夠從女性達到性高潮時的陰道分泌液（“女精”）中獲得祛病延年的補益。更有進之者，相信女性的唾液、乳液等也有補益之效。還有較為抽象之說，相信在性交時女性的“陰氣”可以補益男子。“馬王堆漢墓竹簡《十問》中載：“待彼合氣，而微動其形。能動其形，以致五聲，乃入其精──虛者可使充盈，壯者可使久榮，老者可使長生。”“合氣”指男女性交，這是漢代常見的書面語言。“乃入其精”指吸取“女精”。明代道教“理論家”鄧希賢在《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義》則說：“凡媾合，會女情姹媚，面赤聲顫，其關始開，氣乃泄，津乃溢。男子……受氣吸精，以益元陽，養精神，此三峰大藥也。惟知道者，對景忘情，在欲無欲，乃能得之。所以白髪再黑，返老還童，長生不老也。”“三峰”指女子舌下、雙乳及陰戶，稱為上、中、下三峰。兩則史料的時間跨度1800多年，但是“采陰補陽”的觀點卻如出一轍，可謂源遠流長。

因為早期的道教房中術是以男性為中心，所以在“男女雙修”中，女子在男子的眼中僅是修煉的工具——“女鼎”。許多道教經典中對選“女鼎”的要求有十分明確的標准。簡單地說，“女鼎”越美效果越好。

近年來，一些性醫學研究人員在臨床中發現，許多前列腺炎患者就是為了“采陰補陽”而經常“交而不泄”。原來，當進入高度性興奮的時候，一些射精管、輸精管，平滑肌的收縮，精液已經達到後尿道裏面，只等待一觸即發，後尿道跟射精管交叉的部位有一塊肌肉，就是精阜，這個地方一興奮就容易射精，所以說已經積聚到這個部位了，如果經常忍精不射的話，就對前列腺不利，久而久之就會引發前列腺炎。

常言道：精滿自溢。意思是說，人體內的精液多了就會自動流出。任何生理正常的男性肯定都體驗過“精滿自溢”。發育成熟的年輕人如果沒有條件過正常的性生活，就會周期性地出現“精滿自溢”。“精滿自溢”的方式一般是“夢遺”，就是說男子在性夢中射精。《紅樓夢》第六回說的“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就是賈寶玉第一次夢遺。因性生活頻繁或者自慰而過度施瀉固然危害身體，但是若經常“交而不泄”則同樣違背了人體的自然代謝規律。

“男女雙修”的一個另一個主要謬論是所謂的“還精補腦”。意思是說，在性交之時，男子在即將射精的一瞬間，以手指壓迫輸精管，就能迫使精液反走上行而直達人腦。由於在房中術理論中男性精液被視為極其珍貴的生命之液，所以認為精液上行到達大腦可以補腦。而任何一次射精都是男性“精氣”的可觀損失，以至於認為只有為了讓女子受精懷孕時，才值得為之射精。“還精補腦”因此還被房中術家視為不可輕易傳人的秘技。

現代性醫學證明，這樣的所謂的“還精補腦”，不過是愚蠢的道教“理論家”的幻想。事實上，如按上法操作，在會陰處壓迫輸精管後，精液確實可能不再射出，但此時精液是進入膀胱，以後隨小便一起排出，根本不可能上行到達腦中而去“補腦”。有趣的是，在世界不少民族中，上述“還精”之法都被當作一種避孕技術。此種避孕術在現代歐洲人中仍間或可見。據說六十年代出版的衛生小冊子中也曾推薦此法。愚蠢的道教“理論家”把自己的精液射進了自己的膀胱，還當作是玄妙的秘技，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後期的道教房中術出現了兩種新謬論：

一種是與“采陰補陽”相反的謬論——“采陽補陰”。意思是說，在性交之時，女性在性交過程中竭力促使男方射精，從而吸取“元陽”（精液）補益自身，使自己青春長駐，長生不老。這樣一來，男子在性交中就成了女子修煉的奉獻者。

還有一種頗有男女平等色彩的謬論是所謂的“男女俱仙之道”。意思是說，在性交之時，如果同時實施某些氣功、咒語之類，就能使雙方都獲益，同登長生不老之境。如，《養性延命錄》載：“男女俱仙之道：深內勿動精，思臍中赤色大如雞子，乃徐徐出入，精動便退。一旦一夕可數十為之，令人益壽。男女各息意共存之，唯須猛念。”《雲笈七簽》雲：“於是男女可行長生之道。其法要秘，非賢勿傳。使男女並取生氣，含養精血，此非外法專采陰益陽也。……先須忘形忘物，然後叩齒七通而咒曰：……男子守腎固精……，女子守心養神……。若久久行之，自然成真，長生佳世，不死之道也。”

據一些史書記載，東漢末年的曹操（155~220）熱衷房中術，以宮女做試驗品，還“亦得其驗”，“行之有效”。如，《後漢書·方術列傳》有甘始、左慈和東郭延年等向曹操傳授房中術的記載，曹操《龜雖壽》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道，可得永年。”看來和他鑽研房中術大有關系。由於曹操帶頭修習房中術，於是官僚、貴族們紛紛效仿，趨之若鶩。曹丕在《典論》中生動地敘述了當時人們對此如癡如狂的情景。遺憾的是，房中術並沒有使曹操長壽，不過活了65歲，還低於現在中國人的平均壽命（72歲）。

道家房中術的“男女雙修”後來又被佛教的密宗采納，我在後面介紹佛教的時候再詳細說明這個問題。

2、煉丹術

任何人的人生與漫長的歲月長河相比，都不過是極其短暫的一瞬。對任何人來說，生命是最寶貴的東西，因為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來，雖然人間充滿了美醜善惡，雖然生活充滿了酸甜苦辣，但任何心理正常的人都留戀人間歲月，都希望自己能多活幾年，更幻想青春永駐、長生不老。正因如此，幾乎所有古老民族都有一些成生不老的神話故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祖先具有豐富的想象力，所以也創造了很多長生不老的神話故事。《山海經》中就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山海經》裏說，在軒轅國，壽命最短的也有八百歲（《大荒西經》一）；在犬戎國，人若騎上白身黃眼的“吉良”馬，可長壽千歲（《海內西經》）；在白民國，誰乘上頭長角的“乘黃”獸，可壽二千歲（《海外西經》）；此外，還有以甘木為食的不死之國（《大荒南經》）等等。這些神話表現了古人追求長生幸福的美好願望，肯定了人生的樂觀上進精神，豐富了人類的想象力，昭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積極意蘊；但它對客觀事實過於隨意誇張，對未知事物加以神秘化，所以也形成迷惑的負面效應。我國古代的發達的中醫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於是一些人對醫藥給予了過分的奢望，希望能發明一種長生不老的藥。家喻戶曉的嫦娥奔月神話傳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說的是，後羿從西王母處得到不死之藥，嫦娥偷吃後便飛奔到月宮，成為月中仙子。嫦娥奔月的動人的神話故事，就是表達了一些古人對長生不老藥的幻想。世世代代的一些人希望把幻想變成美好的現實，於是煉丹術就誕生了。“丹”就是一些古人幻想的能夠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煉丹術是我國古人創造的煉制丹藥的一種技術，我國自周秦以來就創始和應用了將藥物加溫升華的這種制藥方法。

最希望得到能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的人是帝王，因為帝王最貪戀至高無上的權勢和榮華富貴。正因如此，所以煉丹者通常與一些帝王結下了不解之緣。煉丹術起源很早，《戰國策》中已有方士向荊王獻不死之藥的記載。後來追求對長生不老藥最出名的自然是秦皇、漢武了。秦始皇找了很多方士專門給他煉丹，幫他求仙。除了大名鼎鼎的徐福之外，還有盧生、韓終、侯公、石生等方士。秦代刑法嚴酷，方術不靈驗不驗就要殺頭，後來盧生等人就偷偷溜走了，但是卻揚言秦始皇無德，沒有資格成仙。漢代最早熱衷於煉丹術的是西漢的淮南王劉安，他在他的宮中召集了方士千餘人修煉金丹和表演“特異功能”，後來又編寫了《淮南子》，還有《淮南萬畢術》等大作。但千餘方士也沒能讓淮南王劉安變成能騰雲駕霧的神通廣大的神仙，反而因為謀反罪名被處死。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7~87）是劉安的侄子，也對長生不老藥著迷，也熱衷於方士的奇怪表演和煉丹術。他一坐上皇帝寶座就宣布“尤敬鬼神之相”，還大搞祠神求仙活動，還派人四處尋找會煉仙丹的方士。他召致了不少“特異功能”的方士進宮，表演成功了就封為將軍，甚至把宮主下嫁，但騙局一旦被揭露又立刻拉出去砍頭。最著名的方士就是方仙道的兩個代表人物李少君、李少翁、欒大、公孫卿等人。

方士是怎樣欺騙漢武帝的？第一位被漢武帝寵信的是李少君，《史記·孝武本紀》記載，李少君對漢武帝說：“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原來，當時的一些古人認為礦物在土中會隨時間而變的。例如，認為雌黃（As2S3）千年後化為雄黃（As4S4），雄黃千年後化為黃金。丹砂（含硫化汞的紅色礦石，又名朱砂、辰砂）200年後變成青，再300年後變成鉛，再200年成為銀，最後再過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這種變化呢？於是有人就試驗煉金術，達到“千年之氣，一日而足，山澤之寶，七日而成”的目的。到了秦皇漢武時期，由於最高統治者的支持，煉金術就大發展起來，這時不僅要由低賤的金屬如銅、鐵等制造出貴重的金、銀來，還要為統治者修煉出吃了能長生不老的仙丹來。所以在中國發起的這場探索活動應該叫做“金丹術”。方士們把人與物相類比，認為黃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壞的，所以最好能由金和玉中提出精華來給人吃，於是就有“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的愚蠢觀點。這時煉丹家就希望能煉出一種名叫“金液”的神秘物質，人吃了可以長生不老，與普通物質配合就能變成黃金。以真龍天子而自居，自命不凡的大名鼎鼎的漢武帝居然把方士的這些異想天開當作神通廣大的仙術而頂禮膜拜。

後來李少君病死，漢武帝還認為他是“化去”，不是真死。欒大騙術很高，被封為五利將軍、天道將軍、地道將軍、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漢武帝還將衛長公主嫁給了他，後來武帝發現欒大是個騙子，怒火中燒，就把欒大活活燒死，以泄心頭之恨。

到了東漢時期，一個名叫魏伯陽的方士編著了一部名叫《周易參同契》煉丹術專著，這是世界公認現存的最古老的煉丹書。全書約六千餘字，基本上為四字、五字一句的韻文及少數長短不一的散文體和離騷體。《參同契》運用《周易》的卦爻和隱喻手法解說煉丹、內養術，使得本來就比較複雜的修煉功夫，變得更加神秘難解。朱熹稱之為“詞韻皆古，奧雅難通”。

何謂“隱喻”？為何難懂？現舉一例說明之。例如：“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望之類白，造之則朱……”若不長期下功夫研究，即使現代化學專家也搞不明白。幸虧魏伯陽被道教奉為著名神仙，幸虧被曆代道教煉丹高手奉為“萬古丹經王”，幸虧《周易參同契》被列入道教經典，所以曆代想成仙的道士都潛心研究魏伯陽煉丹秘訣，特別是唐宋以來，注解《參同契》者甚眾，見仁見智，互有發揮。僅《正統道藏》就收錄十一種，主要注本有後蜀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宋朱熹《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陳顯微《周易參同契解》三卷及元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九卷等。經曆代道教煉丹高手、學者和現代中外化學專家的潛心研究，原來魏伯陽在書中記載了鉛、汞、硫等的化合和分解的知識。魏伯陽所說的“靈而最神”的“河上姹女”原來就是水銀（汞）；水銀加熱（得火）就會蒸發了，故“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黃芽”就是硫磺，要想固定水銀，就要加入硫黃，汞和硫磺發生化合反應生成黑色的硫化汞（HgS），黑色的硫化汞（HgS）加熱到386℃就轉變為比較穩定的紅色變體硫化汞。原來紅色的硫化汞就是魏伯陽煉出的仙丹——赤丹，即所謂“造之則朱”。

後來煉丹術成了道教的修煉成仙的重要道術（仙術）之一。

魏伯陽之後又出現了很多道教煉丹高手，最著名的是東晉時期葛洪（生卒不詳，約283~363），他撰寫了很多大作，他的《抱樸子·內篇》中有《金丹》、《仙藥》、《黃白》三卷，專門記載煉丹術。特別是《金丹》卷，講述的是礦物煉丹技術。因為葛洪同時還是一個著名的嚴謹的醫學家，所以他的著作有一個好處，就是“隱喻”很少，直言不諱地說他用的煉丹原料主要是水銀、硫磺、雄黃、雌黃、礬石、戎鹽、曾青、鉛丹、丹砂、雲母等。而且還直言不諱地詳細地描述了許多仙丹的神奇功效。現摘錄部分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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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屍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戎鹽、鹵鹽、礜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屍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煉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眾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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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代化學的角度看葛洪所說的那些能服之成仙的玄之又玄的各種仙丹的化學成份是什麼？其主要成分就是鉛、汞的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如：赤丹，也就是硫化汞（HgS）；汞丹，即氧化汞(HgO)；黃丹，即氧化鉛（(PbO）；紅丹，即四氧化三鉛（Pb3O4)；黃丹和紅丹通常稱鉛丹；白丹，即氯化亞汞（Hg2Cl2），等等。

現在用化學方程式表示一下魏伯陽和葛洪的煉丹過程。

先說一下赤膽的煉制過程：

第一步：丹砂（含硫化汞的紅色礦石），加熱分解為汞和二氧化硫：

HgS＋O2＝Hg＋SO2↑

第二步：汞和硫發生化合反應，生成黑色的硫化汞：

Hg＋S＝HgS↑

第三步：黑色的硫化汞（HgS）加熱到386℃就轉變為比較穩定的紅色變體硫化汞——赤丹。

後來的煉丹高手改進了魏伯陽的方法，那就是不直接加熱丹砂，而是將丹砂和生石灰（CaO）一起加熱，化學反應方程式為：

4HgS＋4CaO＝4Hg＋3CaS＋CaSO4

用這種方法便於收集汞，大大提高了產率。

所謂的神奇的“九丹”（又稱“九轉還丹”）就是反複提煉了九次，也就是純度較高的硫化汞（HgS）。《抱樸子·金丹篇》把這個反複提煉的過程總結為一句：“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

再說一下鉛丹的煉制過程：

第一步：將含硫化鉛（PbS）的礦石（方鉛礦）粉碎為便於焙燒的小顆粒，古人稱之為鉛沙。

第二步：焙燒鉛沙得到含雜質的粗鉛：

2PbS＋3O2＝2PbO＋2SO2↑

PbO＋C＝Pb＋CO

PbO＋CO＝Pb＋CO2↑

第三步：將粗鉛和硫混合加熱，則發生化合反應又生成純度較高的硫化鉛：

2Pb＋S＝PbS

第四步：純度較高的硫化鉛再焙燒，則得到純度較高的黃色氧化鉛（PbO），煉丹者稱之為“黃丹”。

第五步：將氧化鉛在400~500℃小心加熱，則生成紅色的四氧化三鉛（Pb3O4），煉丹者稱之為“紅丹”。

6PbO＋O2＝2Pb3O4

黃丹和紅丹通常稱之為鉛丹。

赤膽（硫化汞），既難溶入水，也難溶入強酸，所以一次吃少量的赤膽（硫化汞）對人體不會產生嚴重毒害，但是若長期服用，則硫化汞能在人體內逐漸富集，就會使人中毒。硫化汞具有安神作用，可以治療心悸、怔忡、失眠、煩躁、驚狂等病證。西漢所著《神農本草經》將丹砂列為上品藥，言其“熔化還複為丹”。稱其“主身體五髒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久服通神明，不老……”。看來古代的煉丹高手和皇親國戚及達官貴人可能把硫化汞的安神作用當作是“成仙的療效”了。

黃丹和紅丹可以和強酸（如鹽酸）發生化學反應：

PbO＋2HCI＝PbCI2＋H2O

Pb3O4＋8HCI＝3PbCI2＋4H2O＋CI2↑

PbCI2和CI2都能對人體產生嚴重毒害。人體的胃液中含的就是鹽酸，那麼當吃了黃丹或紅丹以後，黃丹或紅丹就在胃中和鹽酸發生化學反應，那麼毒害就不可避免了。吃少了的黃丹或紅丹則是慢性中毒，如吃大量的黃丹或紅丹，則會因急性中毒而暴死。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因為大量服用鉛丹而暴死。

千百年來汞和鉛始終是道教煉丹高手著迷的成仙妙藥。葛洪之後又出現了很多道教煉丹高手，較著名的是元末明初的張三豐（生卒不詳）。張三豐著述頗豐，諸如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訣》、《大道論》、《玄機直講》、《玄要篇》等。張三豐對煉丹術有一個“偉大”的貢獻，那就是他別出心裁地把儒家倡導的仁義與道家煉丹的鉛汞“巧妙”地聯系在一起，他的一句其“名言”是：“仙家鉛汞即仁義的種子。”明英宗於天順三年（1459），封張三豐為“通微顯化真人”。憲宗於成化二十二年（1486），封為“韜光尚志真仙”。

現代化學、醫學研究證明，許多少量的重金屬元素是人體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汞和鉛不是人體所需要的微量元素，而且屬於有毒物質，少量的汞和鉛對人體毒害不明顯，但是可以在人體內富集起來，積累到一定程度才出現中毒症狀。

汞的毒性最強。汞進入人和動物體內會逐漸積累起了，汞中毒以腦損害為主要特征。汞的毒性效應，主要包括神經系統損害（如煩躁、癱瘓、失明或精神錯亂等），以及破壞染色體造成胎兒生理缺陷。輕微中毒症狀不很明顯，主要表現為抑鬱和煩躁等，具有精神病理特點。因此輕微中毒有可能因發現不了而被忽視。嚴重中毒症狀是：口腔炎、齒齦炎、神經過敏、頭痛、發抖、腹瀉、嘔吐和貧血等。例如，1953~1956年發生在日本的著名的環境汙染公害事件——水俁病事件，就是汞中毒造成的。1953年日本熊本縣水俁市，含汞的工業廢水汙染了水體，使水俁灣的魚體中富集了汞，居民吃了毒魚後而受害，但人體汞中毒症狀在三年後才開始表現出來，患者口齒不清，步履困難，面部呆癡，耳聾眼瞎，全身麻木，最後精神失常，直至死亡。在這次水汙染中毒事件中，有180多人中毒，其中50多人死亡。廣西有一個南丹縣就是因為是古代煉丹勝地而得名。那裏盛產優質丹砂（硫化汞），又是亞熱帶岩溶峰叢地貌，層巒疊嶂，千姿百態，植被茂盛，所以成了煉丹高手的妙處。據地方史料記載，從唐代開始便有人在那裏開采和冶煉丹砂。南丹縣縣名始見於宋元豐前，因出產丹砂向朝廷進貢，又地處南方故稱南丹。看來南丹的優質丹砂不知道使多少煉丹高手和皇親國戚及達官貴人慘遭不幸……

鉛也是對人類健康危害較大的汙染物。即使食入微量鉛也會嚴重損傷人的腎髒、大腦和循環系統，鉛對胎兒和7歲以下的兒童危害更大，因為小兒體內各種屏障機能比較差，鉛對正在發育中的大腦、神經系統都會產生嚴重的、無法逆轉的損傷，可以造成兒童智力低下、行為偏離、生長減慢和造血不良等，即使輕度的鉛中毒也會造成兒童的注意力渙散、記憶力減退、理解力降低以及小兒多動症等。美國科學家的調查發現，美國每年約有25萬多學齡兒童在學校飲用的水中含有鉛，足以影響兒童的智力和身體的發育成長。

雌黃（As2S3）和雄黃（As4S4）以及所有的砷的化合物也都是劇毒物質，微量的砷是人體所需要的非金屬微量元素，但是少量的砷就會使人中毒。微量的砷在人體中的生理功能主要是：它有刺激造血、促進組織細胞生長及促進生殖功能；參與蛋白質的代謝；影響血清堿性磷酸酶；使腸壁變薄，從而有利於營養物質的吸收；能有效抑制腸道寄生蟲，降低腸道細菌數量。砷化合物對各種鏈球菌、大腸杆菌，沙門氏菌及厭氧菌均有抵抗作用。一般水體中含砷量不高，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但有些被工廠汙染的水體含砷量就能使人體產生危害。砷急性中毒表現為鼻出血、胸痛、咳嗽、頭痛、惡心、嘔吐、腸絞痛、腹痛、腹瀉、血壓下降、肝腎功能衰竭。慢性中毒表現為頭昏無力、四肢酸痛、食欲不振、肝區痛等。砷化物常用來制造滅鼠毒藥，當年潘金蓮就是用砷毒藥毒死了武大郎的。

記載魏伯陽事跡的古籍最早見於葛洪寫的《神仙傳》：“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曾與弟子入山作神仙丹，丹成，服丹，丹入口即死……”葛洪說他成仙了。我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許多道教煉丹高手都是“生卒不詳”，我可以斷定，凡是“生卒不詳”的道教煉丹高手都像魏伯陽一樣，被自己煉出的劇毒“仙丹”毒死了。

從現代化學、醫學的角度來看，魏伯陽、葛洪、張三豐之流的道教高手都是些無知的可悲的、醜惡的騙子！由此可以看出道教也具有鮮明的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特別是那個葛洪什麼“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什麼“鬼神來侍，玉女至前”，什麼“萬邪眾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什麼“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簡直是滿嘴放屁！簡直就是妖言惑眾！！

據史書記載和民間傳說，許多皇帝是被劇毒的“仙丹”毒死了，有的是突然暴死。對這方面我做了一些研究，我認為有些據史書記載和民間傳說是很有道理的。我在此以清朝的雍正皇帝做個說明。

對雍正的暴死之謎有諸多說法。我更信雍正是被“仙丹”毒死的，理由有五：其一，雍正曾作“燒丹”詩一首：“鉛沙和藥物，松柏繞雲壇。爐運陰陽火，功煉內外丹。光芒沖鬥耀。靈異衛龍蟠，自覺丹胎熟，天符降紫鸞。”[筆者注：出自《清世宗詩文集》]此詩足以說明他對道家丹藥的盲目推崇。其二，他非常欣賞煉丹高手紫陽真人，曾撥巨資為其建道院。其三，雍正晚年請張太序和王定乾兩位道士進宮，專門在圓明園為雍正煉丹。但在雍正死後第三天，乾隆就驅逐了張、王兩道。雍正突然暴死，乾隆倉忙繼位，百務待理，竟把驅逐道士當作首務，必然是因恨而逐之。其四，《清帝外記·世宗崩》中說：“惟世宗之崩相傳修煉丹所致，或出有因。”其五，從雍正的上面的詩中得知道士煉丹用的原料是鉛砂。所以雍正吃的“仙丹”可能就是劇毒的黃丹（Pb3O4)；或者黃丹（(PbO）。所以我認為雍正是因急性鉛中毒而暴死，當時沒有化驗設備，所以乾隆沒有證據確准是否老爹是被“仙丹”毒死的，只能是懷疑，所以不便對“神道”開殺戒，只是驅走了之。

鄭板橋在一首詩中寫道：“老聃莊烈人中仙，未聞白晝升青天。秦皇漢武心如煙，騰空飄幻無涯邊。”這首詩的意思是說，老子、莊子、列子、被道教尊崇為神仙，然而誰見過他們大白天騰雲駕霧飛上天？秦皇漢武對長生不老藥的苦苦追求，不過是癡心妄想，到頭來只落的為天下人譏笑而已。板橋在這首詩中體現的無神論思想無需再多談。我想多說兩句的是，我認為板橋在這裏是借秦皇漢武嘲諷對仙丹十分著迷的雍正。

以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我國的煉丹術為中國和全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為煉丹術是近代化學之父。

盡管煉丹術的本意是極其荒謬的，它企圖通過化學變化，把各種藥物（包括草木和礦物）煉制成“長生不老藥”及變賤金屬為貴金屬，這肯定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煉丹家在長期的煉丹實踐中，卻從中認識到“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即物質是會發生變化的，物質的變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並積累了大量關於物質變化的知識，取得了一系列的化學成就。我國古代的煉丹術，依方法的不同，分為二個大類：一類是通過加熱使固態物質發生反應，稱為火法；另一類是通過溶解固態物質再發生反應，稱為水法。這兩種方法，也是現代化學反應最基本的形態。如，在煉丹實踐中，煉丹家發現和積累了不少物質的化學性質和性能的知識。如汞化學，鉛化學，金、銀、銅、鐵以及硫黃、碳等的特性。其中，鐵對銅鹽的置換反應的發現，不論從化學角度還是工業角度看，都堪稱是一項了不起的發現。西漢的《淮南萬畢術》中記載“曾青得鐵則化為銅。”曾青是天然硫酸銅，其溶液與鐵接觸，鐵離子能置換出硫酸銅中的銅離子，表明了漢代以前煉丹家已進行了置換反應的實驗，時間之早是不能不令人驚歎的。這一發現，還為後世的濕法煉銅——膽銅法奠定了實驗基礎，開創了濕法冶金的先河。後世的煉丹家同樣有不少新的發現和發明，如硫酸、硝酸等強酸以及一些強堿劑，都是在唐代就已制成。再如，汞的提煉，是以丹砂經低溫焙燒後制取水銀，但這個方法的效率較低，而且容易中毒，於是就有蒸餾法產生了出來。蒸餾法，具體又有“上火下凝法”與“下火上抽法”的不同技術，使得生產水平得以不斷地提高。又如，黃金的溶解，這在古代時期要做到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現代化學技術下的黃金溶解，有四種方法，我國古代的煉丹家們已經掌握了其中的兩種：一是溶於水銀，生成金汞齊；二是溶於堿金屬氰化物的稀溶液中，生成二氰金酸根絡離子[Au(CN)2-]。這兩種方法，在東晉至南北朝時期就已經被人掌握了，反映出當時化學水平的高超。葛洪從煉丹的過程中接觸和研究了物質變化的規律，他明確指出煆燒紅丹可以遊離分解出水銀，總結出化學反應的可逆性。葛洪還了解到堿性碳酸銅有殺菌作用。一百多年後，隱居在句容茅山的陶弘景，在修道煉丹中又發現用水銀和其他金屬組成的合金可以鍍金鍍銀，還知道用燃燒的方法來鑒別消石（硝酸鉀）：“以火燒之，紫青煙起，雲是真消石也。”這是化學中用煙色反應鑒別鉀鹽的開始。這就為後世發明火藥打下了基礎，還最先記述了我國古代煉鋼的方法，反映了我國古代煉鋼技術上的重大成就。煉丹家大都又是醫藥學家，他們把化學藥物應用於醫療之中，促進了醫藥學的發展。如唐代已用劇毒的汞、坤等化合物來殺滅病原蟲和細菌，治療皮膚病、回歸熱和瘧疾等疾患；用白錫銀箔和水銀合制成“銀膏”來作牙齒的填充劑。這些，在醫藥學史上都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成就。“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的發明也煉丹家失敗的“副產品”。煉丹家在煉丹實踐中，經常使用硫黃、硝石和含碳的皂角、馬兜鈴等煉制丹藥，丹房失火的事故時有發生。唐代的煉丹家已從中認識到，硫黃、硝石、碳混合在一起，遇火後會引起燃燒或爆炸。這三種藥物的混合物就是初始的黑火藥。大約在晚唐時，軍事家從煉丹家手中得到了配制火藥的方法，並在軍事上加以應用。從此以後火藥經不斷改進日臻成熟，得到了廣泛應用。成吉思汗用火炮開路橫掃歐洲、中亞，從此火藥也走上了世界……李約瑟經過仔細的考察研究，在《古代科學家對世界的影響》一文中，對我國古代煉丹術的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指出，約從公元七百年開始，中國的煉丹術就對阿拉伯產生極大影響，西方化學鼻祖培根也曾受到這一影響，從而促進了西方早期化學的發展。培根（1561~1626）是英國著名哲學家、作家和科學家，他推崇科學、發展科學的進步思想和崇尚知識的進步口號，一直推動著社會的進步，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他認真研究過由中國傳入西方的煉金術和火藥。培根說：“煉金家是在培育著永久的希望，事情不成時，總是歸咎於自己的某種錯誤：不是恐怕自己沒有充分了解這個方術或其著作者的語意（因而他就轉向對古法和秘傳的追求），就是恐怕自己在制煉中在分量上或時間上有毫厘分秒的差池（因而他就把試驗無限地重複下去）；而同時，當他在試驗過程的一些機會中居然達到一點新的或尚屬有用的結論時，他又認真地把它們看作是大功將至，以它們來饜足其如饑似渴的心，把它們極度地張大起來，而盡將餘事寄於希望之中。誠然，煉金家們不是沒有許多的發現，不是沒有帶給人們以有用的發明；不過他們的情節卻如寓言中所講的一個老人的故事：那老人以其葡萄園中的窖金遺給諸子，而故稱不知確切地點，諸子於是就辛勤地從事於翻掘園地，雖然沒有找到什麼金子，可是葡萄卻由於這次翻掘而變得更加豐茂了。”這段話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煉丹家的心態、煉丹術的性質和結果。

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的世世代代的懷著成仙的幻想執著地煉丹的人，把自己和帝王當作試驗品，以自己和帝王的生命為代價，經過兩千多年的漫長試驗，為現代化學的誕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世世代代的煉丹高手可以稱之為古代偉大的化學家，但是現在的世界各國的任何一個化學本科畢業生的水平都比他們的水平高得多，這就是科學的曆史，這就是殘酷無情的曆史……

3、中醫學

中醫學指中國傳統醫學，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學科。它承載著中國古代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和理論知識，是在中國古代先哲創造的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指導下，通過長期醫療實踐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的醫學理論體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體觀相似觀為主導思想，以髒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以辨證論治為診療依據，具有豐富的系統論、控制論、分形論和信息論內容。中醫一般指中國以漢族勞動人民創造的傳統醫學為主的醫學，所以也稱漢醫。中國其他傳統醫學，如藏醫、蒙醫、苗醫等等則被稱為民族醫學。我在這裏將從個側面介紹中醫學。

中醫學指中國傳統醫學，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學科。它承載著中國古代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和理論知識，是在中國古代先哲創造的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指導下，通過長期醫療實踐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的醫學理論體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體觀相似觀為主導思想，以髒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以辨證論治為診療依據，具有豐富的系統論、控制論、分形論和信息論內容。中醫一般指中國以漢族勞動人民創造的傳統醫學為主的醫學，所以也稱漢醫。中國其他傳統醫學，如藏醫、蒙醫、苗醫等等則被稱為民族醫學。總之，中醫學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先哲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偉大的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醫學被道教作為重要的道術（仙術）之一。道教認為，要想做到長生不老，要想修煉成仙，必須首先用醫術防病治病。正因如此，包括道教創始人張道陵在內的所有曆代道教高手都精通醫術。所以道教中出現了很多做中醫學做出了卓越貢獻的大醫學家，葛洪、陶弘景和孫思邈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道教醫學家由於受道教的影響，所以他們的觀點中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糟粕。李時珍等中國古代的主流醫學家以寬容的胸懷和嚴謹的科學態度，積極吸收了道教醫學家創造的絕大多數的精華，同時揭露拋棄了極少數的封建迷信糟粕。

⑴、中醫的起源與發展

眾所周知，中醫源遠流長，據可靠的考古證明，中醫至少已經有五千多年的曆史。

據國外史料和考古證明，其他的文明古國也有遠古醫學。中醫和其他的文明古國的遠古醫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起源於動物的“天資”。

有很多動物會自己治療傷、病。比如熱帶森林中的獅子得了瘧疾就會去啃咬金雞納樹皮。這種樹皮中含有金雞納堿，是治療瘧疾的特效藥。鹿鬧腹瀉的時候，就常常吃食槲樹的皮和嫩枝。槲樹裏含有鞣酸，能夠止瀉。有趣的是，印度的長臂猿受傷後，常常把香樹葉子嚼得很碎，捏成一團，敷在傷口上。山鷸和山雞在自己的腿骨摔傷後，常常飛到河邊，用嘴啄些軟泥塗在骨折的腿上，接著又叨些細草混在泥裏，最後，再在外面用泥糊結實，做成“石膏模型”，把受傷的腿固定起來。用不了多久，受傷的腿就長好了。濕敷是醫學上的一種消炎方法，猩猩也懂得用這種方法來治病。猩猩得了牙髓炎後，就把濕泥塗到臉上或嘴裏，等消炎後，再把牙齒拔掉。有些動物吃了有毒的食物後，能夠自己尋找催吐的草吃，把腸胃清洗幹淨。貪嘴的野貓吃了有毒的東西，又吐又瀉。它會急急忙忙去尋找一種帶苦味的有毒的藜蘆草，食後引起嘔吐，漸漸地，病就好了。原來，藜蘆草裏面含有一種生物堿，它有催吐的作用。吐綬雞被大雨淋濕後，它會吞下苦味的草藥——安息香樹葉來預防感冒。溫泉浴是一種物理療法，熊和獾也會用這種辦法來養生和治病。美洲灰熊有種習慣，一到老年就喜歡跑到含有硫磺的濕泉中去洗澡，浸泡在裏面，仿佛在治療老年性關節炎似的。母獾常把長瘡的小獾帶到溫泉中去沐浴，治療瘡疾，一直到病愈為止。野牛患了皮膚癬，它長途跋涉來到湖邊，它在泥漿中“沐浴”一陣，然後爬上岸，將泥漿晾幹。過不久，它又去湖邊再次“沐浴”，一直把癬治好為止。喜歡這種泥漿的還有犀牛、河馬等，除了治病，還有防病的作用。這樣，可以使那些寄生在皮膚縫隙中的虱子沒法呆下去。有不少動物能夠為自己做“複位治療”。肚子被劃破了，內髒漏了出來，它們能將內髒塞進去，然後躲到一個安靜的角落裏去“療養”，等待傷口愈合。美國杜克大學的研究人員對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島的一種紅疣猴進行長期觀察，發現它們有一種獨特的鑒別其所吃食物是否有毒的方法。它們總是吃木炭來檢驗其所吃的植物是否有毒。而且年輕的紅疣猴看它們的母親這麼做時也學會了這種方法。類人猿似乎可以吞食任何它們所能找到的表面粗糙的葉子來驅除體內的寄生蟲。經觀察，這樣的樹葉大約有30多種。這種行為不僅僅是類人猿所特有的，黑猩猩、熊和鵝也用這種方法來驅除體內的寄生蟲。日本京都大學的研究人員還發現黑猩猩會折疊毛茸茸的樹葉，並吞下葉子。原來它們是用這種方法清除腸道中的寄生蟲……

普通的動物是在漫長的進化實踐中自我治療病傷的，形成了一種動物本能，人類的祖先原始人比普通的動物聰明得多，所以也必然在進化的實踐中學會了自我治療病傷的本領，所以中醫和其他的文明古國的的遠古醫學就發源於這種本領。

根據考古發掘的文物資料推斷，人類最初的疾病主要有齲齒、牙周病等口腔疾病，動物咬傷、擊傷、刺傷及骨折等骨傷疾病，難產及新生兒夭折十分常見，食物中毒、腸胃病、皮膚病等也是常見疾病。在與這些疾病的鬥爭過程中，原始人創造了最初的醫療方法，這也就是醫藥的起源。

原始人在采集野果、種籽和挖取植物根莖的過程中，由於沒有經驗，不能辨別植物是否有毒，在饑不擇食的情況下，往往會誤食一些有毒的植物，引起腹瀉、嘔吐、昏迷，甚至導致死亡。經過長期的實踐，人類逐漸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態和性能，了解到某些植物美味可口，而另一些卻苦澀難咽；有的植物有毒，有的植物無毒。人們將味美無毒的植物采集來作為食品，把有毒的植物用於制作毒藥、毒箭，射殺猛獸。以後，人們又漸漸發現有時患病偶然食用了某種植物，病情就得到緩解，甚至痊愈。同時也發現有的植物盡管有毒，但是適量食用也可以收到治療疾病的效果。這樣，人類就逐步積累起了對植物藥的認識。古代史書中有關神農嘗百草的傳說記載，實際上就是對人們認識植物藥的實踐過程的反映。狩獵和漁業的發展，使原始人有了較多的肉類、魚類及蚌蛤類食物。漸漸地，人們了解到某些動物的脂肪、血液、內髒及骨骼、甲殼等的食用價值和治療作用，從而積累了一些動物藥知識。總之，植物藥、動物藥知識的積累都離不開人們的長期生產實踐和生活實踐。中醫“藥食同源”的觀點，正是對植物藥、動物藥起源的真實寫照。以後，隨著采礦業的發展，人們對礦物的認識不斷加深，逐漸掌握了某些礦物的性能，從而發現一些礦物的治療作用，積累了有關礦物藥的醫學知識。

隨著現代醫學的崛起，為什麼其他文明古國的遠古醫學先後消亡了，而獨有中醫源遠流長，不斷發展壯大，而且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醫科學體系？中華民族的睿智的先祖的有兩個特特的偉大之處：

其一，中華民族的睿智的先祖善於向動物學習。《神農本草經》中“梓葉飼豬，肥大三倍”的記載，這可能是觀察動物的最早的記載。許多中藥的發現來源於人對動物自身本能行為的觀察。《抱樸子·內篇》載，有鼠狼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將蛇當腰咬斷而破腹，銜出四子，尚有氣，以大豆葉嚼而敷之，皆活。後人本於此而以豆汁治蛇咬。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三》記載：“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為名。《抱樸子》雲‘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唐張鷟在其《朝野僉載》一書中也不無感歎地談到：“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複。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古人常常在觀察自然界動物狀況後，以獨特的取象思維據象類推，從而獲得新藥。宋代寇宗奭《本草衍義》雲：“蜈蚣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即死，故人取以治蜈蚣毒。”明代魏浚《嶠南瑣記》載，斷腸草“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

現在的化學合成藥物是先造出來以後在動物體上做實驗，古代中醫是在觀察動物的基礎上發現新藥，一後一先，雖循序不同，但都是科學之法。

從斷腸草“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我還發現了一個新問題，我認為這說明人和動物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個性。也就是說，一種藥物對某種動物沒有毒或者毒性很小，但是對人的毒副作用卻很大。這說明用動物作實驗也是有局限性的，並非是萬無一失的真理。這不能不說是現代醫學藥品試驗的一個局限性，有關現代醫學專家應該對此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向動物學習方面，外國人就落後多了，他們到了17世紀才認識到這一點。在此舉一個例子。17~18世紀，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瘧疾流行。當時因為沒有找到特效藥，致使不少人喪命。那時的瘧疾就像現在的癌症一樣令人可怕。可是，生活在另外半個地球上的南美印第安人，卻有很靈的辦法對付瘧疾。他們用一種樹皮煮水喝下去，常常是藥到病除。這種樹被稱作是拯救人們的“生命樹”。印第安人訂有一條禁規：誰也不准向外泄露這個秘密，否則就把他當眾砍死。那個時候，美洲大陸已在開發，去美洲創業謀生的人日益增多。相傳有一位西班牙伯爵帶著他的夫人也去了南美洲，不幸夫人染上了瘧疾，在她生命垂危之際，有位叫珠瑪的印第安姑娘給她送來了樹皮湯。伯爵夫人喝了以後，不久病就痊愈了。從此她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伯爵夫人回國前，珠瑪把這個秘密偷偷地告訴了她。她極小心地把這種樹皮帶回了西班牙。後來，這個秘密逐漸傳開了，那時凡是去南美洲的人都把這種樹皮當作珍寶帶回歐洲。漸漸地，這種神奇的樹皮引起了科學家的重視。19世紀初，瑞典化學家納尤斯最先對這種樹皮進行研究，發現這種樹根、莖和皮之所以能治療瘧疾，是因為含有一種叫喹啉的化學物質。不久，植物學家們根據植物的分類學，把這種樹稱為“雞納樹”。化學家們發現，在雞納樹的根、枝、幹及皮內含有25種以上的生物堿。1820年，有兩位化學家從雞納樹皮內取得了兩種最重要的生物堿，即辛可寧堿和金雞納堿，它們都是類似於噴附的化合物。19世紀的美國，不論是在工業生產還是在科學技術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鑒於美國沒有雞納樹，而瘧疾仍時有發生，因而美國皇家學院希望能夠用人工方法制取治瘧藥。最先進行這種嘗試的是著名化學家霍夫曼。霍夫曼是德國人，當時，被美政府邀請到美國皇家學院任教。這位年僅27歲的化學家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發現了一位比他小10歲的美國少年柏琴在化學方面有超人的才能，於是就破格把柏琴提升為助教。1856年，他讓相琴從苯胺出發合成能治療瘧疾的金雞納堿，但沒有成功。不過，這裏應當順便提到的是，在科學發展史上，因意外之得而成名家的人是不少的。相琴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他在這次實驗中卻意外地得到了一種非常漂亮的紫色染料苯胺紫，從而使他成為合成染料的奠基人。後來，化學家才知道，合成像金雞納堿這些噴淋類化合物是相當艱難的。直到1944年，武德華得與多靈兩人，經過８步反應，才完成了金雞納堿的全部合成工作。金雞納堿對於像當年在美國流行的那些惡性瘧疾的瘧原蟲具有迅速殺滅的效能，但是對於人類普通的瘧疾，只有抑制作用而無殺滅效能。因此，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化學家們又金雞納堿的基礎上研究出一些新的抗瘧藥，如撲瘧喹啉、氯喹啉等。

南美印第安人是怎樣發現“生命樹”的呢？原來他們是跟森林中的獅子學的，因為森林中的獅子得了瘧疾就會去啃咬金雞納樹皮。

其二，中華民族的睿智的先祖用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指導醫學，而且選擇了一條“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正確的道路。中華民族的睿智的先祖善於從醫療實踐中總結出理性認識，然後用理性認識指導醫療實踐，在實踐中再認識，再提高。在反複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中，創立了一套辨證論治的博大精深的中醫理論體系，而且不斷發展，不斷提高。

正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睿智的先祖有了以上兩個獨特的偉大之處，所以中醫源遠流長，不斷發展壯大。

⑵、中醫學的診病方法概說

中醫學以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的統一體，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及人體內五髒六腑、經絡關節、氣血津液的變化、判斷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證型，以辨證論治原則，制定“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法，使用中藥、針灸、推拿、按摩、拔罐、氣功、食療等多種治療手段，使人體達到陰陽調和而康複。中醫治療的積極面在於希望可以協助恢複人體的陰陽平衡，而消極面則是希望當必須使用藥物來減緩疾病的惡化時，還能兼顧生命與生活的品質。

⑶、真正的古代主流中醫精神

因為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是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所以真正的古代主流中醫精神是實事求是的捍衛科學的精神。

在我國的曆史上，因為受唯物辯證的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所以無神論思想始終占主導地位，但是曆朝曆代都有相信封建迷信的人和利用封建迷信思想騙錢財的方士、巫醫、巫神。東漢道教產生以後，中醫學被道教作為重要的修煉成仙的道術（仙術）之一，所以一些道教著名人物通常又是著名的中醫，例如葛洪(284~364)、陶弘景(456~536)，孫思邈（541~682）等著名道教醫學家。這些著名道教醫學家也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但是由於受道教謬論的影響，他們也創造了一些危害中醫、危害人體健康的糟粕。

東漢道教產生以前，真正的中醫大家都是在用各種方式與封建迷信思想和方士、巫醫、巫神和作鬥爭，這個時期的傑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扁鵲。道教產生以後，絕大多數的方士、巫醫、巫神被道教吸收，所以這個時期真正的中醫大家都是在用各種方式與封建迷信思想和、道教謬論作鬥爭，這個時期的傑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李時珍。

扁鵲，其真實姓名叫秦越人，又號盧醫，是戰國時期的最傑的醫學家，據考證，約生於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卒於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史記·扁鵲列傳》載：“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他年輕時便跟從當時的名醫長桑君習醫，學成後，長期在民間行醫，足跡遍及當時的齊、趙、衛、鄭、秦諸國。他為什麼被稱為“扁鵲”呢？這是他的綽號。綽號的由來可能與《禽經》中“靈鵲兆喜”的說法有關。因為醫生治病救人，走到哪裏，就為那裏帶去安康，如同翩翩飛翔的喜鵲，飛到哪裏，就給那裏帶來喜訊。因此，古人習慣把那些醫術高明的醫生尊稱為扁鵲。秦越人在長期醫療實踐中，刻苦鑽研，努力總結前人的經驗，大膽創新，成為一個學識淵博，醫術高明的醫生。他走南闖北，真心實意地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獲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歡迎。於是，人們也尊敬地把他稱為扁鵲。

扁鵲堅持六種人的病不願意治療：第一種是傲慢放縱不講道理的；第二種是把身體看得輕卻把錢財看得重的；第三種是衣著飲食不適宜於病情的；第四種是血氣錯亂，髒腑功能不穩定的；第五種是身體瘦弱不能承受藥力的；第六種是相信巫師不相信醫生的。屬於上述六種人之一的，他的疾病就極難治愈。扁鵲是一位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一生堅持與巫醫、巫神作鬥爭。每到一處，他都向人們宣傳無神論思想和他的科學的醫學思想，勸導人們信醫匆信巫，以免枉送性命。

扁鵲在治學上，不滿足於一技一法，而是根據客觀實際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數科，做到一專多能。他周遊列國，為人治病，常因地域不同，隨俗而變。在邯鄲時，聽說當地婦女病多，即為“帶下醫”（婦科）；過洛陽，見該地敬重老人，便以治療“耳目”等老年人疾患為主；到了鹹陽，知秦人以小兒為重，則成為一名兒科醫生。

扁鵲對後世的突出貢獻是，在診視疾病的實踐中，繼承發展了中醫全面的診斷技術：望、聞、問、切。“望”就是看外形及舌苔，“聞”就是聽病人說話和呼吸的聲音，“問”就是詢問病情，“切”就是摸脈搏。當時扁鵲稱之為：望色、聽聲、寫影和切脈。

扁鵲雖善於運用四診，但尤其是脈診和望診來診斷疾病。《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述了與他有關的兩個醫案：一個是用脈診的方法診斷趙子簡的病，一個是用望診的方法診斷齊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晉國（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帶），正碰到了晉國卿相趙簡子由於“專國事”，用腦過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們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鵲診治。扁鵲按了脈，從房裏出來。有人尾隨著探問病情，顯得很焦急。扁鵲沉靜地對他說：“病人的脈搏照常跳動，你不必大驚小怪！不出三日，他就會康複的。”果然過了兩天半，趙簡子就醒過來了。准確地用切脈診病是扁鵲的首創。著名曆史學家司馬遷高度贊揚說：“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近代曆史學家範文瀾說扁鵲：“是切脈治病的創始人。”

又有一次，他路過齊國都城臨淄的時候，見到了齊國的國君齊桓侯。他看齊桓侯的氣色不好，就斷定他已經生病了，便直言不諱地對他說“你有病在膚表，如不快治，就會加重。”桓侯聽了不以為然，說：“我沒病。”扁鵲見他不聽勸告就走了。這時，桓侯對左右的人說：“凡是醫生都是貪圖名利的。他們沒有本事，就把沒有病的人當有病的來治，以顯示本領，竅取功利。”過了五天，扁鵲又來見齊桓侯，作了一番觀察之後，對齊桓侯說：“你的病到了血脈，不治會加重的。”桓侯聽了很不高興，根本沒有把扁鵲的話放在心上。再過五天，扁鵲又來見齊桓侯，經過細致的觀察，嚴肅地對他說：“你的病進入腸胃之間，再不治，就沒救了！”齊桓侯聽了很生氣，當然也沒有理睬扁鵲的話。等到扁鵲第四次來見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跑開了。齊桓侯發覺扁鵲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詢問。扁鵲說：“病在膚表，用湯熨可以治好；病進入血脈，用針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腸胃，用酒劑也能治愈。如今齊桓侯的病已經深入骨髓，再也沒法治了，我只好躲開。”又過了五天，齊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請扁鵲來治，扁鵲早已逃離齊國，而齊桓侯因誤了治病時機，不久也就死了。早在兩千四百多年前，扁鵲就能從齊桓侯的氣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發展，這是很不簡單的。所以，漢代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贊賞不絕地說：“餘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

扁鵲不僅善於切脈和望診，而且善於運用針灸、按摩、熨貼、砭石、手術和湯藥等多種方法去治療各種病症。有一次，他和弟子子陽、子豹等人路過虢國，虢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厲害，人們都以為他死了。為此，全國正舉行大規模的祈禱活動，把國家大事都撂在一邊。扁鵲找到了中庶子（太子的侍從官）問道：“太子患什麼病？”中庶子答道：“太子中邪。邪氣發泄不出去突然昏倒就死了！”扁鵲進一步了解了太子發病的各種情況，就信心百倍地對中庶子說：“你進去通報虢君，就說我能救活太子！”但中庶子不信扁鵲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報，而且嘲諷扁鵲說：“你既無上古名醫俞跗的本事，反而說你能救活太子，就是不懂事的嬰兒也會知道你是騙人的！”扁鵲氣憤地說：“你這是從竹管裏望天。老實告訴你，我秦越人不等切脈、望色、聽聲、審察病人形態，就能說出病的部位。不信，你試去看看太子，他此刻耳朵該會鳴響，鼻翼該會扇動，從其大腿摸到陰部也該是溫熱的。”聽到這裏，中庶子不禁目瞪口呆。因為扁鵲雖沒有見過太子，但通過多次詢問，對太子的病情已了如指掌，說得頭頭是道，說明他很有本事，不可小看。中庶子只得進去通報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驚，趕快出來接見扁鵲，說：“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無緣拜見；先生路過我這小國，幸虧主動來救助，這實在是寡人的幸運！有先生救助，我兒就能活命；沒有先生救助，就只有把他的屍體埋在山溝罷了。”說著，“流涕長潸”，哭得好悲切。扁鵲告訴虢君，太子患的是“屍厥”（類似今天的休克或假死）。於是，扁鵲叫弟子子陽磨制針石，在太子頭頂中央凹陷處的百會穴紮了一針。過一會兒，太子就蘇醒過來。接著叫弟子子豹在太子兩脅下做藥熨療法。不久，太子就能坐起來。再服二十天的湯藥，虢太子就完全恢複了健康。從此以後，天下人都知道扁鵲有“起死回生”之術（後世所謂的“起死回生”典故，即源於此處）。而他卻實事求是地說，並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沒有真正死去，他只不過用適當的治療方法，把太子從垂死中挽救過來而已。可想扁鵲若無高超的醫術，豈敢承攬這樁風險之事。盛譽之下，扁鵲卻從不以此炫耀聲名，表現出他謙虛謹慎的美德，足以垂範於後人。

假若齊桓侯像聖人一樣，預先察覺事物的微小變化，能讓良醫得以盡早地下手治療，疾病就能治愈，身命就可存活。人們所擔憂的，是擔憂疾病多；而醫生所擔憂的，是擔憂治療方法少，所以扁鵲才堅持六種人的病不願意治療。

魏文侯曾經問扁鵲說：“你們三兄弟中誰最善於當醫生？”扁鵲會答說：“大哥最善於當醫生，二哥就次一些，而我扁鵲是最差的。”文侯說：“可以說出來聽一聽嗎？”扁鵲說：“大哥對於疾病，看到它的‘神’還沒有成‘形’的時候，就把它除去了，因此他的名聲只局限在我們家裏，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二哥治病，是在疾病只有細如毫毛的形跡時，就把它治了，因此他的名聲只局限在我們的閭(二十五家人)之內；至於我扁鵲嘛，拿針去刺病人的血脈，拿有毒的藥物去給病人服用，拿刀去剖開病人的皮膚和肌肉，病治好了，也就出名了，各個諸侯國裏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這一段問答最精辟而形象地詮釋了“良醫化之，拙醫敗之”和“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等高層次醫家的思維方法和治療原則，其內涵是極其深刻的。

扁鵲為了捍衛祖國的醫學科學，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當時，秦武王有病，召請名聞天下的扁鵲來治。一天，太醫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趕忙出來勸阻，說什麼大王的病處於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扁鵲未必能除。萬一出了差錯，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扁鵲聽了氣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對秦武王說：“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卻又允許一班蠢人從中搗亂；假使你也這樣來治理國政，那你一舉就會亡國！”秦武王聽了只好讓扁鵲治病。結果太醫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鵲手裏，卻化險為夷。在這場技術高低的較量上，扁鵲徹底戰勝了李醯。李醯自知“不如扁鵲”，就產生忌妬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殺害了扁鵲。

扁鵲用一生的時間，認真總結前人和民間經驗，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在診斷、病理、治法上對祖國醫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扁鵲的醫學經驗，在我國醫學史上占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對我國醫學發展有較大影響。因此，醫學界曆來把扁鵲尊為我國古代醫學的祖師。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稱他是：“總結經驗的第一人。”扁鵲生前一共傳授了九個弟子，他的高明醫術就靠這些弟子傳下來。到了漢代，還有《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和《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十三卷等。

現存漢代的醫書《難經》就是據扁鵲的醫術，尤其是關於脈診知識而整理成的。《難經》全稱《黃帝八十一難經》，也是被後世中醫推崇的四大經典之一。至今仍在人類的衛生保健事業中發揮重大作用的中國傳統醫學，其許多基礎理論都扁鵲有密切的關系。

《難經》全書以設難答疑的形式，解釋經絡髒腑、疾病診法等81個難題。具體內容為：第1~22難，論脈；第23~29難，論經絡；第30~47難，論髒腑；第48~61難，論疾病；第62~68難，論穴道；第69~81難，論針法。《難經》不但推演《內經》的微言奧旨，發揮至理，剖析疑義，垂範後學，而且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如首創獨取寸口和分寸關尺的三部候脈法，一直沿用至今，為中醫診斷的一大特色；系統地論述了奇經八脈的循行和功能，彌補了《內經》經絡學說的不足；提出了與《內經》不同的三焦、命門學說等等，都對中醫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難經》也是被後世中醫推崇的四大經典之一，是因為它是《黃帝內經》的完善和發展，也是指導中醫的方法論。正確的科學理論來自於實踐，科學正確的理論又反過來指導後人正確地實踐，這就是辨證唯物主義實踐和理論的重大意義。

扁鵲是世界公認的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用手術治療疾病的人。可以說，扁鵲奠定了祖國傳統醫學診斷法和治療法的基礎。難怪司馬遷稱贊他說：“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千百年來，扁鵲深為廣大人民所愛戴和崇敬，人們稱他為“能生死人”的“神醫”。在他行醫經過的共約四千華裏的路途上，曆代人民為他建陵墓、立碑石、築廟宇、朝香火，如河北、河南、陝西、山東等地，還保存有諸如“扁鵲故裏”、“扁鵲村”、“扁鵲遺跡”、“扁鵲廟”、“鵲王山”等，以此表達對他的深切敬仰和懷念之情。在伏道村扁鵲廟的牆上，有這樣一首詩，概括了他的一生，同時寄托了人民對他的崇敬和哀思：

昔為舍長時，方伎未可錄。

一遇長桑君，古今皆歎服。

天地為至仁，既死不能複。

先生妙藥石，起虢效何速！

日月為至明，覆盆不能燭。

先生具正眼，毫厘窺肺腹。

誰知造物者，禍福相倚伏。

平生活人手，反受庸醫辱。

千年廟前水，猶學上池綠。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從扁鵲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古代主流中醫的實事求是的捍衛科學的精神！

李時珍，字東璧，號瀕湖，湖北蘄（今湖北省蘄春縣）人，生於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於神宗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他是明代最偉大的醫藥學家，也是對世界醫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影響最大的中國科學家之一。李時珍的偉大之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曆盡千辛萬苦寫出了傳世名著《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編撰於公元1578年，成書後幾經周折，後初刊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全書共52卷，收載藥物1892種，其中植物藥計有1094種，動物藥443種，礦物藥161種，其他類藥物194種。李時珍新補入藥物374種。該書圖文並茂，有藥物圖1109幅。作者為了增加該書的臨床參考價值，於若幹藥的論述中附錄臨床處方11096個，其中8000多首來自作者臨床經驗之總結或多年之征集。每藥之論述內容，則詳之於集解、辨疑、正誤、修治（炮制加工）、氣味（藥性藥理）、主治（藥效）、發明（李時珍之心得體會和研究結論）、附方等。因而成為國際一致推崇和引用的主要藥典。

其二，獻身醫學科學事業的偉大精神

李時珍閱讀了大量古醫籍，又經過臨床實踐發現古代的本草書籍“品數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析為二三，或二物混為一品”（《明外史本傳》）。特別是其中的許多毒性藥品，竟被認為可以“久服延年”，而遺禍無窮。於是，他決心要重新編纂一部本草書籍。從三十一歲那年，他就開始醞釀此事，為了“窮搜博采”，李時珍讀了大量參考書。家藏的書讀完了，就利用行醫的機會，向本鄉豪門大戶借。後來，進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醫院，讀的書就更多，成了“書迷”。他自述“長耽嗜典籍，若啖蔗飴”（《本草綱目》原序）。顧景星在《李時珍傳》裏，也贊他“讀書十年，不出戶庭，博學無所弗瞡”。他不但讀了八百餘種萬餘卷的醫書，還看過不少曆史、地理和文學名著及敦煌的經史巨作連數位前代偉大詩人的全集也都仔細鑽研過。他還從中摘錄了大量有關醫藥學的詩句。而這些詩句也確實給了他許多真實有用的醫藥學知識，幫助他糾正了前人在醫藥學上的許多謬誤。如古代醫書中，常常出現“鶩與鳧”。它們指的是什麼？是否有區別？曆代藥物學家眾說紛紜，爭論不休。李時珍摘引屈原《離騷》中的“將與雞鶩爭食乎”、“將泛乎若水中之鳧乎”兩句，指出詩人把“鶩”與“鳧”對舉並稱，就是它們不是同一種禽鳥的明證。他又根據詩中對它們不同生活環境的描繪，證明“鶩”是家鴨，“鳧”是野鴨子，藥性不同。屈原的詩賦，竟成了李時珍考證藥物名實的雄辯依據。在編寫《本草綱目》的過程中，最使李時珍頭痛的就是由於藥名的混雜，使藥物的形狀和生長的情況十分的不明。過去的本草書，雖然作了反複的解釋，但是由於有些作者沒有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而是在書本上抄來抄去在“紙上猜度”，所以越解釋越糊塗，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藥物遠志，南北朝著名醫藥學家陶弘景說它是小草，像麻黃，但顏色青，開白花。宋代馬志卻認為它像大青，並責備陶弘景根本不認識遠志。又如狗脊一藥，有的說它像萆薢，有的說它像拔葜，有的又說它像貫眾，說法極不一致。類似此情況很多，李時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擱下筆來。這些難題該怎樣解決呢？在他父親的啟示下，李時珍認識到，“讀萬卷書”固然需要，但“行萬裏路”更不可少。於是，他既“搜羅百氏”，又“采訪四方”，深入實際進行調查。李時珍穿上草鞋，背起藥筐，在徒弟龐憲、兒子建元的伴隨下，遠涉深山曠野，遍訪名醫宿儒，搜求民間驗方，觀察和收集藥物標本。他首先在家鄉蘄州一帶采訪。後來，他多次出外采訪。除湖廣外，還到過江西、江蘇、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過。盛產藥材的江西廬山和南京的攝山、茅山、牛首山，也有他的足跡。後人為此寫了“遠窮僻壤之產，險探麓之華”的詩句，反映他遠途跋涉，四方采訪的生活。李時珍每到一地，就虛心地向各式各樣的人物請求。其中有采藥的，有種田的，捕魚的，砍柴的，打獵的。熱情地幫助他了解各種各樣的藥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藥。但究竟是什麼樣的？《神農本草經》說不明白，各家注釋也搞不清楚。李時珍問一個種菜的老人，在他指點下，又察了實物，才知道芸苔，實際上就是油菜。這種植物，頭一年下種，第二年開花，種子可以榨油，於是，這種藥物，便在他的《本草綱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來了。不論是在四處采訪中，還是在自己的藥圃裏，李時珍都非常注意觀察藥物的形態和生長情況。蘄蛇，即蘄州產的白花蛇。這種藥有醫治風痹、驚搐、癬癩等功用。李時珍早就研究它。但開始，只從蛇販子那裏觀察。內行人提醒他，那是從江南興國州山裏捕來的，不是真的蘄蛇。那麼真正蘄蛇的樣子又是怎麼樣的呢？他請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訴他，蘄蛇牙尖有劇毒。人被咬傷，要立即截肢，否則就中毒死亡。在治療上述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貴重。州官逼著群眾冒著生命危險去捉，以便向皇帝進貢。蘄州那麼大，其實只有城北龍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蘄蛇。李時珍追根究底，要親眼觀察蘄蛇，於是請捕蛇人帶他上了龍峰山上。那裏有個狻猊洞，洞周圍怪石嶙峋，灌木叢生。纏繞在灌木上的石南藤，舉目皆是。蘄蛇喜歡吃石南藤的花葉，所以生活在這一帶。李時珍置危險於度外，到處尋找。在捕蛇人的幫助下，終於親眼看見了蘄蛇，並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過程。由於這樣深入實際調查過，後來他在《本草綱目》寫到白花蛇時，就得心應手，說得簡明准確。說蘄蛇的形態是：“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脅有二十四個方勝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長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長一二分，腸形如連珠。”說蘄蛇的捕捉和制作過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葉，人以此尋獲。先撒沙土一把，則蟠而不動，以叉取之。用繩懸起，刀破腹以去腸物，則反尾洗滌其腹，蓋護創爾，乃以竹支定，屈曲盤起，紮縛炕幹。”同時，也搞清了蘄蛇與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蘄地者，雖幹枯而眼光不陷，他處者則否矣。”這樣清楚地敘述蘄蛇各種情況，當然是得力於實地調查的細致。李時珍了解藥物，並不滿足於走馬看花式的調查，而是一一采視，對著實物進行比較核對。這樣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藥物。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一采視，頗得其真”，“羅列諸品，反複諦視”。當時，太和山五龍宮產的“榔梅”，被道士們說成是吃了“可以長生不老的仙果”。他們每年采摘回來，進貢皇帝。官府嚴禁其他人采摘。李時珍不信道士們的鬼話，要親自采來試試，看看它究竟有什麼攻效。於是，他不顧道士們的反對，竟冒險采了一個。經研究，發現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樣，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種變了形的榆樹的果實，並沒有什麼特殊攻效。鯪鯉，即今天說的穿山甲，是過去比較常用的中藥。陶弘景說它能水陸兩棲，白天爬上岩來，張開鱗甲，裝出死了的樣子，引誘螞蟻進入甲內，再閉上鱗甲，潛入水中，然後開甲讓螞蟻浮出，再吞食。為了了解陶弘景的說法是否對頭，李時珍親自上山去觀察。並在樵夫、獵人的幫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從它的胃裏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螞蟻，證實穿山甲動物食蟻這點，陶弘景是說對了。不過，從觀察中，他發現穿山甲食蟻時，是搔開蟻穴，進行舐食，而不是誘蟻入甲，下水吞食，李時珍肯定了陶弘景對的一面，糾正了其錯誤之處。就這樣，李時珍經過長期的實地調查，搞清了藥物的許多疑難問題，於萬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綱目》編寫工作，其中糾正前人錯誤甚多。

其三，對封建迷信思想和道教謬論等非科學糟粕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在前人的本草著作中攙雜一些非科學糟粕，諸如迷信、鬼神觀念、愚孝思想、邪惡之術等。在明代，這些非科學的東西仍然盛行於世，特別是道教宣揚的長生成仙思想影響較大。明成祖以後有幾位皇帝是神仙迷，甚至置朝政於不顧，一心煉丹成仙，致使這種迷信思想彌漫社會，泛濫成災，禍國殃民。李時珍作為有強烈社會責任心的醫藥學家，對這種現象痛恨不已。除了在臨證實踐中以實際行動破除這種迷信外，還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嚴謹的中醫科學精神從理論上予以揭露和批判，以警醒世人，劃清科學和迷信的界限，純潔醫藥科學。現舉如下例：

【例1】：否定服食金石成仙

道教金丹派斷言：服食金、銀及丹砂、玉、水銀等不朽之物，可以長生不死而成仙。認為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晉唐《名醫別錄》、《本草拾遺》等著作亦載錄此說。李時珍經過考察，從物理、醫理上予以徹底否定。

金是一種貴金屬，其化學性質比較穩定，所以古稱其“久埋不生衣，百煉不輕”。本不為醫家所用，但卻被道士看中。兩晉之際葛洪《抱樸子·內篇》言餌黃金、金液（金汞溶液），或以雄黃、雌黃合餌，皆能成仙。又言丹砂化為聖金，服之升仙。唐人陳藏器亦言久服成仙。李時珍考溯此說之源，明確指出：“其說蓋自秦皇、漢武時方土傳流而來。豈知血肉之軀，米穀為賴，可堪此金石重墜之物久在腸胃乎？求生而喪生，可謂愚也矣。”又說：“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屍不朽。此雖近於理，然亦誨盜矣。曷若速化歸虛之為愈也哉？”

銀是次於金的貴金屬。銀本無毒，但銀屑有毒。醫家用其入藥，“亦是平肝鎮怯之義”。但道士卻借銀長生。李時珍又尖銳地指出：“《抱樸子》言銀化水服，可成地仙者，亦方土謬言也。不足信。”又說：“《太清服煉書》言，銀稟西方辛陰之神；結精為質，性剛戾，服之能傷肝，是也。”

玉為“石之美者”。《抱樸子》又稱玉為玄真，認為“服之令人身飛輕舉。故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不極”，即壽命無限。對此，李時珍指出：“漢武帝取金莖露和玉屑服，雲可長生，即此物也。但玉亦未必能使生者不死，惟使死者不朽爾。養屍招盜，反成暴棄，曷若速朽歸虛（太虛）之為見理哉？”

丹砂又名朱砂。實為紅色硫化汞。由於它在鼎爐中可分解為硫和汞，又可還原為硫化汞（丹砂），故稱還丹。變化神妙，被方士、道士看中，視為神丹。但服之喪生者不可勝數。李時珍指出：“（宋人）葉石林《避暑錄》載：林彥振、謝任伯皆服伏火丹砂，俱病腦疽死。張杲《醫說》載：張愨服食丹砂，病中消數年，發鬢疽而死。皆可為服丹之戒。……蓋人之髒腑稟受萬殊，在智者辨其陰陽脈證，不以先入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此。”

水銀又名汞，丹家稱為姹女。常溫下乃液態金屬。“其狀如水似銀，故名水銀。”《抱樸子》曰：“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遠矣，故能令人長生。”南朝陶弘景亦曰：“水銀還複為丹。酒和日暴，服之長生。”李時珍指出：“水銀乃至陰之精，稟沉著之性。得凡火鍛煉，則飛騰靈變；得人氣熏蒸，則入骨鑽筋，絕陽蝕腦。陰毒之物無似之者。而《大明》（《大明本草》）言其無毒，《本經》（《神農本草經》）言其久服神仙，甄權（唐代名醫）言其還丹元母，《抱樸子》以為長生之藥。六朝以下貪生者服食，致成廢篤而喪厥軀，不知若幹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

李時珍從人體之生理特征和金、銀、丹、汞之物性兩方面，論定服食之荒謬。並以具體事實，證明服食喪生。縱使金玉能令屍體不朽，亦無益有害，徒然誨盜、招盜。不若速朽歸虛。這一思想閃耀著唯物主義無神論光芒。即使在當今之世，仍有移風易俗的教育作用。

【例2】戳穿“瑞草”、“神物”的面目

除金丹大藥外，道士們還宣揚芝、箘桂等神異之物，亦可令人長生不死。李時珍亦一一揭穿這些誑言。

芝，《爾雅》稱為“瑞草”。《抱樸子》言芝有120餘種，神異非常，食之令人長生。張華《博物志》亦雲：“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李時珍以醫藥學家的眼光審視這些說法，一針見血地指出：“芝乃腐朽餘氣所生，正如人生瘤贅，而古今皆以為瑞草，又雲服食可仙，誠為迂謬。近讀（段）成式之言，始知先得我所欲言。其揆一也。又方士以木積濕處，用藥傅之，即生五色芝。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中，王金嘗生以獻世宗。此昔人所未言者，不可不知。”本為“腐朽餘氣”和“瘤贅”，卻被當作“瑞草”，實在“迂謬”之極。而明世宗朱厚熜卻接受如此進獻，表明他亦“誠為迂謬”。李時珍竟敢不加掩飾地嘲笑皇帝，其勇於求真求實科學精神實在是難能可貴！

箘桂，又名小桂。《抱樸子》雲：“服箘桂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李時珍對此批判說：“方士謬言，類多如此。唐氏（慎微）收入《本草》，恐誤後人，故詳記。”李時珍在此不僅斥責葛洪一類的道士、方士，還批評了宋代醫家唐慎微，他把箘桂收入《證類本草》，宣揚方士觀點，“有誤後人”。唐氏此類錯誤不少，如稱久服杏仁“壽至千萬”。李時珍毫不留情地斥為“其說妄誕可鄙”，提醒“讀者毋信其誑也”。這又充分體現了李時珍對後人負責的可貴的科學精神。

伏翼，即蝙蝠，又稱天鼠、仙鼠。《仙經》稱其壽至千百歲。服之令人不死。而一些醫家也信以為真。李時珍指出：“（此）乃方士誑言也。陶氏（弘景）、蘇氏（頌）從而信之，迂矣。按李石《續博物志》雲：唐·陳子真得白蝙蝠大如鴉，服之，一夕大泄而死。又宋·劉亮得白蝙蝠、白蟾蜍合仙丹，服之立死。嗚呼！書此足以破惑矣。其說始載於《抱樸子》書，葛洪誤世之罪，通乎天下。”又說：“蝙蝠性能瀉人，故陳子真等服之皆致死。觀後治瘡方，皆致下利，其毒可知。《本經》謂其無毒，久服喜樂無憂，日華（《日華本草》）雲久服解愁者，皆誤後世之言。適足以增憂益愁而已。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李時珍並不否認蝙蝠有治病作用，只反對服食不死成仙之說，這是科學的態度。他不僅斥責道士之誑，而且批評醫家之迂。連《本經》亦有迂論。

除上述所謂“神物”外，道士還將一些常見之品說成是服食可仙之物。諸如黃連、芫花等。

黃連，陶弘景稱：“道方服食長生。”李時珍批判說：“《本經》、《別錄》並無黃連久服長生之說，惟陶弘景言道方久服長生。《神仙傳》載封君達、黑穴公，並服黃連五十年得仙。竊謂黃連大苦大寒之藥，用之降火燥濕，中病即當止。豈可久服，使肅殺之令常行，而伐其生發沖和之氣乎？《素問》載岐伯言：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觀此則寒苦之藥，不但使人不能長生，久則氣增偏勝，速夭之由矣。當以《素問》之言為法，陶氏道書之說，皆謬談也。”李時珍根據黃連的性味特征，認為久服偏勝、偏絕，非但不能長生，反遭其害。故曰陶氏、道書之說，皆為“謬談”。有理有據，很有說服力。

芫花，唐慎微引《三國志》雲：“魏初平（公元190~193年）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年百餘歲，常如五六十人。”李時珍對此反駁說：“芫花乃下品毒物，豈堪久服？此方外迂怪之言，不足信也。”以芫花有毒，論定不能久服。方士久服之言，違反藥理、生理，故為“迂怪”，“不足信”。

李時珍以科學家的銳利眼光，看穿了上述“瑞草”、“仙藥”的荒謬性和欺騙性，還其本來面目，這在當時和後世，均有積極意義。

【例3】：揭露旁門、禁忌、避邪

道教不僅宣揚服食成仙，還推行一些“禁忌”、“避邪”等鬼神迷信“道術（仙術）”。有的淫道、妖僧，往往憑術售奸，欺騙和坑害人民群眾。李時珍對此也一一予以揭露和批判。

關於道士采陰。有一道派，盛行采陰邪術，甚至竊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李時珍對此醜行揭露說：“今有方士邪術，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謂之先天紅鉛，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謂《參同契》之金華，《悟真篇》之首經，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咽穢滓，以為秘方，往往發出丹疹，殊可歎惡。按蕭了真《金丹詩》雲：‘一等旁門性好淫，強陽複去采他陰。口含天癸（指童女初行經水）稱為藥，似恁洳沮枉用心。’嗚呼！愚人觀此，可自悟矣。”這一愚昧至極、害人害己的旁門邪道，後世逐漸被人唾棄，此與李時珍等醫家的揭露、痛斥不無關系，功不可沒！

關於毒藥莨菪。莨菪為草本藥物，有毒，《本經》言其多食令人通神見鬼，遂為後世奸人所利用。李時珍對此亦有記載和解說：“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二月，陝西遊僧武如香，挾妖術至昌黎縣民張柱家，見其妻美。設飯間，呼其全家同坐，將紅散入飯內食之。少頃舉家昏迷，任其奸汙。複將魘法吹入柱耳中。柱發狂惑，見舉家皆是妖鬼，盡得殺死，凡一十六人，並無血跡。官司執柱囚之。十餘日柱吐痰二碗許，聞其故，乃知所殺者皆其父母兄嫂妻子姊侄也。柱與如香皆論死。世宗皇帝命榜示天下。觀此妖藥，亦是莨菪之流爾。方其痰迷之時，視人皆鬼矣。解之之法，可不知乎？”這一記述，大有警世之功。

關於養白雄雞避邪。白雄雞，尋常家禽。而陶弘景《真誥》卻說：“學道山中，宜養白雞、白犬，可以避邪。”陳藏器也說：“白雄雞養三年，能為鬼神所使。”李時珍反對此說，提出質疑：“今術家祈禳皆用白雞、白犬，其原本於此。是乃異端一說耳，雞亦何神何妖哉？”關於食雉肉成遁屍的禁忌。雉，即野雞，古今均視為美味，魏晉以後被道教塗上神秘色彩。陶弘景說：“雉非屬辰，正是離（火）禽，丙午不可食，明王於火也。”孫思邈雲：“丙午日勿食雞、雉肉，丈夫燒死目盲，女人血死妄見。野雞肉同家雞子食，成遁屍，屍鬼纏身。”李時珍對此無稽之談斥之曰：“有鄙人者，假黃帝為書，謂丙午日不可食，及成遁屍之說，乃不經謬談；而陶氏和之，孫氏取之，誤矣，今正其誤。”李時珍批評尖銳，連陶、孫這樣的醫藥大家，亦不給面子，毫不留情，這種科學性高於一切精神十分可貴！

【例4】批判割肉療疾

在封建社會中，忠、孝為治國之本。無論何等荒唐、悖理的行為，只要符合忠、孝之道，即為合法。曆史上盛行千年不衰的孝感治病、割肉療疾，就是突出一例。作為醫藥學家，李時珍對此堅決予以否定和批判。他在《人肉·發明》中引述說：“張杲《醫說》言，唐·開元（公元713~741年）中，明州人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載人肉療羸瘵。自此閭閻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按陳氏之先，已有割股、割肝者矣。而歸咎陳氏，所以罪其筆之於書，而不立言以破惑也。《本草》可輕言哉？嗚呼！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雖病篤，豈肯欲子孫殘其支（肢）體，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見也。按何孟春《餘冬序錄》雲：江伯兒母病，割脅肉以進，不愈，禱於神，欲殺子以謝神。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事聞太祖皇帝（朱元璋），怒其絕倫滅理，杖而配之。下禮部議曰：‘子之事親，有病則拜托良醫。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至情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事屬後世，乃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各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嗚呼！聖人立教，高於千古，韙哉如此。又陶九成《輟耕錄》載：古今亂兵食人肉，謂之想肉，或謂之兩腳羊。此乃盜賊之無人性者，不足誅也。”

李時珍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這一孝道之義，批判割肉療親這一表面行孝、實質違孝的行為。在當時，也只能如此了。他指摘陳藏器輕率地“筆之於書”而“不立言破惑”，此亦擊中肯綮。本草著作不可輕言，所言應有科學根據，並要考慮社會影響。陳氏一書，為“割肉療親”行為提供了根據，此乃其不可推卸之責任。

李時珍還極力反對將人血入藥。陳藏器書中載有：“羸病人皮肉幹枯，身上麩片起，又狂犬咬，寒熱欲發者，並刺血熱飲之。”對此，李時珍批駁說：“肉幹麩起，燥病也，飲人血以潤之，人之血可勝刺乎？夫潤燥、治狂犬之藥夥（多）矣，奚俟於此耶？始作方者，不仁甚矣，其無後乎？虐兵、殘賊，亦有以酒飲人血者，此乃天戮之民，必有其報，不必責也。”此段駁論，共分三層意思：一是，從生理、病理上予以否定。肉幹麩起屬燥病，即使人血可潤燥，但由於此病需血甚多，而一人之血可刺取者有限，難以滿足治療此病的需求。二是，從治療上加以排除。能夠治療燥病、狂犬病的藥物甚多，不必一定需用人血。三是，從思想道德上進行鞭撻。刺取人血是非仁行為，始作方者，應該斷子絕孫。此同“以酒飲人血者”的“虐兵、賤賊”一樣，“乃天戮之民，必有其報。”這裏所謂“無後”、“必有其報”的說法，乃儒家之言，指天之懲罰。李時珍借以批判飲人血者罪大惡極，不必認真計較其天命思想，只是表明他對這種行為是恨之入骨的。如就當今輸血療法而言，李時珍的這一觀點似不可取。但不應脫離曆史時代、具體條件談論這一問題。李時珍之時尚無適當的取血工具和技術，僅以簡陋的手段刺取人血，對被取血者傷害太大，實為殘忍行為。在當今抽血技術十分高超的情況下，如果有人不管供血者的死活，隨意抽取，也是“不仁甚矣”的行為。所以李時珍此論仍有其一定的教育作用。

總之，李時珍從“仁”的觀點出發，反對把人身上的任何部分、器官、組織入藥。“後世方伎之士，至於骨、肉、膽、血，鹹稱為藥，甚哉不仁也。”這對當今防止偷盜、強買、騙取人體器官的醜惡犯罪現象，也有積極意義。

由上可知，李時珍對前人著作中的道教“道術（仙術）”、方術、鬼神迷信、非仁思想等，是堅決予以否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否定不是簡單地一筆勾銷，完全拋棄，而是經過細致分析的。其所批判的道士、醫家及著作並非一無是處。只要被否定者含有合理的成分，他即予以肯定，加以發揚。《本草綱目》中所載錄的不少藥物、處方乃至理論觀點，就是這樣獲得的。如此批判地繼承前人的思想文化遺產，是真正科學的態度。例如水銀是被道士神化的物質，服食者無不受害，但它有無藥用價值呢？李時珍指出：“水銀但不可服食爾，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他的高明在於“一分為二”地分析水銀，並綜合“毒”、“功”兩方面，沒法避其毒而取其功。他認為只要“用者能得肯綮而執其樞機”，就可將水銀作為“應變之兵”而治病愈疾。還有雄黃、蓬砂（又稱硼砂）、烏骨雞、五加等不少藥物、方劑帶有迷信色彩。李時珍一一予以分析，剝除其唯心主義有神論之外殼，吸收其合理之成分。力圖劃清科學與迷信、真理與謬誤的界限。這一努力，不僅促進了當時及後世醫藥學的健康發展，而且也為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提供了科學根據。既有功於醫藥學，亦有功於哲學，並促進社會風俗的淨化。

同曆史上一切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一樣，由於受當時科學知識水平的限制，李時珍的認識也有其局限性，對前人思想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也有不當之處，這是在所難免的，對此亦不必諱言。例如，在吳剛伐桂、月落桂子這一傳說問題上，李時珍的思想觀點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通過考證此說的來龍去脈，認為“月中無桂”：“竊謂月乃陰魄，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爾。”這一結論是其觀察和推測所得，在當時可謂一大天才發現，表現了堅定的唯物主義立場。另一方面，李時珍對前人空中墜物的記載和傳說則無法加以科學的解釋，以致歸於“妖怪所致”。“妖怪”這一概念介於鬼神與人、獸之間。承認“妖怪”的存在，就意味著鬼神的實有。李時珍以嚴謹的科學態度把鬼神從前門堅決地趕出去，又不得已從後門引進來。這是古代科學和科學家尚不成熟的表現，但如果因此微瑕而苛求於前賢，那就不是科學的態度，那就不是曆史唯物主義者的眼光，那就是無聊的吹毛求疵。因為綜觀李時珍一生的科學成就和思想觀點，上述局限是微不足道的。他不僅是一位功在當時、利在後世的偉大醫藥學家，而且作為一位唯物主義者而給人們以思想啟迪。

李時珍辭世後葬於湖北省蘄春縣蘄州鎮雨湖之畔。自古就有一個很不道德的行當——盜古墓，盜古墓的人叫盜墓賊。盜墓賊自古就被認為是最不道德的人之一。但是李時珍墓經曆了400多年風雨滄桑，屢遭戰亂和浩劫，卻依然保存完好，墓碑字跡清晰可見，這是一個十分罕見的奇跡！！這說明了什麼？這雖然與當地百姓世代相傳悉心致力保護有重要關系，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盜墓賊的靈魂也李時珍的英名感化了……

四、道教的神仙和妖魔鬼怪的來源

道教像其他宗教一樣，臆造了很多神仙，他們的神仙來源主要有五個渠道：

一是，道教創始人（如張道陵）及其繼承人和各教派的創始人及其繼承人通過編造荒誕故事的等方式自封為神通廣大的“大賢良師”、“天師”、“真人”、“仙”之類的“仙號”。有些道教高手的“仙號”是討好皇帝封的。

二是，把春秋戰國時期的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學者奉為神仙。

三是，把民間口碑較好的帝王將相和有“聖人”、“賢人”等榮譽稱號的著名學者奉為神仙。如黃帝、堯、舜、禹、殷湯、周武、齊桓公、漢高祖、劉備、等帝王，周公、關公、嶽飛等將相；孔子、孟子、墨子等“聖人”、“賢人”。

四是，把古人自然崇拜的對象奉為神仙。例如，把天、地、日、月、星辰、雷、電、風、雨、山川、河流等這些自然崇拜的對象奉為土地爺、星君、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山神、河神等。

五是，把古人圖騰崇拜的對象奉為神仙。如龍、鳳、熊、虎等動物和某些樹木花草等植物。

道教的神仙不是一下子就造全了，而是一個不斷增加不斷完善的過程。再就是不同教派所奉的神仙也有所差異。

道教為了顯示神仙的神通，神仙的敵人——妖魔鬼怪。妖魔鬼怪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

一是，來源於曆代的各地的民間流傳的妖魔鬼怪故事。因為各地的魔鬼怪故事不一樣，所以各地的神仙的敵人也就有所不同。

二是，曆代道教各派、各代高手隨意杜撰的。多是常人害怕的能夠對人造成傷害的毒蛇猛獸等動物。因為曆代道教各派、各代高手的喜好有所不同，所以因為曆代道教各派、各代的神仙的敵人也就有所不同。

五、道教概說

1、道教的產生與興衰

⑴、道教是順應人們對老子的逐漸神化而產生

漢朝之前的黃老之學、董仲舒的“宗天神學”、讖緯之學、《太平經》等富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學派為道教的產生提供了教義基礎，但歸根結底道教是順應人們對老子的逐漸神化而產生。

老子是怎樣由人變成神的？

中國的很多古人有一個崇拜先賢的情結，上至傳說中的原始社會後期的部落聯盟領袖“三皇五帝”等，下至曆朝曆代的賢臣良將、著名學者、傑出文人等，死後大多被百姓奉若神明。夏朝的周公可謂是賢臣的代表，孔子、老子可謂是著名學者的代表，屈原可謂是文人的代表，關公、文天祥、嶽飛可謂是良將的代表。

老子受到了一些後人的崇拜，首先是因為他留下了富含哲理的傳世名著《道德經》，他是中國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的最偉大的繼承者和發展者，《道德經》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最光輝的裏程碑。老子和孔子在戰亂的春秋時代都不過是被各國君王和政治家冷落的普通學者。孔子遊說列國，四處碰壁，只好回到老家當職業教書先生。老子隱居深山，各國君王和政治家更無心思搭理他，所以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更不知死於何時，葬於何地。戰國時期，老子還是被思想家當作一個學者褒貶。莊子以放任的態度解說老子的思想，韓非則以權勢的法家觀點闡釋、批評《道德經》，作有《解老》、《喻老》篇。戰國時代，後來由老子的某些思想結合刑名法治觀點而形成黃老之學。秦王朝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實行嚴刑峻法，僅憑暴力鎮壓以加強其統治，又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夢想由一世至萬世，但卻轉瞬之間即為農民大起義的怒濤所淹沒。西漢初，經過多年的戰亂，百姓已經十分厭惡戰爭，需要休養生息，於是老子的思想有了生長的社會環境。對道家思想頗有研究的張良等大臣把老子思想用於治國，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以安定社會秩序，於是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複和發展，百姓安居樂業，國力逐漸增強，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景象。於是黃老之學盛行，陳平、蓋公、曹參、吳公、王生、黃子、張釋之、司馬談（司馬遷的父親）等人皆治黃老術，於是道家思想成為漢朝初期的主流思想，於是老子開始受到很多世人的敬仰。西漢時代還出現了專門解說老子思想的著作，見錄於《漢書·藝文志》就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和劉向的《說老子》等。再就是老子後來沾了孔子的光。到了漢武帝時，國家已經很富強，匈奴屢屢犯境，漢武帝很惱火，決定有所為，決定征討匈奴，所以決定把經過董仲舒“演繹”的儒術作為社會的主流思想，於是獨尊儒術，於是孔子搖身一變成為了聖人。因為《禮記》、《呂氏春秋》、《莊子》等典籍中都記載過孔子曾經多次向老子請教過“禮”，所以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把這事寫在了《史記》中。但是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對老子的記述用了一些不確定的含糊其辭的言語，例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這說明在司馬遷之前關於老子的傳聞或者記載是眾說紛紜，司馬遷拿不定主意，所以用了這些不確定言語。然而司馬遷卻詳細記述了老子教訓孔子、孔子贊賞老子的一番話：“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也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能飛，魚吾知能遊，獸吾知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我雖然不明白司馬遷是通過什麼渠道知道這番話的，但是這番話卻表達了司馬遷對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反感。孔子被漢武帝尊為聖人，那曾向孔子多次賜教的老子自然就有比聖人還高明之處，於是老子也就隨孔子而身價倍增。孔子對老子“龍”的評價，為崇拜龍的後人特別是後世的道教和封建統治者神化老子提供了重要“依據”。

漢武帝的確創造了很多眾所周知的千秋偉業，但是由於連年對匈奴和西域用兵，加之舉行封禪，祀神求仙，揮霍無度，因而將他之前的6位皇帝積儲的財富揮霍一空，所以不得不加重苛捐雜稅，於是很多農民又處於饑寒交迫的狀態。武帝晚年，農民起義已經此起彼伏，至天漢二年（前99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均爆發了不同規模的農民起義。所以百姓和一些有識之士又懷念漢初的“無為而治”，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很多人對老子的崇拜。正因如此，在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約前145~前90年）的眼裏老子還不過是一個身份不確定的下落不明的長壽的普通學者，但是僅幾十年以後，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劉向（約前77~前6）卻把老子收入神仙傳記，說：“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東漢初，哲學家、經學家桓譚（前？~公元56）在《新論·祛蔽》中又誇張之說：“老子用恬談養性，致壽數百歲。”漢明帝、章帝之際，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聖母碑》，又說：“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遊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別，窺清濁之未分。”這就等於已經把老子神化為先天地而生的神靈之“道”。與此幾乎同時，讖緯書中有《老子讖》，表明已將老子視為宗教預言家。老子在《太平經》中已經具有神仙的神通了：“老子者，得道之大聖，幽顯所共師者也。應感則變化隨方，功成則隱淪常住。住無所住，常無不在。不在之在，在乎無極。無極之極，極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極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應十方。敷有無之妙，應接無窮，……周流六虛，教化三界，出世間法，在世間法，有為無為，莫不畢究。”就曆史的連續性而言，歸根結底道教是順應人們對老子的逐漸神化而產生。

⑵、道教的初級階段

初級階段以五鬥米道和太平道的產生為重要標志。

五鬥米道是第一個早期的道教。五鬥米道又稱、正一道、天師道、正一盟威之道，創始人是東漢順帝年間（126~144）的張道陵，凡入道者須出五鬥米，故得此名，又時人稱其為“米巫”、“米賊”、“米道”等。《三國志·張魯傳》和《後漢書·劉焉傳》中說：順帝時，張陵在四川鶴(鵠)鳴山中學道，“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鬥米”。

張道陵，本名張陵，生卒年不詳。《漢天師世家》說他生於東漢建武十年（34），卒於永壽二年（156）。但《太平禦覽》卷六百七十二引《上元寶經》稱：“太清正一真人張道陵，沛國人。本大儒，漢延光四年（125）始學道。”與《漢天師世家》所載相差八十四年。根據《蜀記》，張陵大約卒於東漢熹平（172~178）末。

據道書記載，張道陵，東漢沛國豐邑(今江蘇豐縣)人，為漢留侯張良的八世孫，七歲讀老子道德二篇，即了其義。為太學書生，通曉天文、地理、諸子、五經、從學者千餘人。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以直言極諫科中，拜巴郡江州令(今重慶)，時年二十六歲。因素志於黃老之道，見世風日下，不久遂棄官隱於北邙山（今河南洛陽北）。漢章帝、和帝詔征皆不就。公元142年，張道陵創立了五鬥米道，尊老子為教祖，奉老子的《道德經》為最高經典，主要經典還有《太平洞極經》、《太清經》、《太玄經》、《正一經》、《五鬥經》等。

張道陵自撰《老子想爾注》，直接把老子說成是道的化身，稱“一者，道也”，“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其後在《混元皇帝聖紀》又稱：“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也。”於是老子與道便被神化為眾生信奉的神靈。道是天地萬物之源，因而作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陰陽之主宰，萬神之帝君”。這說明哲學家老子和哲學範疇“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為天上的神靈。因此，信道也就變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

張道陵在《老子想爾注》中主張信徒努力修道，“各安其位”，以達到“治國令太平”的理想；要求教徒遵守“忠孝城信、行善積德”的道誡，“奉道誡，積善成功，積精成神，神成仙壽”。

五鬥米道以長生成仙為其最高目標。其道術主要是通過章表，符咒招神驅鬼（例如用三官手書來治病），以及行氣、導引、房中術等。主要活動在成都周圍。五鬥米道組織相當嚴密，張道陵自稱天師，為最高領袖，以“治”為單位，各治立治官，祭酒統領信道教眾。它的宗教活動與太平道類似，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新入道的信徒名“鬼卒”，成為骨幹後，由他統領一眾新教徒，則升為“祭酒”，祭酒還負責在要道路口設立“義舍”，為過往行人准備食物。

張道陵為了神化自己，編造了很多荒誕故事。例如：①、一日，在北嶽嵩山遇繡衣使者告訴他說：“中峰石室內，藏有《三皇秘典》、《黃帝九鼎丹書》，得而修之，可以升天！”於是張道陵齋戒而入石室，果然得到丹經道書，遂赴雲錦山（即龍虎山），精思修煉，而得分形散影之術。②、一日夜半似醒似夢之間，忽見那太上老君下降，對張道陵說：“近來蜀中有六大魔王，狂暴生民，你前往治之則功德無量，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符錄”，三五斬邪雌雄劍、陽平治都功印、平頂冠、八封衣、方裙、朱履等。以千日為期，約會於閬苑。張道陵拜領老君所授，日昧秘文，吹噓能集三萬六千神靈，以供驅使。他隨即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元始天尊，右供三十六部尊經，立十絕靈幡，鳴鐘叩磬，布龍虎神兵，施起法力。魔王魔鬼同聲哀求，盡被折服，表示再不敢虐民。張道陵乃收八部鬼神，殲六大魔王，群妖乃滅表絕跡。他則遂與弟子王長、趙升往川中雲臺山蔔居其地繼續修煉。③、既伏妖魔，老君乃命使者下降來告道：“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之位，但滅鬼過多，未免殺氣穢空，非大道好生之旨。子須再修三千六日，吾待子於上清八景宮中。”於是道陵乃偕弟子王長、趙升複往鶴鳴山，精修二十餘年。④、永壽元年正月，太上與眾真複降，對張道陵說：“北鬥延生真經”及“三八謝罪法殲”。永壽二年春，會三界萬神於青城山黃帝壇下，盟五嶽四瀆，立二十四治，福庭鬼獄。定三十會真壇與六十通真靖，七十二福地，命人處明陽、鬼處幽陰，各治設祭酒與男官、婦官，以贊玄化。其時，道教始有正規教團組織。張道陵率弟子複遊各地，斬妖巷孽、奪鹽池，建功立德，造福蜀民。據稱，功成後蒙太上老君冊封為正一天師。

《神仙傳·張道陵》還記載了張道陵向其徒眾傳授房中術作為修煉之法，還用房中術為平民治病。也就是說，與病人性交就可以治好病了。至於張道陵是怎樣以房中術為人治病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記載的史書。但從反面卻可以找到一些資料。例如，北周時有個叫甄鸞的人，曾官司隸校尉、漢中郡守，他精於算經，又有功於考證之學，可算是我國古代的一個數學家、學問家。他本來是個道教徒，後來叛道而皈依佛門，對道教反戈一擊，寫了《笑道論》，對道教大肆揭發、批判。他說：“臣就觀學，是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棄之數行道。”這裏的所謂“合氣”，是當時流行的術語，即指男女性交。天師道不僅向教徒傳授房中術作為修煉之法，還要舉行充滿神秘氣氛的儀式，稱為“中氣真術”，又稱“合氣”，其目的則為“釋罪”。這種儀式在朔、望之夜舉行，在這以前男女要戒齋三日。儀式上先舞蹈，然後男女們成對地實施“合氣”，即《笑道論》所說“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很顯然，若用現代語言簡要描述張道陵和他的教徒修煉房中術的方式，那可以用兩個字概括——群交。據說群交是現代日本色情組織的一個特色。簡直就是一群心理變態的流氓！

張道陵死後，傳其子張衡，衡死後，傳子張魯。道教稱張氏祖孫三代為“三張”。

太平道（太平教）是第二個早期道教，創始人是東漢末年的河北矩鹿人張角（公元？~184年）。張角早年信奉黃老學說，對在漢代十分流行的讖緯之學也深有研究，對醫術、巫術也很熟悉。太平道創建時，張角宣揚獲得了神人於曲陽泉水上降授給於吉的神書一百七十卷，號《太平青領書》（即《太平經》）。張角創造太平教的根本是為了政治目的，那就是想借助推翻腐朽沒落的東漢王朝。

東漢靈帝熹平、光和年間，水旱頻仍，疾疫流行，朝廷腐敗，豪強橫行，農民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張角順應時勢，准備太平教起義。太平教以推翻腐朽沒落的東漢王朝、建立太平社會為己任。其主要特征是以《太平經》為主要經典，以“中黃太一”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太平道的綱領、目標、教義、稱號、教區組織、口號、宗教儀式、活動內容、傳教方式等，皆據《太平經》而來。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利用《太平經》傳播太平道，以傳道和治病為名，在農民中宣揚教義，進行秘密活動，教練弟子。張角有兩個弟弟，一名張寶，一名張梁。張角手下另有八名弟子，在組建太平教的過程中，這些人發揮了重大作用。張角分遣弟子8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經過十餘年的活動，徒眾增至數十萬，遍布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為了武裝起義的需要，太平道依軍事組織形式，設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以統其眾。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張角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就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口號，利用太平道這一宗教組織發動農民起義。張角自詡代表“黃天”，自稱“天公將軍”，封其弟張梁為“地公將軍”，張寶為人公將軍。起義者皆頭戴黃巾以為標志，故曆史學家又稱“黃巾起義”。起義軍在各地焚燒官府，攻占州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東漢朝廷立即派遣重兵圍剿，經10個月激戰，張角病死，張梁、張寶陣亡，起義歸於失敗。其餘眾在各地繼續活動，直至漢獻帝建安初年（公元196年），被曹操降服。

太平教遭到朝廷鎮壓後，轉入民間傳播，逐漸衰弱，絕大部分融合入後來的五鬥米道。少部分繼續在民間流傳。據說，至今河北許多地方仍有一些人在傳播事太平道，尤其在每年的正月和二月，在河北邢臺邯鄲衡水一帶的許多農村裏，還會舉行三天的醮會祭神活動，場面大一點的近半會請在家的太平道修行者頌經祈禱！如有人去世，也會請太平道修行者超度頌經“渡橋”。

張角利用太平道發動黃巾起義後，張魯和另一五鬥米道首領張修在巴郡率領道徒響應。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劉焉為益州牧，張魯母由於傳道，常往來焉家。初平二年（191年），劉焉以張魯為督義司馬，張修為別部司馬，使二人率部往攻漢中，張魯得漢中後，斷絕通往關中的穀道，殺漢使者，並襲殺張修，並其部伍。興平元年（194年），劉焉死，張魯脫離劉璋，自樹一幟，並進而奪取巴郡。在漢中創建了一個持續近三十年的政教合一的政權。“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統治了將近三十年。他自號師君，道徒們稱之為系師。“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

早期的道教還有帛愛道、李家道等。包括天師道在內的早期的道教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創始人皆有政治企圖，標志是伺機發動農民起義。靠鎮壓黃巾起義起家的曹操，已經看清了這一點，他汲取東漢王朝的教訓，所以對張魯為首的天師道采取了鎮壓與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結合的政策，把一些道徒、方士“集之於魏國”，以防止他們“挾奸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在張魯投降之後，一方面對張魯及其五子和他的臣僚都拜官封侯，利用他們的影響來籠絡群眾；另一方面又采用調虎離山之計，把張魯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漢中人民大量北遷，瓦解了天師道的根據地。在張魯及其臣民北遷之後，天師道內部也開始分化。張魯遷到鄴城後的第二年去世，天師道便失去了統一的領導。於是，北遷後的諸祭酒主者便“人人稱教，各作一治，不複按舊道法”辦事，各目立治傳教。這樣，一方面使天師道的勢力擴展到北方，在中原地區廣泛傳播開來；另一方面又同時陷入了組織渙散、規戒松弛、思想紊亂的狀態，有些教徒開始腐化墮落，從此便逐漸產生分化現象。張魯政權覆滅後，陳瑞領導的天師道又企圖在蜀中起義而未果；李特、李雄領導的流民起義，卻在蜀中天師道首領範長生的幫助下，占領成都，建立起成漢政權，立國四十餘年。西晉後，天師道進一步分化，一部分傳播於官僚中，另一部分仍秘密活動於農民中。東晉時天師道領袖孫恩、盧循領導了長達十餘年的農民起義。李家道李脫弟子李弘在安徽霍山的起義。當天師道傳入江南後，在晉末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孫恩、盧循起義，加速了東晉的滅亡。所有這些起義，都是史書具載的重大事件，也是早期道教史上重要的一頁。但是，漢末以後出現的小道派和起義事件，遠不止此。葛洪《抱樸子·道意篇》載：“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又稱：“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可見早期出現的許多道派皆具有較強的叛逆性，使道教和封建統治階級的關系經常處於對立狀態之中，而不能取得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再說，早期道教所奉行的群交式的“合氣之術”雖然充滿神秘、玄虛的色彩，但是為封建道德准則所不容。因而以道教組織發動的所有農民起義，皆以失敗而告終。

到東晉葛洪時代，老子的神仙風采已經栩栩如生了：“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床，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鋋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經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抱樸子內篇·雜應》）

⑶、南北朝的道教改革

南北朝時（420~479），天師道分為北天師和南天師。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是南北朝的天師道改革。

北天師道是由北魏寇謙之改革舊天師道而形成的新天師道，改革後的北天師道的做法主要有：①、取消蜀土宅治之號，不再沿用五鬥米道以師為治的管理體制；②、二是廢除天師祭酒道官私置治職和世襲舊制，改革三張祖孫世襲天師之位的傳統。③、革除三張時期租米錢稅制度，道民只需交紙三十張，筆一管，墨一錠，以供修表救度之用；④、除去男女“合氣”之術（即男女雙修房中術）。⑤、宣示“新科之戒”，提倡禮法，按儒家倫理道德規範，增訂道教戒律和齋儀。⑥、吸收佛教“輪回生死”之教義，宣講善惡報應之說。⑦、將服餌修煉之術與符水禁咒之術如方技、符水、醫藥、蔔筮、讖緯之書合而為一。⑧、道徒誦習道經，改“直誦”為“樂誦”，即誦經用音樂伴奏。

寇謙之也制造了一個謊言，他詭稱太上老君親臨嵩嶽，授以天師之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戒》二十卷，傳其服氣導引之法；令其宣此“新科”，清整道教。

南天師道是由陸修靜改革江南舊天師道而形成的新天師道，改革後的北天師道的做法主要有：①、吸收儒家傳統的忠孝禮義等倫理道德並作為道徒必需遵守的教規，強調忠孝為先，這樣，既保證了道士嚴格遵守教戒，一心修善立功，又更加完善了宗教儀範。②、吸收佛教“三業清靜”思想，即要求去貪、忿、癡，身除殺、盜、淫等，以制定齋儀，並特別強調“齋直為求道之本”。③、注重廣收道經，著書立說。

南、北天師道的改革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吸收儒家禮法、道德規範；二是，吸收部分佛教教義。正因如此，南、北天師道都分別符合了南、北封建統治者的口味，分別得到了南、北最高封建統治者皇帝的認可，從而使道教走上了與皇權結合的道路。也就是說，經過寇、陸改造後的五鬥米道（天師道），雖在宗教內容上得到了充實，但在性質上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由過去具有叛逆性的民間宗教變成為適合封建制度需要的宗教，從此道教各派完全被納入封建制度的軌道，成了封建皇權的附體。

在此強調說明一點，因為寇謙之和陸修靜都反對“男女雙修”的房中術，所以南、北天師道的改革以後，只有少數的教派繼續堅持“男女雙修”，因為“男女雙修”為封建道德所不容，所以不敢公開化，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是秘傳。

雖然早期道教高手都自稱是神仙，但是曹操、劉備這些謀圖霸業的各路諸侯卻根本不把各路神仙放在眼裏，所以他們屠殺各路神仙的時候毫不手軟，以斬盡殺絕而後快。孔子在《易經》中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中國的所有帝王才是真正的無神論者，他們僅僅是借助封建迷信思想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而已。事實上包括道教在內的古今中外的所有宗教領袖也是真正的無神論者，他們不過是把宗教當作是一種體面的政治工具，他們也僅僅是借助封建迷信思想蠱惑教徒，與封建皇權和其他宗教組織爭奪對民眾的控制權。早期道教與封建皇權對抗的實踐也使道教高手深刻認識到，“神仙”與“龍”對抗不是對手，只能與“龍”進行靈活的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再說，佛教的不斷發展，也給道教產生了嚴重威脅，所以各教派都自覺接受了改革。

從此以後的絕大多數的道教高手都是與封建皇權狼狽為奸，維持和爭奪皇權的人把道教當作是蒙騙民眾的工具，絕大多數的道教高手把維持和爭奪皇權的人當作政治靠山，所以從此以後的絕大多數的道教高手與維持和爭奪皇權的人成了相互利用的關系，所以從此以後的絕大多數的道教高手與維持和爭奪皇權的人導演了一幕幕無恥的騙局。絕大多數的道教高手都是靈活的變色龍，他們首先與維持江山的皇權狼狽為奸，當他們發現維持江山的皇權已經變成朽木的時候，就會暗中與爭奪皇權的人勾結，如此這般，變來變去，周而複始。中國的道教還有一個突出的優勢，那就是會煉長生不老的仙丹，所以很多想長生不老的封建統治者利用道教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想從道教高手那裏搞到能長生不老的仙丹。

⑷、道教的興衰

隋代雖以崇佛為主，但對道教也甚為重視，實行道佛並容政策。隋文帝楊堅在奪取政權時，即利用道士為其大造輿論，即位後又對其加以重用。《隋書·來和傳》稱：“道士張賓、焦子順、雁門人童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司。”《隋書·律曆志》又稱：“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於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雲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征，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為華州刺史”。可見張賓等人正是因為向楊堅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順也是如此。《唐會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載：“隋開皇八年（588），為焦子順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開府柱國，辭不受。常咨謀軍國，帝恐往來疲困，每遣近宮置觀，以五通為名，旌其神異也，號焦天師。”可見焦子順也是因曾向楊堅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軍國大事常要和他商議。為避免其往來疲困，又特在皇宮附近建立五通觀供其居住，並尊之為天師，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

煬帝楊廣與其父一樣，既篤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稱“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當其還在作晉王時，即對道士徐則甚為欽崇，請受道法，並想依靠徐則幫他奪取帝位。他為使道士潘誕為他合煉金丹，便“為之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

道教在唐朝迎來了鼎盛時期，這歸功於一些見風使舵的道教高手與李氏父子聯合導演的一幕雙贏的喜劇。由於隋統治者道佛並重，獨輕儒生，隋末參加農民起義的儒生較多，道士較少。盡管如此，但在波瀾壯闊的隋末農民大起義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將覆滅，便拋棄舊的統治者，或者暫時躲進山林，坐以待變；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東都道士桓法嗣認為王世充“當代隋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則寄希望於李密，向李密獻進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進十策以幹密”，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密敗，魏徵乃隨密歸唐，成為唐太宗時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較多的人認為李淵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紛紛投其麾下，為建立李家王朝效勞。其中尤以樓觀道士歧暉和茅山宗領袖王遠知為甚。歧暉在大業七年即稱“天道將改，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大業十三年，當李淵起兵反隋至蒲津關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曰：“此真君來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發道士八十餘人向關接應，盡以觀中糧資唐軍。李淵稱帝後，認為歧暉資助興唐有功，遂於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樓觀鼎新修營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廟，凡觀內屋宇務令寬博，稱其瞻仰，並以隋尚書蘇威莊田二百頃賜觀，仍於觀側立監，置官檢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觀事。王遠知本和隋煬帝楊廣交往甚密，楊廣曾“親執弟子禮”，但在煬帝晚年，他眼見天下兵起之勢，便又自稱“奉老君之旨”，向李淵“預告受命之符”。故李淵登位後即拜授他為朝散大夫，並賜金縷冠、紫絲霞帔。王遠知不僅向李淵密告符命，同時還恭維李世民是“聖人”，預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與其長兄李建成爭奪皇位的鬥爭中，佛教徒以法琳為首擁護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遠知為首擁護李世民，結果李世民取得勝利，故即位後十分器重王遠知。唐代統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就是唐初門閥士族的傳統勢力還很強大，若非系出名門，就得不到社會的重視。李唐統治者為了提高其門第，神化其統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關系，即尊老子敘為始祖，宣稱自己為“神仙苗裔”。這樣，既可借神權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稱李氏取代隋朝為“奉天承運”。因此，當歧暉、王遠知等道士宣稱奉老君之旨，向他們密告符命之時，便大肆渲染與贊賞。以後這類神話更是有增無已。據《舊唐書·高祖紀》《混元聖紀》《曆代崇道記》等書記載：大業十三年（617），李淵與隋牙郎將宋老生交戰於霍邑，“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在即將退兵時，忽有“霍山神稱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當來，必得天下”。於是李淵遂在太上老君的幫助下，“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遂平霍邑”。與此同時，據稱老君又“降於終南山，語山人李淳風曰：‘唐公當受天命’。淳風由是歸唐”。《唐會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載稱：“武德三年（620）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浮山縣）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形甚偉，曰：‘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賊平後，子孫享國千歲。’”李淵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廟，祠祀其祖老子。宣稱自己和老君乃一脈相承。武德八年，李淵正式頒布《先老後釋詔》：“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孔次、末後釋。”也就是說，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宗李世民曾下詔：“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鼎祚克昌，既憑上帝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自玄化。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學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李世民把《道德經》列為上經，位在孔學之前，令士人習《老子》，列入“明經科”進入科舉考試。於是朝廷內外，形成了一種尊奉道教的風氣，於是一些道教高手放開手腳天馬行空臆造老子的神奇身世：“老子……其母感大星而有……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次為我姓。”（《藝文類聚》）意思是說，老子脫胎於玄女體內，懷孕81年之久，從左肋而生，生下來就滿頭白發，號稱老子，正巧生在李樹下，指樹為姓，因此姓李……唐高宗時，這為沒有主見的懦弱皇帝，發放“無形資產”倒是很大方，授予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榮譽稱號，享受帝王級政治待遇。老子第一次超過學生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地位。李隆基登基後，為了玩“玄”，給自己命名“玄宗”，並玩了七件玄事：第一，進一步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熱。首先，他本人多次親到玄元皇帝廟謁拜，並不斷提高老子封號。天寶二年（743）追尊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天寶八載又尊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寶十三載再次尊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其次，一再令天下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廟，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據《唐鑒》卷九記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稱夢見玄元皇帝，並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裏，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玄宗遂遣使求得於周至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令圖寫玄元真容，分送諸州開元觀安置，並詔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第三，規定天下諸州均須遵守道教節日制度。開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規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諸州皆須設祭祀。第四，設置崇玄館，規定道舉制度，以“四子（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真經”開科取士，並設置玄學博士。第五，投巨資組織道教高手編寫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的、完整的道藏《開元道藏》。第六，與道教高手聯合謀劃了泰山封禪。為了滿足玄宗的需要，道教造出了一個泰山神“東嶽大帝”，玄宗在泰山上裝神弄鬼一番，封“天齊王”，還留下了“唐摩崖”。第七，先讓兒媳婦楊玉環出家到太真宮當女道士，然後再讓她還俗變成他的親愛的貴妃。但遺憾的是，老子的“天皇大帝”等頭銜卻沒有鎮住安祿山、史思明，結果玩玄的玄宗不得不狼狽逃竄至馬嵬坡，又不得不以犧牲心愛的胖美人的性命才換來將士的保護，才保住了自己的一條老命，唐朝盛世從此一去不複返……後來的皇帝又與後來的一些道教高手聯合導演了很多鬧劇，但是大唐還是以滅亡而告終。皇室自稱是老子的後裔，一些好拍馬屁的達官貴人自然熱就熱心道教了。一些道教的煉丹高手為了回報皇帝和一些好拍馬屁的達官貴人，爭先恐後地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能長生不老的仙丹獻給皇帝和一些好拍馬屁的達官貴人，於是一些皇帝和一些好拍馬屁的達官貴人被劇毒的汞、鉛化合物活活毒死……假如唐朝皇室果真是老子的後裔，那麼那些把老子尊為神仙的用“仙丹”活活毒死皇帝的道教高手算是些什麼玩藝呢？是把皇帝和達官貴人當作科研用品？

五代十國的封建統治者在兵荒馬亂之中雖然自顧不暇，但不少人對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們尊寵道徒，興修宮觀，收集散失的道書，命道士宣講道經等，這對道教的繼續維系和發展，不能不產生一定的影響。

經過五代十國的動亂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後，又歸於統一。北宋的封建統治者繼承唐代儒道佛兼容和對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太祖趙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與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奪取後周政權時，也是效仿李淵的伎倆，曾利用道教高手臆造的“符命”為其制造輿論。特別是華山道士陳摶，曾以“符命”為趙匡胤四處宣傳。稱帝以後，盡管尚在戎馬倥傯之際，即對發展道教給予極大的關注。他親自召見道士蘇澄（一作蘇澄隱）、王昭素等人，並登門請教“治世養生之術”，賜贈封號財物。他還集京師道士對其學業進行考核，並斥退品學不良者，以提高道教的素質；又對張陵以後道教的“寄褐”等陋習作了整頓，這些對道教本身的發展都大有好處。太宗趙光義召見道徒的活動更為頻繁，並熱衷“仙丹”。在他統治時期，陳摶、丁少微、王懷隱、陳利用、郭恕先、張契真、趙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寵。真宗時，“澶淵之盟”雖然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換取了暫時的和平，但是增加了百姓的負擔，百姓怨聲載道。真宗為了挽回面子，欲仿效唐代宗祖老子的作法，但因自己姓趙，不便奉老子為聖祖，於是與道教高手及奸臣王欽若之流謀劃，以屢降“天書”的方式造出了一個道教神仙“趙玄朗”。據《續資治通鑒》卷二十七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於崇政殿之西序，告訴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人說：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他忽見神人星冠絳袍來告之曰：“來月三日，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此後，他接到皇城司的報告：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於鴟吻之上。他遣中使往視，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之天書。王旦等聽後，皆再拜稱萬歲；並同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取書，由王旦跪奉進。真宗再拜受書，置輿上，複與王旦等步導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恒，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群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大赦改元，百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為左承天祥符門。奸臣王欽若因狀貌短小，頸有疣，時人稱為癭相。此人為人奸邪險偽，善迎合帝意。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交結，時人謂之五鬼。大中祥符六年（1008）六月初，王欽若上奏道：“唯封禪可鎮服四海。”按曆代慣例，必須“四海統一，天下太平”，帝王才有資格封禪泰山，即司馬遷所說的“睹符瑞見”。於是，趙昏君與他的幾個奸臣王旦、王欽若、陳堯叟等人經過一番密謀之後，演出了一幕“流芳千古”的裝神弄鬼的鬧劇！趙昏君派王欽若秘密前往泰山，不幾天，王欽若就派人稟報朝廷說：泰山已見祥瑞，乾雲觀內發現了醴泉，錫山出現了蒼龍，泰山上生出靈芝，長出了三脊草（封禪祭祀用的所謂的神草）。這個醴泉是如何出現的？傳說癰相王欽若奉命到泰山後，有一天，幾個小道士在乾雲觀北挖土，挖出幾枚銅錢，互相追逐搶奪，一枚銅錢滾到一個幹枯的石泉內，小道士便競相挖石取錢，由於震動了積石，湧出了清清泉水，王欽若聽說此事後，立即有了靈感，他和乾雲觀的老道士密謀一番後便創造出了醴泉。原來，王欽若讓老道士偷偷向石泉內扔進一些古幣、水果，還有幾條魚。又指使老道士散布天降醴泉的奇聞，奇聞迅速傳出，觀者甚多。王欽若裝模作樣地請地方官員前往觀看“奇觀”，王欽若又借機讓人品嘗泉中水果。煞有介事地說：“此必是盛世祥瑞的吉兆，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聖上要來泰山封禪，泰山之神靈應所致”，於是王欽若立即上奏趙昏君。趙昏君心領神會，立即下聖旨建造了“靈液亭”。與此同時，王欽若又故伎重演偽造“天書”降於泰山。王欽若讓乾雲觀的老道士偽造了黃素書（即所謂的“天書”）偷偷掛在乾雲觀北面樹林的一棵大樹上。王欽若立即派人將“天書”送往朝中。真宗備法駕詣殿拜受之後，仍授陳堯叟啟封宣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鹹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曆遐歲。”趙昏君立即編造了一個“夜夢神人秘語泰山將降天書”的謊言，胡說什麼“雖蒙神人降告，卻不敢泄露，唯諭王欽若秘去泰山敬侯，囑其發現祥異，火速稟報，今果得天書，正與夢境符合”雲雲。王旦等奸臣立即奏請趙昏君封禪泰山，於是大中祥符元年七月趙昏君率領文武百官，不遠千山萬水，車載“天書”，浩浩蕩蕩東行封禪，走了三個多月，來到泰山。如果你登過泰山，你就會發現許多裝神弄鬼的昏君留下的千古笑柄。在石經峪的一條飛瀑下，在一片一畝多大的整塊石坪上，刻上了一部《金剛經》，經曆了千百年風風雨雨，仍然完好無損，這就給泰山籠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先秦之前的帝王封禪泰山，僅僅是傳說，沒有可靠的文字記載和實物證據。自從中國的第一位封建皇帝秦始皇勞民傷財、堂而皇之地封禪泰山以來，兩千多年間，竟然有70多位封建皇帝仿效！封建皇帝封禪五嶽獨尊的泰山，不過是祈求蒼天保佑他們的江山萬古長青，不過是借助封禪泰山裝神弄鬼欺騙人民而已。當年，老秦佇立在泰山極頂的探海石上，昂首天宇，信誓旦旦，向蒼天發誓要把他創立的帝業傳至千秋萬代，可是蒼天並沒有保佑他，轉瞬間，那萬世基業便斷送在酒色暴君“二世”手裏。自命不凡的漢武帝老劉也來到了泰山，他站在泰山腳下，仰望矗立雲端的岱嶽大觀，激動地感慨：“高矣、極矣、大矣、特矣、壯矣、赫矣、駭矣、惑矣。”舉行完隆重的封禪慶典之後，他仰首挺胸想抒發一下心中那澎湃的激情，但是撚斷了若幹根胡子，也沒有從他那武夫的肚子裏搜出一點什麼文采，只好只在玉皇上豎立起一塊一丈多高的灰不溜秋的大方石，片言只語未留，還美其名曰什麼“無字碑”！那位“扒灰”高手、和兒媳婦鬼混連“早朝”都忘了的風流昏君李隆基，卻棋高一招，他借助那些無聊的禦用文人之手，寫下了洋洋996字的《泰山銘》，刻滿了四丈多高的一面絕壁，真可謂琳琅滿目，蔚為大觀，以至於連那刻碑文的無名山峰，也因寵得榮，成了“大觀峰”。似乎只要有了那塊鎦金的大摩崖碑，昏君的小百臉就變成了金臉。從此以後，天下人就稱他為“明皇”，可是就是這個裝神弄鬼的酒色之徒葬送了開元盛世，唐朝國運從此衰落……真宗舉行完盛況空前的隆重的封禪慶典儀式後，立即掏出禦用文人早已寫好的底稿，裝模作樣地揮毫潑墨，寫下了臭名昭著的《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命人刻於大觀峰東壁上，與唐摩崖並列，這就是遺笑千古的“宋摩崖”。那個“扒灰”高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趙昏君則封封泰山神為“仁聖天齊王”。為了密切配合真宗的封禪壯舉，泰山老道士還為泰山神造出了一個女兒，名曰“碧霞元君”，酷愛美女的真宗對這個新女神很感興趣，於是封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還決定在泰山極頂為泰山神的女兒建了“碧霞元君祠”。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趙恒又告訴輔臣：他夢見原先降臨的那位神人傳玉皇之命雲：“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複夢神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睹靈仙儀衛天尊至。天尊就坐後，命真宗前，語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言罷，即離坐乘雲而去。真宗講完之後，立即召王旦等至延恩殿，指示他們參觀天尊降臨之所，並以此布告天下。閏十月，真宗遂上聖祖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聖母號曰：“元天大聖後”，並下詔：“聖祖名：上曰‘元’（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於是一個道教神仙、趙氏始祖便這樣有名有姓地產生了。為了避趙玄朗之諱，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又將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稱號改封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九月，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禦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就此將道教與趙宋王室緊密地連在一起。第二年，奸臣們又為紀念趙昏君封禪刻了“三壇頌碑”，即王旦撰文的《封祀壇頌》、陳堯叟撰文的《封禪朝覲壇頌》、王欽若撰文的《禪社首壇頌》。趙昏君為了表彰乾雲觀的老道士偽造“天書”的功勞，撥巨資改建了乾雲觀，並將乾雲觀更名為“天書觀”，作為保存“泰山天書”的地方。為了達到欺騙天下人的根本目的，趙昏君降旨把泰山降“天書”之日（6月6日）定為“天貺節”。為了答謝上天賜“天書”的厚恩，趙昏君又撥巨資在岱廟內建了一座大殿，取上天賜予之意，命名為“天貺殿”，又命翰林學士楊億撰寫了《大宋天貺殿碑》。大中祥符六年（1013），趙昏君又晉封泰山神為“天齊仁聖帝”……但曆來的編造謊言的人都怕遭到後人的唾罵，據說，王旦臨死的時候懺悔道：我參與偽造天書之事，我對不起上蒼！趙昏君臨死的時候也沒有忘記留下遺囑，讓他的兒子（宋仁宗）把“天書”殉葬於陵墓，他想以此了結這一幕偽造的曆史鬧劇。史學家對此嘲弄曰：“嗚呼賢哉！”，《宋史》中雲：“及山澶淵之盟，封禪事作，祥瑞遝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籲，可怪也！”有關趙昏君封禪泰山的石刻，雖然只不過是趙昏君和他的奸臣們及那些老道士裝神弄鬼的罪證，但也給泰山留下了“名勝古跡”，為曆史學家研究宋代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這也算是趙昏君和他的奸臣們及那些老道士的一點曆史“功績”吧！1983年我登上泰山，當我瀏覽著那些裝神弄鬼的封建帝王留下的千古笑柄時，正當風華正茂、書生意氣的我，一時心血來潮，就步毛澤東的《沁園春·長沙》詞的韻腳，作了這樣一首詞《沁園春·泰山感封禪》：“春勝十秋，黃河東去，岱宗之頭。瞰群山綠遍，草木盡染；九天碧透，澗水奔流。鵬摶長空，燕翔山底，萬物韶光皆自由。蒼穹廓，眺九州大地，幾度沉浮？多少帝王曾遊，歎往昔悠悠歲月稠。祈江山萬年，盛世永茂；不知國氣，衰敗難遒，蒼蒼泰山，千古文字，巍巍古松嘲王侯。神有否？到處長流水，未見神舟。”

徽宗趙佶即位後，是北宋第二個崇道的高潮。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第一，他和真宗一樣，也托稱“天神下降”而興道。據《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一記載：徽宗還在藩邸時，即自稱曾夢見老君面諭：“汝以宿命，當興吾教。”第二，為了發展道教，徽宗不顧國家財力的匱乏，大興宮觀。第三，為神仙人物加封賜號。第四，仿照朝廷官吏的品秩，設立道官道職。據《宋史·徽宗本紀》載，重和元年（1118）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等，相當於朝廷的待制、修撰、直閣等官吏。其中職位最高者為“金門羽客”，身帶金牌，出入禁闥。第五，徽宗多次下詔令天下郡縣搜訪知道法、有道術的道士。當時如劉混康、魏漢津、徐神翁、王仔昔、王老志、張虛白、王文卿、張繼先、王允誠等均受到徽宗的親切召問與封賜。為提高道士的社會地位，除了給道士以各種封賜之外，大觀元年（1107）二月，徽宗還下詔規定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第六，提倡學習道經，並設立道學制度和道學博士。第七，訪求道經和編修《道藏》。但是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和金兵卻不害怕這個裝神弄鬼老昏君，所以他和同他的兒子欽宗趙桓以及全家婦孺，被金人“悉虜以去”，成為金人階下囚，悲慘地死於五國城（1135）。

南宋統治者對待道教的態度，和北宋基本一致。為了繼續借助道教愚弄百姓，高宗趙構倉皇南渡後，驚魂未定，即在錢塘修建了顯慶觀……度宗趙禥即位之後，趙宋王朝已面臨土崩瓦解之勢。而度宗仍在宮中設內道場，為僧道大發度牒。

金朝統治者是借助道教籠絡漢人。許多道教高手與金朝統治者狼狽為奸。金熙宗完顏閒於皇統八年（1148）親自召見了太一道祖師蕭抱珍，並為他的道觀賜額。世宗完顏雍即位不久，便將真大道祖師劉德仁召居京城天長觀……與金朝勾搭的道教高手還有太一道二祖蕭道熙敕，全真道的首領王處一、邱處機等。章宗完顏璟“尊玄重道”更甚，章宗勾搭的道教高手主要有太一道三祖蕭志沖，全真道邱處機等。宣宗完顏珣即位不久，燕都便告失守。在這岌岌可危的形勢下，他還對道教十分“關心”，為一些宮觀賜名，以資保護，對道士仍給以禮遇，向他們賜號封官。但他在征召邱處機、李處靜時，邱、李等人眼見金朝統治大勢已去，均拒不奉召。哀宗完顏守緒在位僅十年，便被元太宗窩闊臺所滅（1234），國破身亡。

元統治者同樣面臨如何爭取漢族士人支持的問題，故對道教亦同樣表示崇奉。公元1219年，當成吉思汗還在率軍西征時，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去登州宣召當時全真道首領邱處機。邱處機是一個見風使舵的高手，邱處機當時已先後拒絕金、宋的邀請，正在山東觀望形勢。接到成吉思汗的召命之後，便不辭“冒雪沖霜”，萬裏跋涉，率領弟子赴召。他在見到成吉思汗之後，即積極為其統一天下獻策，從而受到殊寵，從而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成吉思汗下詔將他所居之太極宮更名為“長春”，並遣使勞問：“朕常念神仙（按指邱處機），神仙毋忘朕也。”元太宗窩闊臺在即位之前，便於公元1229年七月在乾樓輦接見了全真道士李志常。同年八月窩闊臺即位之後，李志常便一直受其尊寵，屢被征聘，賜號“玄門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並為他修建終南山祖庭重陽宮以及其他許多宮觀。在憲宗蒙哥執政期間，更加頻繁地召見李志常，令其掌道教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前後賞賜甚多，彼此親密無間。在元世祖忽必烈當政期間，對北方新道派繼續予以利用。至元六年（1269），下詔增封全真道崇奉的神仙人物王玄甫為“東華紫府少陽帝君”，鐘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皆賜“真君”之號，王重陽的七大弟子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均封為“真人”。忽必烈為了消滅南宋，統一全國，至元十一年決定大舉伐宋，並加緊爭取江南佛教、道教的支持。至元十二年七月，便遣使去江南搜訪僧、道。南宋滅亡後，從與南宋密切合作的許多道教高手立即又投進了元朝統治者的懷抱……元代統治者對道教利用的策略重點前後略有不同。在滅南宋之前，主要是對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道派的大力爭取和利用，尤以爭取利用全真道最為突出。這是由於全真道的影響遠在大道教和太一道之上，特別是在山東地區，成為蒙、金、宋三方爭奪的對象。在滅南宋以後，其重點轉為爭取南宋統治區內最有影響的天師道。這種前後重點的不同，是從建立和鞏固其統治出發的。而道教在元代統治者的利用下也獲得很大發展。在元統一全國之後，天師道在北方得到迅速傳播，全真道則在江南有較大發展。其他力量較為薄弱的各派道教則逐漸分別與天師道和全真道相融合，符箓各派融入天師道之後統稱為正一派，從而形成正一道與全真道兩大派別，在明以後繼續流傳。但在元末，道教也逐漸暴露出教徒發展過濫、素質有所下降、上層日趨腐化的弱點，這在全真道方面更為明顯。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清時，已進入了末期，隨著整個社會的演變，道教也經曆了一個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

明代統治者和唐宋以來的曆代統治者一樣，在他們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都曾利用道教為他們服務。因而在明中葉以前，道教仍繼續處於興盛時期，到嘉靖（1522~1565）年間達到高潮。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自然具有裝神弄鬼的“專業水平”。在爭奪政權時，便利用道教制造輿論種種輿論：什麼他的祖墳風水好，“當出天子”；繼稱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丸藥，故降生後即與眾不同；同時還說他在貧病無依之時，常有神人為之護理。在起兵征戰過程中，道士周顛仙和鐵冠道人張中等常為他出謀劃策。洪武（1368~1398）中，他親自撰寫了《周顛仙傳》以紀其事。朱元璋還在即位的頭年自稱他曾夢遊天宮，見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劍，從而把自己打扮成為“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並撰寫《禦制紀夢》大肆宣揚。曾經與元朝密切合作的所有道教高手立即又投進了明朝統治者的懷抱……鑒於元末道教的發展較濫，致有道士腐化墮落者，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機構和制度。在京師設道錄司，作為管理道教的最高機關，隸屬於禮部。明成祖朱棣是借口“靖難”之變奪得皇權的。他在奪權過程中，也利用道徒方士如顫士、袁珙、袁忠徹、金忠等人為他制造輿論。這些道教高手還為朱棣造出了一個“玄武神”，說“玄武神”率天兵天將助朱棣。朱棣在奪取帝位之後，便特別尊奉“玄武神”，曾撰有《真武廟碑》以歌頌其功德，並於京城及武當山營建宮觀供奉，其中武當山的營建規模最為龐大。在明代諸帝中最迷信丹藥是世宗朱厚熜，所以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盛端明等數十道教高手以獻仙方丹藥而獲寵。據《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稱：“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稱為“先天丹鉛”。

自明中葉以後，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因素已開始萌芽，植根於封建社會的道教，其教理教義適應於封建制度，而其首領們面臨大變動的形勢又只知貪求富貴，且驕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適應新的潮流對道教進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隨它所依附的封建社會的衰落而衰落。盡管封建王朝仍然繼續崇道，但已無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運了。

在苦難中支撐的民國道教從鴉片戰爭至1949年的百餘年中，中國社會政治動蕩，戰火連綿，民生疾苦，名山勝地的道教宮觀建築得不到維修保養，殿堂衰頹，道士離散。只有廣州、溫州、上海、天津等辟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較集中的沈陽、武漢、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發展。民國期間，道教盡管沒有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但道教與統治階級之間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陽和武漢等地道觀曾舉行過約六次全國性放戒活動，署名贊助放戒的有大總統黎元洪，偽滿洲政府國務院總理張景惠，以至省長、將軍、督辦、知事、商會會長、學校校長等。在放戒活動中，聲稱“道教今後應與社會發展相結合”。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舉行所謂祝蔣委員長平安返京的祈願道場。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期間，上海個別道觀進行過“追悼中日陣亡將士”和“追悼汪精衛”等活動。遼寧沈陽太清宮某些道士還舉行過投降賣國的“聖戰必勝祈願”道場，而為廣大中國道教徒所不齒，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學士的鄙棄。

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侵蝕之下，近代中國道教逐漸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宮觀殿堂變成了賺錢的場所，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為一種職業。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錢雇道士作道場，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從音舞結合的道場中獲得娛樂上的滿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來口口相傳的道教內修秘術，也逐漸流向社會。

自古以來有些道教人士還是好的，絕大多數的道教信徒也是好的。本世紀20年代，沈陽太清宮住持葛月潭將宮內收入結餘全部周濟奉天百姓，辦學校，開粥廠。冀魯大旱時，葛月潭夜以繼日作字畫千餘幅，將義賣所得全部賑濟兩省災民。30年代初，紅三方面軍在賀龍軍長率領下進入武當，武當山道總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為賀龍的司令部和後方醫院，幫助紅軍送情報、截軍火和醫護傷員。紅軍轉移北上後，武當山道觀遭到空前劫難，道總徐本善被暗殺，精於醫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體鱗傷。抗戰時期，一些淪陷區的道教宮觀都曾騰出殿堂作安頓難民的場所。江蘇茅山更成了新四軍江南抗日根據地，乾元觀還曾一度成為陳毅將軍的新四軍一支隊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戰爭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參加新四軍，為民族解放事業流血犧牲，有的為新四軍作向導，傳情報，抬擔架，護理傷員，備糧籌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鄉掃蕩中，乾元觀、元符宮等道院被焚燒殆盡，幾十名道士遭到殺戮。

自明中葉以後，道教面臨由盛而衰的厄運，但是民間會道門卻興起。以各種宗教互相融合為特點的民間秘密宗教，雖然派別繁多，思想淵源亦很複雜，但其中有些派別在思想上、乃至在組織上，同道教、佛教、儒家思想等文化思潮仍有很多必然的關系。

以上僅對道教的產生和興衰作一粗略的概說。目的只有一點，那就是讓一些讀者明白，道教是中國曆史發展到特定的時期產生的一個特殊曆史產物。它像所有的宗教一樣，經曆了一個產生興衰的過程，直到有一天徹底滅亡。

2、道教的大多數創教人的兩個共同伎倆

道教的大多數創教人的兩個共同伎倆：其一，皆散布神降經書的謊言，借以聳人聽聞，欺騙一些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在前面已經介紹了張道陵、張角、寇謙之這方面的伎倆，這種自造經書而托名神授的創教方式，為其後許多年代的創教者所沿用。例如，上清派創建時，宣揚魏夫人和諸仙真降授楊羲、許謐以《上清真經》；靈寶派創建時，宣揚葛巢甫獲得了元始天尊降授給葛玄的《靈寶經》。如此等等。饒洞天於北宋時宣稱，在地下掘得神書《天心經正法》而肇建天心派；王文卿、林靈素於北宋末宣稱，汪君火師降授飛神謁帝之道和趙升（張陵弟子）降授《神霄天壇玉書》而建神霄派；劉德仁於金初宣稱，一須眉皓白的老人（隱喻老子）親授《道德經》要言和一支筆而創大道教（後改名真大道）；何真公、劉玉相繼在南宋和元代宣稱，許遜降授《飛仙度人經》、《淨明忠孝大法》和《中黃大道》、《八極真詮》而創淨明道。連注重內丹修持的全真道，在初建時也宣揚王喆在甘河遇仙，親授內丹口訣。以上各派創教祖師編造的神授經書的荒唐故事，欺騙了一些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故而都能成功地建起各自的道派。其二，都吹噓自己有降妖捉怪的神通。在前面已經介紹了張道陵這方面的伎倆，其他人的伎倆與之大同小異，不再細說。事實上，古今中外、曆朝曆代，妖魔鬼怪始終與各種裝神弄鬼的宗教頭子相伴，某一種宗教滅亡了，被宗教頭子臆造的妖魔鬼怪也就銷聲匿跡了。

3、道教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標

盡管道教諸派出現的時間不同，名稱各異，但其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標則是大體相同的。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終極目標是長生成仙。老子的“道”，本是一種唯物辯證的方法論，道教卻從宗教立場加以繼承和改造，使之變成道教教義的思想基礎和指導修煉的理論。同時把它和神仙思想結合起來，構成道教追求的理想世界的圖景，得道、成仙成為個人理想歸宿的實現。因此，信仰老子的“道”和追求長生成仙，是各個道教宗派的共性，舍此不得謂道教宗派。

但經過近兩千年的代世世代代的道教徒的努力，證明了一個真理：各種修煉辦法都達不到肉體不死的目的。於是許多道派不得不在信仰目標上作出修正，即不再強調“形神俱妙”、“肉體飛升”，而只追求成仙的籠統目標。後起的全真道更幹脆拋棄這個目標，批評“肉體不死”為“大愚，不達道理”；而只追求“真性”解脫和“陽神”升天，把不死的意義縮小為“真性”不死，即精神不死。這是道教後期在信仰上的一個轉變。這一轉變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信仰與實踐的矛盾，但卻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

4、道藏概說

道藏是道教的經籍的總集，是按照一定的編纂意圖、收集範圍和組織結構，將許多經典編排起來的大型道教叢書。

魏晉以後，道書日增，東晉葛洪《抱樸子內篇·遐覽》已著錄道書六百多卷。南朝劉宋時，陸修靜按「三洞」分類，編《三洞經書目錄》，共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是為道教史上第一部經書目錄。道書之正式結集成“藏”，始於唐開元（713~741）時，故稱《開元道藏》。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的、完整的道藏。此後宋、金、元、明諸朝皆曾編修《道藏》。

現存之《道藏》是由明成祖永樂四年，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及其弟張宇清奉詔主持編修。英宗正統九年又詔通妙真人邵以正校正增補，於正統十年刊板事竣，共計五千三百零五卷。後世以刊板年號稱其書為《正統道藏》。原來收藏在北京的白雲觀，現在由北京圖書館收藏。

清代編有《道藏輯要》。當代編有《藏外道書》、《敦煌道藏》、《中華道藏》。

1996年起，由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繼禹道長主持編修《中華道藏》，是以明代正、續《道藏》為底本，保持三洞四輔的基本框架。對三洞四輔以外的經書又根據不同的內容進行了相應的歸類，共分七大部類，各部類所收經書，按道派源流和時代先後編排次序。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曆經數載，終於在2004年正式出版發行。

道藏的內容十分龐雜。其中有大批道教經典、論集、科戒、符圖、法術、齋儀、贊頌、宮觀山志、神仙譜錄和道教人物傳記等。此外還收入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經失傳的古籍。還有不少有關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著作，如有關醫藥養生之書，內外丹著作，天文曆法方面的著作等等。

5、道教臆造的神仙概說

所有的宗教都造神，道教也不例外，不過道教是崇拜多神的宗教。道教的造神經曆了一個由少到多、由間到繁的過程，1800多年以來世世代代的道教高手憑著豐富的想象力臆造了成千上萬的神仙，可謂天涯無處不神仙。所以我只能從各側面簡要介紹。

⑴、道教中的神和仙的區別

神是先天自然之神，是出於天地未分之前，也稱先天之聖，是先天就存有的真聖，按《抱樸子》的說法，是屬於神異類，“非可學也”。這與其它宗教創造的天神有些類似。仙是指能長生不老、有特殊本領的人。通常是指通過所謂的修道而變成仙的人。有時有些神和仙又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道教想象的神仙神通廣大，無所不能。既能呼風喚雨，又能上天入地；既能騰雲駕霧，又能潛水隱身；或者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者化為鳥獸，浮遊青雲；或者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者吸食而氣，辟穀茹芝；或者出入世間而人不識，或者隱其身而莫能見。

⑵、道教中的神仙的品位

道教中的神仙的品位說法不一。道教最早經典《太平經》中的神仙體系為六等：一為神人，二為真人，三為仙人，四為道人，五為聖人，六為賢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晉代葛洪的《抱樸子》將仙人分為三等：上士舉行升虛，謂之天仙；中土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屍解仙。《天隱子》又將仙人分作五類：在人稱人仙，在天稱天仙，在地稱地仙，在水稱水仙，能神通變化稱神仙。《太真科》中又分為九品：上仙、高仙、大仙、神仙、玄仙、真仙、靈仙、至仙。等等。

⑶、神仙統轄的洞天福地

神仙統轄的洞天福地也說法不一。早期方士認為，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島，皆人跡所稀絕，為仙人遊息之處，有不死之仙草。十洲為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三島即昆侖、方丈、蓬丘。

後來的道教又說在地上的諸名山中，有仙人及真人統治之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其中，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是上天遣群仙統治之所。七十二福地，在名山大川之間，上帝命真人治之，多得道之所。

還有三十六天之說（聖境四天、四梵天、三界二十八天）：三十六天總由三寶君所統。其欲界為“有色有欲”，“交接陰陽，人民胎生”。欲界以上為色界、無色界，“人壽命長”，但未斷生死。四梵天又叫種民天、聖弟子天，“人斷生死，三災之所不能及”。三清境是九聖、九真、九仙所居。

⑷、道教中的四類神仙

我在這裏所說的道教中的五類神仙是指：

一類是三清：指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它們是道教的最高主神。

二類曰四禦：四禦是地位僅次於三清的四位天帝，具體指：玉皇大帝(總執天道)，中央紫微北極大帝（協助執掌天經地緯、日月星辰、四時氣候），勾陳上宮天皇上帝（協助執掌南北極與天地人三才，統禦諸星，主持人間兵革之事），後土皇地祇（執掌陰陽生育、萬物之美）。

三類是諸星神：星辰之神在道教中的地位很高，如五星七曜星君等。五星為歲星君（木星）、熒惑星君（火星）、太白星君（金星）、辰星君（水星）、鎮星君（土星）。

四類是太歲諸神：功曹、城隍、土地、灶君、門神、財神、瘟疫神。

五類是其他神仙：如，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山神、河神等。

道教中的一些神仙先是被民間方士造出來，後被道教接受，有些還得到了皇帝的封號。被鄭板橋戲弄的城隍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古代的城市，四周都有護城塹壕，有水的城塹為池，無水的城塹為隍。古人認為山河城市都有神的存在，城隍遂被方士神化，成為城市的保護神。據傳最早的城隍神是安徽蕪湖的城隍祠，為三國時孫權所建。唐宋時城隍已遍布全國。明朱元璋推崇城隍，封南北二京城隍為帝，稱“都城隍”，封滁州、開封等地城隍為監察司民威靈王，職位正一品，其他府、州、縣分別為公、候、伯、合二品、三品、四品。

雖然道教已經衰微，但是道教中的很多神仙卻在民間流傳，民間的很多傳統節日還與道教中的某些神仙有關。比如說，雖然現在的城市人知道城隍的已經不多，但是灶君在很多落後的農村還有很高的地位。灶君在民間又叫灶王爺。我的童年時代是在沂蒙山區的幾個農村度過的，我從小就知道一個關於灶王爺的傳說。

傳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山叫盤古山，山上有一個道觀，道觀裏有一個老道士。盤古山下有一個村莊，村裏住著一戶姓張的人家，張家有兄弟二人，他們都已經娶了媳婦。老大是個泥瓦匠，老二是個畫匠。老大心靈手巧，他最拿手的活是盤鍋臺，他盤的鍋臺又好燒又省柴，一傳十，十傳百，於是家家戶戶都請他盤鍋臺，因而他因為盤鍋臺而出了名，於是大家尊敬地稱他為“張灶王”。老二的手藝也不尋常，他畫什麼像什麼，比真的還好看，他塑的泥人栩栩如生。山上的老道士有一本萬年曆，老二每年都上山給老道士塑神像，老道士為了答謝他，總是把每年的年曆抄一份給他。畫匠心眼很好，他每年都把年曆畫很多份給他哥哥，讓他哥哥走村串戶盤鍋臺時送給各家各戶。張灶王的心眼更好，他不僅將年曆送給各家各戶，還處處做好事，他碰到南莊的惡婆婆，就講北村賢惠老婆婆的事，遇到北莊的惡媳婦，就講南村孝順媳婦的事。誰家鬧了矛盾，經他苦口婆心地勸解，就和好了，於是他得到了廣大老百姓的尊敬。他好吃水餃，於是不管他到誰家幹活，誰家都給他包水餃吃，他活到八十四歲那年的臘月二十三死了。張灶王死後，人們都非常懷念他，但最想念他的是他的弟弟畫匠。因為在張灶王在世的時候，家裏的一切都不用畫匠操心。可是張灶王死後，畫匠成了一家之主，他沒有當過家，因而治家無方，兒子和兒媳都不聽他的話，家裏整天吵吵鬧鬧的。大兒媳自己在家裏偷偷地烙油餅吃，二兒媳偷偷地打雞蛋湯喝，都成了饞嘴精。畫匠非常生氣，但沒有辦法，於是更加懷念哥哥。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哥哥，夢醒以後，他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治家的好辦法。到了第二年的臘月二十三這天，畫匠鋪了一張紙，先畫上哥哥，又把早死的大嫂也畫上了，還畫了兩條龍抬著年曆，下面又畫上了十二個童子，然後他將畫好的畫掛在了鍋臺旁，到了半夜，他把睡了的兩個兒子和兒媳都喊起來看畫，兩個兒子和兒媳都嚇壞了，不知道是咋回事。畫匠卻漫不經心地說：“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你大爺成了神仙，回家來看看，他見咱們家鬧得不成樣子，他很生氣。他就回到天上見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封他為灶神，給他十二個才官掌管曆法，又給他兩條龍，讓他騎著龍到各家各戶巡查，他坐在各家的鍋臺上，男的偷懶不按節氣種田，女的不孝敬公婆的事他都管，每年臘月二十三騎著龍上天，把人間各家各戶發生的事向玉皇大帝稟報，對做壞事的人要提出懲治的辦法，只要玉皇大帝點了頭，大年初一回來就嚴辦。”聽畫匠這麼一說，嚇得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媳連忙下跪磕頭求饒。這時畫匠卻不慌不忙地搬了一張供桌，哥哥生前好吃水餃，他讓兩個兒媳趕緊包了水餃，大嫂生前好吃糖，他又在供桌上放了一些糖。然後在供桌旁跪下磕頭，裝模做樣地替兒子、兒媳求情說：“哥哥呀哥哥，親不親，一家人，你千萬不要怪罪孩子，以後他們學好就是了。看在弟弟的份上，你到了玉皇大帝那裏要好話多說，壞事別提。從今以後你是一家之主了，全家人都聽你的。”畫匠說到這裏，起身又寫了一幅對聯貼在畫的兩旁。上聯是：上天言好事，下聯是：下界保平安，橫批是：一家之主。第二天，兩個兒媳把這件事情傳出去了，各家各戶都很懷念張灶王，所以都想把灶神請去當一家之主，保佑他們全家。於是人們都紛紛上門要求畫匠給畫一張灶神像，畫匠連續畫了三天三夜，已經累壞了，但來要畫的人卻擠滿了院子，快要過年了，沒辦法，畫匠將畫刻在一張木板上，印了一張又一張，滿足了各家各戶的要求。人們把灶王爺的畫像都貼在靠近鍋臺的牆上。從此以後，男耕女織，尊老愛幼，家家戶戶和和睦睦，平平安安過日子，日子過好了，都說是灶王爺保佑的。以後，每年的臘月二十三晚上，各家各戶都包水餃，並且在吃水餃之前，首先供上水餃，燒了紙，然後放一只鞭炮送灶王爺上天言好事。除夕早晨，在太陽還沒有升起的時候，再燒些紙，放鞭炮，迎接灶王爺下界保平安。

在我家裏，我從七歲起，這接送灶王爺的差事就成了我的專職工作，雖然我每年都是懷著萬分虔誠的心接送灶王老爺，但是那時候，不僅日子沒過好，家裏也不平安。每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只有靠野菜度過那似乎是特別漫長的艱難歲月。有一次，我吃了一種野菜中毒了，在腹疼難忍之際，我把灶王老爺罵了個狗血噴頭……

6、道術（仙術）概說

道教從事的道術（仙術）繁多，如：外丹、內丹、房中、仙藥、服氣（氣功）、禁咒、占蔔、符篆、祈禳、爐火黃白、辟穀等等。不同的教派側重的道術（仙術）有所不同。

道術（仙術）可分為五類：一類曰“山”。所謂“山”就是通過食餌、築基、玄典、拳法、符咒等方法來修煉“肉體”與“精神”。食餌——是利用補藥、酒及日常飲食以加強體力，治療疾病的一種方法；築基——是利用導引、導吸、靜坐法以控制精、氣、神，進而增進體力的一種方法；玄典——是以道教經典修心養性的一種方式；拳法——是以習練各種武術以增強體魄的方法；符咒——是一種通靈、修煉的法術，其主要作用是避邪鎮煞、趨吉避凶等的一種方術。二類曰“醫”。所謂“醫”，就是利用方劑、針灸等中醫療法治療疾病，以保持身體健康。三類曰“命”。所謂“命”，就是根據人出生的時間（生辰八字）預測人的命運。四類曰“相”。所謂“相”，一般包括“印相、名相、人相、家相、墓相（風水）”等五種，以觀察存在於現象界形相的一種方術。印相——就是觀看人的印章，以取定命運的方法；名相——是以人的姓名或店鋪的名稱，推斷吉凶；人相——又分為面相與手相兩大類，通過觀察面、手部的紋線與氣色而了知人吉凶、病理；墓相（風水）——也就是陰宅，以通過選地安葬祖先，而達到對後代子孫蔭庇的一種方術。五類曰“蔔”。所謂“蔔”，它包括占蔔、選吉、測局三種。占蔔——所謂占蔔，是以《易經》為理論依據，結合天、人、地三界所相互制約而推斷吉凶的方法；選吉——主要著作以《奇門遁甲》為代表，通過布局、布鬥、符咒等結合，處理事物發展不吉的因素，其主要運用於古代軍事；測局——主要著作以《太乙神數》為代表，通過十二運卦象之術，推算國家政治命運、氣數、曆史變化規律。

如果用一句話評價道教的道術（仙術）的話，那麼我認為可以這樣說：巫術的成分占主流，但是也包含了很多古代科學的成分。例如，許多道教人物也是著名的中醫，葛洪和孫思邈就是兩個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對中醫科學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得到了中外科學界的一致公認。他們在實踐中創造的許多觀點和治療方法，在當時已經遠遠領先世界。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急性傳染病，古時候人們管它叫“天刑”，認為是天降的災禍，是鬼神作怪。葛洪在書中說：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癘氣。癘氣是我故古代的一個中醫學術語，又稱為“疫毒”、“疫氣”、“異氣”、“戾氣”、“毒氣”、“乖戾之氣”等。指具有強烈傳染性的病邪，是溫疫病和某些外科感染的病因。現在大家都知道，急性傳染病是原蟲、細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這些微生物起碼要放大幾百倍才能見到，1600多年前還沒有發明顯微鏡，當然不知道有細菌這些東西。葛洪能夠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質因素引起的，這種見解已經很了不起了。葛洪在天花、狂犬病等傳染病的防治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為此，李約瑟對葛洪的卓越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近代醫學科學中最偉大、最有益於人類的一個學科——免疫學，產生於人類為預防天花而進行的種痘實踐中。葛洪於300年最早記載了這種疾病，在1000年已經發明天花預防接種，1500年中醫已公開著書介紹這種療法。這時歐洲人對此一無所知，許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國種痘法西傳後，1700年經土耳其傳到英國（1722年，英國駐土耳其伊斯蘭堡朝廷大使夫人沃爾斯萊·蒙塔古夫人讓自己的孩子們全種上痘，並把種痘術帶回英國，在歐洲廣為宣傳。十九世紀初，愛德華·真納發現了牛痘苗可安全預防天花……孫思邈在世界上首先率先提出：“以髒治髒”，“以髒補髒”的學說。他在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詳細而系統地列述了大量動物髒器的主治功效，其中如指出：用牛、羊、豬、兔等動物肝髒補肝明目，防治夜盲，這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現代醫學已經證明，動物的肝髒之所以能防治夜盲，是因為其富含維生素A和多種人體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現在世界各國的醫生都贊賞這個好辦法，是因為這個辦法可以讓人在享受美食的情況下治好了夜盲症。

李約瑟對中國的道教中的科學成分情有獨鐘，自稱是“十宿道人”，他對道教的做了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道家是哲學和宗教的混合，也是‘原始’科學與巫術的混合。”

7、道教的內丹術概說

“仙丹”是我國的古代方士、道教徒幻想的能長生不老、能成仙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神秘物質”。內丹是相對於外丹而言。唐朝以前的方士、道教徒熱衷的“仙丹”是外丹，也就是我在前面介紹的那些有劇毒的鉛、汞化合物，又稱金丹。唐朝前期外丹術的冶煉達到了高潮，但服丹者真正長生、成仙者百不一見，恰恰相反，很多道士、皇帝和達官貴人因濫服金丹而夭亡者，卻屢屢發生，所以唐朝末期以後外丹術日益衰落，很多道士轉向內丹術的修煉。內丹術也叫內丹功，也就是修煉內丹的道教氣功。

⑴、中醫“精氣神”道教“精氣神”比較

精氣神學說是中醫學中重要的理論基礎。

中醫學所說的精：是構成人體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精具主要有三種功能：一是，促進生長發育：精是構成形體各組織器官的主要物質基礎，並是促進胎兒生長發育的物質。二是，滋養作用：水穀之精輸布到五髒六腑及其他組織器官起著滋養作用，以維持人體的生理活動。三是，生殖作用：生殖之精是生命的原始物質，具有生殖以繁衍後代的作用。

中醫學所說的氣：是構成人體的基本物質。人的生命活動，需要從“天地之氣”中攝取營養成分，以充養五髒之氣，從而維持機體的生理活動。人的五髒、六腑、形體、官竅、血和津液等，皆有形而靜之物，必須在氣的推動下才能活動。當氣的運動失衡時，就會引發疾病。因此中醫治療的目的就在於恢複氣機升、降、出、入的平衡。

中醫學所說的神：是人的精神、意識、知覺、運動等一切生命活動的集中表現和主宰者。神的物質基礎是精。神在生命之初就生成了，當胚胎形成之際，生命之神也就產生。神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依賴於後天的滋養，所以只有水穀精氣充足，五髒和調，神的生機才能旺盛。人的神與形體是不能分離的，因此人的身體狀況必定會反映在神。當身患疾病時，神受到侵害，就會出現種種異常狀況，如目無光彩、語言失常、昏不知人等。所以臨床觀察病人的神，可以判斷病情的輕重安危。

精、氣、神三者，中醫稱為三寶，認為它們是可分不可離的。精可化氣，氣可化精，精氣生神，精氣養神，而神則統馭精與氣。鑒於三者間的互相關聯，任何一個的失調都會影響其它二者，只有當三者和諧穩定時，人才能保持健康。可見精氣神學說是指導中醫學實踐的理論，數千年的中醫學實踐也證明了精氣神學說的正確性、科學性。

道教“精氣神”是對中醫“精氣神”神話的產物。

道教“精氣神”是修煉內丹功的理論。

道教所說的精：指的是構成人體生命組織的精華，這種精華可以從先天與後天兩個層面來理解。“先天之精”，是與生俱來的，所以又叫做“元精”，它是本原性的精華，“後天之精”指的是人在性交時所射出的精液。

道教所說的氣：也有先天與後天的區分。“先天之氣”是人體原發性的“氣”，故而有“元氣”之稱，它體現了先天原火的推動，所以，寫作“炁”。從字形上看，“炁”字底下四點，表示火在下燃燒，這種“火”是生命的原動力。至於“後天之氣”指的是呼吸之氣，也就是宇宙空間外在之氣，對於人的生存來說，呼吸之氣也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必須通過“神火”的溫養才能成為內丹修煉的能源。

道教所說的神：也有先天與後天之別。“先天之神”稱為“元神”，“元神”與生俱來，為人之先天元性，它不受精神意識支配而主宰人的生命活動。道教還說“元神”好清，先天元神喜寧靜，兩目是神的“窗戶”，神全兩眼有光，光射奪人。還說“元神”可以脫離人的肉體而獨立生存，可以騰飛，故又稱“元神”為“金鳥”。“後天之神”包括“識神”、“欲神”等。後天之神則於出生後感受外景事物而逐漸形成發展的。“識神”主要主宰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欲神”主宰人的欲念。道教認為氣功鍛煉就是通過收斂識神而解放元神，以發揮元神的潛在作用，故說：“煉神者，煉元神，非思慮欲念之神。”

所謂的“元神”不過是被成仙幻想搞得心理變態的道教老手意想出來的一個“神物”罷了。唐呂岩《修身訣》：“人命急如線，上下來往速如箭。認得是元神，子後午前須至煉。”清洪昇《長生殿·覓魂》：“貧道就在壇中，飛出元神，不論上天入地，好歹尋著娘娘。”事實上他們氣功鍛煉釋放的玄之又玄的“元神”都幹了些什麼？不過是把金、鉛、汞當作是能成仙的寶貝罷了……為此，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嘲諷道：“特緣混同之教，流行來久，故其著作，乃亦釋迦與老君同流，真性與元神雜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隨宜附會而已。”

⑵、所謂內丹

什麼是內丹？修煉內丹者，謂人身即丹鼎，以身中之精氣為藥物，以神為運用，在自己身中燒煉，使精、氣、神不散而成“聖胎”，南宗白玉蟾說：“自家精自交媾，身裏裏夫妻真妙哉”，所謂聖胎，即是內丹。道教中人相信內丹成，可以離人體而出，人體可以分身，可以成仙，道教提倡煉養內丹。內丹用語與外丹雖然相同，但含義迥別。內丹書隱秘難讀，道教中人對煉丹之法，大都師徒相承，解說也不一致。內丹雖與我國古代生理衛生學、醫學有一定關系，但若說此可以長生，則只能說是古代道教信徒的愚蠢的信仰，癡心妄想而已。修持得法，達到健康長壽，卻也是事實。

修煉內丹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氣功，另一種是房中術。

修煉內丹的氣功叫內丹功，或內丹氣功。內丹功的種類很多。

修煉內丹的較著名的道派是鐘呂金丹道。所謂鐘呂金丹道，就是唐末五代時期以道教高手鐘離權、呂洞賓為代表的內丹修特派。

內丹名詞，自漢魏已有所顯現，隋代青霞子蘇元朗開始提倡，自此道教開始興起內丹道，而以葛洪所提倡的金丹燒煉相對稱為外丹。但是真正大力倡導並形成內丹流派，是從鐘呂金丹道開始。

內丹之道在唐代開始流行，內丹經書也不斷出現。如至一真人崔希範(入藥鏡)、張元德(丹論訣旨心鑒)、陶植(陶真人內丹賦)、羊參微(元陽子金液集)、劉知古(日月玄樞篇)、還陽子(大還丹金虎自龍論)、吳筠(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林太古(龍虎還丹訣頌)、董師元(龍虎元旨)等。但是以上內丹著作，多由道家老莊書中的修養方法和唐代之前的神佃方術繼承而來，雖有內丹之稱，但是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與方法。到唐末五代時期，內丹之道已相當盛行。而且鐘離權和呂洞賓等人留下的內丹著作，已經形成獨立而完整的體系，加上後世道教徒對鐘呂師徒二人的神話，講述內丹之道均以鐘呂為宗，於是成為內丹派的開創性代表人物。鐘呂金丹道的主要著作有：鐘離權的《靈寶畢法》，鐘離權據《周易參同契》而作的《雲房三十九章》，呂洞賓作《百字碑》、《沁園春》、《穀神歌》、《指玄篇》等。鐘呂金丹派倔起之後，對後代道教修持產生了巨大影響，南宋張紫陽為代表的南派丹法和金代王重陽為代表的北派丹法，均以鐘呂為宗。此後道教內丹著作日見增多，逐漸取代外丹，成為道教修持之主流。

從氣功的表現形式的角度來看，內丹功屬於靜功。從功法的角度來看，內丹功屬於“存思觀想”。所謂的“內丹”就是“存思觀想”的產物，也可以說是臆想的產物，或者是虛幻的產物。

就像“外丹”（把金、鉛、汞之類）一樣，“內丹”也不過是古代老道士的臆想之物。

⑶、內丹功（內丹氣功）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內丹功（內丹氣功）有兩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練好了則有較顯著的祛病健身作用，但是也容易出現氣功偏差。古代道教將內丹功的偏差（副作用）稱之為為“十魔九難”。所謂“十魔”，即六賊魔、富魔、貴魔、六情魔、恩愛魔、患難魔、聖賢魔、刀兵魔、女樂魔、女色魔等共十種，“十魔”顯示又分三種，一是縣外見在，二是夢中見在，三是內觀見在。所謂“九難”，即衣食逼迫、尊長邀攔、恩愛牽纏、名利索絆、災禍橫生、盲師約束、議論差別、志意懈怠、歲月磋跎等十種。這樣對內丹層次和修仙階次的明確劃分，比之漢唐以來的神仙之說，更加精密而系統。所謂的“十魔九難”不過是古代的老道士推卸責任欺騙出現了氣功偏差的小道士的一種伎倆而已。

古代老道士能承認煉內丹功會產生“十魔九難”的副作用還算是有點良心的，其弟子一旦出現走火入魔，還能盡力除“魔”，盡管有些“魔”（嚴重精神病）是沒法除的。

道教通過房中術修煉內丹的方法我已經在介紹房中術的時候介紹過了，在此不再贅述。

六、淺論道教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所有的宗教都是用一套虛幻的謬論將各種古人對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認識和巫術披上華麗神秘的外衣，也可以說宗教是高度理論化、系統化的迷信體系。正因如此，所以所有的宗腳都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作為宗教的一種的道教自然也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

隨著科學的發展古人對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認識和巫術逐漸被推翻，所以古今中外的一些明智的宗教頭目不斷對宗教進行“改革”，宗教的“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拋棄已經被現代科學推翻了的古人對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認識和巫術，目的是進一步欺騙信徒。但是道教的一個巨大悲哀是一直沒有拋棄已經被現代科學推翻了的古人對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認識和巫術所以虛偽性和欺騙性已經暴露無遺。

事實上我在前面的《道教的道術（仙術）的主要淵源》和《道教的神仙和妖魔鬼怪的來源》等文章中已經揭露了道教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現在從個方面在總結一下：①、從道教的創始人張道陵開始，曆朝曆代的道教高手都采用一種欺騙手段，那就是為了神化自己，編造了很多荒誕故事。這是道教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的第一個重要表現。②、現代科學已經否定了道教臆造的許多神仙。例如，現代科學已經將地球的水循環過程研究得清清楚楚了，已經能夠根據衛星雲圖等氣象科學手段較准確地進行氣象預報，已經能夠進行人工降雨、驅雨，有點科學素養的人誰還相信道教臆造的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等神通廣大的神仙呢？天文學家已經利用宇宙飛船對木、火、金、水、土五大行星進行了拍照、探測等研究，誰還會相信存在歲星君（木星）、熒惑星君（火星）、太白星君（金星）、辰星君（水星）、鎮星君（土星）五位星神呢？③、現在的科學考察船早已經到達了地球的兩極，世界上的哪一個國家的哪一個海軍或者海員還相信道教臆造的神仙統轄的“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島”呢？④、現代化學已經把道教煉丹高手煉出的那些劇毒的鉛、汞化合物的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研究得清清楚楚了，誰還會把這些劇毒玩意能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⑤、現代醫學已經研究清楚了道教的男女雙修秘技的所謂的“還精補腦”，把自己的精液射進了自己的膀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

再從兩組有趣的統計數字看道教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有人做過一個有趣的統計，如果從秦始皇算起，直到1911年清末代皇帝溥儀，其間2100餘年，共有皇帝335人，其平均壽命是41歲。如果按照朝代順序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樣一組數字：秦漢時期的帝王是28人，平均壽命是34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帝王是121人，平均壽命是38歲；隋唐時期的帝王是41人，平均壽命是44歲；五代十國時期的帝王是44人，平均壽命是46歲；北宋皇帝9人，平均壽命是48歲；南宋、遼、金時期的帝王39人，平均壽命是48歲；元代帝王14人，平均壽命是39歲；明代皇帝18人，平均壽命是42歲；清代皇帝12人，平均壽命是53歲。如果從年齡段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組數字：20歲以下的是28人；20~40歲的是83人；40~60歲的是177人；60歲以上的是36人。其中，在60歲以上的36人之中，又有如下一組數字：70歲以上的是6人，分別是漢武帝劉徹70歲，吳大帝孫權71歲，唐高祖李淵70歲，唐玄宗李隆基78歲，遼道宗耶律洪基70歲，明太祖朱元璋71歲；80歲以上的是6人，分別是梁武帝蕭衍86歲，唐女皇武則天82歲，五代吳越王錢謬81歲，宋高宗趙構81歲，元世祖忽必烈80歲，清高宗弘曆89歲。

我統計了從東漢末年的道教創始人張道陵之前的東漢方士魏伯陽開始，到1976年去世的易心瑩，共計88位著名道教高手，他們都是各個時代的領軍人物，多是1號人物。其中，生卒不詳的30位；只知死期，不知生年的9位；只知生年，不知死期的3位，這三種身世不明的共計42，占總人數的37%。其他46高手的平均壽命是歲73.85。詳細情況如下：

魏伯陽，生卒不詳；張道陵，生卒不詳；葛玄（164~244）80；許遜（239~374）35；魏華存（251~334）83；狐丘，生卒不詳；葛洪，生卒不詳（約283~363））；孫恩，生卒不詳；寇謙之（365~448）83；陸修靜（406~477）71；顧歡，生卒不詳；陶弘景（456~536）80；孟景翼，生卒不詳；孟智周，生卒不詳；王遠知（530~635）105；孫思邈（581~682）101；成玄英，生卒不詳；李榮，生卒不詳；王玄覽（626~697）71；潘師正（586~684）98；葉法善，生卒不詳；司馬承禎（647~735）88；張萬福，生卒不詳；李含光（682~769）87；吳筠（？~778）；薛幽犧，生卒不詳；李筌，生卒不詳；趙歸真（？~846）；杜光庭（850~933）83；彭曉（？~954）；譚峭，生卒不詳；閭丘方遠，生卒不詳；聶師道，生卒不詳；呂岩，生卒不詳（傳說的“八仙”之一。呂洞賓）；陳摶（？~989）；施肩吾，生卒不詳；張伯端（？~1082）；張無夢，生卒不詳；陳景元（1025~1094）69；劉混康（1036~1108）72；賈善翔，生卒不詳；張繼先（1092~1127）35；林靈素，生卒不詳；王文卿（1093~1153）60；曾慥，生卒不詳；寧全真（1101~1181）80；王嚞（1112~1170）58；劉德仁（1122~1180）58；蕭抱珍（？~1166）；謝守灝（1134~1212）78；邱處機（1148~1227）79；尹志；平（1169~1251）82；李志常（1193~1256）63；雷時中（1221~1295）74；白玉蟾（1194~？）；黃舜申（1224~？）；莫月鼎，生卒不詳；俞琰，生卒不詳；雷思齊（1231~1303）72；杜道堅（1237~1318）81；李道純，生卒不詳；林靈真（1239~1302）73；張留孫（1248~1321）73；劉玉（1257~1308）51；吳全節（1269~1346）77；黃元吉（1271~1355）84；金志揚（1276~1336）60；張雨（1277~1348）71；陳致虛（1290~？）；趙宜真（？~1382）；張三豐，生卒不詳；冷謙，生卒不詳；劉淵然（1351~1432）81；張宇初（1359~1410）51；邵以正（？~1462）；邵元節（1459~1539）80；陶仲文（1479~1560）81；陸西星（1520~1606）86；卓晚春，生卒不詳；伍守陽（1565~1644）79；王常月（？~1680）；張清夜（1676~1763）87；婁近垣（1689~1776）87；劉一明（1734~1821）87；閔一得（1758~1836）76；李西月，生卒不詳；陳攖寧（1880~1969）89；易心瑩（1896~1976）80。

僅從皇帝和道教高手的平均壽命來看，道教的各種長生不老的道術（仙術），顯然不如現代科學高明。有准確記載的超過100歲的道教高手屈指可數，但是現在全國各地的百歲老人都很多。聯合國規定的長壽之鄉的標准是每10萬人中擁有百歲壽星7.5人，江蘇如皋、湖北鐘祥、廣西巴馬達到這一標准。因此也有“中國三大長壽之鄉”的說法。有些局部地域遠遠超過了這個標准。如，海南省三亞市的南山村4500多人，就有10位百歲以上老人。

89歲的清高宗弘曆（乾隆）是成了兩千多年來福建帝王中的長壽冠軍，又一個重要的原因，據說因為他的老父贏正被老道士的“仙丹”活活毒死了，所以一生拒絕“仙丹”，這可能是他長壽的一個重要原因。道教高手的平均年齡比皇帝的平均年齡高得多，可能是因為道教高手把皇帝當作了研制“仙丹”的試驗品。

我在前面說過，任何宗教都逃脫不了走向滅亡的下場。宗教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決定了其必然會走一條“產生→發展→衰敗→滅亡”的路。佛教在印度產生，也首先在印度滅亡。同樣，道教在中國在中國產生，但是也首先會在中國滅亡。現在道教在中國已經走到了滅亡的境地，如果不通過“改革”拋棄已經被現代科學推翻了的古人對自然界的某些愚蠢的認識和巫術，那麼道教在中國徹底滅亡已經指日可待。

李洪志居然把道教說成是宇宙真理，還把“雷”看作是天神對妖怪和壞人的懲罰，還模仿曆代道教高手編造荒誕故事的伎倆神化自己，還對“男女雙修”大加贊賞，還把“男女雙修”說成是外星人傳給地球人的高級修煉技術，等等等等。居然還有很多人被欺騙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所以必須從道教、佛教和現代科學的多個角度對李洪志的歪理邪說作全面地系統地剖析。

第四節、佛教概說

佛教產生於印度，又最先在印度消亡。佛教於東漢後期傳入我國，佛教受到儒家思想、道教的影響較大，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教，並對中華文化的許多層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佛教也被李洪志說成是宇宙真理，一些人之所以相信了李洪志的鬼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不了解佛教的淵源、產生和興衰。所以，為了剖析李洪志的歪理邪說，有必要對佛教做一個概說。從佛教進入我國起，就受到了曆代唯物主義者的批判。因為我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所以我介紹佛教也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一、古印度印度文化思潮概說

古印度自古是一個宗教的、哲學的、詩意的國家，因而產生了很多文化思潮。雖然不同時期的文化思潮有不同的特點，但是任何古老民族的文化思潮都具有曆史繼承性，所以古印度的文化思潮也不例外，其前期文化思潮對後期文化思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佛教是古印度的一種重要的文化思潮，但是它是印度恒河文明較晚期的產物，所以佛教的教義受到了其前期和同期文化思潮的巨大影響。因而要想真正了解佛教，就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其前期和同期文化思潮。古印度文化思潮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1、吠陀時代（前1500~前900年）

這個時代，一方面表現為以自然現象作為諸神崇拜的對象；另方面張揚了雅利安民族在印度滲透拓展的能量。雅利安民族拓闊生存空間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在思想上，這一時代，可以稱之為神話宇宙觀時代。印度民間流傳的如萬花筒般的神話，是這一時代人們豐富思想和旺盛創作欲得以淋漓盡致發揮的體現。在這個時期我國也產生了很多神話故事，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我國家大多數的古人是相信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正因如此，我國的神話故事主要表達的是我國古人的精神向往和對自然界的一些困惑。例如，女媧補天和大禹治水等神話故事，表達的就是我國古人與自然抗爭的精神。絕大多數的古印度人像其他古老民族一樣，他們對神話的深信不疑，現實與神話之間的界限之模糊不清，而且成為一種傳統，綿延至今。這個時代的標志是吠陀。

吠陀，又譯為韋達經、韋陀經、圍陀經等，它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獻材料，主要文體是贊美詩、祈禱文和咒語，是印度人世代口口相傳、長年累月結集而成的。“吠陀”的意思是“知識”、“啟示”的意思。《吠陀》用古梵文寫成，是印度宗教﹑哲學及文學之基礎。《吠陀》裏表達的是雅利安民族的樸素的自然崇拜及精靈崇拜思想。《吠陀》分為四部：《梨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闥婆吠陀》。

《梨俱吠陀》意即“智慧之詩”。這是一部由公元前1500年到前900年間的1000多首詩組成的總集，它們是獻給雅利安諸神的。詩歌從敬畏與冥想的極致寫到世俗的生活，表達了欣喜滿足之情。生動而富有色彩的語言描述了因陀羅驚天動地的事跡，他是位“劈開大山之腹”，讓水流奔湧而出的“舞動雷霆的人”。一首優美而率真的聖詩祈求黑天女神的保佑，因為她的光輝能“驅走黑暗”。《梨俱吠陀》也可以說是

《沙摩吠陀》是蘇摩祭時，祭師所唱的歌詞及旋律。此文獻的歌詞，大多采錄自《梨俱吠陀》，在文學上及思想上的價值不高，但卻是研究古代印度音樂的重要資料。

《夜柔吠陀》所集皆祭祀供犧時所用之詞。“夜柔”就是祭祀之意。

《阿闥婆吠陀》為巫術、咒語之匯集。計收贊歌七百三十一首，其中約六分之一為梨俱吠陀中已出現者。主要為祈福禳災之咒法與巫術，然亦包含若幹哲學與科學之思想。

吠陀時代的雅利安人與哈拉帕時期的居民不同，他們沒有城市，依畜牧為生。向神祈禱的主要內容是願神賜牛，把戰爭稱為“瞿維什提”，意即“渴望得牛”。除牛以外，雅利安人已馴養綿羊、山羊、驢、馬和狗。雅利安人進入印度河流域以後，逐漸學會農業，用牛拉木犁耕地，收割穀物時使用鐮刀。

2、婆羅門教時代（前900~前600年）

婆羅門教是進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根據《吠陀》創造的早期宗教。《吠陀》（《梨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闥婆吠陀》）是婆羅門教的主要經典、另外還有《阿闥婆吠陀》等。再就是對解釋的《梵書》《森林書》和《奧義書》。

《梵書》為散文體，其主要內容是對吠陀本集的解釋，並講解吠陀的祭祀儀式。

《森林書》內容主要在說明有關祭祀規定之秘義。具有“神秘”性，須於森林中傳授學習，故得此名。

《奧義書》是印度最經典的古老哲學著作，它用散文或韻文闡發印度教最古老的吠陀文獻的思辨著作。現在已知的奧義書約有108種之多，記載印度教曆代高手的觀點。《奧義書》從婆羅門教的梵天（神）中概括出一個形而上學的實體──梵，認為梵是一種沒有始終的、沒有屬性的、沒有因果的、不可思議的最高實在，並把作為客體的梵和作為主體的我（靈魂）等同起來，從而建立了“梵我一如”的原理，認為，作為外在的、宇宙終極原因的梵和作為內在的、人的本質的我在本性上是同一的。但是由於人的無知（無明），人對塵世生活的眷戀，受到業報規律的束縛，把梵和我看作兩種不同的東西，如果人能擯棄社會生活，抑制情欲，那麼，他就可以直觀靈魂的睿智本質，親證梵我的同一。奧義書所說的梵無非是人類認識的一個變種，一個用哲學語言描述的上帝，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的說明。

就像我國的道教一樣，婆羅門教也是經曆了逐漸完善的過程，所以吠陀時代和婆羅門教時代沒有一個嚴格的界限，只能識大體的劃分。

在印度河文明時期，印度已流行對母神、動物以及男女生殖器的崇拜。這些崇拜雖然不能說標志著婆羅門教的產生，但是，卻可以肯定婆羅門教在產生時吸取了這方面的一些內容。印度後世流行的婆羅門教崇拜有不少成分是由印度河文明時期已經存在的原始宗教崇拜演化過來的。婆羅門教崇拜的主要神婆羅摩（最高主神，即梵天）、毗濕奴（保持神）和濕婆神（破壞神）等則是由吠陀神話故事中的諸神逐漸發展而來的。

婆羅門教的基本教義是業報輪回，因果報應。所謂“業”，指人的實踐結果。該教認為人因欲望而生的行動會造成不同的業。造業即有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報應的體現是死後輪回，靈魂轉世。現世的階級、等級差別與壓迫皆為前生注定，而改變差別的希望則只能寄托於在現世行善守道，以便來世時來運轉。

婆羅門教是赤裸裸的統治階級宗教，有一套關於種姓制合理性的解釋。該教胡說什麼四種姓系由眾神所分割的原人（普魯沙）肢體所生。婆羅門由口變成，刹帝利由雙臂變成，吠舍由雙腿變成，首陀羅由雙腳變成。婆羅門教把社會中的人分成了四等。一等人是婆羅門，指祭司僧侶階級。這是一個在印度為他人執行祭儀、教授《吠陀》聖典、接受布施的特權階層，是印度社會中的精神貴族。二等人是刹帝利，指王族及其武士階級，這是一個在印度執政的階層。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就出生於這個階層。三等人是吠舍（又作毗舍），指從事農業、畜牧、商業的庶民階級。四等人是首陀羅（又作首陀），指奴隸，也稱賤民。

一等人是婆羅門享有很多特權，有些人利用特權為非作歹，尤其是一些婆羅門濫用特權，簡直成了“包工頭”、“承包商”。對首陀羅進行侮辱虐待。甚至打著宗教的幌子，滿口仁義道德，卻幹著令人發指的勾當。所謂戴沃達錫風俗（即神的女奴）就是其中一例。婆羅門祭司等人利用這一傳統習慣，名為把一些青年或少女買進寺廟，為神服務，實為把姑娘買進寺院，供他們蹂躪。有人曾嚴肅指出：“這些高級種姓的祭司把寺院變成了妓院，這些姑娘的生活實際上比妓女還慘。妓女還能靠此養家糊口，而這些姑娘不但分文不得，反而還得服從任何一個男子與自己同床的要求，哪怕是個麻瘋病患者，或是全身潰爛者。”後來給“神的女奴”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聖女。

印度教保留了“聖女制度”。“賤民”家庭的女孩10歲時便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婚姻模式，將自己一生幸福都獻印度神棍，在十二、三歲剛剛進入青春期，她們便在儀式和慶典上“嫁給”寺院，從此成為神棍的性奴隸，聖女面臨的是眾多神棍的群交！印度神棍打著男女雙修的旗號，所以不用避孕套，所以聖女們面臨的不僅僅是肉體的輪奸，還面臨艾滋病的嚴重威脅。盡管印度小女孩成為聖女為寺院工作的做法已在1986年被正式宣布為非法，但安德拉普拉德什地區的4.2萬聖女當中仍有約40%HIV檢查呈陽性。身為這種落後和愚昧做法的犧牲品，聖女傳統說明了社會工作者在全力預防印度艾滋病問題達到非洲水平時所面臨的社會和文化障礙。2005年印度已有超過5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幾乎接近印度總人口的0.5%!這是現代印度神棍的一大罪惡，然而許許多多的愚昧的印度人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這是被宗教愚弄的印度人的一個巨大悲哀。許許多多的聖女和印度神棍慘死於艾滋病，也說明了瑜伽修煉的祛病健身功效的局限性。瑜伽連艾滋病都抵抗不住，還指望成神、成佛？真是恬不知恥的鬼話！

3、沙門思潮時代（前600~前500年）

在這個時代，印度出現了與婆羅門思潮相對立的沙門思潮。沙門思潮是當時自由思想家的各種觀點、派別的通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佛教、耆教、生活派、順世派和不可知論派等。

這個時期正是我國的春秋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前，因為我國古人受唯物辯證的陰陽思想的影響，所以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所以這個時期我國沒有出現宗教主，而是出現了老子、孔子等一大批大思想家，我們這個時期是學者之間展開民主自由的學術爭論。而印度在這個時期是宗教主之間的展開的宗教決鬥。

耆教的真正創立者是與佛陀同時代的筏馱摩那，號稱大雄。大雄建立了一套修持理論和實踐，這個派別在佛教興起時代十分活躍，它一方面反對婆羅門教，另一方面與佛教也保持著相當的距離。

生活派的梵文原意為“嚴格遵守生活法的規定者”，漢譯佛經稱為邪命外道。相傳為末伽黎·俱舍羅所創，據後來南印度發現的碑文記載，與佛陀同時代的“六師”中的婆浮陀·伽那和富蘭那·迦葉也歸入這個派別。在佛教興起時期，生活派在恒河流域的舍衛城和補羅沙城等地組織過獨立的僧團，擁有自己的寺廟，過著極為嚴格的戒律生活。生活派宣稱：宇宙和一切有生命的物類由靈魂、地、水、風、火、虛空、得失、苦、樂、生、死等12個原素構成。各種原素的結合是一種自然的、機械的、無關系的結合；在社會道德觀方面提出了一種宿命論學說，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受命運支配著的，在命運的鎖鏈中，任何人的意志都是無能為力的，倫理道德也是沒有意義的。這個派別在印度孔雀王朝、戒日王朝時很流行，以後在南印度又和耆那教、印度民間信仰相結合，直至15世紀才銷聲匿跡。

順世論，印度古代唯物主義派別，淵源很早。其先驅者之一是與佛陀同時代的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意為“發褐”）。順世論宣稱：世界的基礎是物質，構成物質的原素（大）是地、水、風、火四大。一切有情識的生物都由“四大”和合而生。認為物質原素不斷運動，具有內在的力量，從而否定了神和其它的原因。順世論在社會倫理方面主張種姓平等，反對輪回業報、祭祀苦行，指出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來世，而在今生。因此佛教稱他們為“現世涅論”。這個派別從古代到中世紀一直在廣大人民中流行。

不可知論派以佛陀同時代的散惹耶·毗多梨子為代表。據佛經記載，在佛教興起時，散惹耶也組織過自己的僧團，有弟子250人，佛陀的兩個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連原先都是散惹耶的門徒，後皈依佛教，因此散惹耶氣憤而死。散惹耶宣傳一種懷疑論或不可知論，認為對於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真理都是不可遽然斷言的。例如我們對於來世化生、因果報應、罪惡是非、如來（人格化的修行完善者）可以說有（S是P），可以說無（S不是P），可以說亦有亦無（S是P亦不是P），可以說非亦有非亦無（S不是P亦不是非P）。散惹耶這種理論被佛教徒稱為“難以捕捉的魚學說”。不可知論作為一個派別在佛教興起以後就銷聲匿跡，但它的思想對後世一直有影響。

上述沙門思潮，雖各有所標榜，但他們反對吠陀權威和婆羅門教精神統治方面是一致的。在世界觀方面則集中反對梵天創世說，從而提出了自然因說（世界是由自然的物質原因構成的）、偶然因說（世界是由偶然原因構成的）、結合因說（由物質和精神的原因結合而成）、宿作因說、生類因說（世界的各種事物及人分成不同的種姓是先天命定的），這些學說對世界的認識大都是從自然或現實出發的，相信自然界的原因或規律比神的創造更為重要，來源於實踐的人的知覺、經驗比吠陀天啟更有效。在社會生活方面，他們反對祭司的精神統治和種姓的不平等制度，反對以動物為犧牲的血腥屠殺和繁瑣的祭祀儀式，但這些派別也有很多時代的局限，他們中除順世論外一般都相信業報輪回，有的還陷入詭辯、不可知論或宿命論，有的實行極端的苦行主義或享樂主義，甚至為了反對婆羅門教的社會倫理准則而走向極端，否定一切，抹殺是非界限。沙門思潮反映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社會力量一一武士貴族、商業富有者和城市居民的思想和傾向。

這個時期盡管沙門思潮興起，雖然沉重地打擊了婆羅門教，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婆羅門教主導和統治地位。

古印度印度文化思潮各個時期的劃分在學術界觀點不一，我的劃分未必妥當，我主要是為了介紹佛教作鋪墊，特此說明。

二、佛教教義的主要淵源

正如道教是中國曆史發展到特定的時期產生的一個特殊曆史產物一樣，佛教是印度曆史發展到特定的時期產生的一個特殊曆史產物。

佛教產生之前，長期以來，婆羅門教把不平等的種姓制度從宗教意義上予以合法化，宣揚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綱領。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後，提出了眾生平等的口號，婆羅門教的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但是，以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來看待曆史文化，某種文化的產生必有其社會基礎和對過去一切文化的繼承關系。列寧曾經說“無產階級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列寧《青年團的任務》）列寧的意思是說，一個國家無產階級文化是對前人創造的文化的批判地繼承。佛教也必須立根於本民族的文化基礎上才能得以弘揚和發展，佛教的產生也受到了前期和同期文化思潮的影響。從思想的傳承看來，佛教並不是一個單一思想的系統，而是許多思想系統的母體。就像占主導地位和統治的儒家思想對道教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樣，對佛教影響最大的也是占主導地位和統治的婆羅門教，佛教主要是婆羅門教的批判地繼承。也就是說，婆羅門教是佛教教義的主要淵源。

佛教思想有很多東西都是從婆羅門教那裏繼承和發展而來的。例如：①、輪回的說法是婆羅門教早就存在的世界觀。婆羅門教以神的力量來解釋世間如幻非真的理論，認為世界是從神自身的幻力變現出來的，從而得出眾生因為眾生在幻世中因為黑業（壞事）和白業（好事）的不同，而得到苦樂不同的輪回。佛教很巧妙地借用了輪回，佛教把婆羅門教的如幻非真的觀點發展成為“緣起性空”的理論，從另外一個角度肯定了婆羅門教的“輪回思想”。②、梵，是印度正統婆羅門教思想之最高原理。初時，梵，意指吠陀之贊歌、祭詞、咒詞等，同時被視為其本質即神秘之力量。自吠陀至上、祭祀萬能之梵書時代以降，成為世界根源之創造原理，被視為生主的創造物之一。爾後兩者又被視為同一，其後，生主作為人格神之色彩淡薄，逐漸為單純之世界原理而存立，隨著梵之崇拜興起，梵代替生主為世界萬有之原理，而生主被視為依存於中性原理本有之梵，並位居其下位，遂以梵為主體，展開宇宙創造說。宇宙最高之原理梵成立後，對之深深探究與思索之結果，確立梵與我一體化之梵我一如說，此為奧義書泛神論哲學之中心觀念，遂成為貫通印度宗教、哲學思想之根本思想。佛教接受了“梵”這個概念，梵具有清淨之義，從事清淨之行，尤其指斷淫欲之事，稱為梵行；行淫欲者，稱為非梵行。清淨之十戒，稱為梵淨十戒。佛、菩薩美妙之音聲，稱作梵音聲、梵聲、梵音；其響稱為梵響。梵音相為佛三十二相之一。佛之清淨法身，稱為梵身。佛堂伽藍又稱梵刹、梵宇、梵閣，寺院之吊鐘一稱梵鐘。佛學又稱梵學，印度又稱梵土。梵行先生為僧之異稱，梵儀指僧侶之威儀。佛教雖然否定梵是世界的創造者，否認了他無所不能的神力，但是並非否認梵神的存在，梵在佛教那裏又通常指大梵天王，又稱梵王，名為屍棄或世主。③、佛教“空有說”也是從婆羅門教的“無有說”發展而來的，婆羅門教的“摩耶”幻論和“無、有、非無、非有”的對立統一的樸素辯證原理，佛教哲學家把它們全盤接收過來，並使之發展到較高的階段。④、為了說明真諦和俗諦的關系，佛教借用了婆羅門教否定加否定和肯定否定的思辨模式。佛教的十二因緣，特別是它的前三個範疇——無明、行、識，可以在婆羅門教中找到它們的原始形態。⑤、佛教宇宙論所說的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實際上就是婆羅門教中的天、地、空三界的發展。婆羅門教稱三界為三有，佛教也照樣把三界叫做三有。佛經中常見的天龍八部和其他一些鬼神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就已活躍在婆羅門教所說的三界裏。⑥、在《梨俱吠陀·婆樓那贊》中，吠陀哲學家把摩耶（幻）作為觀察世界從產生到消失的一種最基本方法，自從第一次在《梨俱吠陀》第一次提出後，數千年來印度的主要哲學流派一直把它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宇宙觀來探討，特別是佛教大乘哲學(中觀論和瑜伽行論)，把它作為了自己的理論核心。不管理論如何更加深刻和豐富，都沒有離開《梨俱吠陀》有關這一概念的原始立場。佛教還“剽竊”了很多婆羅門教的東西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當印度佛教到了它的最後一種形式——密教的時候，它就完全被婆羅門教同化從而也失去自身存在的意義了，這不能不說是佛教在印度的悲劇。密教的教義淵源或萌芽在印度非常古老，至少可追溯到吠陀時期。就佛教本身來看，很早就有所謂“明咒”的信仰，即認為唱頌簡短的經文會產生功德，而此功德可以消災招福。這種信仰在《阿含經》中即可發現。《彌蘭陀問經》中亦論及了各種防護咒。另外，以特定的言詞或文字為象征，冥想其神聖的意義，對心加以總持，這在印度稱為“陀羅尼”。此類“明咒”和“陀羅尼”在印度流行的時間很長，但真正形成較大的影響，在曆史上廣泛傳播，則是在密教形成之後。密教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的“明咒”和“陀羅尼”的基礎上產生與發展起來的，是佛教把婆羅門教和印度民間信仰的許多成分糅合於自身的產物。因而它實際上具有佛教教理和婆羅門教教理的雙重特點。可是由於密教放棄了它在哲理方面的探索，再也提不出多少有生命力的思想，使自己跟隨婆羅門教的宗教儀式演化成一種單純致力於宗教實踐、偶像崇拜的流派。婆羅門教的宗教實踐在印度社會中有極為廣泛的群眾基礎，而密教的主要宗教實踐實際取自婆羅門教，這樣隨著佛教體系中宗教實踐成分的加大和對原有理論的淡漠，它就逐漸同化於婆羅門教，其獨立的地位自然也就消失了。再就是，密教所特別推崇的宗教實踐有不少十分汙穢（如把性交作為修煉成佛的“秘術”），要想在群眾中保持長久的影響是極為困難的。

總之，佛教是婆羅門教“遺傳變異”的結果，沒有婆羅門教就沒有佛教。

八世紀以後，婆羅門教高手商羯羅，依據婆羅門教的根本教義，又吸取了佛教、耆教等宗教的一些優點，形成了新婆羅門教——印度教，得到了當時印度上層人物王孫貴族的支持。但是印度教繼承婆羅門教的教義，仍信仰梵，並對存在著造業、果報和輪回的觀點，贊成和積極發揮。但並不同於婆羅門教的教義、教規等。首先，婆羅門教原是一個多神教，而印度教是一個具有相當特殊性的神教。印度教也信仰多神，但在多神中應以梵天、毗濕拏、濕婆三神為主神。認為，梵天是主管創造世界之神；毗濕拏是主管維持世界之神；濕婆是主管破壞世界之神。在三個主神中，又往往把毗濕拏或濕婆立為一個主神，其他神都在其下，並都是這兩個神之一的化身，所以是具有特殊性的神教。婆羅門教初無寺廟，公元一世紀左右才開始有點零星廟宇。印度教自建立起，它的祭祀活動在寺廟舉行，有些慶典祭祀還有專門的舞蹈者跳祭神舞，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形成了盛大、熱烈的場面。因此，產生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

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傳入，印度教掀起了廣泛的宗教改革，反對古印度教中存在的種姓制度、偶像崇拜、繁瑣宗教儀式、寡婦殉葬等愚昧現象。但至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響力的宗教，大多數人信奉此教，其種族階級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婦殉葬等諸多民間陋習仍然未能完全被革除。

原婆羅門教和後來的印度教徒在日常生活中鬥對牛敬若神明。牛與印度教的主神毗濕奴和濕婆有很密切的關系，毗濕奴最重要的人間化身黑天在牧區長大，從小是個放牛娃；濕婆的坐騎是一頭大白牛。印度教經典認為，牛是繁殖的象征，是人類維持生活的基本依靠，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是牛幫助農民耕作供養人類，是牛獻出乳汁哺充人類。因此，與其他動物不同，牛是不可侵犯的，是應該受到人類頂禮膜拜的，是神聖動物，是神。在印度國語印地語裏，“奶牛”一詞常和“母親”一詞連用，組成複合詞“奶牛母親”，即如漢語的“祖國母親”，可見牛在印度的地位之高。因此牛只能生老病死，絕不可以宰殺，更不可以食其肉，否則，會遭到惡報，其罪過如同殺害生身父母。錫克教徒、佛教徒和耆教徒等持同樣的看法。這也是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間的重要分歧，是印度的主要社會政治問題之一。早在穆斯林統治的莫臥兒王朝時期，印度教徒就上書阿克巴大帝，請求他在全國禁止宰牛。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印度教徒也多次發起“護牛”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牛也是1947年印巴分治的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好似一顆不定時的炸彈，是印度社會不小的威脅，甚至會影響印巴乃至印度和周邊穆斯林國家的關系。如何使大多數國民滿意，同時又不使少數的穆斯林感到受歧視，這是印度曆屆政府面臨的極為棘手的問題之一。

三、佛教修煉術的主要淵源——瑜伽術

瑜伽起源於古印度。瑜伽的含意為“一致”、“結合”或“和諧”。瑜伽是一個通過提升意識，幫助人們充分發揮潛能的哲學體系及其指導下的運動體系。瑜伽姿勢是一個運用古老而易於掌握的方法，提高人們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是一種達到身體、心靈與精神和諧統一的運動形式。

瑜伽發源印度北部的喜馬拉雅山麓地帶，就像我國的氣功一樣，瑜伽也是古印度人在觀察模仿動物的基礎上創造的。古印度人發現一些動物天生具有治療、放松、睡眠、或保持清醒的方法，患病時能不經任何治療而自然痊愈。於是古印度人根據動物的姿勢觀察、模仿並親自體驗，創立出一系列有益身心的鍛煉系統，也就是體位法。這些姿勢曆經了五千多年的錘煉，瑜伽教給人們的治愈法，讓世世代代的人從中獲益。自古以來的所有印度宗教的修行者都是以瑜伽術作為修煉術。

考古學家曾在印度河流域發掘到一件保存完好的陶器，上面描畫著瑜伽人物做冥想時的形態，這件陶器距今至少已有五千年的曆史了。瑜伽的曆史長河中，一些學者大致把瑜伽的發展劃分為前古典時期、古典時期、後古典時期。

前古典時期：由公元前5000年開始，直到《吠陀》的出現為止，約有3000多年的時期，是瑜伽原始發展，缺少文字記載的時期，瑜伽由一個原始的哲學思想逐漸發展成為修行的法門，其中的靜坐、冥想及苦行，是瑜伽修行的中心。

古典時期：由公元前1500年《吠陀經》的出現，將瑜伽開始有系統的記載下來，到了《奧義書》更精確的記載瑜伽，到《薄伽梵歌》的出現，完成了瑜伽行法與吠檀多哲學的合一，使瑜伽這一民間的靈修實踐變為正統，由強調行法到行為、信仰、知識三者並行不悖。

後古典時期：大約在公元前300年時，派坦佳裏創作了《瑜伽經》，闡述古典瑜伽的理論。全書共195章節，將瑜伽定義為：控制、純潔的操守、身體姿態、呼吸的控制、集中意念、冥想、至善境界8個分支，意在傳播瑜伽的智慧精髓。

現代瑜伽。19世紀的“克須那摩卻那”是現代瑜伽之父，現代瑜伽在新的時代下吸收新思想、新文化，得到了新的發展。

瑜伽的修持方法分8個階段進行：①、道德規範。道德首要。沒有道德任何功法都練不好。必須以德為指導，德為成功之母，德為功之源。瑜伽道德基本內容：非暴力、真實、不偷盜、節欲、無欲。這是瑜伽首先要求修持者遵守的道德規範。②、自身的內外淨化。外淨化為端正行為習慣，努力美花周圍環境；內淨化為根絕六種惡習：欲望、憤怒、貪欲、狂亂、迷戀、惡意、嫉妒。③、體位法。是姿勢鍛煉，能淨化身心，保護身心，治療身心。體位法種類不可勝數，他們分別對肌肉、消化器官、腺體、神經系統和肉體的其他組織起良好作用。不僅提高身體素質，還可以提高精神素質，使肉體、精神平衡。④、呼吸法。是指有意識的延長吸氣、屏氣、呼氣的時間。吸氣是接受宇宙能量的動作，屏氣是使宇宙能量活化，呼氣是去除一切思考和情感，同時排除體內廢氣、濁氣，使身心得到安定。⑤、控制精神感覺。精神在任何時候都處於兩個相反的矛盾活動中，欲望和感情相糾纏，其次是同自我相聯系的活動。控制精神感覺，就是抑制欲望使感情平和下來。⑥、集中意識於一點或一件事，從而使精神安定平靜。⑦、冥想、靜定狀態。只有通過實際體驗去加以理解，難以描述。⑧、修持者進入“忘我”狀態。即意識不到自己的肉體在呼吸、自我精神和智性的存在。已進入了無限廣闊的寧靜世界。這8個階段綜合起來即瑜伽。

瑜伽是包括婆羅門教在內的所有印度宗教修煉的方法，當然也就包括佛教。

佛教中既有各種禪法的專著，如《修行道地經》等，又有各種以三昧為名的經典，如《首楞嚴三昧經》、《月燈三昧經》、《般舟三昧經》等，均屬於瑜伽修法。

《瑜伽經·威力》中列舉了瑜伽行者得三摩地後所得各種超人能力（神通），佛教也認為修瑜伽最後能證三乘之果，即阿羅漢、緣覺和佛三種果位。在證最後果位之前也可先得超人威力，即六種神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其中前五通與婆羅門教瑜伽派等相似，漏盡通為佛教所獨有。

天眼通：能見極遠方事物，或能透視障礙物（例如：牆）或身體；不受光源明暗影響。

天耳通：能聽極遠方音聲，包括言語等；或能跨過障礙物聽到音聲(例如：密室對談)。

他心通：能知眾生心念造作。參見心靈感應。

神足通：能隨心遊曆極遠處，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不受時空限制。

宿命通：能知眾生的過去宿業，知道現時或未來受報的來由。

漏盡通：“漏”即煩惱；能破除執著煩惱，脫離輪回，意指修行證阿羅漢果。

瑜伽從原理和功效上來說，與中國的氣功相似，正因如此一些中國古代的和尚用中國氣功修煉。瑜伽和氣功一樣，祛病健身、養性等功效是無庸置疑的，至於產生宿命通等神奇功能，那不過是佛教徒和所有的印度宗教徒的癡心妄想罷了。如果瑜伽確實有這種神奇功效，那麼印度自古以來肯定就會有數不勝數的具有神通廣大的人，那麼印度宗教徒還會多次遭受殖民統治者的蹂躪？如果瑜伽修煉就是為了能忍受殖民統治者的蹂躪，那就只能說明瑜伽是修煉亡國奴的邪術。

四、佛教概說

1、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約前1027年~前949年）本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的太子，屬刹帝利種姓。父為淨飯王，母為摩耶夫人，釋迦牟尼為太子時名叫“喬達摩·悉達多”。釋迦牟尼與老子和孔子是同時代的人。

古今中外的所有的宗教主都有一個共同的伎倆，那就是通過編造荒誕故事的方式深化自己，從而達到欺騙信徒的目的。釋迦牟尼也不例外，他編造了很多荒誕故事，第一個荒誕故事就是他的出世神話。釋迦牟尼其前世是天上的一個神——白幢天子，為了普度眾生而轉世人間。白幢天子觀種姓、氏族、時、地、母親等五相後，決定降生於中土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之王族，於是化乘六牙白象，象口含白色蓮花，入住迦毗羅衛國王後摩耶夫人之母胎。摩耶夫人夜夢六牙白象入住母胎後，即懷有身孕。經十月懷胎，依印度當時的習俗，摩耶夫人返娘家天臂城待產，在許多的侍衛護送下啟程，當行至藍毗尼園時，見樹林蒼翠蓊鬱、百花盛開，一切景物均極為清淨殊勝而美好，當摩耶夫人手扶無憂樹之枝葉，佛陀即於此時，於沒有任何痛苦的情況下，由摩耶夫人之右脅誕生。佛陀誕生之時，有各種殊勝妙相與瑞兆產生，大地有六種吉祥之震動，帝釋、梵天以各種化身示現，守護四周；天女散花，天眾以天樂莊嚴，並以殊勝美妙之甘露沐浴佛身，諸天以殊勝妙好之甘露沐浴佛身之緣起，即為後世浴佛法會之由來。佛陀誕生後，隨即於東、西、南、北四方各走七步，每走一步，地皆湧現寶蓮承接佛足；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以此為佛陀於世間示現成佛之緣起。

假如釋迦牟尼是春秋時代某個諸侯國王的兒子，他如果散布這樣的荒誕故事，老子、孔子等思想家會立即群起而攻之，連他的父王也會遭到牽連，要是他的父王不以妖言惑眾的罪名處死他，其它諸侯國肯定會以此為借口討伐之。但是印度人具有先天的“神性”，把所有的宗教主臆造的荒誕故事當作是“真”。

2、佛教概說

佛教體系龐大，經世世代代的世界各地的佛教高手炮制的“經典”堆積如山，不可能用一篇文章說明白，所以我僅僅是為了批駁李洪志的歪理邪說，有針對性地從幾個側面作簡要介紹。

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隸制度下，社會極為動蕩的曆史條件下產生的。當時的印度社會生產力已發展到普遍使用鐵器，農業生產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業和商業也隨之發達起來，一批城鎮小邦興起（迦毗羅衛國就是當時的一個小邦），經常互相侵並，發生沖突。在政治上，雅利安人自中亞細亞進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土著民族後，創立了婆羅門教，確定了野蠻的種姓制度。種姓制度把人分為四等：一等人是婆羅門，指祭司僧侶階級。這是一個在印度為他人執行祭儀、教授《吠陀》聖典、接受布施的特權階層，是印度社會中的精神貴族。二等人是刹帝利，指王族及其武士階級，這是一個在印度執政的階層。三等人是吠舍（又作毗舍），指從事農業、畜牧、商業的庶民階級。四等人是首陀羅（又作首陀），指奴隸，也稱賤民。首陀羅是非雅利安人，受著極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被婆婆羅門隨意驅逐甚至殘害。這種不平等的種姓制度，不僅被訂在法律中，還神聖不可動搖地規定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義中。當時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種姓制度問題上，形成了尖銳複雜的鬥爭，導致社會動蕩，生產下降，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得不到溫飽和安定。痛苦、失意、無望、頹廢是當時一般的社會情緒。

作為迦毗羅衛國的太子釋迦牟尼處在二等人偏下的地位。因為迦毗羅衛國小國，小國貴族不僅要受到一等人婆羅門的壓迫，還遭受打過貴族的欺負。所以釋迦牟尼既有痛苦、失意、無望、頹廢情緒，又有反抗壓迫、欺淩的意識，還有維護二等人的剝削地位的企圖。他經過多年的折騰，終於在巧妙地借鑒婆羅門教和瑜伽術的基礎上造出了佛教，後來經過曆代佛教徒不斷完善。

佛教的教義是一個相當龐大、精細的唯心主義體系，後來由於不斷地傳播，發展成為許許多多不同的流派，教義就顯得更為雜亂了。

釋迦牟尼眼見社會階級的不合理，毅然樹起平等的旗幟，主張廢除階級對立，倡言“眾生平等”。佛教所說的“眾生平等”，不僅具有“人人平等”意思，還具有人與萬物生靈平等的意思。所以佛教認為萬物之靈（包括人類所濫捕亂殺的動物）無不具有佛性——一種來日可以成佛的潛能，縱使人與其他動物之間，在形體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在求生存的權利上，在佛性上卻是平等的。故佛教主張“不殺生”。釋迦牟尼是利用“眾生平等”的理論反對婆羅門教的愚昧、野蠻的種姓制度。所以說，我認為“忍”不是釋迦牟尼的本意，如果他是當時印度的第一能忍者，他就應該無條件地忍受婆羅門教的愚昧、野蠻的種姓制度，那他何必創造佛教與婆羅門教對抗呢？

“四諦”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據稱是釋迦牟尼最初說教的內容。四諦即苦諦、集諦、滅諦、道諦。“諦”是真理的意思，四諦就是佛教的“四大真理”。所謂“苦諦”，就是說人世間一切都是苦的，人生一世會遇到生、老、病、死……十六苦（或說八苦），沒有絲毫樂處，引導人們去厭惡人世。所謂“集諦”，指造成世間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找來找去佛教徒找到了兩條原因：一條叫“業”（幹事情），這是致苦的正因；一條是“惑（煩惱）”，這是致苦的助因。業和惑產生出無數苦果，如果斷絕業和惑，苦果自然隨之斷絕，就可以達到“寂滅為樂”的境界，這就叫“滅諦”。要達到這種理想的境界，就必須修道，這就是“道諦”。佛教所說的“道”就是涅槃之道。所謂“涅槃”譯義為滅、滅度、寂滅、圓寂、不生、無為、安樂、解脫等等，實際就是死的化名（這種化名多至六七十個）。佛教修行，以涅槃為極目的，其實就是引導人們去求死。四諦之中，苦、滅二諦尤為重要。人生最苦，涅槃最樂，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思想。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一點也不敢觸動，僅以消極厭世和追求死亡的說教來麻痹人民的鬥爭意志。苦諦以生老病死等作為人生中最大的苦難，認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脫這些苦難，窮人是這樣，富人也是這樣，這就很巧妙地掩蓋了階級矛盾，抹煞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是造成被壓迫人民痛苦的根源。這種說教當然是對剝削階級有利的。誠然，剝削階級也會遇到生老病死等問題，但他們是從剝削階級的貪欲本性來考慮這類問題的，即如何才能長壽，如何在來生來世也能保住榮華富貴的地位等等。而這種說教，不僅迎合了剝削階級的貪欲心理，還為他們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只要剝削階級在縱情享受的同時，分出一部分財物施給寺廟，就可以得到極大的福報。“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佛教正是這樣向剝削階級廉價地出售進入天國的門票。

“八正道”也是重要的教義之一，亦稱、八支聖道或八聖道。意謂達到佛教最高理想境地（涅盤）的八種方法和途徑：①、正見。正確的見解，亦即堅持佛教四諦的真理；②、正思維。又稱正志，即根據四諦的真理進行思維、分別；③、正語。即說話要符合佛陀的教導，不說妄語、綺語、惡口、兩舌等違背佛陀教導的話；④、正業。正確的行為。一切行為都要符合佛陀的教導，不作殺生、偷盜、邪淫等惡行；⑤、正命。過符合佛陀教導的正當生活；⑥、正方便。又稱正精進，即毫不懈怠地修行佛法，以達到涅盤的理想境地；⑦、正念。念念不忘四諦真理；⑧、正定。專心致志地修習佛教禪定，於內心靜觀四諦真理，以進入清淨無漏的境界。八正道中最根本的一道是正見，即堅定不移地信奉佛教的教義。佛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樣，認為只有自己的教義才是真理，其他宗教及各派哲學都是邪見。因而把正見當作最重要的一道，而其餘七道則都是在正見的基礎上進行精進不懈的修行。

佛教在進一步分析苦難和造成苦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十二因緣”說。認為世界上各種現象的存在都是依賴於某種條件的，離開了條件，也就無所謂存在。人生命的起源和過程也是依賴於條件的，這就是十二因緣。即無知（“無明”）引起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統一體的“識”，由識引起身體的精神和肉體（“名色”），有了名和色，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感覺器官的“六處”，六處引起和外界接觸（“觸”），由觸引起感受（“受”），由受引起貪愛（“愛”），由愛引起對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取”），由取引起生存的環境（“有”），由有引起“生”，再由生引起了“老死”。所以說到底，人生的痛苦是由無明引起的，只有消除了無明，才能獲得解脫。佛教經典又把十二因緣說解釋為“三世因果報應”說。即：無明、行是過去因，感現在果；識、名色、六處、觸、受是現在果；愛、取、有是現在因，感未來果；生、老死是未來果。宣揚人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各種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善業”或“惡業”的結果，是早就注定了的，無法改變的。這就為剝削階級殘酷剝削勞動人民，荒淫無恥地進行享受提供了根據，把勞動人民由於剝削制度造成的苦難亦解釋為合情合理的事情。這種說教起著掩蓋剝削階級的罪惡和讓勞動人民服服帖帖當牛作馬的反動作用。根據“因果報應”，佛教又提出“輪回”的說教。“輪回”的原意是“流轉”的意思。佛教沿襲婆羅門教的說法而加以發揚，宣稱一切有生命的東西，會永遠在所謂“六道”中生死相續，有如車輪的旋轉不停一樣。根據佛教經典所謂“六道”是指：天道、阿修羅道、人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人若做了善事（指信佛等），死後就可升入天界。人若做了壞事（指不信佛，不安於自己的命運，觸犯了他人的利益等）死後就會變成畜生，變成餓鬼，或墮入地獄。這種說教，實際上成為反動統治階級用來恫嚇勞動人民群眾，對他們進行精神奴役的一種手段。

“四諦”和“十二因緣”說釋迦牟尼表明了維護二等人的剝削地位的企圖。這就表現了佛教教義的自身矛盾性，即一方面叫喊眾生平等，另一方面又叫喊讓人們默認今生的苦難，把希望寄托在來生。

關於“業力”。業力是印度宗教一個普遍的觀念，一種認為一個人的行為在道德上所產生的結果會影響其未來命運的學說。古代中文譯為“羯磨”，現代中文譯為“業”。業力觀念首先由婆羅門教提出，根據《吠陀》，如果我們播種善因，將結善果。業力就是泛指今生及前生所有行為及伴隨行為而起的反應，凡此種種行為結果都會決定我們的將來，但業力並不一定會即時顯現，也有可能會經過積累，在今生或來生遇上特殊的條件時才顯現。後來被佛教、錫克教、耆那教等所有的宗教“借用”。但是各種宗教對業力的解釋有所不同。佛教對業力的解釋相當複雜，大意可理解為：業力是組成因果關系的原素。業力是指個人過去、現在或將來的行為所引發的結果的集合，業力的結果會主導現在及將來的經曆，所以，個人的生命經曆及他人的遭遇均是受自己的行為影響。因此，個人有為自己生命負責的可能性以及責任。而業力也是主導輪回的因，所以業力不單是現世的結果，還會生生不息地延伸至來世。漢傳佛教對業力有一個通俗的解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

佛教自公元前五、六世紀發源於印度，至公元十二、三世紀在印度率先滅亡。大約有一千八百年曆史。學術界一般將佛教分為三個時期，即前、中、後三個六百年。

第一時期，前六百年。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即小乘佛教時期。孔雀王朝時期（約前324~前185），佛教被定為印度的國教。當時印度海上交通發達，對外關系活躍，國家甚至發動佛教傳教士遠赴國外以擴大政治影響，佛教由此便逐漸向亞洲其它各國傳播。佛教傳入各國各地區後，又與當地的思想意識、宗教相結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顯得相當活躍。這個時期佛教，由水路南傳至斯裏蘭卡等東南亞各國成為南傳巴利語系上座部佛教。傳至中國雲南傣族等數個少數民族地區，迄今仍在這些地區流行。

第二時期，中六百年，主要是龍樹－提婆中觀學系與彌勒－無著、世親的瑜伽學系兩個系統，即大乘佛教時期。這個時期佛教，分別由陸路及海路傳至中國，又從中國傳至朝鮮半島、日本等東亞各國，成為北傳漢語系佛教，迄今仍在東亞各國流行。釋迦牟尼死後百餘年間，佛教發生分裂：一派稱為“上座部”，主要由一些長老組成；另一派稱為“大眾部”，擁有廣大的僧侶，公元前一世紀前後又由大眾部的一些支派組成“大乘佛教”，並且稱呼非大乘佛教的教派為“小乘”。大乘宣稱自己這個教派是“普渡眾生”的，說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當“羅漢”，不管別人，所以很不可取。他們把羅漢稱之為“自了漢”，是帶有一點輕蔑的意思的。大乘打著普渡眾生的招牌，宣稱自己寧願入地獄渡人，也不願自己先解脫。這是很能換得人們的同情和尊敬的，所以大乘比小乘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大乘佛教中又有“空宗”和“有宗”的不同派別。空宗（又稱“中觀宗”）是公元三世紀，由龍樹、提婆創立的一個派別。空宗宣揚“一切皆空”的教義，很有導致把佛自身也否定掉了的嫌疑，所以遭到了另一些佛教徒的反對。後來世親、無著才創立了“有宗”。有宗又稱“瑜珈宗”是針對空宗來的，認為不能像空宗那樣講，不是一切皆空，佛還是真的、有的。有宗宣揚“萬法唯識”的教義，認為一切客觀事物都是佛性的表現，最終也都要歸到佛性上來，主張的是唯心主義的主觀意識論。

第三時期，後六百年，為密乘佛教時期。稱此一時期為密乘佛教時期，並非說密乘從此時才開始流傳。其實，早在公元二、三世紀時，密教就由龍樹（亦稱龍猛）菩薩付出，而後一直秘密流傳，直到七世紀時取得主導勢力，公開流行。

佛教何時傳入我國，在學術界尚爭論不休。我認為佛教至少在公元67年之前就已經進入我國。據史料記載，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某天晚上，漢明帝劉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神仙，金色的身體有光環繞，輕盈飄蕩從遠方飛來，降落在禦殿前。漢明帝非常高興。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夢告訴群臣，並詢問是何方神聖。太史傅毅博學多才，他告訴漢明帝：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位得道的神，號稱佛，能夠飛身於虛幻中，全身放射著光芒，君王您夢見的大概是佛吧！於是明帝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訪求佛。三年後，他們同兩位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一批經書和佛像，並開始翻譯了一部分佛經，相傳《四十二章經》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命令在首都洛陽建造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德高望重的印度名僧，儲藏他們帶來的寶貴經像等物品，此寺即今天的洛陽白馬寺。據說是因當時馱載經書佛像的白馬而得名，而白馬寺也因而成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發源地（白馬寺屬於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劉莊做佛夢之事，不過是他和傅毅聯合臆造的，這說明劉莊和傅毅早就知道天竺（印度）有佛了，所以說至少在公元67年之前就已經進入我國，只不過僅是口傳，而沒有書面經典罷了。到了東漢桓靈二帝時代（147~189），記載才逐漸翔實，史料也逐漸豐富。

佛教在它的誕生地滅亡，而卻在中國發展，這是因為佛教東來中國，炎黃子孫在龍鳳精神的影響下，根據儒家、道家等古代思想對其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許多派別的佛學。派別雖多，但都從儒家思想中揀出了“善”字和“忍”字，並加以發揮，形成了各自的“修煉真諦”。為了說明中國特色的佛學與印度佛學的差異，現以中國佛教造出的“大肚彌勒佛”為例說明之。

如果你遊覽過許多祖國的名勝古跡，你就會發現在很多寺廟裏塑著一個大肚彌勒佛像。如，在北京潭柘寺古老的庭院裏，殿宇金碧輝煌，肅穆的殿堂上有一尊笑容可掬的胖大的和尚塑像。他倚著布袋，袒腹仰坐，對遊人笑臉相迎，這個曠大僧人便是大肚彌勒佛，彌勒佛塑像的神位兩側，有一幅鎏金對聯：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大肚彌勒佛是中國佛教根據“善、忍”二字制造出來的一個佛。傳說唐朝末年，浙江奉化有位聞名遐邇的雲水和尚，自稱“契此”，此人身粗體胖，他為了修煉成佛，用禪杖挑了個布袋，四方乞討，四處宣揚佛法，廣行善事，遭人侮辱，從不發怒，一笑了之。有一天，他遊訪嶽林寺，端坐在一塊盤石上，口裏洪哼著一首偈子（佛經裏的唱詞）：“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唱完，就圓寂歸天了。契此圓寂後，遠近的和尚就認為他是“彌勒佛”的化身，就照著他圓寂時的神態在寺廟裏塑了像。宋遼以後，越來越多的寺廟裏塑了他袒腹側臥的形象。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當上皇帝後，從鞏固其封建統治的利益出發，特別推崇大肚佛，下令各大寺廟都塑“大肚彌勒佛”，於是在明朝，在中國的寺廟裏“大肚彌勒佛”取代了“如來佛”

在四川的靈岩寺的大肚佛像兩旁的對聯是：

開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

大肚能容，容天容地，與己何所不容。

廣東韶關南華寺天寶殿的彌勒佛像兩旁的對聯，令人深思有味：

日日攜空布袋，少米無錢，卻剩得大肚寬腸，不知眾檀越，信心時用何物供養。

年年坐冷山門，接張待李，總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什麼來由？

值得一提的是，這幅楹聯一反傳統的虔頌神佛的觀點，語言詼諧，嘲諷深刻。

1988年，我出差路過徐州，遊覽了雲龍山，那裏也有個特大的大肚佛。遺憾的是，那次因遊記本意外丟失，記不清那大肚佛像兩旁的楹聯是怎麼寫的了，但我清晰地記得在山上的一塊岩石上刻著一個大“忍”字，但因時間關系，未來得及考證此“忍”字出自那位高僧的手跡。

中國僧人造出的“大肚彌勒佛”體現了中國特色的佛學的“善、忍”特色。

密教的教義淵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大乘佛教，二是印度教性力派（縱樂派）。其修煉術淵源主要有三個：一是瑜珈術，二是道教房中術，三是印度民間巫術。

從曆史上看，密教可總體分為早、中、晚三期。

早期密教。一般稱為雜密，即雜部密教之義，指密宗兩部根本經典《大日經》與《金剛頂經》未結集流傳前，由釋迦牟尼佛顯說於佛教經典各部中的密法及陀羅尼密咒等。隨著中國譯經事業的開展，早在西晉時已傳至中國，主要有菩提流支及阿地瞿多兩個從印度傳來的密法系統。現在流行於漢族地區的許多單行密法，多是早期雜密，它是與顯教各部經典的譯傳與各宗派的開創相聯系而發展的，至今不絕。

中期密教。學術界稱為純密，即純正密教之義，指由法身佛大日如來所傳密宗胎藏界、金剛界兩部大法，即兩部根本經典《大日經》、《金剛頂經》結集傳出後之密教。具體地說，就是由開元三大士善無畏（716年到長安）、金剛智、不空所傳之印密，由中國僧人一行、惠果繼傳而後形成的“兩部一具”之唐密，以及唐密分支：由日本僧人空海、最澄繼承唐密而在日本分別開創的東密和臺密。

後期密教。為吸引信眾並應對重新興起的婆羅門教，後期印度密教引入印度教性力派（縱樂派）內容，特別重視性能量和性信仰儀式，認為性是最大的創造性能源，通過性交可以使人類靈魂和肉體中的創造性能源激揚起來，與宇宙靈魂的大能合流，達到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為此他們直接把性交本身作為一種宗教儀式，在性交中使男女通神，這種儀式稱為“輪寶供養”。它是在三更半夜由已婚或未婚的數對男女出席舉行“五種享樂”。前四種是魚、肉、酒、穀物和飲食，最後一種是性交。在性交之前需冥想和其他准備，並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情，然後以多種形式進行性交，男女在極樂中溶為一體，體驗個人靈魂與宇宙靈魂合一的情景。簡言之，就是通過性交修煉成佛，即男女雙修。

密教中有一個釋迦牟尼巧施“美人計”傳說：崇尚婆羅門教的國王毗那夜迦殘忍成性，殺戮佛教徒，釋迦牟尼派觀世音化為美女和“毗那夜迦”交媾，醉於女色的毗那夜迦終為美女所征服而皈依佛教，成為佛壇上眾金剛的主尊。

關於密教中的“明妃”。明妃是密教裏男性高級修行人的異性修行伴侶，也就是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修行伴侶的名稱，尊號。在密宗修行裏，男性修行人象征慈悲，而女性修行人則象征智慧，因此，明妃也稱做智慧女或者手印女（手印是指永恒不變的真理）。而這樣的兩個特殊的修行人的結合，能使人的思想境界和身體狀況達到最高尚超脫的境界，因而具備了解救他人的功德能力——慈悲和智慧的一體能量，這就是密宗佛教所強調修持的“樂空雙運”或者一般人稱的“男女雙修”。

密教造出的了一個“歡喜佛”。在歡喜佛和明王妃合抱交媾之相，明妃摟抱其頭，一足圍繞其腰，正是所謂“大樂”形式。歡喜佛被作為密教徒修煉的“調心工具”和培植佛性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