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出发点

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上的设想。所以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贸机构中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站长评语：自称是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到了九十年代居然才明白闭关锁国的害处，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我们和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应行动将无损于苏联的安全。

　　从1994年的“高度”回顾过去几年，必须承认，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遇到的麻烦依然有增无减。新的问题取代了先前的问题。必须继续走下去，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更新“新思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历史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例如，成功的协议，其原因何在？这些协议又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从另一方面说，那些至今仍令人伤脑筋的国际问题，妨碍它们解决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将对这些情况做出如实的阐述。决无隐瞒和矫饰。

　　苏美关系的转折。第一步：日内瓦1985

　　我本人和我的一些国际事务中的同道，都认为应当从美国着手。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才就1985年深秋在日内瓦同他会晤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下榻在苏联代表处大楼，部分谈判、招待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住进了距日内瓦五公里的一所二层楼房，美国人还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幢名为“弗莱尔德奥”的别墅供谈判用。

　　苏美首脑最近一次会晤是在1979年夏天，距今已有六年半之久。国际形势已经极度白热化，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强大的集团，各自筑起核弹头导弹的篱笆，彼此对峙，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怪乎全世界都把眼睛“盯住”了日内瓦，为了报道这次会晤，有3500名记者云集于此。

　　11月19日10时，我乘“吉尔”牌汽车抵达“弗莱德奥”别墅。里根出来迎接，走下台阶。我们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旁观者甚至觉得我们立刻用双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里根邀我与他合影，我们便走进楼里。和我在一起的有谢瓦尔德纳泽，我当时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副外长格·科尔尼延科，驻美大使阿·多勃雷宁，党中央部长列·扎米亚京。美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机关领导人里甘，驻苏大使哈特曼、安全助理麦克法伦、白宫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尼采、里奇威、梅特洛克。

　　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得知，美国人曾经想要弄清楚，撒切尔夫人赞扬戈尔巴乔夫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不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之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次会晤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

　　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在出行之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批准一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在我直接参与下由外交部、党中央国际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的。人所共知，指示有各式各样。如果就政治对话而言，那么这仅仅意味着阐述应告知对手的立场观点，并要求弄清对方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如果是指具体问题谈判而言，指示则含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提出什么，以及我们准备采纳什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有人在发表许多浅薄无知的议论，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臆测，说什么总书记凡事都独断专行，竟然做出了得不偿失的让步，如此等等。

　　除了基本观点外，还准备了一些备用观点。这些观点可在接受得失相当的妥协时做应急之用。如果意见达不成一致，一项议题便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此项议题必须由某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以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最具思辨意义的题目为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研究议题的工作通常由相关部门准备建议开始。准备阶段的协调人角色，最初几年照例留给外交部。后来，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政治局下属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职责是在主管部门提交了指示草稿或总结性文件之后协调准备工作。该委员会多次开会，听取外交部、国防部、科研院所、国家计委、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为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分歧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关最重要的结论和有争议的问题，都向总书记汇报，后来则向苏联总统汇报。这件事通常由扎伊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来做，有时有亚佐夫或阿赫罗梅耶夫，切布里科夫或克留奇科夫等人在场。这种在提交政治局之前的讨论，具有定期性质。

　　经过多次协商和我的指示之后，大家选定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汇报给政治局，同时也把那些不同的意见报上去，也就是说，最高领导的成员能够得到关于辩论情况的通报，有机会了解可供选择的观点。

　　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委员会长期以来由扎伊科夫领导。军备问题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武器的用途，一是该武器的生产。扎伊科夫对这两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凭他在军工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对技术的通晓，想欺骗他可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他一身兼备高级专家的品质和排难解纷、协调议案的本事。他善于息事宁人，调解部门之间的冲突，防止外交部在纯专业问题上造成失误。与此同时，他还善于“敲打”国防部，揭穿军工联合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部门主义观点。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明明知道军备竞赛使国家不堪其苦，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过裁减军队和压缩武器生产方面的建议。

　　国防部的代表们在研讨重大裁军倡议时，常常把脾气火爆的高加索人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德纳泽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搞得怒不可遏。他有时找到我，扬言说：“我再也无法跟他们一起共事了！”我总是对他好言相劝，吸收扎伊科夫参加，当我了解到他们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便亲自参与。有时我请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一起过来，后来再请他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一起或者他和亚佐夫、莫伊谢耶夫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对全部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

　　当然，制定原则问题方面的政策基础，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实际情况的立场，这都是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所以这项工作是集体做的，而且做得极其扎实。我们的公文包里当时装了不少主张和具体建议，正因为如此，在和美国总统第一次会晤时就开始探求当时最迫切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途径了。

　　在日内瓦，谈判及其他会晤总共占去大约15个小时。有5次或6次我们是单独会晤的，而且每一次都违背了“时间表”的规定。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会谈绝不是礼仪性的，绝不是与会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表而不用来做事情的那种。不是的。我和罗纳德·里根的会谈是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有时候还是感情冲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谈话很坦率，而且彼此越是增进了解，谈话也就更加友好。当人权、地区冲突、臭名昭著的战略防御计划成为辩论题目时，双方都慷慨激昂。不过，在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

现在让我顺序叙述。第一天是从单独会谈开始的，本来应该谈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翻看记录，最先映人眼帘的是交谈双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起初这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而不是两个最大强国的领导人务实的对话。我竭尽所能地回击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不过我并不是一直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则反驳我对军界和工业界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集团在建立一个从事反苏工作的强大宣传机器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评价。而对于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我们两人则言词激烈地相互推卸责任。

当时我们两人既各有各的道理，又都没有道理。事实是，世界的分裂、战争威胁的加剧，苏美关系的极度紧张，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这种相互认错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在日内瓦峰会上。还需要假以时日，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认识。至于说到我，早在就任总统时我就说过，苏联和美国错过了战胜法西斯后出现的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我们的美国伙伴目前还只是向着承认事实这个目标前进。干扰仍然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结束说成“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明证。

　　可见我们在日内瓦从会晤的最初几分钟起就在进行可谓实质性的会谈了。我在那时就说过（虽则只是笼统地）：我们不打算滞留在阿富汗，我们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冲突。

　　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尖锐的。当我们开始讨论地区冲突时，这种印象则有增无减。里根长时间谈到我们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抱怨说这种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团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做了如下的答复：我们是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也不打算“输出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和美国在它的切身利益所在的区域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只是美国把这个区域实际上扩展到整个世界。

　　午休时间我们回到住处，我在那里和同事们谈了和里根单独会谈的印象，并指出，在政治层面上里根不仅仅是个保守派，而且还是一条“恐龙”。大家一致认为，对话必须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偏离目标，不要放过达成理智协议的一次小小的机会。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返回“弗莱德奥”别墅，开始谈武器监督问题。我的对手显然“急欲投入战斗”。我后来才得知个中原因：美国人按照他们既定的策略，企图先发制人，公开已准备好的主张，以便迫使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们旁征博引，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同时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总统义愤填膺地把威慑政策驳得体无完肤，正是这个威慑政策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里根在他建议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激情的话：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苏联不必害怕战略防御计划。这位总统想尽量把话和盘托出，提出了“实验室开放”的主张，最后声称一旦这项技术开发成功，他将力主与我们分享这项技术。

　　他们对宇宙空间战略创意提出的种种辩护理由，使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想象力的驰骋，而且其用意是使苏联在谈判中变得易于被说服吗？或者不过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计谋：稳住苏联，而他们自己把疯狂的“主张”推行到底，建立起一道屏障，可以有恃无恐地施行先发制人呢？我手头上有专家学者们的评价，里根提出的一连串论据并没有陷我于措手不及的境地。回应是激烈的，果断的。

我说，从总统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战略防御计划是很执著的，而这无非是想通过一个宇宙空间系统为施行先发制人而建立一道屏障。在这方面发表的泛泛的议论，做出的种种“保证”，不会使我们被迷惑。这只能证明美国不相信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就必须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呢？

战略防御计划是军备竞争的继续，只不过是在另一个领域，一个更加危险的领域。怀疑和不安将不断增强，每一方都担心被对手超过。苏联反对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空间，但是，如果美国听不进去理性的论据，不肯响应寻求停止军备竞赛和削减现有核武器的途径的呼吁，那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给以回击。我应当说明，在原则上我们的回击手段已经有了。这种回击手段是很有效的，造价较低，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国务活动家不能把他们凭着“地位”的原因所了解的一切都张扬出去。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能把某些细节透露给读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这决不是虚张声势，研究结果表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击手段的确会像我们警告的那样。

　　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像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沉默，一阵紧张而沉重的沉默开始了。沉默显得很漫长。

　　“为什么我们不出去走走呢？”总统问。

　　“我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表示赞同。

　　我们两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几位译员的陪同下走进一个内院。我们朝一幢建筑物走去。这是一个游泳池。那里面的会客室——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我们进去的那间小屋子的话，点着壁炉。散步、新的环境、薪柴燃烧发出的毕剥声，顿使紧张气氛消散。我们刚刚在椅子上落坐，里根便又急忙推行他的策略上的“锦囊妙计”了。他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是单独在一起，我又要谈战略防御计划这个题目，便决定抢在我前头，从衣袋里掏出武器监督建议递给了我。而且，照我的理解，这不是供讨论用的，而是供采纳的，并作为指令发给我们的谈判人员的。

　　这是用英俄两种文字写成的、含有9个项目的一组建议。其中有多东西由双方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讨论过，但是未能达成协议。里根强调指出，美方正是把这些建议看做是一揽子建议。

　　我不慌不忙地看了一遍之后说，读第一遍时就发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很抢眼，首先一点就是，如果全部采纳这些建议，美国就能够继续推行战略防御计划。里根点了点头。我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不同意的原因。”后来的辩论表明，我们不过是在原地兜圈子罢了。谈话结束了。炉火熊熊，房间里温馨而舒适，可是说心里话，这次交谈没有使心情好转。我们走出房间，我感觉外面很冷：不知是因为离开了壁炉的缘故，还是经历了一场热烈争论的缘故。这时里根突然邀请我访问美国，我则以邀请他访问苏联作为回答。

　　“我接受邀请，”总统说。

　　“我接受您的邀请。”我说。

　　这就是说，在那个艰难的一天里，我们两人身上毕竟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情况。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直感。中午的时候我的想法还不同，就是傍晚分手时，我们仍然坚持着对立的立场。但是，“人性因素”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起作用。敏感的嗅觉暗示我们两人不要走向决裂，要继续进行接触。在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对可能达成协议萌发了希望。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是接待方。我做为主方，在苏联代表处门口迎接了里根。我们登上楼梯，停下来等拍照，然后谈判人员再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大家的情绪有所转变，彼此相互“适应”的结果显现出来了，而且昨天关于互访的协议也令人产生一定的期望。

　　我再一次和总统单独会谈，这次谈的是人权。里根有他自己的打算：单独谈这个题目可使会谈以非对抗方式进行下去。我想他是在摸底，看我有什么反应，可又不愿意当着同事们的面这么做。

　　从他的话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早在会谈筹备期间美方就把人权问题提到了首位。他们不仅通过外交途径这样做，而且还通过新闻界这样做。里根一开场就声称，苏联如果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改正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声誉。总统用下面这个事实作为他的论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对这个问题极端敏感，没有一位政治领导者能够忽视这个问题。

　　我则阐述了我自己对人身自由的观点。而且首先强调了一点：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接下去，谈话在代表团成员中继续进行。我对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说，削减百分之五十武器的谈判因战略防御计划而受阻，美国政府必须对之采取某种行动，否则削减核武器就无法实现。里根坚持他的那一套，我们也不打算让步。漫长的、有时变得很激动的辩论暴露了不可克服的分歧。可以想象到（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人写过），美国代表团和我们的代表一样，也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结束这次峰会呢？

看来，只有一件事还给人带来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让日内瓦会谈无果而终。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人看做是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失败，而更重要的是，那样一来就会在广大的舆论界造成失望，使千千万万人对我们的会谈所抱的希望化为泡影。那种把失败归罪于另一方不肯让步的屡试不爽的做法，这一次也不会很灵验了。最起码也必须宣布会谈将会继续进行。

　　我们午饭后碰面时商定责成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两人研究一下，是否可能搞出一个协议。这一段时间我和总统一直呆在苏联代表处，等待结果。到了17点才明确，在许多条款上分歧十分严重，达成协议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于是分手，相约在代表团范围内寻求摆脱窘境的可能。

接下去，由我和里根委托有关人员继续协作，并在傍晚报告结果。我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但愿他们不会败坏我们的好心情。”

在谈判期间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包括相互之间的宴请。我们都携夫人和直接参加谈判的人员出席宴会，围坐在一张张小桌前进餐。除此之外，根据议定的礼仪规定，夫人们还举行了两次茶话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日内瓦时带了一些苏联儿童的画。这些儿童都是1984年国际儿童绘画比赛的优胜者。他们的画在苏联代表处展出，引起了很大兴趣——它们充满了善良、天真、友好。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便邀请南希做一次短暂的参观，这使得两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刻。

　　后来她们又一道参加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大厦奠基典礼。她们和弗格莱尔女士把一封由她们签名的信装进密封盒放在基石下面，信的内容如下：“奠定这块基石是希望本博物馆将有助于增进理解，加强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鼓舞全世界的后代为全人类去寻求和平和和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安排还有访问一个农民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一所大学和一所图书馆。当我们来到为里根夫妇租赁的那幢楼房时，为了使谈话不受拘束，这一次我们仍被安排坐在点燃的壁炉旁。报刊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壁炉旁的会谈》。的确，壁炉起了一定作用：谈话的气氛变得温和，言词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焦躁让位给沉思，大家更愿意理解对方了。

早在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发觉里根不喜欢过问具体问题。有人对我说过，送交到里根办公桌上的信息资料一般只有一、两页，最多也只有三页。一份文件如果超过这个篇幅，就是不严肃，而被退回。摆到我桌子上的文件可就不能相比了——有日常情况通报，有一摞摞的资料、决议草案。我不喜欢收到那种规范化的简报，但我说不准，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像我们那种向上级发送文件的做法，简直是一种耗费大量时间的陋习。看来这种事情也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都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度。

[站长评语：文山会海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点。]

　　里根比较喜欢那种有助于互相了解的一般性政治话题。在代表团范围内，每当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在场时，谈判总是具有单纯的具体性质。

　　专家们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都“开足马力”干起来了。举世都在期待着某种政治结果。美国人不排除两种方案：发表一份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的共同文件或者由每一方发表一份单独的声明。我们坚持发表共同文件，否则就会失利：如果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间隔多年之后举行会谈，只是交换交换意见，各自单方面发表一纸声明，然后各奔东西，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这份文件由一个工作小组起草，我方有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当时外交部主管美洲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两人参加这个小组。他们本来干得就很卖力，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就更加卖力了。

　　但是，此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总统举行的宴会快要结束了，可是协议草案仍然没有写出来。我们离开餐桌，来到旁边的一间会客室。我和里根坐着，其他人都站着。谈判人员出现了，科尔尼延科在做汇报。舒尔茨对我们的这位副部长的讲话做出很强烈的反应，他们两人之间展开了舌战。科尔尼延科简直是把身子贴着我的脑后，说话言词生硬、语调气忿。一向沉稳持重的舒尔茨此时简直是大发雷霆：“总书记先生，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这样能够做成什么事呢？”

　　我和里根都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全部。总统说：“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我说：“那我们就捶吧。”说完就急忙分手了。我把自己人请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从科尔尼延科说话的声调和他的表现来看，好像这事关系到根本分歧，关系到我们的利益有可能遭到严重损失。别斯梅尔特内赫做了汇报，原来这不过是一场词句之争。问题排除了。

　　还有什么？在恢复苏联民航飞机飞往美国的航班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国民航部反对某些条文，所以这些条文没法写上去。我立即拿起政府专用电话话筒，和民航部长布加耶夫通话。他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正在解决。我对这位部长说：那你们就把它解决了吧。

　　还有什么吗？没有了。就这样只用了15分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甚至不能不在这里给这个词加上引号。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这么一个作风。主要的是显示不屈不挠。为了强硬而强硬。一味死硬，只顾全面子，既不考虑到政治的需要，也不考虑到实际的需要。

　　总结文件的定稿工作于夜间结束，第二天早晨举行了会谈闭幕式。大厅里装点着苏美两国国旗，我和总统当着无数新闻界人士，从两个不同的角落走上一个高台，那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文件夹。我们相互迎着对方走过去，相互握手。这当然正是经过多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之后举世满怀希望所期盼的场面。我们签署了一份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认定，“核战争是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既然这个道理得到承认并将转变为实际政策，进行核军备竞赛，积累和改进核武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其次。“双方将不寻求超越对方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原则上的事实认定，而且这一次决不是拿来安慰公众的空泛词句。我和总统已经做出保证，给参加日内瓦核武器谈判代表团发出相应的指示。

　　文件表达了双方关于双边关系，特别是人文领域的交流、两国青年的接触、恢复空运等方面的愿望。

　　我们每个人都对着自己面前的麦克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强调指出，已经结束的会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以致无法借助简单化的概念对它进行评价。会谈使得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我们的分歧的性质，消除了积累下来的部分偏见。

　　信任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们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关于美国不寻求军事优势的保证，并且指望这种保证将从行动上得到证实。里根说，政治对话将扩大，将在各个层次上举行。他还谈到就最高级互访达成的协议。两国将发展双边合作，继续并扩大就地区问题进行的磋商。这些词句以及说出这些词句所用的语气，很早以前就从苏美两国国务活动家的词汇中消失了。当时还是一些很老练的评论家都不敢冒险写出“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开创了新纪元”这样的字句——他们过去曾不止一次“栽”在这上面。但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第一个突破口已经打开，如果双方谁也不从中作梗，即将出现使世界摆脱核威胁的机遇。

　　可是日内瓦会谈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什么意义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制定优先考虑的政策工作自此加大了力度。这几个月以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会报告中的对外政策部分由党中央国际部、外交部、科研中心负责起草。我们搞出了一个走向无核世界的纲领，而且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宣传层面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倡议共同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个纲领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公诸于世。毫无疑问，这样一份文件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我们走上了进行深化改革的道路，是由于加强了对外交往，对国际政治采取了新的态度。1985年的对外交往，对国际局势所做的客观分析，使我们确信国际社会已经成熟到了能够接受这种思想的程度。至少现在就应当干起来了，而且要干得很有胆略，要干得非同凡响。就苏联的领导层而言，我没有遇到他们的反对，有些人也许在内心深处还抱有某种疑虑。至于那些无耻之徒，他们多半是这样议论：2000年还很遥远，“冷战”当中使用什么手段都行，来点蛊惑又有何妨？但是，各主管部门、科研中心的专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都在认真地为文件做论证准备，对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将在国内外产生的后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我应当说明，谢瓦尔德纳泽为准备这份文件花了大量心血。在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不久，我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到了秋天我们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这就是对形势所做的科学分析，对几个月以来的交往和会谈的评估意见。就在那时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构想编写成长远的纲领，用来作为继续“和平攻势”的基础。

　　当这个纲领的准确工作完成时，在一次碰头会上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最好在什么时间发表出去呢？起初我曾设想，这个纲领应当成为苏共二十七大报告的组成部分。这里起作用的是以往的老经验，更确切地说，是以往的老框框——重大的主张不可“浪费”，要节省下来，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至少也要用在中央全会上或者重要纪念日的活动上。但是，经过考虑后我们认定，如果把这个纲领纳人党代会的报告中，就会贬低它作为一个独立行为的意义。而且，提前公布这个纲领并不妨碍对所提出的宏伟创议的讨论。事实也的确如此。代表大会不仅支持了新政策的哲学，并且具体地支持了纲领本身，这个纲领其实已经成为国家纲领了。

　　我再补充一点，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这不仅仅表现了自斯大林时代起形成的党员对领导的传统式的忠诚：不管党中央提出什么建议，都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站长评语：这种现象是封建专制的结果，就象是在封建朝堂上，无论皇帝下一个什么旨意，大臣们都会连声高呼“万岁英明”，苏共的各级官员沦为奴才式的封建士大夫，真是可悲可叹。]不，这一次开始显现出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初步的、小小的成果。那时候党内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事情还因循旧例，陈旧的机制，虽然是很勉强地，但仍然在为最高当局服务。与此同时，人们也感到宽松一些了，越来越敢于说心里话了。他们对于使国家和全世界摆脱核威胁的坚定决心感到很亲切，很容易理解。

　　访问华盛顿。第一个《核裁军条约》

　　1987年12月7日我们乘坐的“伊尔62”在空军基地安德鲁斯着陆。在机场上，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随行人员受到了乔治·舒尔茨及夫人的欢迎。他致了简短的欢迎词，我致了答词，然后我们的车队便驶往华盛顿。我和舒尔茨国务卿同车，他的心情很好，谈话围绕着访问日程安排进行。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我将向读者谈谈我此次访美的印象。但我要先谈一谈这次访问的顶点——第一个《核裁军条约》。以后会有第一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是一切都始于《中短程导弹条约》。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恐怕也不会有以后的条约。况且世界上有许多事物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了，因为《中短程导弹条约》本身是变化了的形势结出来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走出“冷战”的开端。

　　签字仪式是在庄严的气氛中举行的。所有参与者无不激情满怀。签字开始之前我和总统单独呆在一起，在礼宾官员的示意下走向签字仪式大厅。电视开始转播，在场的人起立欢迎我们。签字的程序只用了几分钟。我们交换了条约的俄、英两种文本和为这个仪式特制的钢笔。两个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里根和我分别向美苏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发表了讲话。

　　总统说：“今天我代表美国，总书记代表苏联，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销毁美苏两国整整一个等级的核武器的协定。这件事将载入史册。有许多所谓的智囊不止一次地预言说这样的协定是无法达成的。反对的势力和因素太多了。我们锲而不舍，从未服输。我希望总书记会谅解我，如果我承认在协议似乎真的无望达成的最沮丧的时刻，我曾经用俄国伟人托尔斯泰的名言鼓舞自己，他曾写道：‘最坚强的战士乃是时间和耐力。”’

　　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认为该说的话：可以引以为荣的是，我们栽下的树苗将会长成和平的参天大树。不过现在就相互赠送桂冠大概还为时过早。伟大的美国诗人和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对于一件做得很漂亮的事的最佳奖赏就是做成这件事”。让我们把事情做起来，奖赏我们自己吧。让1987年12月8日这个日子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吧，让它成为核威胁增长的时代和人类生活非军事化的时代的分水岭吧。

我认为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是适当的，更何况时隔不久，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批评。一些性情急躁的人和玩弄政治的公众开始扬言说《中短程导弹条约》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损失，打破了利益均势，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接受这个条约，只是为了给他那个“新思维”张目。

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反映了当时领导的政治风格和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决策方式。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并不令人宽慰的结论。这个不仅涉及到我国利益、而且涉及到欧洲和全世界利益的重要决策，实际上是在没有分析政治和战略方面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根据我的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近程导弹已陈旧过时，需要更换。但实际原因不是“陈旧过时”。改进武器的研究工作发现，有可能研制出SS-20导弹，这种导弹在射程、准确度、制导性方面，在所有的参数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型号。实际上，它具备了战略性能。无论在什么借口下作出的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无论利用什么论据来加以论证，像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这样的人，同样还有柯西金这样的人，对这个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是很清楚的。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地估计一下西方可能作出的反应。我就直说吧：这是在军工联合体的压力下作出的一桩不可原谅的冒险行为。或许是下面这个理由影响了政治领导班子：咱们先把导弹安装起来，在西方和平战士们决不容许采取反措施。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可是超级天真。

　　赫尔姆特·施密特后来见到我时，一直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并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惊奇。他回忆说，担任总理期间，一次出访日本或某一个远东国家途经莫斯科在舍列梅季耶沃机场作短暂停留时，曾和柯西金的一位副手谈话。他警告说，如果苏联方面实施SS-20计划，就会引起严重的反措施，因为部署这种导弹会改变整个军事政治形势。

　　坦率地说，我们这个决定倒是符合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但不仅仅如此，或者说不完全如此。由于北约采取了反措施，苏联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正处在“潘兴一2”（的打击之下。这种导弹只用5分钟就可抵达目标，我国实际上没有防御它的设施。

通过签订《中短程导弹条约》，我们实际上打掉了抵在我国太阳穴上的一枝手枪。且不要说生产和维护“SS-20”所需要的巨大的、得不偿失的物质投入了，这些费用都用来满足军工联合体这个贪得无厌的莫洛赫大神了。

顺便指出，我国军事专家都十分清楚地了解，部署“SS-20’是冒险，我们没有抵御“潘兴一2”的能力。在这里我可以举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例。这位为人耿直、忠厚的大军事家从不隐瞒他对这一有害的想法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在消除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危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曾有机会亲眼看到这种危险有多大，那是在我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国防项目并会见了高级专家的那次。我实际上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关于已出现的形势的报告（和我在一起的有政治领导机关、军工联合体、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们）。我“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们是否掌握击败“潘兴”进攻的手段。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种手段（当然是指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要赶在美国中程导弹安装计划还未完全实现之前加紧行动。如果木己成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必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优势。我倒也不是把话说绝，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中短程导弹条约》是很难签成的了。

所以我当时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国家脱离致命的危险，纠正7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犯下的巨大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可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量齐观的成就。但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全体欧洲人都需要。《中短程导弹条约》除了它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久以后起草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时就会用得到。这尤其与监督问题有关。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信任阶段，正在启动现实的裁军进程，建立安全体系，这种安全体系再也不是立足于你死我活的威胁，而是立足于全方位的合作了。

　　还有一个短程和近程导弹问题。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属下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短程导弹就技术性能而言，实际上达到了“SS-20”的下限水平，稍加现代化，减少其重量，就可以发射到更远的距离。由于坚持要保留这种导弹，我们当时曾冒着有可能出现与部署“SS-20’和“潘兴一2”所造成的局面相类似的局面。更何况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对类似的导弹实行现代化的计划。

　　这一次谈判的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在有关亚水平、舰基飞航式导弹、遥测等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正在彼此逐步接近。然而一切又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搁浅了。

　　《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对战略防御计划规定哪些限制，这个协定的“不退出期限”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问题直到最后时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题目。美国人谋求通过一份联合声明，约定双方有权在10年期满后启动防御系统研制。（试想：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条件，1997年地球的上空就会悬挂起具有杀伤力的核设施和激光设施了！）我们则坚持主张《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自动继续生效，每一方都必须提前半年以上通知自己想退出该条约的意图。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多次对美国总统和国际社会说过的话：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空间的做法，会使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变得毫无意义。

　　就进攻性战略武器展开的辩论在整个访问期间都在继续着，而有关《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条文起草工作直到我和总统应该到白宫前草坪上参加访问结束仪式的时候才告完成。应该到外面去了，可是文件还没有出来。天下着小雨。应邀的客人已经到齐，参加隆重欢送仪式的乐队和仪仗队已准备就绪。我和里根站在白宫的前厅里等候结果。阿赫罗梅耶夫再一次来到我身边，我们讨论了谈判人员找到的妥协提法。最后双方同意了这个提法：各方将不折不扣地执行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即研究、开发、试验都不可违反本条约，美国和苏联在一定期限内将不退出条约。

　　联合声明显然并未消除分歧，而且在一开始对访问结果作介绍时，分歧就显露出来了。

　　我再一次谈到前面已提到过的1993年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那次会议。前国防部长卡尔卢奇在讲话中承认，他本人从不相信战略防御计划，干脆称它为“总统心爱的宝宝”。然而他又说苏联领导过高地估计了战略防御计划的意义。但我认为并没有估计过高，我们是从原则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出于战略考虑，出于认真负责的考虑，不愿意把军备竞赛搞到宇宙空间去。那样会使已经启动的裁军进程中断。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这样想。

　　和美国对话

　　对我访美日程安排的结果是，我恐怕不得走出首都一步。原因不仅仅是时间不够，而是因为美方人员和苏方人员都对第一次访问抱有这种看法。多半是因为自1974年以来一直没有过这种访问的缘故。就因为这个，双方对于用什么样的“规格”安排这次访问，都存在着太多的担心。诚然，里根总统当着我的面和在信中都说过，他希望我能访问美国的各个地区。但是谈到日程安排时，人们竟然把这话抛在脑后。安全机关，首先是苏联的安全机关，也不希望出现麻烦，力主第一次访问应把活动范围仅限于首都为好。

　　然而，说得通俗些，访问日程把我和代表团成员“锁”在了华盛顿。因此我开始考虑，在这个范围内，在官方活动之外，如何才能和美国人见面。成功地安排了同美国公众代表、主要的出版商、编辑人员、生意人的会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游览华盛顿市容，参观国家美术陈列馆，出席由帕梅拉·哈里曼主持、邀请杰出的美国妇女参加的茶话会。

总的来说，我们对第一次美国之行是满意的，满载着观感回到莫斯科。此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又曾多次去美国，访问过这个国家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了解了美国的中部，只是未能到过最南端的几个州。

　　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要想适应它谈何容易。这里也许是一些规范和标准在起作用，这些规范和标准系由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一点所派生出来的。

　　我承认，在1992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中，我对美国人如何关注我的讲话感到惊喜。例如在富尔顿，我曾在露天场地对15000人发表讲话；在斯坦福有12000人听我讲话；在弗吉尼亚大学杰弗逊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有25000人听我讲话，在埃莫利大学有35000人听我讲话。以前我认为听讲话不是美国人的兴趣所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使我感到欣慰。说来是我的看法错了，要么就是美国人自己变了（也许正在变！）。

　　可是第一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矛盾的。早在安排访问日程的时候，总统本人也好，那些协助他的人也好，个个都表现得缩手缩脚，为了把日程安排得让来访者没有“得分”机会而不遗余力。关于我在国会演讲问题的讨论无果而终，我无法用别的理由解释这件事。除了这个原因，里根还不得不相机行事。照我的理解，民主党人不愿意让外交成就的荣耀完全归共和党总统占有。这个题目在报刊上曾经讨论过，因此最后决定我只和国会的头面人物会见。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没有在议会上讲话，而是对下院议员们讲了话，虽然主要的“出场人物”都在场。在英国也同样如此。美国人显然是如法炮制。

　　不管怎么说，我对和国会领袖人物的会见是很满意的。我和许多国会议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至今仍保持着这种关系。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却发生了一些怪事。按照原来安排，她不仅有机会坐在轿车里观赏华盛顿的名胜，而且还可以在几个点停留。然而车队以不可思议的车速从规定的参观地点飞驰而过，而那些地方的美国人本来期待着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夫人会见呢。他们只能满足于观看汽车疾驶而过的情景。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首先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停车？！她得到的解释是：这是安全机关的要求。

　　新闻界一时鼎沸，对总书记夫人的行为纷纷表示惊奇，因为组织者不仅仅是旁敲侧击，而是公然宣称这是她的主意。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在整个访问期间，美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以第一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之间的“冷战”为题目的文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两人，从生活经历来说，从专业兴趣来说，都是极其不同的人。南希是演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科学工作者。再加上我们两国各自的传统也十分独特，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元首夫人的地位问题上。

　　承认“第一夫人”的特定地位，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惯例。况且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从另一方面说，她对我当选为总书记，对我开始从事的事业很重视，抱有极大的责任心。她从各个方面给我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尤其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和在莫斯科接见外国人士的时候，她帮助我安排一些生动有趣的人际交往活动。所以说，她不曾和什么人“战斗”过，正相反，她为相互理解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此次来访的主题--裁军的过程中都克服了哪些困难，姑且不去谈它。我和里根当时发生了几场小小的“顶撞”，无非也是那种意识形态对峙的余波。在一次会谈中总统开始对我横加“斥责”。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并心平气和地说：

“总统先生，您不是法官，我不是被告。我和您一样，也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希望我们的对话将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下去了。”

　　相互怀疑、讽刺挖苦的场面也见于其他几次会晤。但这种情况逐渐减少。对手在彼此熟悉对方，不再话刚说半句就“发火”，凡是不合胃口的话都“予以反击”。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从来都是难以避免的），大家都尽量用开玩笑方式缓和气氛。美国人偏爱幽默，可以说是民族性格的特征。我想，就在我的访问过程中，里根本人曾思考了许多事物，超越了他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在这个意义上舒尔茨比所有的人走得都远。

　　美国人把大量的信函寄到苏联大使馆--我的临时官邸。报纸不惜版面、电视公司不惜时间，报道访问的详细情况。

　　应我的邀请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万斯、基辛格、凯南；各个反战团体和友好协会总会的代表；宗教界人士伯纳迪恩、格雷姆、斯奈德、施奈厄尔；学者比阿勒、亚当姆斯、托克、布拉德马斯、维兹纳、汉堡、加尔布雷恩、德莱尔、科恩、劳恩、辛普森、舒尔曼、沃德、斯通；文化界人土维达尔、鲍杜因、丹纳维、德·奈罗、兰克斯特、密勒。纽曼、欧诺、奥茨、佩克、斯特利普。

　　我只是列举了在使馆椭圆形大厅聚会的数十位美国杰出人物的部分名单。我方也有学术界和文化界名流出席这次集会。这次聚会在美国和在我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以美国来信（仅1987年我就收到80000多封）为切人点，开始了我的讲话。我谈了读过这些令人激动的信件之后的感想。对于我们两国公民已经意识到的东西，已经感受到的东西，政治家们和智囊们却跟不上。看来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去了解民意，应当提倡顺应民意。世界变了。在坐的有“战争边缘平衡论”、“遏制论”、“反击论”的首创者和拥护者，等等。但这种理论的对象正在消失。我们如果不把这一点搞明白，就无法走上一条使国际．关系健康化和建立合作的道路。

　　当然，和我交谈的人都对我如何评价苏联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当时，即1987年12月，是第一次提出：“我们已开始把自己的构想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将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今后两三年（！）将是最为痛苦的几年。一切都应该改变。”

　　我当时确信，而且至今仍然确信，没有经济往来，就不可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而苏联和美国之间，除了我们购买粮食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往来。我们用政治决议，用旨在防止技术流失的规定，把我们自己相互隔绝起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臭名昭著的清单，不仅使得美国自己，而且使得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和我们在现代经济技术层次上进行合作。贸易和人权挂钩使那些真正愿意与我们做生意的人陷于困境。只有极个别的美国商人进入我们的市场。

　　在与美国实业界人士会晤时，我把这些问题谈了出来。会晤时在坐的有实业界各方面的代表，诸如埃克、安德鲁斯、哈默、希尔顿、肯德尔、克恩斯、肯尼迪、劳德、马霍尼、马克斯韦尔、墨菲、彼得森、佩蒂、洛克菲勒、罗哈延、斯宾塞、特纳、伍德、克劳曾、鲁宾逊、美国商业部长维里蒂。我是围绕着下面这个主题和美国出版界头面人物谈话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新的世界生活。报刊在评论这次会晤时强调我和出版商们相互对骂。也许我表现得不冷静，我对此表示遗憾。但从会晤一开始就劈头盖脸地提出挑衅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我已回答了不下数十遍。座谈会演变成一次普通的记者招待会，这令人懊恼。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才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们对华盛顿的“入侵”之所以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抱有任何“破坏性”目的。所谓“人侵”，并不仅指我自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代表团成员中亲密的战友，而是指所有和我一起访美的人。这里有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名流，有记者大军。他们先期赴美，开始了与美国同行的接触，参加各种讨论会，多次接受记者采访。

原来我们真的有话可说，我们的人也很善于把“冷战”年代积累的尖锐问题谈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说话时摆脱了先前那种套话和教条。他们获得了思想自由，并且证明了他们善于富有责任感地、毫不懒惰地、毫无蛊惑人心之嫌地利用这种自由。这是公开性取得的初步成就。

许多辩论会的中心内容已经不再是顽固地坚持意识形态公设了，而是努力聆听和理解对方。这是一个不亚于签订条约的成绩。

　　那些频繁参加会谈的日子给人留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印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范·克里贝思。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还是那个因为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而在莫斯科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的青年人。在充满友好之情的拥抱之后，范·克里贝思再一次坐到钢琴前，轻声地演奏并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献给苏联客人的礼物。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写作的这支歌几乎是我国的民间国歌。我们忍不住了，激情满怀地跟着唱了起来，于是这支歌被用两种语言演唱着。

　　招待会和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和美国人都兴致很好地走在白宫的走廊上。我们走到林肯肖像前时，翻译悄声对我说：“您看见了，那边走着两位将军……一个将军指着肖像对另一个说：应该让林肯老先生看看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外面飘扬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里面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充当殷勤好客的东道主的乔治·舒尔茨。他很善于制造温馨友好的气氛。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们，所谓社会精英，济济一堂。舒尔茨把他的前任--历届国务卿全部邀请来赴宴。

　　我认为我在这次聚会上的讲话，是我整个访美期间最成功的一次讲话。我理所当然地谈到了《中短程导弹条约》和这件事的意义。但我讲话的主题却另有所指。

　　“现在千千万万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随着20世纪的结束，文明正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伙已经打够了，应该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了。两次世界大战，耗费人力物力的‘冷战’，再加上已经夺去和正在夺走千百万条生命的小规模战争，是因为冒险、野心、藐视他人权益而付出的极其高昂的代价。是因为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现实，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各国人民拥有做出选择、生存在世界上的正当权利，而付出的代价。

　　当代世界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集团的独霸天下，无论这些国家多么强大。世界是众人共有的天下。凡是有众人相互交流的地方，就离不开互惠和妥协。一个立足于强权的世界，无论怎么说，也是外强中干。就其实质而言，这样一个世界是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对峙上，建立在累卵之危上，建立在使用武力的野心上。

　　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得不容忍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我们不能再让自已这样下去了。有些人认为，在起草条约时苏联方面让步过多，另一些人又说美国方面做出了许多让步。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为了启动裁军进程，为了建立起码的相互信任而又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安全，双方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用普通的人类交际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英语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都意味着希望重现。”

马耳他，“冷战”终结的开始

　　1989年7月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回来，交给我一封布什的信，他信中提议于1989年12月举行一次初步了解性的会晤。这项建议是严格保密的。我后来才知道，了解这项建议的只有美国总统最亲近的工作人员。

　　我回信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开始紧张的准备。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人也同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拟议中的会晤日期日益迫近。会晤的礼仪方面已经确定。苏联的“光荣号”巡洋舰和美国的“伯尔克纳普号”巡洋舰应当开进瓦莱塔港的停泊场。谈判预定轮流在苏联军舰和美国军舰上进行。此外，我们还向瓦莱塔港派出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观光船，这只船将作为我们的宾馆。

　　马耳他会晤就许多原因而言都是一次具有象征性的会晤。这是美国政府更迭后的第一次会晤。会晤的地点是三大洲的交接点，世界的交通要冲，多种利益的汇合点。谈判在军舰上举行，这表明苏美两国领导人背靠着强大的实力。而这一切都证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等待我们的是一项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抱着这样的心情，虽然也希望能够抽空了解一下这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国度。

12月2日傍晚，我们结束了对意大利的访问后抵达瓦莱塔。起初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会晤了马耳他总统塔博诺、总理菲内克·阿达米以及马耳他政府的成员。同街道两旁和总统宫前欢迎我们的人群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交流。

　　但到了第二天，大自然对我们的外交礼仪作出了修正。海上刮起了飓风。要想搭乘快艇到达停在停泊场的“光荣号”--谈判将在那里开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国的海军人员和美国的海军人员都坚决反对这种“登陆”方式。有人提议在停泊在码头的港湾中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安排第一次会谈。因此会谈开始的时间只是略微推迟了一点。

　　第一天的谈判是分好几个阶段进行的：与布什总统的单独谈话；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交换意见；早餐时的会谈；苏方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别斯梅尔特内赫、切尔尼亚耶夫、多勃雷宁、阿赫罗梅耶夫参加和美方有贝克、苏努努、布莱克韦勒、罗斯、格雷夫斯参加的扩大会谈。预定的晚间会谈，由于狂风大作而不得不改期。

布什表示他希望第一个陈述自己的意见。对我而言，直接听到美国总统谈谈他的政府在确定对苏方针时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全神贯注到极点，仿佛在“咀嚼着”美国新任总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提法。

布什宣称：“我完全同意您在纽约讲的话：如果改革获得成功，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就在一个时期以前，美国还有许多人对此心存怀疑。我不会断言这种人已经没有了。但阿以完全肯定地说，严肃认真、善于思考的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这话完全适用于你们与之打交道的人，如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他们希望你们的改革获得成功。”

　　接着布什谈了他对一些积极步骤的设想，据他看，这些步骤能够促进将在美国举行的高层正式会晤的准备工作。首先应当明确会晤可能举行的日期。美方建议在明年6月的最后几天实现访问。

　　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以中止阻挠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一温尼克修正案的效力。鉴于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可以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开始磋商，以便在即将举行的高峰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文本。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废除限制对苏方贷款可能性的史蒂文森一伯德修正案。

　　布什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美国在苏美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措施，目的决不是要炫耀美国的优越。

　　“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对我们的经营方式的优点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但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努力设法把我们的建议写得不要给人造成仿佛美国在‘拯救’苏联的印象。我们所谈的不是援助计划，而是合作计划。”

　　布什在谈到苏联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时说：“从前我们反对你们国家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现在重新考虑了这个立场。我们赞成让苏方享有观察员地位。但是要给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一定的时间。苏美投资问题工作小组已经成立并正在运作。这很好。也许现在应该研究一下拟定投资保证协议的可能性了。”

　　在布什的声明中裁军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总统阐述了在化学武器方面所采取的稍加修改的立场。如果苏联方面原则上同意由布什于1989年9月在联大讲话中所阐述的美国建议，美国就可以放弃它的现代化计划，也就是说，在无所不包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美国将不再生产二元杀伤武器。实际上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最近达成关于大幅度削减化学武器储量、使这种武器拥有量达到美国现在拥有量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公约生效8年后达到百分之二的协议。如果加把劲儿，到明年年中就可以拟就一份相关协议的草案供签署。

布什在谈到常规武器时提出以下目标：在维也纳谈判参加国代表的高级会谈中，签订一项关于在1990年断然削减驻欧常规军队的协定。

总统在谈到未来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表示，他希望两国外长能在最近期间设法解决诸如远距离空基飞航式导弹的计算方法、遥测编码、导弹配置等问题。他补充说，美国欢迎苏联加入西方七国已经执行的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限制规范。还提出了苏联可否公布自己的军事预算数字的问题。

　　在回答布什时我首先谈了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在转入布什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时，我对他提出的有关双边经济关系的建议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并希望总统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政治毅力。需要由他发出信息。美国的实业界都是严守纪律的人，他们会对经济领域的新思维作出反应的。

　　理所当然，裁军问题在马耳他会晤中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1990年我就对布什关于签订欧洲常规武器协定的建议表示了赞同。针对战略性武器，我指出现在已经具备前提，赶在1990年华盛顿高级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草稿。但我提醒布什注意到他在开场白里完全避而不谈海基飞航式导弹问题，而美国在这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我说，如果在海基飞航式导弹问题上不取得可接受的进展，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会批准这个条约。

　　美国人机警地关注着我们对中美洲所采取的立场。布什把这个题目挑选出来，另外与我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其实在一个单独的船舱进行的这次半个小时的谈话，也就是“马耳他会晤”的开始。布什推说应拉丁美洲政治家的请求，坚持建议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施加影响，让他停止向那些“民主政治制度本来就极度脆弱的国家”提供武器。他把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国的形势说成是苏美关系中的“巨大芒刺”，并说问题也是出在提供武器上面。

　　我回答总统说，我们在中美洲不抱有任何特殊的目的。我们不想在这里抢占桥头堡和据点。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事态作出的反应，使我们联想到一定是什么人在向美国领导人提供带有偏见的信息。我们已经谈定不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因而也没有提供。同时我们也指出，美国国会也终止了对那里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

　　至于说古巴，我强调指出，了解情况的最简单而又百试不爽的办法就是直接找卡斯特罗去谈。任何人都不能对他发号施令。在访问古巴期间，卡斯特罗在和我单独谈话中请求在实现对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给予协助。不久前古巴军队总参谋长访问了苏联。他在和苏联国防部长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谈话中，以信任的方式再次提出这个请求。如果有这个愿望，我们可以帮助建立对话。

　　我必须承认，布什对这个建议作出的回应是极其生硬的。他坦率地让人明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坚定地建议我们压缩同古巴的经济关系，并且说他很奇怪，既然古巴公开谴责我们的改革，为什么还没这么做。

　　为此我不得不提醒说，古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它有它自己的对事物的理解，它有它自己的抱负。最近时期以来，我们正在把对古巴的经济关系转轨到互利的基础上来。但我们并不打算教训它。

　　我在谈话中还提到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美国对诸如巴拿马、哥伦比亚以及最近的菲律宾等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苏联人们常问：难道美国和美国总统即使面对的是独立的国家也不肯收敛一下自己的言行吗？为什么由华盛顿的人们来进行审判，做出判决，并由他们自己来执行判决呢？莫非“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又来了一个“布什主义”吗？

　　在回答总统的反驳时，为了把我的立场说得尽可能明确，我举了下面的例子：欧洲正在发生变革，一些国家的政府被推翻，它们也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有人请求苏联出面于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也像布什总统那样做吗？

　　对方当然不同意我的说法。但也承认苏联有些人可能产生这种反应。

　　东欧是我们充满信任的会谈的另一个题目。我说，对于人们围绕着德国的事态忙得团团转这一现象，我感到不安。统一是一件严肃的事，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让这个进程发展下去，但不要人为地去推动它。

　　布什声明他不打算亲自去袭击两德边境，不打算去“跳墙”，他的话很风趣。我学着他的腔调当下表示同意说：“对，跳墙可不是总统该做的事。”

　　与天气预报相反，第二天夜晚风刮得更大了。到了早晨已经清楚，海上的情况不利于把两个代表团从一艘军舰转移到另一艘军舰上去。惟一的办法是在我们那只观光轮船上再次会晤。就在船上的图书室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先举行扩大会谈，后举行单独会谈。

　　鉴于在第一轮会谈时我对布什就军事和政治问题发表的意见只作出了很简短的回应，我认为现在把要点加以说明是适宜的。

　　我说：“首先，美国应当从这一事实出发：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美国发动战争，不但如此，苏联准备不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敌人。其次，我们主张携起手来保障相互的安全，愿意把全方位的裁军进程继续下去，并为防止研制各种新型特异武器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第三，我们采取了防御学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普遍实行深刻的改革：中欧驻军的部署正在改变结构，师一级驻军的坦克现在已经减少，登陆渡河装备正在撤出，攻击型飞机正在转移到第二梯队以及其他等等。

　　但我们产生了种种问题。为什么美国继续执行20年前采取的‘灵活反应’战略？为什么它的军事实力三大组成部分之---海军至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为此我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苏联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拥有核武器，既有战略核武器，如潜艇弹道导弹和海基飞航式导弹，也有战术核武器，如短程飞航式导弹、核鱼雷和核水雷。海军战略核装备是日内瓦裁军谈判的项目。剩下的是战术核武器。我们愿意就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达成协议。采取这种断然的决定，会使监督程序一下子变得简化。

维也纳谈判还剩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削减武器的同时裁减军队兵员。我们建议把兵员裁减到每方为130万人，即双方各裁减掉100万人。第二个问题是减少驻扎在外国的军队数量。我们建议以30万人作为上限。据说只准备裁减苏美两国的军队。然而还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的军队。第三个问题是空军的规模。我们曾提出北约和华约双方各自的前线战术空军拥有飞机的水平为4700架，并提出截击机的单独水平。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缓慢。我强调指出，我们支持布什总统关于“开放天空”的建议，这个建议很有意义。

谢瓦尔德纳泽提到布什昨天就化学武器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我重申我对这

项建议持肯定的态度。

　　接着我们重又谈起欧洲事务。

　　为了不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重点地谈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具有深刻的性质。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日子里，应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格外仔细、格外认真地行事。这个观点实际上得到所有欧洲活动家的支持。

　　这个观点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在继续和发展赫尔辛基进程方面下功夫。因此需要第二次赫尔辛基会晤，我们必须在这次会晤中研究新的形势，制定出共同的标准和方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在另一种时期建立的跨国机构。这里也需要仔细、认真的态度。现有的保持平衡的工具不应当削减，而应当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造。东欧和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不应当竞争，而是应当合作。

　　我接下去说，欧洲一体化可以采取各种形态，其中包括未知的形态。这个过程不是无痛的。我们是根据苏联的情况作出这种判断的。东西方接近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出现，如不加以利用，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削弱已经产生的相互谅解。

　　在这里，我和布什为了对“西方的”民主价值和全人类的民主价值的理解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辩论。我再一次强调说，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新思维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要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但必须从中吸取对你真正合用的东西。布什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天我们还详细地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布什介绍了美国如何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也重申我们愿意对此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现在已经不存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上的障碍。我们就互设领事馆达成了协议。一旦中东和谈开始，我们就与特拉维夫恢复外交关系。

　　布什提请我注意，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已经转向与苏联协作。谢瓦尔德纳泽按捺不住了，对他的这个声明发表了评论：“的确，最近时期你们在已经作出计划和决议之后同我们进行了磋商。而协作似乎要求事先进行讨论。”

这一天谈判的尾声是阿富汗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列举了实际转人解决冲突的几种可行的途径：召开国际会议以建立联合政府和安排自由选举，由联合国来安排这个会议，敦促阿富汗各方进行对话，相互中止提供武器。

布什和贝克谈话的要点是，阿富汗反对派不能接受纳吉布拉这个人物。不过在会谈结束前贝克到底还是提醒说，根据他得到的信息，阿富汗的反对派似乎愿意和纳吉布拉坐在一起开始关于过渡时期的谈判，但有一个条件：过渡时期结束时他必须下台，并将组成新的政府。

我认为这个创议倒是值得讨论一下。归根结底，拟议中的政府由什么人组成，是阿富汗人自己的事。让他们去决定嘛。我们商定就这个题目继续进行会谈。

这次谈判之后举行了单独会谈，中心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形势。布什陈述了人们熟知的美国立场，并且立即声称美国舆论对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事态很敏感。我对苏联发生的情况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在马耳他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干脆就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甲板上举行了苏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总的成果是，两国关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第十七章德国的统一

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站长评语：“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将他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东德，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德国”，但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学习了苏共式的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人民没有了自由，经济落后，与西德的距离越来越大，人民对腐败的东德当局愤恨不平，于是许许多多的东德人纷纷逃到了西德。1989年，在左邻右舍巨变的推动下下，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和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主德国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划上了句号。/1989年5月，匈牙利拆除了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铁丝网和其他隔离设施，两国公民只凭护照即可自由往来。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假道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通过奥地利前往联邦德国，形成了战后最大的一次出走浪潮，最多时一天达300多人。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决定，滞留匈牙利的民主德国公民可根据本人意愿自由出境，单方面废除匈牙利和民主德国1969年签署的《关于禁止对方无有效证件公民去第三国的双边协定》。/1989年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上讲话：“民主德国也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问题，需要加以思考和解决。”他告诫民德领导人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迟到者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游行示威的浪潮在民德国内蔓延开来。10月7日，民主德国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晚，柏林数千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10月9日，在民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爆发了7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口号从“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发展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近80万党员退党。10月19日埃里希.昂纳克提出辞职，埃贡.克伦茨当选为总书记。11月7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总辞职；8日，中央政治局宣布总辞职。/11月9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对私人旅游不附加任何条件；公民可提出迁就国外的申请；移居国外的民主德国公民可经由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所有过境站离境。柏林墙已经实际开放了。/12月1日，人民议院九届十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从宪法中删去了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12月7日，民主德国16个党派和政治组织举行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圆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于1990年5月举行人民议院大选。12月12日，象征着“大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柏林墙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1990年3月18日，德国联盟在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新上任的总理德梅齐埃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首次会晤中，就确定了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日期。9月27日，两德统一条约正式生效。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作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我对西德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作出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一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I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初次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西德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站长评语：任何一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职的时候，他的收入和亲属情况都对社会公开，而苏共在职的领导人亲属的情况却属于“国家机密”，为什么呢？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亲属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挣钱的自食其力者，而苏共领导人的亲属却是“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他们靠着苏共领导人的特权过着不劳而食的贵族式的生活。苏共官僚的工资虽然比苏联平民的工资高的多，但是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级别的官员的工资要少的多，然而苏联解体以后，一下子冒出了许许多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这些富翁们都是前苏联的苏共高官！]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逐渐建立了人际间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启动的德国统一进程而“压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1988年10月那个时候，我们闯过了我们两国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道难关。在经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文件。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战后关系史上，两国国防部长首次坐在一张谈判桌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不久前的“潜在敌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促进北约和华约建立接触方面，我们征得了德国人的原则上同意。当时这是一个“突破”，而在三、四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联邦德国总理在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并拜谒柳布里诺的德国士兵公墓。慕尼黑交响乐团这些日子里在圆柱大厅演出了贝多芬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和科尔、我们的夫人、参加谈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听了这场音乐会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两地游览，参观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圣丹尼洛人修道院），观看苏联艺术家之家举办的君特·霍克纳的画展。联邦总理还会见了经济学家。科尔夫人参观了精神神经病医院，并向该院赠送了贵重的设备，她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庄园。

　　在郊外住所的会晤，在这次访问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次会晤使访问在政治量度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量度——人性的量度。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这里没有再谈一般性问题和种种忧虑，而是谈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思所想，了解了双方的家史。我认为，我们是相互怀着好感而分手的。

　　在西方，人们对这次访问十分关注。联邦总理定期听取有关北约盟国反应的汇报。《巴黎日报》和《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科尔的警觉，这两家报纸直言不讳地说，这次访问的性质使人对联邦总理是否忠实于联盟的义务产生怀疑。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问科尔：您给了俄国人那么多，可您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就是俄国人许诺释放的几名政治犯吗？要么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该如何对待法德联盟、法德联军以及对法国人作出的其他许诺，科尔是否改变了航向——由法兰西的西方转向了苏联的东方呢？

　　美国报纸和外交界的指桑骂槐也未能逃过我们和科尔的注意。因此，联邦总理将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定在1989年5月并非偶然。他估摸在这段时间内法国人将访问苏联，而且我们还将和美国人进行接触。况且还不仅仅只和法美两国接触。这一切都在1988年年底发生了！本以为这时变化很大，却原来变化很小！我们的对手们正在步履维艰地走出“冷战”的丛林。当时我越来越频繁地说：不仅我们苏联应当转变，你们西方国家也应当有个大的转变。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2年春天，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美国人说：我们需要自己的美国式改革。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而一度陶醉于“冷战““胜利”中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作好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准备。

回顾科尔第一次访苏，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在这方面采取的后续步骤具有深远的后果——我们对1989年底至1990年发生的事件原来是有所准备的。

对联邦德国的正式访问

　　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始于1989年6月12日。在这之前我刚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我以新的身份出访的第一站，在这个背景下看上去颇有象征意义。

　　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十分紧凑。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联邦德国的几个州，许多个城市和乡镇，会见了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党代表和社会运动代表。

　　在联邦德国总统里哈德·冯·魏茨泽克官邪门前举行的欢迎仪式揭开了访问的序幕。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同波恩的居民进行接触。同一群青年学生的会见格外令人动情。我们当着总统的面热烈地交谈起来。年轻人希望向我表达他们对苏联改革的声援。

　　接下来是总统在莱茵河畔的官邪设早宴。通过席间第一次交谈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德国公民中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识广博、风度儒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我们的谈话一次更比一次坦诚、充满信任。

　　在波恩市政厅广场的那次会见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还走在与广场毗连的街道时，就已经置身于人的情感、友爱。亲善的洪流之中。欢呼，祝福……你无法记住每句话。但其中有些话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戈尔比！要创造爱，不要修筑大墙”，“请这样坚持下去，戈尔巴乔夫！”

　　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束鲜花向我们走过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护栏上。广场上一片欢腾。这个场面曾出现在许多电视屏幕和无数报刊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中安排了去施图肯布罗克小镇拜谒苏军战俘纪念公墓。战争初期这里建了一座集中营，关押战俘和从各个国家强行挟持来的人，这些人被利用在矿山、军工企业、农场做工。他们只得到很少的口粮：每天只发给200克面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么面包。他们的劳动却极其繁重。数十万苏联人以及波兰、英国、法国的公民被关过这个集中营。我国同胞大约有65000人在这里遇难（被处决、饿死、病死），埋葬在集中营的附近。

　　1945年4月2日美国人把这个集中营的囚犯解救出来。苏联战俘代表组成的倡议发起小组坚持要求为死难的同伴整修坟墓。1945年5月，根据原集中营的囚犯、建筑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莫尔丹（1984年去世）的设计，在公墓建立了一座方尖碑，纪念在施图肯布罗克遇难的战俘。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月，这座公墓逐渐荒芜。然而有一个小组在牧师迪斯特尔·麦奥尔的带领下主动地照看墓地和纪念碑。1963年这个小组改组为“献给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工作小组，它提出了“在死难者的陵墓上向俄国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纵容下，新法西斯歹徒践踏陵墓，并试图毁掉纪念碑。于是出现了一些青年护卫队。到了70年代，“献给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积极活动着的反战社会团体，它拥有来自西德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会员。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团参加这项活动。但正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所说，这个公墓却没有来过一个官方代表团，无论是西德的还是苏联的代表团。

这一次随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仅仅有代表团团员，并且还有陪同我访问的文化界人士，东正教教会代表皮季里姆。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汉内洛雷·科尔和劳女士--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夫人。

　　那一天邻近城镇的居民在公墓举行了集会。他们向纪念碑献了一个饰着长长的红色丝带的花圈，而科尔夫人和劳夫人献了鲜花。都主教皮季里姆发表了讲话。这一次做了早就该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强加的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墓默哀，并向新德国的公民说了友善的话语。德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而详尽的报道，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您在参拜公墓之后有何感想？”记者这样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家庭不为在那个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亲人而悲痛。我们知道，那个年月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向那些关心我国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谢。”

　　沉重的回忆，无以慰藉的哀伤。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更加理解，通向苏德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和解、亲近的路途是多么艰难。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厂冶金工人的会见令人激动。我们刚下汽车就受到了几千人夹道欢迎。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大车间，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挤得满满的。除了临时布置的“池座”之外，机床上，隔墙上都挤满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构件上，吊车上，还有的人相互轮流着爬到肩膀上。我们代表团、工厂的领导人、工人代表被安排在讲台上。听了别人对我们讲的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了，按照准备好的讲稿去讲是行不通的，即使离开讲稿而另外加进几句也不行。由于我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被喊叫声和欢呼声打断，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间应当采用的讲话方式，直截了当地、而不用任何华丽词藻地谈了劳动者在一切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谈了德国人民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

　　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柏林墙的倒塌

　　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部分”发生了使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波兰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权。昂纳克下野。柏林墙溃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当然引起我们极大的不安。但是我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由和不干涉内政。

　　在和科尔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昂纳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如此等等。这使得我有理由认为科尔的“抱怨”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一旦他本人决定对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希望把我当作他的“盟友”。不管怎么样，我每次都明确地告知科尔，我们决不会就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号施令。

　　我们当然也不是瞎子，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我们忧心忡忡。如果我说我们完全坐视不理，那是言不由衷。但是，我曾坚决否认、并且仍在否认那种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民主德国领导人接触是企图施加压力，强加于人，进行讹诈，如此等等。

　　从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纳克会晤和交谈过七、八次。我对作为领导者和普通人的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相关的章节中谈到。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我们的最后一次会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我怀着特别不安的心情回到国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我的预感并没有错。

　　仅仅过了两周之后，民主德国的危机趋势达到了最高点。前党政领导人对国家失控。昂纳克被迫下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幸好，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并没有对人民的不满进行血腥镇压。我认为，我国的立场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二套”党政领导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机会，很难肯定。科尔后来对我说，他一开始就确信埃贡·克伦茨无法控制局势。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事后聪明。至于说到我，说老实话，曾一度抱有希望，以为新的领导人能够把共和国事态的指针拨到两个德国新关系的轨道上来……但必须在彻底改变对内政策的基础上。

　　1989年11月1日，应克伦茨的请求，我在莫斯科接见了他。我们一致认为，把国内政治危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未免天真。实际上许多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因而政治上需要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当然已失去了许多时间，但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此分手。

　　然而很快就发现，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任何一个以维护民主德国的名义而活动的政府或政党，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和联邦德国统一。大量人员“逃往西方”，狂风恶浪般的示威、集会、公民不服从、对各级政权发出威胁，给和平解决危机带来了直接的危险。实际上，国家权力机构，首先是社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开始瓦解。前民主德国领导篡改1989年5月7日地方人民代表机构选举结果，对社区一级造成的影响令人格外痛心。

　　国家濒临社会爆炸、政治瓦解、经济崩溃的边缘。

科尔的“10点”

　　在这个关头，要求所有的事件参与者在政治上要保持特别冷静，在行动上要富有责任心。德国的事态在全欧洲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当然，也包括苏联。赫尔辛基进程的命运发发可危。

　　我并不认为，科尔总理于11月底发表他的“10点”是对政治局势“挑战”作出的适当的回应。这份文件的出现不仅使我们、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意外，就连联邦德国外长根舍也感到意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而且不仅仅对德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竟然服从了竞选的利益。

根据我的看法，单方面加强统一进程，只能对德国国内的狂热情绪推波助澜，并破坏欧洲的局势稳定。因为就在11月11日我和科尔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他向我保证说，联邦政府很清楚由于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自己应负的责任，它将小心谨慎地行事，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和我们磋商。为了弄清楚这“10点”是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下“浮出水面”的，我把我们的通话内容摘录片断如下：

“戈尔巴乔夫：任何变革都是一种不稳定。因此，当我说维护稳定时，我的意思是要我们彼此对对方采取慎重的步骤。目前正在发生的是向另一种关系的转变，向另一种世界的转变。我们不可用近拙的言行给这个转变造成损害。我希望你，赫尔姆特”，利用你自己的威信、政治声望和影响，让其他人也用时代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科尔：联邦政府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你出席了那次会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我们两人的看法竞如此吻合。这个历史时刻要求作出相应的反应，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我愿意向你保证：我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可是总共只过了两周，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最后通碟的要求。

　　1989年12月初根舍来莫斯科，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场坦率的、相当激烈的谈话。根舍感到很尴尬。这个局面的确很蹊跷。他不得不去维护这样一项政治主张（并且还干得相当卖力气！），然而他对这项主张竟然没有及时得到通报，并且我认为他从内心并不完全同意这项主张。在“10点”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要在大选来临之际夺取主动权的野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关于取缔民主德国、把德国这一部分并入联邦德国的“忠告”提得太直白了。

　　我不大顾及外交礼节地对根舍说：“按道理，这样的文件（“10点”）总得在和伙伴进行相应的磋商之后再提出来嘛。要么就是联邦总理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看来他已经认为现在正演奏他的乐曲，子是就单独操练起来。我并不认为这些做法有助于增进信任和相互了解，会对落实我们的协议有所贡献。您知道我曾经和科尔总理通了电话。科尔向我保证说，联邦德国不希望民主德国的局势稳定受到破坏，它将审慎行事。然而总理的行为背离了他的保证。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对民主德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和建立什么机构，发出了指令。　　现在正进行着全欧进程。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这个框架内发展。显然，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但所有这些进程都应当正常地进行。任何人为地椎动这些进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欧洲各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转折变得复杂化。”

　　这次谈话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既紧张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评价作为政治家的根舍，高度评价他在调整我们两国关系这项非同一般的事业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但我不能不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后仍然将相互协作。我们决定不把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因此为新闻界提供的声明稿，用我们的话说，是“经过整理”的。但是我估计波恩那里对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会给予应有的注意。

　　应当说，莫德罗夫的联合政府为了不使共和国全面瓦解而花了难以想像的力气。我曾经同他会晤了数次，并且得到有关他的内阁问题的第一手信息。这个内阁实际上是一个“危机调控”总部。他在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国议会民主选举成为可能。

　　但是，局势已经不再是每几周一变，而是每几天一变了。在1990年1月30日那次会晤时，莫德罗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两个德国并存的主张了，而且这个主张似乎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边远地区，如图林根，统一的倾向尤为突出。不仅旧的党派，即使是新的党派，如果想扼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能的了。”

　　莫德罗夫的结论简单明了：“我们迄今使用过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大多数社会力量都集结在统一的主张周围，只有一些左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们现在不发挥主动精神，已经启动的进程将自发地。迅疾地发展下去，并且将不受我们的任何影响。”

“2＋4”公式

应当说，这个提法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外。我们自己所做的分析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德罗夫来访的前几天，我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德国问题会议。参加的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法林、克留契科夫，阿赫罗梅耶夫以及我的两个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讨论持续达4小时。

最后我们就近期行动方针达成一致。会议的结果如下：

　　应当把德国势必重新统一作为出发点；

　　提出召开“六国”（四个战胜国和两个德国）会议的倡议；

　　不中断同民主德国领导的联系；

　　与巴黎和伦敦更加密切地协调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

　　责成阿赫罗梅耶夫研究从民主德国撤军问题。

2月9日我与前来莫斯科的贝克会谈，德国主题是这次会谈的中心主题。

会谈的细节略去不谈。贝克强调几个关键性问题：3月18日的选举结果已经注定，大多数民主德国居民将投票赞成统一。因此，统一势在必行，而美国和苏联应当从这一前提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

　　正如我已谈到的那样，我们自己的分析也肯定了这种预测。我更感兴趣的是，美国在这种形势下打算如何行动。贝克同意这样的意见：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他说：“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个进程（即德国统一）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并且要保证长期的稳定。”

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又重提稳定这个话题，并强调指出：“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总统还是我，都无意于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捞取好处。我收下了这个声明，我们转而开始讨论可能采取的协作机制。很快就弄清楚，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十分接近。在讨论过程中，大体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纲要：统一的内政方面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事，他们将独立地讨论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四个战胜国‘参与’谈判进程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这是他们维护欧洲和平和稳定的责任。因而他们之间讨论的主题是统一的外交方面问题。”

　　和贝克一样，我认为如果在欧安会范围内就这一主题进行基本谈判，由于与会者人数过多而会效率很低。同时也很明显，“四国”单独开会可能在德国引起反感和疏远。因此“4＋2或“2＋4”是最容易接受的公式。我们商定，关于起动这个机制的问题，应当在民主德国选举之后和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开始统一谈判之后才提出来，以免给德国人提供指责我们“干涉”的口实。

　　我们的立场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是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贝克试图向我说明德国留在北约比实行“中立化”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性。他的论据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点：德国境内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德国拥有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可使美国和西方获得控制德国内政外交的特定手段。一个中立的德国，脱离了北大西洋联盟盟友关系体系，就可能再次成为欧洲不稳定的发源地。

　　“如果德国将成为一个中立国家，”贝克在说服我，“它就不一定成为一个非军国主义国家。正相反，它完全可能通过一项建立本国核潜力的决议，从而不必依赖美国的遏制力量。我想向您提一个不必立即答复的问题。假如统一得以实现，您更希望看到什么，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没有美国军队的、在北约之外的统一的德国呢，还是一个和北约保持着联系的统一的德国？但前提是保证北约的管辖权或军队不由现在的界线向东扩展。”

　　其实后来就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达成协议所依据的公式，正是以贝克这句话的最后一部分作为核心的。但当时我还没准备接受这个公式。

　　我认为，必须有一些保险机制，以保证我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在将来免遭来自德国的种种意外。但我不同于美国人，我认为这种机构不应当是北约，而是在全欧进程框架内正在形成的新机构。当然，扩展北约组织管辖区域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可是贝克却不相信例如欧安会有一天将有能力替代北约。

　　就在第二天我和科尔举行了例行的会晤。据我理解，他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说服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正在飞速地走向崩溃。联邦总理认为，民主德国人民院选举（3月18日）之后，将成立一个赞成统一的政府，而居民和议会将支持这个政府的决定。根据他的看法，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稳定民主德国的局势，防止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削减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移民的数量。科尔让我相信，要想做到这些，必须实行积极的政策，例如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我明白，科尔打算强化统一进程。而且有理由认为他在这方面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科尔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他为形势所逼而“不得不”这样做，但他一如既往愿意和莫斯科协调自己的方针。下面摘录科尔的一段很有典型性的自白：

　　“我愿意和您保持密切的接触，总书记先生。当前的改变之所以发生，改革政策决非次要的原因，因此我们愿意彼此站在一起。要想对日益逼近的事件作出适当的反应，就必须有所准备。我并不想让这些事件加快到来。但是我看到浪潮向我滚滚而来，而我无力阻挡它。这是现实，我不能不加以正视。”

　　对于中心问题，即有关苏联对德国统一的原则态度问题，我已准备好了这样回答：

　　“在德意志国家统一问题上，大概可以说，苏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之间并没有分歧。在主要出发点上我们认识到：德国人应当自己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应当知道我们这个立场。”

　　“德国人了解这一点，”科尔作出了反应。“您的意思是说统一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选择吗？”

　　“但要结合现实情况，”我补充说。

　　“我同意。”

　　在当前的形势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科尔别沉醉于狂喜之中，而要清楚地认识到“德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统一和满足德国人民族愿望的问题。它牵涉到包括苏联在内的邻国利益，欧洲及全世界的局势。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大堆问题：保证边境不可侵犯，承认战后国界和政治现状，确定统一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并行不悻等问题。

　　从总体上说，科尔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的论据，然而立即表示他反对任何使德国“中立化”的方案。总之我们最后明确决定，与统一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在以苏、美、英。法为一方和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另一方的“六国会议”框架内加以解决。

　　科尔说，他喜欢“4＋2”会议这个创意，可就是坚决反对四大国单独召开“德国问题”会议。我向他保证说，没有德国人的参加，不会解决任何事情。谈到这里我们就分手了。

　　发生的误解消除了，这在当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还有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要走。

中立还是结盟？

　　“2＋4”会谈应当于5月初在巴黎举行，给谢瓦尔德纳泽参加这次会晤的指示在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对于我们的立场，全体一致同意。给外长下达的任务是坚持使统一后的德国实现“中立”，至少要使它加入北约和华约这两个集团。在这一点上我们竟然成了孤家寡人。

　　1990年5月底我前往美国访问。在5月31日第一次会谈中讨论谈判日程时，布什就声称：“德国不应当成为对任何人的威胁源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分歧。它应当信守民主原则，保证不再卷土重来。我们对未来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看法不同，但你们和我们都对未来有所担忧。德国是可以信赖的。它已偿还了欠债。”

　　主要的辩论是在当日晚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展开的。我坚持主张把德国统一问题与华约和北约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地、分阶段地予以解决，而华约和北约的改革宗旨是削弱和消除这两个军事政治联盟的对抗性。布什显然已经和科尔有协议，借口5月初举行“2＋4”会谈，而表示坚决不同意。

　　布什说：“你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牺牲同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武装斗争中牺牲的2700万俄国人的生命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不能忽视德国土地上50年的民主经验。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待德国的态度更有远见，在时间上计算得更好。统一的进程发展得比我们当中任何人所能够想像的都快得多，而且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挡这个进程。因此，把目光投向过去因而疑虑重重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像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对待德国，是一种更实际、更有建设性的态度。然而说句实话，东西方远不是人人都赞同这种态度。西欧有些人也像你们一样，总的来说不信任联邦德国，不信任德国人。然而我们西方人总的来说都一致认为，主要的危险是把德国从民主国家大家庭分离出去，强加给它一个什么特殊的地位和一些屈辱的生存条件。如果事态照这样发展下去，恰恰会导致你们所担心的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死灰复燃。”

　　我当然明白，为什么美国坚持希望让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布什和他的同事担心（并且有一定的根据），一旦这支强大的力量落在了北约之外，这个集团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们并且认为，除此之外，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就失去了依据。

　　我曾利用种种论据，并援引我以前发表的声明，包括公开的声明，多次尝试说服美国总统相信苏联对美国人“撤离”欧洲并无兴趣。

　　辩论十分激烈，而且双方相互指责，都说对方害怕德国人，担心德国又将使欧洲的和平受到威胁，也就是说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您断言我们不相信德国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对他们的统一努力予以放行了呢？我们本来是可以开红灯的--我们有这种机制。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通过民主途径作出自己抉择的机会。您说你们相信联邦德国，却又拉它加入北约，不许它经过最后调解确定自己的命运。让它自己决定它该加入哪个联盟嘛。

布什：不要让统一后的德国处于特殊地位，您同意我们这个出发点？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假如-…·随后将在与维也纳进程和全欧进程有机结合的倩况下对两个集团实行改革的话。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的可怕牺牲，也是今天的心理现实和政治现实。无论是谁，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个现实。

　　布什：可我还是很难理解您的意思。也许是因为我对联邦德国并没有恐惧感，我不认为这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强国。如果你们不打破自己的心理定型，我们将很难协商。然而达成协议本来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和科尔都愿意同你们在各个领域合作。

　　戈尔巴乔夫：这里不应当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我们对谁也不怕--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联邦德国。只不过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关系，打破两个集团之间关系中的负面模式，建立创造性的模式。

　　整个这一场充满戏剧性的谈话毕竟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情况大致如下：

　　布什：如果德国不愿意留在北约，它有权选择另一种命运。

　　戈尔巴乔夫：让我们就我们的会谈结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说美国总统表示同意拥有主权的统一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选择什么样的军事政治地位，是如。北约、保持中立或者选择其他。

　　布什：选择结盟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如果联邦德国政府（我说的是纯属假设）不愿意留在北约，甚至建议我们的军队撤走，我们将接受这个选择。

　　戈尔巴乔夫：那我们就这样措词：美国和苏联赞成，在达成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考虑在内的最后调解之后，统一后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加入哪一个联盟。

　　布什：我建议稍作修改：美国主张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然而一旦它作出其他选择，我们不会提出异议，我们将予以尊重。

　　我对这个措词表示同意。

　　1990年7月中旬科尔抵达莫斯科，以便最后协商有关德国统一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单独会谈了几次，也曾举行由我与谢瓦尔德纳泽和科尔与根舍参加的会谈。谈判一开始是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独门独院的官邸，后来在斯塔夫罗波尔继续。

　　总统专机“伊尔一62”在斯塔夫罗波尔降落伊始，我就同科尔、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及我们的随行人员一起置身于我的家乡人中间了。我们到过了18世纪末按照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修筑了一座属于莫兹多克军事防线的要塞的地方。从要塞这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的山下部分，再远些，朝着阿斯特拉罕方向，可以看到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山脚下是历代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在我们到来之前，那里已聚集了许多人。我们献花、默哀之后和老战士进行了交谈。他们是挂着勋章来的。我和联邦德国总理都记住了下面这些话：“你们在一起，这很好。你们为建立俄国人和德国人。苏联和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作出了努力，我们支持。”

　　接下去我们乘直升机向高加索山系主脉方向的阿尔黑兹峡谷飞去。沿途我们降落在集体农庄的农田里，农民正在那里收割新粮。乡亲们为这次会见感到高兴，我们也非常满意。简短的交谈、亲切的致意、拍照留念，然后就继续上路——大家都很忙。当日下午我们的直升机取道大高加索山脉，飞抵终点——山区旅游中心阿尔黑兹。这是一个古代村落，周围残留着10~12世纪的古迹。我们下榻在大泽廖恩丘克河畔的一所宅院。高度达1600米。我们周围是覆盖着针叶林、高达3000~3500米的高加索山脉。稍事休息之后立即投人工作。晚上主人用卡拉恰耶夫菜和切尔克斯莱款待我们。后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作了短时间的散步。空气“像婴儿的吻一般纯洁而又清新”（莱蒙托夫），饱含着山野的气息。天空高远而又近在飓尺，繁星频频眨眼，群山侧影隐约可见，四处静悄悄，河面上泛着斑驳的月光。

　　在这里举行了我和科尔总理的最后阶段会谈。参加会谈的除谢瓦尔德纳泽和根舍外，还有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苏联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C．希塔良。

　　科尔显得非常专注、坚定。我们谈得极其坦率。基本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清楚了，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

　　首先是北约机构不向民主德国境内扩展问题以及苏军按照协议期限留在那里的问题。必须明确确定我国军队驻扎在统一后的德国领土上的法律基础和经费基础。我们还需要得到这种保证：在我军撤出后，前民主德国的领土不会被利用来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都达成协议，并且把协议形成文字。我坚持大大削减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的人数，将其上限规定为37万人。并且达成了相互谅解：德国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我们一致认为，应当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实现更多的一体化，例如通过在欧安全框架内建立新的安全机构的途径。

　　我们重点协商了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应当作为未来的苏德“大条约”（后来定名为《睦邻、伙伴关系、合作条约》）的基础。这个条约的宗旨是确定苏德关系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

　　简单地说，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会谈，它反映了我们如下的共识：德国统一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走向新欧洲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不怕重复，一次又一次地认为有必要对科尔总理说：“我们的舆论会逐渐地、一步步地向着理解德国人民走统一道路的选择转变。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的每个家庭当年都遭到过不幸。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欧洲，踏上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加强欧洲以及全世界稳定的贡献。”

　　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我们攀登上了一座政治上的高峰，站在这座高峰上，我们两国人民关系的广阔前景尽收眼底。第二天我们乘直升机飞抵热列兹诺沃茨克——高加索矿泉区的一座旅游城市，受到了从苏联各地来此地治疗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热情欢迎。在“橡树林”疗养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通报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访问新德国

　　1990年11月9～10日，我访问了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文件签字仪式。这些文件为正常的、现代的、真正友好的德苏关系奠定了国际基础和道义政治基回础。

　　我们共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终结了，现在开创了--我相信是永远地开创了--德俄关系的这样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若干世纪以来俄德关系中积累下来的全部宝贵财富将发挥作用。给两国人民带来这么多灾难和不幸的东西被一笔勾销了。

　　苏联和它的反希特勒同盟盟友之所以给德国的统一开了“绿灯”，除了其他原因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民主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全的德国、一个确定了国境、满意于社会政治制度、满意于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德国，将是欧洲进程和国际进程的重大因素。

　　然而，要是认为德国的统一会自动导致这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今天大概人人都明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拉平东西部的生活条件将是统一德国的要务之一。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巨额的投资，需要制定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社会政策，需要照顾到一些“新”州的特点。当然最艰巨而长期的任务是“头脑中的变革”，养成重新联成一体的统一民族的精神，克服分裂时期遗留下来的心理状态。不如此，也无法保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的完全稳定。这是整个欧洲的利害所在。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欧洲而言，在它的中部发生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克服东西欧生活质量的差距。这个课题必须解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是回避不了的。欧洲两个部分的所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漠视这个现实，终究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

　　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

“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这非符合文明要求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了前往奥斯陆的决定。原打算于5月初动身，但终未成行。应当承认，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被视为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不够尊重。不过决心逐渐坚定了起来：利用它作为国际讲坛，以便再次表达改革和新思维对我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诺贝尔奖演讲是1991年6月5日在奥斯陆发表的。当然，首先是设法对演讲延宕所造成的尴尬作些弥补。着重指出，我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看做对苏联向新思维政治转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的认可，看做声援我们的艰巨事业的举动，这一事业已经让我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耗费、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要加以完成就必须使政治与道德相结合。改革使我们向世界开放，恢复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关系。但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国人民一向深信本国政府的政策总是符合世界情况的，我们却向他们提出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政策，这一政策倒是真正与世界相适应的，但与他们早已习惯、充满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界概念本身却大相径庭。

　　“我们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是以这句话开的头。最初一段时间使人觉得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想将这句话再说一遍，站在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讲坛上来说。因为真正理解我们（理解到坚信不疑）原来并不那么容易。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国改革的规模与性质要求进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提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苏联变得完全“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和相信你们。我必须告诫这些人，这是不理智的，危险的。利用别人的经验——这是对的，我们正在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同别人一模一样。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在国际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就其民族间相互渗透、文化多样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惨遭遇、历史豪情与功绩的伟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国家自应有它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并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顺带说说，我们自己也需要对历史进行思索，以便仅仅将其中真实的东西带到未来。

　　我还说，我们希望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活得与全人类的价值观念相协调、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遵守“游戏规则”，与各国人民一道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肩负起责任的重担。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在苦痛中诞生的。改革在第六个年头上进入了最戏剧化的阶段。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因此我提醒人们，世界政治中的许多东西也取决于对苏联现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正确的评价。我说：“也许，最关键性的时刻已经临近，当此之时，国际社会，首先是对事件进程拥有巨大影响能力的各个国家，应当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下定决心，而且要有真正的行动。”

　　在那几个月当中，为了创造摆脱体制性危机的先决条件，国内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与此有关的根本性任务我认为在于三个方面：

　　——在全社会同心同德和使联盟成为真正自由自愿联邦的新型国家体制的基础上稳定民主进程；

　　——强化经济改革，在新型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混合市场经济；

　　——通过实现卢布的自由兑换、承认国际市场上公认的文明的“游戏规则”，通过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我国在向世界经济开放方面迈出坚定的步伐。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与“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进行讨论，需要有一个若干年适用的共同行动纲领。同时也意味着双方都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转向合作的新阶段。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此，能否迈向新的世界秩序和21世纪文明也取决于此。

　　我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讲演：“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负心怀感激并想请他们相信：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

第十八章改革与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的原因

按照我们的正式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第一次大震动。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人们说：是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

[站长评语：始于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拉开了苏东演变的序幕。/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团结工会诞生于罢工的浪潮中。/从诞生之日起团结工会就是一个政治组织。1981年9月，团结工会提出了团结工会接管政权，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明确政治目标。12月，团结工会决定发动全国总罢工并建立武装工人卫队。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和军事管制，军管带来了暂时稳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种子。/1988年，波兰政府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决定大幅度地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美英等国政府利用波兰的债务危机一再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对团结工会及领导人的各种援助和各种奖励也接踵而来。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有限主权论”，尊重东欧国家的自决权。/内外交困之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政府同反对派达成了一揽子方案，政府同意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合法化；同意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与两院制，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1989年6月，波兰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举行选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在议会460席位中占161席，在参议院100席中占99席。1989年7月19日，议会以超过有效票半数1票的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总统。8月24日，团结工会顾问、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政府总理。/1989年12月1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在北半球，十月金秋是和熙明媚的好时光。而对于匈牙利人来说，十月却是忧郁和晦暗的。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震惊世界，受到各种牵连的家庭达几十万。33年后的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告终，全国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星被拆除。/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直是埋藏在匈牙利人心底一个症结。在苏联实行“有限主权论”的历史条件下，对此人们只能讳莫如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放弃了干预东欧事务的政策，使翻案成为可能。1989年前后，要求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的呼声日高。新任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主持的历史委员会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场“民族起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是“站不住脚的”。1989年1月28日，波日高伊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在广播中宣布了历史委员会的上述报告。党内上层发生分裂，反对派则深受鼓舞。6月16日，25万人参加了纳吉重新安葬典礼，葬礼变成了政治剧变的动员大会。/西方国家则竭尽全力促其速变。利用债务施加压力、许诺各种优惠条件诱其就范，从美国总统到德国总理的各西方国家政要穿梭奔走于东欧各国。/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终于顶不住强大的压力和诱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6月13日坐下来同9个反对派组织和7个社会团体、运动三方代表开始举行圆桌会议和政治协商谈判。经过3个月的谈判，社工党作出同意放弃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社工党一步步地走向了分裂。1989年10月6—10日，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前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的决议，党就此分裂。/1990年1月，竞选在匈牙利全国展开。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论坛获胜，在议会中获得164席，占席位总数42.75%。5月23日，民主论坛与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新政府上台后匈牙利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的东德的灭亡。随后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继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也如洪水决堤般，相继发生了剧变。各国发生剧变的起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都是相似的，即反对派发动进攻—执政党分裂—圆桌会议—共产党下台，只有南斯拉夫是以国家分裂，战争爆发为结局。/捷克斯洛伐克巨变的起因是围绕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平反问题。坚持不为“布拉格之春”平反的捷共领导陷入国内外孤立的境地。/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庆日。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先后发生的政治巨变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捷共，要求更换政府的口号。/11月，反对派活动更加频繁，布拉格的示威游行发展到有几十万人参加。11月19日，由10余个反对派组织联合而成的“公民论坛”宣布成立，发起人之一是哈维尔。/在复杂的形势下，捷共发生了分裂。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莫霍里塔带头上街游行。11月下旬，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全体辞职，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新班子同意坐下5与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会谈。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款，修改了捷共领导民族阵线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条款。/1989年12月22日，捷各党派和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一致同意分别提名“公民论坛”哈维尔和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捷共完全丧失了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主席都由非捷共人士担任。/骨牌倒向保加利亚。它的剧变始于党内的分裂。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扩大全会的会议议程突然改为人事变动，日夫科夫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被解除。/日夫科夫的突然下台，使保加利亚的反对派空前活跃起来。12月7日，10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成立民主力量联盟，成为与保共公开对立的政治力量，目标是“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实行多党制”。反对派几次举行十万人以上的大游行，并威胁组织全国大罢工。/在内外压力下，1990年1月30日—2月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全面改组，并将党改组为社会党。/1990年4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法》，规定保加利亚的国名仍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有条款均要非意识形态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1990年6月10日和17日，保加利亚选出了由400名议员组成的大国民议会。社会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东欧巨变的第一轮冲击中保住了执政地位。但是，在1991年10月的第二次大选中还是被赶下了台，沦为在野党，财产也被没收。/罗马尼亚的巨变是东欧国家中最惨烈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市市民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了全国性的危机。12月22日，游行的群众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救国阵线宣布成立。接着，军队同保安部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22日，逃往外地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25日被军事法庭以贪污和屠杀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90年5月的大选中，罗马尼亚救国阵线获胜，伊利埃斯库当选总统。此后，右翼几次发动进攻，均被救国阵线政府挫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政府在政治上实行了多元化和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经济实行了向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南斯拉夫在1990年分裂为五个独立的国家。从1991年起，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和少数民族发生了武装冲突；1992年，波黑共和国爆发了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族的战争。从此，前南的土地上战火连天，至今未息。/1990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14次紧急代表大会由于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退出会场而不欢而散。从1990年3月—1991年底，前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先后进行了多党制选举。选举结果，塞尔维亚由塞尔维亚社会党获胜；克罗地亚由新成立的民主共同体获胜；斯洛文尼亚由民主反对派获胜；黑山共和国共盟获胜，后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者民主党；马其顿共和国由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争取马其顿民族统一党联合执政；波黑共和国则陷入塞族与克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持久战。/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原来足以与西方集团相抗衡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只剩下原来的“大家长”还在勉强维持。/东欧剧变虽然与戈尔巴乔夫由一定关系，但关键的都是内部原因，即因为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腐败而丧失了民心，就象历代的腐败的封建王朝的灭亡一样。正象司马迁所说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

请问：“被断送的”国家是谁的？回答是明确的：波兰，是波兰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匈牙利，是匈牙利人的；保加利亚，是保加利亚人的。

　　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几乎是半个欧洲大陆了！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说到底，这种思想隐藏着对旧制度——“简单易懂的”老一套的怀念。

　　如果不抛弃现实的土壤，从历史的教训中作出有意义的结论，那么应该说些什么呢？

　　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两个主要因素的结果。一个主要因素是苏联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高潮。

　　苏联的威信很高。在这种条件下，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受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而且认为这种发展必然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样，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尽管也有某些改变。

　　虽然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弊端，但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却能够把人力和财力集中起来使用，达到优先发展的目标。苏联的援助，它提供的廉价动力资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优势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对苏联的市场和技术产生了依赖，和世界经济失去了联系。因此，这些国家渐渐变得落后起来。可是想挣脱超级大国“善意拥抱”的企图受到了坚决的制止。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事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这个原因。

　　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

　　一旦没有了外来影响的杠杆，东欧各国的民族民主力量马上便积极活动起来。它们活动的性质首先取决于所积累的民族问题的尖锐程度、与苏联关系的具体特点和西方的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所谓“区别对待政策”就是要削弱东欧各国与苏联的联系。西方的宣传中心加紧煽动反苏甚至反俄的情绪。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

　　我们看到过美国人是怎样被要求离开的：他们人员过多，行为粗野，伤害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尊严。人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干涉越南的下场和我们干涉阿富汗的结果。再拖延下去实在不行了，尽管不得不克服来自保守派——军人和文职人员的阻力。随着新斯大林主义社会模式的拆除，1989年底在东欧各国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了必然和刻不容缓的了。

　　1990年初，苏联领导人声明要逐步改革欧洲力量平衡的旧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冷战”年代形成的，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军事对抗基础上的。我们表示准备通过和盟国谈判把部署在外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撤走或者减少。声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苏军官兵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国内。稍晚些时候，又决定将苏军从德国撤出。

　　主要是：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每个民族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作出这种选择并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容易一些，有的人受的刺激要大一些，痛苦一些。

　　在学术讨论中，我好像可以承认，我们什么地方可以再激进一些，什么地方我们搞错了。正如事态后来发展所表明的，同一个时候和东欧各国在贸易关系上也过渡到外汇自由结算是考虑不周的。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他们，这样做都不会增加外汇收人，反而导致经济联系解体。还有些别的不完全合适的行为。

　　自然，90年代初东欧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所想的民主化进程的最佳方式是不一致的。好的变革伴随着痛苦的挫折。和我们国家一样，那里也是前进一步，有时又得往后退一退。但就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几个邻居还是以较小的损失完成了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过渡。

　　俄国、独联体和东欧的社会一政治改革远未结束。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也很艰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流血。波兰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发展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虽然出现过政治诡计和对异己的迫害，但毕竟还算文明和理智，没有酿成打斗。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那套制度使人民起义在所难免。但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南斯拉夫了。

　　东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难以预料的特点，因为失去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算起来有几十年！这段时间足以从从容容地进行社会变革。专制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表现在不善于革新，不会自我完善。

　　我常常听到，说我“断送了社会主义各国”，说我们失去了盟友，削弱了自己的防御能力。这话是不对的。首先是因为，苏联所有这些过去的盟友实际上都愿意保持和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俄国只是想要在自己的东欧政策中更充分实现这些可惜迄今未能实现的可能。而如果要听“鹰派们”的话，把原先的盟友们再拴在我们的“战车”上，那么，这样在集体防御的基础上，在全欧结构的框架内，才真正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呢。

　　总之，一句话，损失是虚的，而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意识到俄国没有压迫任何人，没有将朋友和盟友强行握在手里。我们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我们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自由”，可以说，我们严格遵循了马克思的这句格言。他们的自由和我们自己的自由——这就是我为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

　　社会主义与新的文明

　　“左派”批评家们最常说的话，就是东欧剧变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损害了社会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站长评语：确切地说，是损害了官僚的利益，有利于人人民的利益。]这同样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愿意而且不善于了解，这种“二进制”的思想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外面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在阳光下能有一席之地而斗争的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许多多具有其他思想观点的人。现代政治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除相似之处外，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的架构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最后，就我们所谈的话题而言，最本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虑。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常常有人在不同的场合向我提出同样一个问题：“您是什么人——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我承认，最初我陷入了死胡同。对非常复杂的问题作简单的答复，必然与简单化有嫌。就我的地位而言，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还是党的领袖。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国家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此可见，根据信念，我也有权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至于说民主主义，我们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赌咒发誓对它表示忠诚。列宁说，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宪法宣布了民主权利和自由。总之一句话，我不光是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作了这番初步议论，现在应该说清楚的是，上述专有名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共产主义，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像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还是像斯大林模式所体现出的那样？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几百种理论哪一种才是呢？民主的概念也不简单。

　　因此，要是我面对自己的听众就这个问题作起学术分析来，那非得写一篇专门论文不可。顺便说一句，这样的专题论文许多人都在写，应该说，它们有助于人们接近真理，但是要知道，我要回答的是一个完全具体的问题，是面对面的回答。而且很多东西都取决于我的回答。

　　如此说来，我究竟是什么人？我想作些说明。如果我拒绝用”“共产党员”这个词，那完全不是因为我反对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我只不过是不太相信近二百年内能够把一切社会斗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再说，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这一点会过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把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的概念同样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模式。它不仅能够适用于苏联和中国，也适用于其他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印度、埃及、索马里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宣布为发展的目标。而按照一些颇有权威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说法，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里，同样存在着混合经济，除资本主义原则外，也在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则。

[站长评语：我反对将经济管理方式人为地戴上一个主义的“帽子”，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愚蠢的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但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实施必要的计划手段。计划和市场仅仅是调节、平衡经济的手段。]

　　所以我现在来讲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的前提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您可能还会加上可靠的民主制度、法制、自由选举、和平的外交政策等，这大概就是今天每个思想健全的人所能够同意的那个最大限度；他们希望自己生活幸福，也希望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生活幸福。

　　您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也不追求标新立异的东西。恰恰相反。我觉得，寻找最佳的社会模式不应该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应该根据具体的生活条件，把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大多数人都向往的东西作为出发点。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通常所说的乌托邦，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目标。

　　如果有人要问，对于我来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解释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

　　首先，我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中，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认为通往和谐的道路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暴力。19世纪的革命者们认为这是惟一可能闯人“自由王国”的道路。但是我国和20世纪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条道路成效不大。即使暴力能够较快地解决某些民族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为这种短期取得的、而且大部分是虚假的成绩不得不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现在讲第二点——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我们丝毫也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的思想。我只是作一点重要的说明，这里不是指一个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指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复杂、持续的斗争中的团结；遗憾的是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

　　国际主义团结的思想总能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它不得不克服村社、民族和国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实际上人人都有。在美国，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还要严重一些。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

　　我认为，未来不是某一种包罗万象的主义的体现，而是在全人类价值无条件主导下的多种发展道路。每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国际社会不应该把自己的志趣强加给他们，除非其本国的专制独裁者在实行种族灭绝的暴行。但是每个民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要求；如今这些要求不仅包括安全保护，防止战争，而且还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保护大自然——母亲，承认民主制度、人权和自由。

　　如果认真仔细地看一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再次好好读读联合国的文件，读读各国政府的许多声明，我们就会明白，现在我们正站在新的人道主义文明的门坎上。老实说，它的思想准则已经确立，而且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可就是在具体实行上大大滞后了。这座文明大厦基本上还是几张图纸，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结构。但我相信一定能够克服通往这座世界大厦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让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其他人道主义的理念，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某种完整的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第十九章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

年“分法”

　　我开始按时间顺序回忆1991年所发生的种种风波。但后来我感到很难作从容不迫的叙述，因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加上有许多情况当时我并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有些“秘密”已经被揭开，所发生悲剧的几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已经更清楚了。

　　了解和评价1991年的事件，不重新回到过去——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是不行的。

　　改革这些年我们经过了哪些阶段？如今我国变成什么样子了？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这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当时我们希望能够纠正制度上的诸多明显弊端。虽然我们走得很远，采取了许多至今还在进行的改造措施，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戒律还不敢越雷池半步。

[站长评语：苏共的那些口头上叫喊这坚信共产主义的“精英”们——苏联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几乎都已堕落成拥有豪华别墅、高级轿车、私产万贯，并享有许多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了。苏联由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斯大林时代的国家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他们骑在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嘴里却叫喊这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些人比封建社会的那些贵族官僚还虚伪！还卑鄙！还无耻！]

　　第二个阶段——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时期。这时我们意识到不仅小修小补不行，连大修也不行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经济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益；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最后，第三个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快到1990年底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原来的阵地，整个1991年都变成了拼杀搏斗的”战场，这中间我国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解决：苏联要不要存在，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一点，从苏联总统对苏联人民的新年祝词的内容中大概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认定。祝词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这是这种形式所要求的！讲了对过去一年的评价，讲了我们跨进新年时的心情，讲了与之有关的我们的打算、希望和计划。

　　下面是这篇祝词的一些片断：

　　未来的一年是特殊的。它要决定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命运问题。对于我们全体苏联人来说，没有比保存和革新各民族美好地生活其中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几百年来，国家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苏维埃年代积累下的珍贵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对那场破坏极其严重的战争的胜利的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也许比任何时候都痛切地感到我们不能分开生活。而且我们要走出危机，站起身来，沿着革新的道路坚决走下去，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够做到。解决1991年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任务的关键恰恰就在联盟之中，在对它的保存和革新之中。

　　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世界上高度评价我们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他们真诚希望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我们把这看做是和我们伟大事业团结一致的表示，并向所有的民族表达我们真诚的祝福。

　　亲爱的同志们！不管我们国家经受着多么深重的危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未来一年中取得良好的转机。但为此需要全体公民和各民族之间的同心协力，需要责任心和纪律，需要诚实的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

　　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最后时刻，我向所有团聚的家庭和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贺。

　　让和平、和谐和幸福在1991年降临每一个家庭。

　　愿我们的祖国走向新生！

　　新年好，亲爱的同胞们！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进入了1991年。但在1月的上半月，暴风雨就来了。

　　“炮火准备”与宣布战争

　　1991年的1月和2月，开始了对联盟政权阵地真正意义上的炮火射击，目的在于“打垮对方”，解除其反抗能力，最后予以消灭。

　　只能够这样来认定报纸和电台协调一致的表现了，它们全都在民主俄罗斯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990年8月，叶利钦违背自己的意志，威胁要解散议会，声明说，9月将是“用炮火作宣传准备”的时候。果不其然，1991年初，民主派动员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正式开始作这样的炮火准备，目的在于发起对联盟、中央和总统的正面政治进攻。不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而且这个时期国内发生的一切事件，无一例外，全都倾向于一种观点——都是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和右派勾结起来，给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已经蜕化变质了，如此等等。当局的任何行动都遭到了他们严重的歪曲。而一些最令人作呕的报刊文章直接号召拒绝和反抗政府的指令。

　　叶利钦1月14日举行的总结自己塔林之行的记者招待会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声明说，4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决定，不等全苏协议签字便达成了4方的协议。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赞同的”草案硬是想强加给他们。而为了不使任何人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决定心存幻想，他补充说，“看来，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参与，我们是无法维护主权的”。

　　这就是说，俄罗斯军队当仁不让，理应维护俄罗斯的独立，反对……俄罗斯人占80％的苏联军队。如果不用发疯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很难想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这种缺乏理智的行为了。所以，就在第二天，我不得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坚决谴责叶利钦的这一声明。当时叶利钦没有冒险兑现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威胁，但是在激进民主派的“思想深处”，这项工作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对中央发起的进攻接连不断，毫无疑问，这都是经过全盘考虑的行动。

最后政府被弄得无暇考虑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危机四伏的当务之急和复杂的民族纠纷，在此基础上制止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同时却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和“民主”反对派进行耗时费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把联盟政府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还不如说占去了它许多宝贵的时间，使联盟政府失去了足够的安全系数，以至于保守力量——接着是击败联盟的激进民主派自己，敢于对其发难，加害于它。

自然，这一切在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照他们的描述，这一切都是因为总统背离了“左派中心”的立场，与上头任命的官员过从甚密，开始受他们摆布，如此等等。联盟政府的任何行动，总统的所有指令，都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而且对于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种种措施，则更是攻击谩骂，无所不用其极。首当其冲的就是我1月26日的《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的命令；命令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等。还有1月29日发布的另外一项命令：《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合》。

　　我特别想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命令的内容本身好像给人们提供了进行阐释的理由，部分大众媒体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过去的制度下，我们的人面对政府的肆意妄为，吃够了法律无边、公民无助的苦头，所以稍有暗示，说法制部门要加强惩罚职能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担心。我想，这种警惕性是有好处的，社会应该有所戒备，应该有可靠的保护机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政治纷争和政府力量的削弱，严重加剧了犯罪现象的滋生。与此同时，国家机关里贪赃枉法现象也有所蔓延。加上停滞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由于公开性目前已大白于天下。报刊发表许多揭露高级官员滥用职权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是苏联的部长和党的活动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担忧和愤怒，要求一定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站长评语：在苏共禁止言论、新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苏共官僚机构就象一个“丑鸡蛋”，里面已经彻底腐败了，但却被一个还不算丑的蛋壳包着，以至于许多对鸡蛋没有鉴别能力的人还认为是一个好鸡蛋，但是一旦这个鸡蛋被捅开了一个洞，于是所有的人就都明白了……]

　　这就是我在签署有关部门起草的命令时的主导思想。特别是，我没有看出让市卫戍部队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当警察对付不了罪犯时，要求军队前来支援，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不曾想到这项命令一开始就被有关官员们的愚蠢指挥弄得声名狼藉。命令颁布的第一天，他们便把装甲运输车开上列宁格勒的街头，这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愤怒，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行动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用这种方法当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针对反对派的游行集会的。

　　至于要扩大和经济犯罪进行斗争的可能性，我认为，针对这一命令所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是在当时已开始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和形形色色可疑商人的直接参与下制造的。自然，他们根本不愿意让刨根问底的侦办人员追查保险柜里的东西时拥有充分的文件根据，所以才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制行动，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满世界地大喊大叫，说在压制诚实的商人，损坏他们的商业运作秘密和公民权利。我担心这样大吵大闹会影响司法人员的情绪，使得他们缩手缩脚，过分谨小慎微，生怕出点什么意外，可不要落个扼杀自由倡议者的名声。

　　我们考虑再三。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年前的情况和目前十分猖撅的犯罪与营私舞弊现象根本无法相比。当时我们的报刊还在争论：能不能够说苏联已经出现了黑手党，还是事情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没有人再进行争论了，这方面我们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莫斯科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打斗比芝加哥“禁酒法”时期要干净许多。几十亿美元流往国外，存人银行，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未来的所有者。这一切都是政府姑息纵容、无所作为的结果。这里也有我一部分的错误：我没有当机立断，在应有的范围内展开反对黑势力的斗争。

　　但事实是，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实际上都被反对派们扼杀了，当时我们商业界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朋比为奸了，后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又为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大肆宣扬的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种种计划最后都全部落空，徒有虚名，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对于那些还怀疑我有不良用心的人们，我想提醒他们，2月13日，我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恰恰明确提出他们一定要遵从法律，不能带任何的政治偏向。我说，我们在屏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这种中间过渡的状态，人们“说我们的闲话”，不完全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支持那种立场极端、思想激进的人。决不允许有人想把国家搞垮，建立什么平行的权力中心。检察机关必须要有在新条件下工作的思想准备，根据是：我们应当建立对人人都适用的专政——法律的专政。

　　换句话说，就在当时——1991年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团体利益的工具。

　　这时候，这左右两翼已经在开始实施自己深谋远虑的战略了：一是要搞垮苏联；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C．舒什克维奇良久之后才承认，协议“草案”2月份已经搞好了，它为几个月后在别洛韦日密林通过的文件奠定了基础。就在当时，2月份，A．H．季贾科夫开始拟订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草案。两拨阴谋家为克里姆林宫设下了陷阱，互不相让，都想抢在对方的前头。

　　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诡计，当时我并不太了解，尽管从不同的渠道我有所耳闻，有所揣测，凭政治直觉也有所觉察。我心里越来越明白，目前的这场政治斗争，首先是围绕着苏联的命运展开的：它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取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前景。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我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另外，无须讳言，我坚信，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会明确表示要保留苏联存在，主张把它改造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联邦制国家。最高苏维埃支持全民公决的建议，于是，1月16日颁布了总统令，指定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

　　应当说，围绕全民公决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个问题我和助手们讨论了很久，在俄联邦苏维埃，当然，还有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都研究讨论过。可是当大家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公开曝光后，民主派媒体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同时还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他们抱怨说，保留苏联和将其革新、改造成联盟的问题是连结在一起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会使许多投票人投“赞成”票，将来可以成为对公决结果作非此即彼的解释的依据。另一个理由是：一些小的共和国的民意将会被歪曲，因为它们的居民在数量上无法和俄罗斯居民相比。只要俄罗斯人主张保留苏联，那事情也就定了。

　　自然，这两个理由都经不住任何批评。在回答它们时，我曾经多次解释说，提到苏联，这里并未包含任何阴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显然这只是因为当时正在拟订关于几个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原故。另外一方面，在回答保留苏联的问题时，公民们当然应该知道要保留的并不是旧的苏联，而是一个新的、经过改造的、真正实行联邦制的联盟国家。

　　至于各共和国，这里反对公民投票的人的种种猜测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因为从一开始就计划要公布公民投票的结果，不光是要公布全苏联的，而且也要公布每个共和国的投票结果。由此可见，我们丝毫没有强奸小的共和国的民意的意思。

　　就算对公民投票的规则在修辞上可以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总的来说，这种事情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符合各不同党派和社会阶层的口味和要求。我觉得，反对公民投票的人之所以抓住投票规则不放，是因为他们不好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和人民商量。

　　自从发现破坏公民投票已经无望，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子们便展开疯狂的活动，动员选举人对公民投票问题作出否定的回应。1月底，“民主进步联盟”在哈尔科夫召开成立大会，民主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许多类似的党派都参加了进来。大会反对苏联作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保存下去。而设在莫斯科的所谓民主进步联盟协商委员会呼吁全体公民“抵制”这种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手操持的花样翻新的联邦制国家，并于3月10日和历日发动一场政治行动，口号是：“反对联盟公民投票”，“支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叶利钦”。

　　正如人们常说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叶利钦和他的同伙们明白，公民投票的结果将加强联盟中心的地位，会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为苏联总统继续保留和改造联盟国家的方针提供依据。这自然和他们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在全国夺取权力的可能，如果不是被一笔勾销的话，也有被长期拖后的危险。因此，我们的激进派分子简直像疯了似地向公民投票猛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民主派”一词简直就难以启齿了。这已经不是在作炮火准备，而是宣布战争了。

2月19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在电视上发表一项引起轰动的声明，要求苏联总统立即辞职，将全部权力移交给联邦苏维埃。他的讲话充满了对我的粗暴的、侮辱性的指责。他两手发抖。显然，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只是勉勉强强、费很大劲才把准备好的稿子读完。20天后，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的一次讲话中已经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向把我们带进泥沼的国家领导人宣战了”。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欺骗人民和民主”。3月10日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煤矿工人和俄罗斯的主权地位。”

这些对抗行动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希望预先把公民投票的结果搞得一文不值，阻碍人们利用它作为巩固苏联之用。显然，激进民主派指挥部对人们的情绪了解得相当准确，他们感觉到人们对公民投票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他们认为，公民投票的胜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胜利，然而这是有悻于他们的意愿的。

　　坦率地说，我早就预见到叶利钦对公民投票会作出什么反应了。在主席团里他坐在我的右边，当代表大会最后表决同意进行全民公决时，他甚至恶狠狠地把耳机往旁边一摔。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下子可“得逞”了，赢了“一把”结果他的虚荣心很重的计划算是“泡汤”了。我和我的顾问还说，叶利钦电视讲话的风格体现了他身边助手们的一贯作风，给听众以当头一棒，使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这是他们喜欢使用的手法。当然，他们知道，有理智的、认真严肃的人们是不会相信这种莫须有的指责的，人们对叶利钦这篇讲话的明显对抗情绪深感不安。因为谁都明白，如果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号召对苏联总统宣战，那么吃亏的只能是国家。

　　这一切，叶利钦一伙全都明白，但同时他们指望用厚颜无耻的谎言，用对戈尔巴乔夫的空前指责，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部分人对国家的状况忧心忡忡，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换句话说，激进民主派的基本赌注恰恰下到了那些被他们后来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真正逼人绝境的人们的身上了。

　　但叶利钦及其同伙们这次失算了。对总统这一当头棒的初步效应于他们并不利。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抵制。根据一部分代表的要求召开了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由最高苏维埃主席作关于俄罗斯形势及摆脱危机的出路的报告。

　　但发生了政治上常常出现的怪事。叶利钦及其同伙之所以能够扭转一些局势，恰恰得益于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形成的反对它的主席的一部分人。我指的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位成员所发表的声明，他们坚决谴责自己领导人的行动，要求叶利钦下台。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对对抗局势日益担心而被叶利钦分子逼出来的。我应该澄清所谓这一行动系苏共中央策划的种种怀疑。纯属无稽之谈！主席团成员们的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按指挥棒行事的人。要知道，他们几个被选为副主席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一开始工作，他们就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叶利钦最关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解决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这6个人”估计错了，他们实际上反倒帮了叶利钦的忙。后者抓住他们的声明不放，说这是克里姆林宫蓄意制造的一场反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阴谋，激进民主派们为维护自己的领袖，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莫斯科组织了几次示威游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诉诸我国人民对受欺凌受压迫者的“怜悯之心”，这一次也非常奏效。叶利钦讲话最初给人们造成的不良印象有些被淡化了。他们的斗争在观众的眼中成了一种无谓的争斗。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其同伙则“拥戴”叶利钦本人“上台”，似乎想要把位置对换一下。麻烦的是上面斗得很厉害，互不相让，找不出合作的办法。于是，成千上万封信件好像是在表达这种主导民意，纷纷给我寄到总统办公机构，一再请求要向叶利钦伸出手去。看来，这样的信件也纷纷涌向了白宫。

　　俄罗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开幕的。大会前夕，集会群众越过警戒线，威胁“要冲击克里姆林宫”。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为避免秩序混乱，向首都增调了警察和内务部的兵力。对抗情绪一触即发，非常危险。这一点，双方都意识到了，而且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3月29日，大会继续进行。叶利钦没有使用对抗性的用语，甚至还主张和中央进行对话与合作。但是他的整个报告贯穿着两种政治方针——民主俄罗斯的深入改革的方针和似乎在倒行逆施的苏联领导人的方针——相互对比的主题。

　　大会上辩论得非常激烈，因为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叶利钦能够表现出妥协的姿态。叶利钦的同伙们费尽心机，生怕他们的领导人最后会变卦。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我在大会上赞同对叶利钦的严厉态度。是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叶利钦解了围，他声称可以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支持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叶利钦得到了他未必会预想到的一个角落的支持：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通过麦克风声明说，他不同意对共产党党团的指责，好像共产党党团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似的。有人告诉我，说波洛兹科夫认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是联盟领导人在利用他和叶利钦的斗争的一种图谋，因此才迈出了这一步。这不仅让叶利钦有可能坐稳这把交椅，而且还使他能够从大会那里得到补充授权，决定俄罗斯总统选举之事。

　　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与政治中派主义

　　访问于2月26~28日进行，在叶利钦的挑衅性讲话之后一个星期。访问目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最大的地区的情况。其间，我会晤了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员，我决定说明叶利钦对苏联领导人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枉费心机的；我对他们说，政治上左的和右的极端势力有把国家推进深渊的危险。

　　在动身去白俄罗斯前，我十分了解共和国居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至于经济，白俄罗斯比其他许多共和国的情况要好一些，面对全国出现的危机现象，白俄罗斯是比较稳定的。但白俄罗斯人有自己巨大的伤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后果。虽然为克服这一灾难拨出了大量的物资，但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许多社会问题——退休金、受害人的治疗、把人们从辐射区迁移出去等——还没有解决。共和国的代表、各种机构和个人，请求总统帮助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当时国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回应人们这一生活之必需。联盟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再拨出一批物资，用以消除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后果。于是，就像人们常说的，我不是空着手来到这里的。我去了受灾的两个州——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州；像往常一样，会晤了各界人士。

　　白俄罗斯之行之所以令我特别铭记在心，还因为当时我讲述了从整个改革所得出的某些重要结论。在这之前，许多看法和评价好像都很零散，不系统，这次我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我在和白俄罗斯科学界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表们会晤时（2月26日）的讲话，和市、区领导人，企业和经济部门领导人，莫吉廖夫州的老战士和老劳模见面时的讲话，都没有过时。

　　首先，我请听众们注意分离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在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过程中，一切能够提升企业、共和国和地区自主性的积极的东西，一旦超越了稳健的机制，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须要记住，我们相互需要，同舟共济，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当时我问听众们：

　　“难道我们需要再一次使国家回到伊万·卡利塔时代的状态，一切从头开始吗？我不相信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像有人打算的那样一下子各走各的路了：夜晚聚集到一起，举举手，表决一下，一切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冒险，不是政治；白俄罗斯人心里明白，我这是在指他们的邻居——立陶宛人。（但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听众，都还不知道我这话也在暗指别洛韦日密林的阴谋了。）分崩离析、各奔前程——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一条走向国内冲突的道路，而且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弄清楚什么人生活在什么地方，谁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而对那7500万生活在‘自己’共和国以外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驳斥反对派正在加紧传播的一种观点：好像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中央”的意思，社会所经受的种种困难都来自“中央”。其实，就是在改革之前，也远非一切都取决于权力很大的政治局，当时也有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无论是党，还是专制政权本身都无法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现在，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进行根本革新，新的社会一政治思潮纷纷出现，如今诸多政党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已经成为现实，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事情，都不是由某种最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斗争的结果，情况极其复杂。而当改革进行到关键阶段--在民主基础上对权力和所有制进行再分配时，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了：

　　“我们说过，我们不赞成由苏共垄断权力，欢迎政治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都可以表达与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政党、工会和其他组织，但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通过宪法的方式。这是民主的最起码的常识。与此同时，有些新组建的政治派别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根据现在的法律，而是在违规操作，自行其是。焦急情绪和激进思想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和咄咄逼人。他们试图以全面和有化的冒险要求取代混合经济的方针。人民渴望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合理要求，变成了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情绪。困这种思想而引发的‘法律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权瘫痪，市场倒闭，几十年形成的现存关系被中断了。

　　打着民主旗号的团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看一看它们领导人的思想纲领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这些‘新出现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他们的第一条纲领——解散联邦，这意味着将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分解为40～50个国家，意味着诸多民族的大迁徙，意味着重新划定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而紧跟在这种思想纲领之后的便是政治行动——对中央的疯狂攻击，对我们多民族国家前途的全民公决的疯狂攻击。‘民主派’和分离主义分子、民族主义集团狼狈为奸，结成政治联盟，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并搞垮苏联。”

　　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政治力量配置的问题上必须要心中有数，首先要戳穿与我国改革进程特点有关的奇谈怪论。“本质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进分子的斗争手段为武器。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得不到政权，便决定运用所谓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就是破坏国家机构，把斗争引上街头，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进行绝食，造成一种心理氛围，使其他的政治运动失去常态。看得出，最后几个星期，这一策略达到了高潮。他们歪曲地解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然后又歪曲联盟各政府机构加强法制的行动——我指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反对犯罪和营私舞弊的斗争措施——他们大喊大叫说要实行专政了，要求总统下台，号召不必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今天重读这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民主派”说有专政和国家政变的危险，他们的话难道不对吗？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当时激进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动起来的“反中间立场的”和公开的非宪法行为，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分子们造成一种适宜的精神氛围。他们大概这样想：既然他们可以那样做，对我们也是天赐良机。

　　我指出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险性，当时，我大概是头一次明确无误地讲了政治中间主义的意义，它能够阻止两种极端立场发生冲突，给社会提供一条摆脱危机的现实道路。这里我援引一段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对这一现象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对于我来说，中间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这里讲的不是要采取某种中间的立场；那样的话，这种立场就会是僵死的，缺乏灵活性。在我的理解中，中间就是以新的原则精神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对立的基础上，不是以对抗为根本，更不是要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基于把社会绝大多数团结起来的原则之上。

　　在任何一个社会，健全的思想总是占据上风——这是政治中心的现实的基础。即使它不大喊大叫，也不像极端分子那样喧嚣张扬，招摇过市，但它却能够抓住基本人民群众的心；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在必要的时刻会表明自己决定性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意见。改革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即通过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通过对抗，不是通过国内战争的新的形式向前迈进。我们不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国家推向前进。

　　真正的中间立场既不赞成恢复到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也不赞同激进派冒险主义——他们试图将国家一下子推向市场。中间政策的方针是赞同并考虑到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如果一定要说出它的内容，当时我给它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的导向。这个定位今天也不修改。

　　“我们并不认为，”我在贝霍夫说，“左右两派都是清一色的冒险主义分子。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那里的确有些头面人物，不知他们要把人们往那里引导：有人要求走回头路，另外一些人一个劲地往前奔跑，不顾现实条件、人们的思想状态，总之，不考虑社会的情况。但即使这样，左派和右派那里都有许多健康的力量。对于眼下和前景来说，中间主义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就是国民或民族和谐的思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大多数人民都能够接受为目标的和谐一致。”

　　当时我相信对苏共进行深人改革是可能的，而且认为，要这样做，苏共就要对自己的立场作出明确的定位，无论是对教条主义的保守派——他们主张不要民主的社会主义，还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主张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都应该如此。那里的人们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中央报刊对我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他们是决心选定了这样的策略，因为实在很难找到什么恰当的话进行反驳了。他们甚至不愿意通过批评来宣传这些思想。

　　3月17日的公民投票

　　随着公民投票的日益临近，各政党和运动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些新的组织开始建立。还在2月底就宣布成立了叫“争取伟大统一的俄罗斯运动”组织，参加活动的主要成员有普罗霍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波络兹科夫等人。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科学——工业联盟”，由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牵头。我已经提起过“民主进步”了，其选举团中联合了几个观点互相接近的政党。

　　换句话说，正是在那个时候，党的政治架构开始逐渐形成，一直到1993年底就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可以说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说明用人为的方法来搞多党制是不行的。多党制只有结合公民投票和选举才能建立，届时当事人必须明确亮明立场，提出自己的纲领，以争取选民们的选票和代表当选证书。

　　至于说到1991年3月那次公民投票，当时各参选者的立场并不很复杂，力量分配也极为简单。一方面是民主俄罗斯，它的智囊人物们决心不再扭扭捏捏，直截了当地号召选民们对是否保留苏联作“否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还有，可以说当时组建的所有主张保留我们联盟国家的政党和团体。

　　投票前一个星期进行了民意测验，公布出来的结果对激进派不太有利，他们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这时，他们眼见在公民投票的基本问题上自己注定要失败，于是便“自我保护起来”，公然向俄罗斯居民提出确立俄联邦总统职位的问题。可以大胆地预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是肯定的，因为当时许多共和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总统，或者正准备这样做。

　　总之，这里显露出一些政治上玩弄权术的习惯，很少关注社会的实际利益。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把自己的问题“盯在”公民投票上了。分离主义分子们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要保留一个应急的措施，以便事后把公民投票的结果解释得对自己有利，或者至少可以保持个中立的态度。利用这个“门路”，后来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继俄罗斯领导人之后，给联盟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3月15日，我就公民投票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很简短，但准备这次讲话花了很长时间。必须找到能直达人们心智的适当的词句。还要考虑到，同一个想法，在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篇讲话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但是我想，它起到了自己良好的作用。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每个人在参加公民投票的时候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决定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我们祖国的命运、我们共同的家园，关系到你我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活。这个问题的规模和意义，超过了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利益。只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它。亲爱的同胞们，我吁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参加全苏的公民投票，对提出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的‘肯定’是对一个大国的尊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过它能够捍卫联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独立与安全。

　　我们的‘肯定’将会保存一个千年国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无数人的劳动、智慧和牺牲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你我等人的命运，都密不可分地交织于这个国家之中。

　　我们的‘肯定’是一种保证，它永远将不会使战火烧到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我们的‘肯定’，不是要保持旧的秩序——中央大权独揽，各共和国处于无权状态。公民投票的肯定结论将会打开一条迅速革新联盟国家，将它变成一个拥有主权的各共和国的联盟，该联盟一定会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联盟协议的签订将会终止我们社会所发生的破坏进程，坚决恢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环境。

　　我认为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们对没完没了的争吵和意气用事已经非常厌恶。他们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既有与生产有关的问题，也有与消费品市场、法律和法制、国家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一句话，人们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公民投票的胜利——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将为信心十足地继续推进国内已经开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这些改革和我们的远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如果一般来说是可能的话，没有社会的赞同与合作，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很难解决的。所以，趁现在还不晚，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忿忿不平，有时表现出敌对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来做，像人们常说的，全社会都来做。公民投票的正面结果将会开创一个社会团结的局面。

　　我坚信，如果社会发生深刻分裂，将不会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输家……”

　　公民投票已经进行了。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尽管激进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努力，怀疑主义者疑虑重重，人们坚定地表明要保留并革新联盟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全联盟范围内，而且每一个进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国内都是这样，甚至有些共和国当局不许进行公民投票的地方也是这样，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对自己未来总统的问题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劳累读者。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经对大家公布了，媒体也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下。两年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这次是关于改革的问题，投票表示了对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信任。那又怎么样，民主派在公民选举中的胜利并不那么太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却像人们常说的，“开足马力”，利用这次胜利，以实现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目标。许多我认识的，而且认为是忠于法律、不被收卖的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明显的事实，竟然说选举结果好像使总统解散最高苏维埃的企图“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苏联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的选举中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要知道，当时全国有70％的居民，俄罗斯有71．34％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联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投票结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在签署违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意愿，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国的民族的意愿的文件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

　　尽管激进派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试图缩小公民投票的意义，但叶利钦和他周围的人还是不得不考虑这次投票的结果。我想，没有这次公民投票也不会有新奥加廖沃的会晤；这次会晤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局势，为克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和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叶利钦正准备参加总统职位的竞选，他希望从联盟即我作为苏联总统这方面能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态度。好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虽然我不想掩饰——我的好感并不在他这一边。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判断谁是自己称心的候选人。人们对叶利钦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他能够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选好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小的意义。无疑，鲁茨科伊在确保一部分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的选民的支持上帮了叶利钦的大忙。

　　不过，这一切留在后面再说。当时总统竞选活动刚刚开始，因此，对于角逐总统宝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选举进程的人搞好关系。

　　应该说，春天那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和叶利钦见过面，谈过话。我们讨论了当时所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的会晤，像往常一样，气氛良好。但是叶利钦在对着电视屏幕或记者伸到面前的话筒时，在当着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面或是在电影之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对我同他的谈话的解释就有些随心所欲。大概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对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胜利者，他的一切武断要求都会被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坐在苏联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在执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

　　对此，我作出过一次或两次反应，我说，公众应该了解我们会晤的情况。在会晤中，我们严肃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任何武断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而且也不会被接受。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有人对他的言论向我作了不准确的汇报。

　　在三、四月份及后来的几个月内，·联盟领导和俄罗斯领导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难免有些“冲突”。叶利钦周围的人远非个个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间立场的”火气简直就无法冷静下来。他们憋足了劲，一有机会便继续对总统严厉谴责，诽谤中伤。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当时他们“智囊指挥部”的方针毕竟还是以“和解”——即使是暂时的为主。也就是说，先让头儿当上俄罗斯总统，其他等人主白宫后再说。

　　尽管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脆弱性，几乎从未怀疑“民主”阵营的激进分子们无时不在促使叶利钦恢复对联盟和联盟总统的攻击，但我认为利用这段喘息机会还是非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联盟协议草案的工作最后搞出个实际结果。我觉得重要的是要用义务把俄罗斯领导约束起来，使他难于轻易进行破坏。这样就产生了后来称之为新奥加廖沃进程。

　　新奥加廖沃进程

　　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非常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时把中央的行动说成是要复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针。而两个礼拜后，他在回答《消息报》采访时指出：那些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绝对势不两立”的人是错误的；如果说要把国家从右派手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不用说，面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结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

　　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地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是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

　　苏共从执政党地位一下变为在野党，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这使普通党员产生一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使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忿忿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大家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第二天，在全体会上，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

　　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团体，它们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4月2日，列宁格勒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求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产物。4月初，基辅市委，接着是列宁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级党委送来的成百上千份紧急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十万火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4月2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摆脱联盟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代表们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卢基扬诺夫的同情下开始大事宣扬在全国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我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使议会转人正常的工作轨道，给极端保守派以迎头痛击。

　　我们在通常的范围内对局势进行过几次讨论，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加快联盟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为此，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当即强调指出，绝不是要把这些会晤变成一个有权作出正式决定的机构。后来被称为“二十”或俗称“10人团”的东西只不过是完成联盟协议工作的较有效的方法罢了，而且没有背地里行事，让立法者——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知道。

　　我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比较的人说的，他们认为好像1993叶利钦走的“只不过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这种比较简直太肤浅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僭越议会的权利，更不用说自己下令组建违反宪法的机构了。例如，安全委员会的建立（3月13日）是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的，这是个范围非常狭小的办事机构，参加的人员有副总统、总理、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有普里马科夫--我想让他留意一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巴卡京这个人。此外，议会给了总统一个实际教训，使我提名博尔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遭到失败。

　　这件事也说明我在任用干部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任用无论对于联盟国家，还是对于我个人的命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对亚纳耶夫的任用，我将自己的威信拿来孤注一掷，等于是把副总统的职位强加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我想立即排除一种怀疑：似乎戈尔巴乔夫不愿从自己身边发现真正能干的人才，他赏识的都是些庸碌之辈，这样才能衬托出他自己更加光彩照人。这纯系无稽之谈。我的战友和助手中有许多出类拔革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进行竞争。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吃亏上当，是我听亚纳耶夫几次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的演讲，认为他那坚决果断的神态、充满自信的风度和挥洒自如的议论足以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实际办事能力。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认真仔细地观察他就匆忙将他推上了国家第二把手的职位。当然，首先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们表达的如此明显的意见。

　　我补充说一句，亚纳耶夫是在非常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荐雷日科夫任副总统的，但他甚至对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为其难。紧接着就发生了心肌梗塞，和雷日科夫的谈话一直未能实现，之后我才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甚至没等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便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专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纳扎尔巴耶夫，但我看不出当时谁能够取代他在哈萨克斯坦的位置。进一步考虑的时间没有了，这时候亚纳耶夫正好“出现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误。

　　还是回到正题上。当时总统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自保守的复仇主义势力威胁在不断增长。对此，惟一合理的回应就是中间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

如果简单一些说，这是个普遍的方式。实际上，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现象。它是从我和叶利钦在市郊政府官邸会晤开始的；在这里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进行过会谈，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进行过会晤。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相互都在进行试探，彼此都在准备作出妥协，避免没完没了的攻击，特别是“法律大战”。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自己那份关于会晤的报道，而叶利钦的公文包里装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后两份报道都被扔进了字纸篓。经过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谈，我们交给媒体一份共同商定的公报。

　　可是第二天，叶利钦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明显破坏所达成的平衡，试图将协议首先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像人们常说的，毫无办法--他就是这么个秉性。我没有进行反驳，何况从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十分清楚，所达成的妥协的确非常合理，它能够为终止耗力费时的对抗、开始进行合作打下个基础。而思想极端的激进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之流，则大骂叶利钦，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立场。的确，没有比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开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安全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个会议之一。我向大家通报了联邦委员会会议前夕讨论反危机计划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国际问题，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然后我征求同事们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o．鲁缅采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委托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间主义”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诸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以说，4月的“9＋l”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们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人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共就要威信扫地，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的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站长评语：苏共官员的任命制，是苏共官僚们患了同一个毛病——眼皮向上翻。苏共官僚们不仅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也不把普通共产党员们放在眼里，才最终导致受压抑的苏共普通党员抛弃了口是心非的腐败的官僚集团。]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一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最后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寻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是后斯大林主义。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几乎所有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所谓的成就都是以严重破坏本国的资源为代价的，这种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粗放式经济，最终导致资源危机、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当“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已经无法解决“资源危机、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局面的时候，人民就自发地起来向“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宣战了……东欧和东德的共产党的垮台都是这样的。]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我们反对用全盘私有化取代全面的国有制。这里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要以股份制与租赁为支柱的各种所有制都能够自由发展的经济，这样就能够将众多的业主、老板和私有者纳入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

最后，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就必须要有企业活动的共同规则，要有交换商品的自由，稳定的外汇制度，而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只有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的劳动分工中占有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看起来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才迟迟明白了这个道理！

[站长评语：所有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走过了一条排斥市场经济的歧途。作为首都的莫斯科连蔬菜和水果问题都解决不了了，但苏共的那些官僚们却还抱者计划经济的僵尸不放，难道他们都是糊涂的人吗？不是的！因为虽然莫斯科的普通党员和平民没有蔬菜和水果吃，但他们却享受着免费供应的蔬菜和水果！即使到了严冬，苏共高层官僚们却有滋有味地吃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而且不用自己掏一分钱！如果实行市场经济，他们就的自己掏钱去市场买蔬菜和水果，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考虑到我的听众的特点，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应该能引起无条件承认列宁遗产的人的共鸣。

　　请回忆一下20年代党内是如何看待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要知道，十月革命后还不到4年，战争胜利结束才不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向往的社会主义已经唾手可得了。可是突然之间——私人经营、合作社组织、辛迪加、外国租让活动大行其道。人们议论纷纷，说领导人吃里爬外，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许多人退了党，有些人自杀了。然而，列宁逝世后这一方针开始逐渐转变。这一点由于20年代末的‘粮食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启动经济杠杆，就是说，深化新经济政策，或者采取强制的非常措施，否定列宁所选择的道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有利于官僚专制发展的模式。

　　草案中的主要内容——彻底同已经过时的思想教条和陈规旧习决裂，努力使我们的世界观和政策，与发展的全部经验和国家、人民迫切的需要，协调一致起来。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对社会进行公正改造，主要是依靠强制变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将敌对的阶级消灭掉。现在时代早已经变了，应该承认，人民群众除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以改变自身状况、舍此便一筹莫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关于党的问题，我说：“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孟什维克分子、民族一共产党人、社会一叛变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捍卫的也是类似的纲领。它的策动者反对形形色色的私有制，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带倾向性的批评。”

　　我在报告中呼吁所有各党派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行为路线，不要感情用事，主要是要冷静地进行政治评估。当然，我们和睦相处吧厂这种一团和气的原则任何人也不需要。极少数人与党的战略方针相对抗，公然违背党章，他们离开苏共，不仅不会有损于党，反而能够增强党的力量。

讲到这里，最后我建议下次党代会于11～12月召开，届时将通过党章。

然后开始发言。我没有听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他们建议为了“保险”起见，也学学以前领导人的样子，“组织大家讨论”（即预先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支持批评者，事先和他们谈好，等等）——我不打算耍什么手腕。我认为公开行事的时候到了。要是中央多数人拒绝草案——分道扬镳将在所难免。如果草案能够在全会上得到赞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番较量，原教旨主义者和改革派分子最后会闹到劳燕分飞、各行其是的结局——这一切都将推迟到党的第二十九次大会。毋庸讳言，我认为这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由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党的命运，这样做既恰如其分，又名正言顺。

正如所预料到的，发言一开始，批评意见和种种责难就劈头盖脸而来，说对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要矢志不渝的话表述得不够明确，说对向市场过渡的话阐释得过分单一了，对于苏共在苏联人民面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讲起来用不着羞羞答答，等等。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我的助手们就越感到“无聊”，他们担心全会秘书处会把草案改得不成样子，但我心里却感到更加放心。因为他们发言的语气和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两三个歇斯底里的发言，他们诅咒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坚信我们的思想教条是永恒的。绝大多数发言者在评价文件草案时，其立场已经远远超前于社会意识了。

[站长评语：几乎所有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们都会用两种伎俩：一是拿第一代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当遮丑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数是受压迫（或者是受排挤）的人，他们创立共产党并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了没有剥削的新型国家，并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一些经济建设的成就，所以第一代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后来的已经腐败的无能的共产党的官僚们已经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于是他们就拿出第一代领导人取得的一些成绩蒙骗人民；二是采取纵向比较的方法欺骗人民。惯用的伎俩就是“忆苦思甜”，当人民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以后，官僚们就说：“过去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我们吃饱了，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但事实上呢？事实上是他们一边在叫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口号，一边将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偷偷地送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已经靠高科技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了。]

　　甚至那些思想保守、怀念旧制度的人或是对自己所珍惜的旧事物念念不忘的人，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上，在电视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制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那些痴迷者呢，难道他们不在会场中吗？他们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反对“异教徒”呢？我想这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四月全会的结果还不曾忘记，当时硬是不让提总书记下台的想法。从那时起，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在这种场合下新的“船上暴动”被认为是肯定要失败的。其次，他们不能不考虑6月底7月初新奥加廖沃进程的果实已经开始成熟，社会意见趋于赞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分裂，首当其冲的首先是“党内的大佬们。

　　最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站出来猛批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般地说，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用这种手段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已经着手采取“坚决的”强制行动了。

　　不管怎么说，全会受委托搞出了草案，大会秘书处在没有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全会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首先提请大家注意，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务必要表现出眼界的开阔与宽容。社会公众已经很劳累了，他们不愿再忍受新的谈判、对抗和社会超常的紧张情绪，当到处都在呼吁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争论之上时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了。抓住这一普遍的倾向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针和对政策的文明态度。

　　对于那些用“改革派”概念吓唬人的人，我想提醒他们注意列宁的一段话：“从直接、完全摧毁旧事物的意义上说”，必须将“与众不同的、改革的类型”放在革命方法的位置上。这话是1921年说的，当时整个事业都在面向改革。

　　我们到了必须“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进行新的根本改变”的时候了。在旧模式的框架内我们找不到答案，就像我们的朋友未曾找到一样，我们帮助他们“试验过”这种老的模式。不错，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危机，但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了危机，接着到来的便是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

向前迈出的新的坚定的步伐。

　　中央七月全会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苏共改革的现实前景打开了。至于能否利用这个可能，这就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事情总的进程了。

　　全会成了1991年上半年的一个独特的事件。在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的命运中，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阶段开始了。

　　目标近在咫尺

　　早就有人说，历史危机时分的时间是凝聚的，被浓缩了又浓缩，直至无限。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后果等于几百年间所发生的事。1991年下半年我国就是这样。事件发生的独特动因和事件发展的基本事件的轴心，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严酷的斗争。

　　第一，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我们联盟国家的命运：存在下去，以后以新的形式保持现有的联邦制；或者分为各个部分，完全解体：这样对人民必将产生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第二，是改革的命运，是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命运，是当时确定的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中途夭折？如果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那么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速度、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过渡到一个比较富有成效的经济和管理体制？

　　第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由谁、哪些社会力量、政党、集团和领导人在我国历史的新的阶段出来掌握方向盘？

　　当然，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错综复杂的。而且事情的结局，可惜不光取决于所谓客观规律和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还要看各政治集团激烈竞争的情况如何，看各民族的社会精英们的热情和总的人员气质与渴望程度如何。

　　非常重要的是，经历了各种风雨——错综复杂的政治权谋，对立双方的争论与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为克服所发生的危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许我说得多了一些，但我愿意再次将这一基本情况铭记在我的心中。

　　毫无疑问，7月23日达成的新联盟协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达成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各共和国仿效俄罗斯的样子宣布了各自的独立，他们尽可能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联盟机构的庇护。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这时候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极少例外）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个能够解决共同任务的足够强大的和有权威的中心。一句话，在权力分配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个平衡最后还是找到了；它说明当时作为新联盟国家基础的原则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要数对各主权国家联盟主体问题的解决了。成为联盟独立成员的新的自治地位，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他们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可能。同时不破坏各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对于历史形成的国家疆界和民族领土构成，不提出异议。

　　我远不认为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而且，看来决非一次所能够解决。但是我再说一遍，根据协议草案精神在保留和革新联盟国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最好的，它使我们得以避免冲突，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诉诸武力作一些条件业已成熟的改变。

　　同样重要的是，新联盟协议不仅得到各共和国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各基本权力部门，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赞同。卢基扬诺夫、尼沙诺夫实际上参加了新奥加廖沃的各次会晤，而且，顺便说一句，还不止一次地加了些调和折中的言词。每次会议后，新的协议草案都要送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代表们通报。他们在各种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些意见都转达给了草案工作小组，小组考虑这些意见，跟考虑各共和国议会提出的建议一样。

　　卢基扬诺夫不止一次向联邦苏维埃通报代表们的心态，有些代表担心协议的签订会削弱中央机构，包括联盟议会的作用。但这一切只是新奥加廖沃讨论的一部分。最后，最高苏维埃表示对草案基本同意，而且最高苏维埃主席、议会两位主席应该和各共和国代表团共同签署这一协议。

　　在新奥加廖沃工作期间，联盟协议和各种方案也都在政府里讨论过。当然，首先是有关经济的条款，但也不光是经济。总理帕夫洛夫和各部委领导人都提出过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这一文件和对未来联盟国家实质的看法。其中，国家银行的领导、银行行长积极要求保持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原则。外交部、内务部、通讯与铁路交通部门，实际上是其他所有部门，都打了详细的报告，有的甚至是长篇大论，有数据报表，有扎实的论证。毋庸赘言，报告所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必须保留联盟机构的重大权力。他们的这些论点得到仔细的讨论，而且不止一次＿邀请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参加联邦苏维埃会议。当然，并非政府所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采纳了，但是从整体上说，政府没有提出反对协议的意见。

　　其他政治组织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批评过（起码公开地）协议草案。相反，许多政党将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希望同新的联盟协议联系在一起。至于苏共，联盟协议草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多次进行过讨论。草案最后一稿在7月25-26日的中央全会上还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到了基本的赞同。正像我已经说过的，在这次全会上，达成了在新纲领基础上改革苏共自身的前提条件。

　　另一起七月事件让人有理由认为政权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至少可以先放一放了。7月10日，叶利钦总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隆重就职。从我这方面讲，我表现出了满腔的热忱与诚意，尽管我当时对此事有所担心，这并不是秘密。当时我想，俄罗斯总统和他的一帮人（实际上是一个党）已经如愿以偿，他们将会管理国家，推进改革，其贪得无厌的计划——那怕暂时地——会往后推一推的。

　　就在7月份，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反危机计划开始实施。许多与规划有关的问题出现了困难，产生了动摇，这个规划决定的责任太重大了，其后果马上就会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许多人在骂大街，这里既有抓住过去经济体制不放的人，也有恨不得将旧的经济体制一举摧毁的人。但归根结底，规划方案毕竟还是搞出来了，并得到了各共和国的赞同。我再说一遍，规划方案不光是一个政府的规划方案，它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规划方案。

　　当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讲过，在伦敦会晤了“7国集团”的参加者，会晤中研究了处于这一关键阶段的我们改革的相互影响问题。

　　仿佛就在7月份“落下帷幕”的时候，29日，联盟协议签字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了。原来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叶利钦这才撤消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达成一致的第9条的行文（《联盟税与征收法》）是这样的：“为落实权力移交给联盟后的联盟预算财政支出，通过固定的税率特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对联盟预算支出的监督由协议参加者负责实施。”

　　1991年7月所“达成”的一致，是长时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它完成了我们从1985年4月所走过的行程。为了让国家摆脱危机，大踏步地将业已开始的民主改造推向前进，现实的前提条件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8月4日我去度假时一点也没有怀疑两周后联盟协议将隆重地在莫斯科进行签字，我国改革的新阶段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在这件事情的前两天，我在电视讲话中还在努力地说明新联盟协议的签订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实现了体现在3月17日公民投票中的人民的意志。统一的国家被保存了下来，它体现了人们许多代人的劳动，体现了我们祖国各民族人民的劳动。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由主权国家真正志愿结合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现在，”我继续说，“我们已经有了协议，各个共和国最近就将在协议上签字，必须将对抗与毫无道理的政治偏见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

　　协议签字的实际准备工作开始了。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一工作的进程。鉴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在9月份才能定下来，我觉得签字分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然而，那些应该在“第二阶段”签字的共和国不同意这一点。经过交换意见，结果是这样；第二阶段没有了，而定在10月初的第三阶段成了第2阶段。估计届时签字的将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虽然已经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而且看来应该说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协议的签订了，但是随着签字日期的临近，协议越来越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攻击。不同倾向的报刊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一方面，他们指责国家总统，说他同意签订这样的协议是对分离主义分子的让步，而这则有削弱联盟国家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对俄罗斯总统同意签订这项协议的攻击火力也不弱，说协议好像保留了中央的无限权力和共产党组织的统治地位。发起这场攻击的挑头人是Ic．阿法纳西耶夫、邦奈尔和“民主俄罗斯”的其他激进派分子。

　　8月14日我和叶利钦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明白了，这位俄联邦总统感到信心不足，他在动摇。他问我看没看见他所遭到的攻击。我的回答是（我传达我们谈话的意思），我作为国家总统遭到的攻击也不少。他们批评我，说我签订了协议就会使国家的完整性面临危险，而批评俄罗斯总统，说他签订了协议，就会延长帝国的生命。不过，既然极右派和极左派都不满意，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不能从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不管他们从哪个方面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攻击。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准备签字。”

　　鉴于俄罗斯总统对如何安排签字仪式本身很感兴趣，我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想法。起初他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但是后来经过解释，说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我觉得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总的说来，我们道别时气氛还不错。尽管我心中还有疑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叶利钦有什么话没有讲出来；我作了种种努力，以防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时刻发生动摇。后来我才知道，叶利钦的某些亲密战友确实在对他施加影响，提出一些条件，要求他在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上签字时一并解决。不管怎么说，作为《莫斯科新闻》周刊一项措施，斯塔罗沃伊托娃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透露了秘密”，即俄罗斯总统未必会在8月20日的协议文本上签字，他会提出一些附带条件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论了。当时我想协议是会签字的。明知人民在公民投票中所表现出的态度，眼见改革的进展困难重重，这时候要试图破坏这一行动，所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现在，当事情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可以说，叶利钦是考虑过这一方式的。很长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跟我谈到过这一点），叶利钦一直在进行幕后活动，商议要搞一个非此即彼的“四方”协议--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商议时断时续，但这个想法一直没离开过俄联邦总统，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但他也许明白这是危险的一步，会使他完全名誉扫地。

　　其实，叶利钦如何行动，现在只能够进行猜测。我倾向于认为，一位政治家的直觉和敏感会阻止他破坏协议签字的行动。至于说到附带条件，想用这种方法阻碍协议生效，这是无法排除的。

　　而政变分子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出于另外的动机采取了行动，他们不惜破坏宪法，进行个人背叛，直接发起进攻，走上了对国家犯罪的道路。

　　当然，革新力量和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够发生尖锐的冲突，是我姑息的结果。而自1990年11~12月起，保守力量：利用各种可能对总统和改革派发起进攻：最高苏维埃会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各种各样的会晤和代表会、要求实行总统管理或宣布紧急状态等等，都利用上了。

　　所有这一切，我不光是看在眼里，也有所行动，戳穿反动派的阴谋。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所引起的危机，从一开始我就竭力避免采取激烈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运用策略，争取时间，给民主化过程提供稳定自身的充分机会，遏制旧势力，强化人民对新的价值观的信任。

　　总之，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国家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任何诸如此类的冒险都注定要失败；要克服一切困难，保持改革的方针；使社会的发展继续沿着宪法的轨道前进。

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

罪恶的冒险行动

　　日前，当我已经修改完这部分回忆录时，突然得到一条与1991年冬夏事件有关的、意想不到的新闻。1994年2月18日的《新每日报》刊登了帕夫格·沃夏诺夫——俄罗斯总统前新闻秘书的材料。这里我照录一段：

　　“时值1991年冬春之交。叶利钦刚刚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克里姆林宫内对此事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看来有人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矛盾上玩上一把，预先取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几天后，联盟副总统委托一个人来找我，建议安排叶利钦和亚纳耶夫进行一次秘密会晤。据说，戈尔巴乔夫已经黔驴技穷……国家正在毁灭。必须拯救……我报告了这件事，得到的是回绝，我透过同样的渠道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对方。没等多久对方的回应就来了：‘你们呀，伙计们，可不要搞错了？走着瞧，可不要后悔。而且会很快的。”’

　　于是，这个我坚持推荐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不到一年时间，便走上了背叛的道路。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回绝了亚纳耶夫关于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总统的建议，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他都没有把亚纳耶夫曾经跟他联系过这件事告诉我。大概他是想留作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处。

　　从维尔纽斯事件开始，直到8月，极右派和极左派对总统施加的压力一直没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总统采取紧急强制措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不顾个人的安危，竭力想赢得时间。当时我坚信，签订了联盟协议，党进行了改革，事情将会有个好的根本转变，生活就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两个政治“极端派”争吵不休的问题就可以着手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恶毒的攻击，而且还有我的许多失误，但是在我国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当然，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使我们有了一个“谨慎乐观”的基础。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

　　至今我们都认为，协议签订后应该紧接着制订宪法，这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宪法通过后，选举新的权力机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将选举推迟这么久是否合适？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按照协议建立联盟机构，不要久拖不决，因为社会各个领域分崩离析解体的过程愈演愈烈，情况很危险。我们商定，这些问题要跟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讨论。

　　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总统的问题。叶利钦表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应该尽快地返回，并且采取行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些与签字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飞机都已经定好了。沙赫纳扎罗夫在“南方”疗养院休养，就在福罗斯旁边，我和他谈起过我在签字时的讲话。8月18日，我向他表示了我最后的意愿，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联系就中断了。我发现联系中断时已是下午4时扣分，而我们的谈话，根据文件记录，是16时32分结束的。现在知道，当时女电话员们的背后有军官们值守，他们必须在4时30分切断电话联系。

　　下午5点钟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组人已来到别墅，其中有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我感到诧异，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韦杰夫——警卫局长说，我未曾邀请过任何人。原来警卫人员已经放来访者进来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博尔金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按照警卫条例，没有我的批准，谁都不许进入别墅区。

　　让梅德韦杰夫离开后，我决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谈谈，这时我突然发现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括战略备用电话都被切断了。我离开办公室，来到凉台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这里看报纸，我告诉她，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了别墅，很难说他们想干什么，要作最坏的打算。她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们走进旁边的卧室。我拼命地在想：我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任何压力、讹诈、威胁我都不能屈服。这一点，我也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讲了。“决定由你自己来作，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和你在一起。”随后，我们叫来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他们听了我的介绍，说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大约花去了30~40分钟。军官们对我说，来访者着急了：问为什么不接见他们。走出卧室，我发现他们不请自来，已经上到了二楼。总之，他们表现得很没有礼貌，好像他们是东道主似的。把他们让进屋后，我问他们有何贵干。巴克拉诺夫通报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濒临灾难，其他方法已经无济于事，我必须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上签字。实际上，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碟的。后来，我在和调查人员谈话时才了解到，当时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起草好的各种方案、文件供我签署。

　　巴克拉诺夫历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指出成员中有卢基扬诺夫。他说，叶利钦已经被捕，虽然当即他又改口说：途中他将被捕（从阿拉木图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为加快事件的发展，阴谋家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我坚决拒绝他们强加给我的要求，声明任何命令我都不会签署。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被自己一手提拔的人出卖了，这是他的可悲之处，同时也说明了戈尔巴乔夫也不过是一个玩弄权术的家伙。当年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出卖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提拔了波列日涅夫，但波列日涅夫却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那他的可悲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区别。我没有听说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通过全国选民直接选出的总统被谁出卖了，如果戈尔巴乔夫也是全国选民直接选出的总统，那只要他没有渎职，没有作违法的事情，那谁也不敢动他的一跟毫毛！]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对局势感到不安？但我对国家局势的了解不比你们差，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们轻。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也是这个意见。其主要的一项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它就是签订新的联盟协议。8月21日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已经决定要讨论经济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你们却认为采取紧急措施才是拯救国家的办法。我不同意你们这种看法。那么就请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既然一部分领导人怀疑政治方针的正确性嘛，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解决。但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于你们想要断送自己，见你们的克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终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所得到的一切。”

　　我的话说完后，巴克拉诺夫接着发表一通议论，他说他很“关心”我的健康，改革这些年因工作紧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亲自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吧，”他建议说。接着又补充说：“您好好休息，‘脏活儿’由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

　　我当然拒绝了这一卑鄙的建议。

　　“那么您辞职也行，”瓦连尼科夫脱口说。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的！”谈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分手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忍不住“用俄国脏话”骂了他们。

　　我想回答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扣留他们？要知道，当时他有武装警卫呀？

　　首先，我想，我拒绝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后通碟的要求，可以使这一阴谋的主使者头脑清醒起来。我曾不止一次地阻止过他们采取轻率的步骤，这我已经写过了，因此我总有一种希望，希望我这次的强硬立场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是的，我没有失去希望。

　　再说了，把他们扣留在别墅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主要的阴谋分子在莫斯科，他们此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的杠杆。不过我毫不怀疑，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关照过这里——福罗斯——事情发展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结果证明正是这样。事先一切都研究好了，将总统严密地控制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别墅周围和海上方面设立两道警卫线。禁止任何人离开别墅和进入别墅区。我的助手、记者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想到别墅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传出的总统有病的说法在多大程度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他们未能如愿。

　　老实说，这是对总统的拘禁，是对他的权力的篡夺。政变分子们知道我不会和他们串通一气，但他们想“吓唬吓唬”我，迫使我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命令，给他们的冒险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坚决拒绝签字这件事立刻将他们置于罪犯的地位。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夜可不像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简单。当“先头部队”从福罗斯返回，报告了和总统谈话的结果后，阴谋分子们内部出现了分裂。亚纳耶夫开始发生动摇——签还是不签？他只顾喝酒。帕夫洛夫开始装病。卢基扬诺夫急忙安排后路。亚佐夫元帅心里想（后来说了出来）：“简直是鬼迷心窍，老糊涂了，怎么卷进这件事中来了。”有人提出是不是就此罢手。但为时已晚，而且克留奇科夫和那些派去给我下最后通碟的人已经走得太远，很难再回头了。当时博尔金说，他“了解总统，总统从不原谅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孤注一掷了。

　　他们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行动带有“合法”性，于是便造谣说，戈尔巴乔夫好像病得很重，不能视事，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我从福罗斯回来后，医生们说，有人非要他们开具关于我有病的书面证明不可。他们说，应当首先跟随身的医生谈谈，但是有人告诉他们，说和福罗斯没有通讯联系。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这是在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着想，否则他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医生们最后昧着良心出具了证明，说我1991年8月16日病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1991年8月19日17时，证明函送给了普列汉诺夫。总之，这份“证明”使阴谋分子们在臭名昭著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了一个说词。

　　1991年8月23日，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中写道，8月19日上午他和亚纳耶夫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回答3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可靠证明说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责？第二，副总统的一切命令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同卢基扬诺夫充分协商过没有？第三，领导人经过全面考量后，除实行紧急状态外，就找不到使国家免于混乱和群众无序的办法吗？对于这3个问题，当时只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一小时后，谢尔巴科夫和帕夫洛夫取得了联系，后者证实说，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苏联总统确实病得很重。这位总理补充说，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普列汉诺夫已经去了克里米亚，他们“……简短地和米·谢·戈尔巴乔夫交换了意见，后者是在床上躺着接见他们的。苏联总统的情况很严重，而且，从他的举止言谈看，很明显，他已经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情况也非常严重。正式的健康状况结论还没有，但是医生们说，目前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行为能力，因此他们要求把拜访减少到最低限度。”

　　阴谋分子们在和总统的较量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情绪非常沮丧。“赫鲁晓夫方式”未能奏效，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后来几个阶段的态度不够坚决。对他们的想法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总统本人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许多将军和军官。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当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人民代表和莫斯科人的坚决反对。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福罗斯遭到第一次失败后，紧接着在莫斯科也遭到了失败，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变必将垮台。分析家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看出了这里更深一层的原因：大多数的社会公众不愿意恢复旧的秩序，改革后建立起的民主机制，尽管还很脆弱，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站稳了脚跟。

　　我不能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作出反应，他们说当国家发生激烈冲突事件时我好像心安理得地“躲在安乐窝里”讨清闲。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的调查材料中，列举了阴谋分子们所采取的旨在完全孤立总统的诸多措施：彻底切断各种通讯联系；把整个地区封锁起来；为此，又调增了第79边防中队和边防巡逻舰第5独立团，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格涅拉洛夫指挥；将一切交通工具扣押起来，由自动枪手们日夜进行监护；停留在别尔别克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图一134”和一架直升机被强行赶走了；别墅区内的直升机场上停放着许多交通工具，设立了岗哨；进入别墅时同样要进行检查；别墅区的警卫机构和负责外部警卫工作的边防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任何人不得出人别墅。

　　3天拘禁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考验，对我的亲人们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摘自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被完全隔离的那些日子的状况，我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时的日记中摘出来几段，这些段落曾经在1991年12月20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过。

8月18日，星期日

　　大约5点钟左右，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忽然急匆匆地走进我的房间。神情很激动。‘出事情了’他说，‘可能非常严重。梅德韦杰夫刚才报告说，从莫斯科来了几个人——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瓦连尼科夫，‘最后这个人是谁？’我问道。‘一位将军，亚佐夫的副手……他们要求与我会晤。他们已经进了别墅区，就在屋外。但我任何人都没有邀请过！我试图了解是怎么回事。所有电话都被切断了。你明白吗？！所有的电话线路--政府的，市区的，内部的，甚至红机子“卡兹别克”，都被切断了。这是在实行隔离！也就是说，是一场阴谋？是逮捕行为？’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冒险行动和交易我都不会同意。任何威胁与讹诈我也不会屈服。’他沉默片刻，补充说：‘但我们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所有的人，全家。我们应该做好一切准备……’我们把孩子们叫来。不知为什么我要了茶。加林娜·阿夫里坎诺夫娜——厨师将茶送了过来。自然没有人去喝。向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讲了所发生的情况。听他们说，几分钟前屋里的收音机已经不响了，电视也停了。普列汉诺夫站在中央大门门口--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哪里？同志们要找他。’阿纳托利回答说：‘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屋里。’孩子们和我都支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支持他的决定。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和你站在一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来人的会晤在他的办公室进行。这期间，阿纳托利、伊琳娜和我就在一边，在办公室门旁。要是突然逮捕他呢？把他带走……18时左右，‘几位来访者’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跟着他们，是他们自己走出来的。瓦连尼科夫从我们身边走过，未曾注意我们。博尔金站的地方稍远一点。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走到我跟前（我在坐着，孩子们在旁边站着），说了声‘您好’。巴克拉诺夫向我伸出了手。对于他的问候我没有回应，也没有伸出手去。我问：‘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见巴克拉诺夫说了句话：‘实在不得已呀。’然后回转身，3个人一起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了一张纸，递给了我。他说：‘发生了一件坏事。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对我提出要求：签署关于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将权力移交给亚纳耶夫。我表示拒绝，他们建议我辞职。我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再来决定关于宣布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和我的总统职务问题。’‘他们说是逮捕了还是将要逮捕叶利钦，最后我也没弄明白……’‘这张纸上是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他不仅因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而恼怒，还因为他们的无礼与厚颜无耻而义愤填膺。　　他在会见A．C．切尔尼亚耶夫时说，他称他们是‘自杀者’和‘杀人者’：‘全国形势极其严重……世界不跟我们来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封锁……后果将不堪设想。’梅德韦杰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警卫局长和‘代表团’一起离开了。究竟是离开了还是被带走了呢？警卫局军官们的说法相互矛盾。主要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也没有向总统报告，坐上汽车就走了。只是请什么人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寄往莫斯科……有人告诉我，说好像普列汉诺夫下令把他解职了。

　　下班后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别墅。凡是今天在这里的人全部都留了下来：A．C．切尔尼亚耶夫——总统助理；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女速记员、机要员；几位医生，服务人员。所有的人——包括当地的服务人员——都是有家有室的人。所有汽车都被查封了。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明天准备乘坐飞往莫斯科的直升飞机已被打发回去了。

　　我们尽量想借助一个‘索尼’半导体袖珍收音机收听点什么。真是万幸，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早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刮脸时总是用它收听电台的‘信标’。我们随身把它带到克里米亚来了。总统住地的常设接收机连一个波段都收不到。而小小的‘索尼’却能够收到。但任何特别的消息也没有。一切如常……

　　我们商定：阿纳托利藏好半导体收音机。谁都不应该知道我们有个收音机。无论什么人。我则作比较详细的日记。

　　我难以入睡……我为那些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一起共事的人的背叛行为感

到痛心。

　　亚纳耶夫白天打电话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他明天什么时候飞回莫斯科。说定的时间是19时抵达。他说他将去机场迎接总统。

　　我脑子里联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记录片的画面：庆祝赫鲁晓夫七十大寿。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

现在国内、莫斯科正在发生什么事？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官邸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而这里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哪些人将会怎么样呢？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长期在这里工作，普列汉诺夫让他负责总统个人保卫工作--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和您在一起。’不过，是一直对我们保卫到底呢，还是在执行自己上司的指示？

　　叛变分子们到底想干什么？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才成为他们的危险人物呢，还是从来都是个危险人物？最近几年，有好几个人传言1983～1984年检查机关伪造文件的事，目的在于指控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收受了贿赂。文件转到了苏共中央接待室，从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调查人员要求被调查人员提供伪证。这件事，毫无疑问，有‘国内最高层人物’在指使。

　　我很为丈夫担心，为孩子和孙子们的命运担心，真是苦不堪言。

8月19日，星期一

　　早上7点左右，阿纳托利和伊琳娜从收音机里（不是从“信标”的波段上，好像是《世界新闻服务》或“BBC电台）听到消息说：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内一些地区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广播了委员会致同胞们的号召书和对世界各国发出

的呼吁，宣布了关于把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分给每个人的命令内容……而且，‘由于苏联总统的病情使他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接替了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一切文件都已经准备齐全……

　　一大早，大概5点钟左右，阿纳托利说，几艘军用舰只驶向我们的海湾。‘守卫舰’一反常态，驶到了距海岸很近的地方，停了大约50分钟后退了回去，驶向远处。这意味着什么？是威胁吗？从海上进行封锁？

　　没有邮件，也没有报纸。有人转告说：‘以后也不会有。’这里负责机要通讯的军官从昨天起已被就地控制了起来。收音机没有声音，电视被卡断了。阿纳托利和警卫局的小伙子试图给固定常设的收音机做个天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被强行留下来的——找来一段铁丝。然而弄来异去，最后仍无济于事。

　　通过警卫局的一个领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向格涅拉洛夫——负责同莫斯科联系——转达一个要求：恢复电话联系和邮件、报纸的送递，接通电视线路，立即派飞机来接我们回莫斯科工作。

　　总统别墅区里的‘新面孔’都佩带着冲锋枪。

　　A．C．切尔尼亚耶夫回来了。我们到凉台上去谈话，担心有人偷听。警卫局的军官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抱怨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甚至刮脸用具都没有。东西全在‘南方’疗养院，他的女秘书塔马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和速记兼机要员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都住在那里。他们每天到总统别墅服务处上班。他说他跟格涅拉洛夫说了。要求放他出去：‘我是苏联人民代表。是不能拘禁我的。为什么这里不放我出去？’

　　我们在别墅区内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海边。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让‘我们的人’和从悬崖与海上监视我们的人都能够看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健康，一切正常。

　　克谢尼睚和纳斯佳无法同打一把遮阳伞--没人给他们撑伞。纳斯津卡对我说：‘奶奶，克秀哈老欺负我。她不让我玩，也不让我睡觉。她什么都不害怕！应该只生我一个人。你懂吗？’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和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给我们讲他们从那台旧收音机里听来的消息，他们给收音机架了一条自制的天线。国外的广播说：叶利钦没有被捕。‘可格涅拉洛夫昨天跟我说，’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说，‘叶利钦在别墅中被捕了。’总之，关于所发生的事倩众说纷坛。很难弄清楚……有广播说，好像俄罗斯有一位代表被逮捕了。

　　我们这里，别墅里，也有新闻：直升机起落场停放着一辆消防车和一辆洒水车。入口处的路上横着停放几辆卡车。车库旁，大门边，直升机起落场都有冲锋枪手值勤放哨。所有的人都是新面孔，从不认识。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和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再次表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将和您在一起。直到最后。’

　　海上风平浪静：既不见游艇，也春不到客轮、货船和驳船……像以前一样，只有一艘护卫舰‘停’在那里不动。通常能看见有人在护卫舰的甲板上。他们总是在干什么，有时游泳，有时钓鱼。现在甲板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塔季扬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护士小姐--愤愤不平地说：‘真想不到，“朋友”、“战友”，原来他们都是叛徒。奥莉加一看见博尔金，他本来是她的上司，就说：真是倒霉，这机关里没有人比他更可恶的了。’‘其实普戈就在南方疗养院里休养。昨天走了，应该再早一点。据说他和他妻子服毒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别墅区。不管是谁。显然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好好的。’

　　我们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他的办公室里。阿纳托利和伊琳娜跑来了。新闻：电视有图像了，正在转播音乐。海面上又多了几舰护卫舰。离海岸很远，但是看得见。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拨fo‘BBC’频道：鲍·叶利钦发表讲话，谴责阴谋分子。他号召对抗新出现的政权。H．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的电视上对共和国人民讲话，号召他们保持镇静和克制，遵纪守法。关于苏联总统去职的事，只字未提。

　　17时，警卫班长报告说：几名通讯兵被带离了别墅区。

　　17时30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A．C．切尔尼亚耶夫来。跟我说，他委托后者立即再次转告亚纳耶夫，说他要求恢复和政府的联系，要求派飞机来接他回莫斯科去。一旦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或是被置之不理，请转告亚纳耶夫，就说他要求会见苏联和外国的记者。

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走后，他要我写个政治声明。他口授说：

①副总统借口苏联总统有病，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从而把国家总统的职责揽到自己的身上的决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我的健康状况正常，而且休息得很好，因此我打算今天，8月19日，离开这里，去签署联盟协议并召开联邦苏维埃会议。所以副总统的决定只能被认为是一次政变，而不是别的什么。

　　②因此，副总统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非法的。

　　③与非法实行紧急状态相联系的种种措施的升级，会造成全国整个局势的继续紧张和分裂，引起社会争斗和难以预料的后果。

　　④要求立即停止执行所作出的一切决定，而卢基扬诺夫同志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要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研究国家领导中所产生的极其复杂的情况。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播出了。简直是背信弃义，无法无天，一派无耻谎言！显然他们是豁出去了：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向全世界撒了个弥天大谎，说总统已经没有行为能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的问题，他们已经解决。

　　当夜，别墅外围的警卫加强了。现在，负责总统个人安全的军官们实际上不得不昼夜24小时工作。

　　大家商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孩子们和我，要节约食物，只吃8月17日之前得到的原有的食物。把装在袋子里的水果收起来给孩子们食用。伊琳娜总是把它藏在放糖果的橱柜里。我们个人备用的成药、片剂也都收集起来。决定只吃这些药。

　　一夜未曾合眼……

　　我们用自己的录像设备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人民的讲话、声明录了下来。目的是想把它们“传播出去”，如果不行，那就藏起来，保存好。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人们应该知道总统命运的真实情况。我们找到一间屋子，我们认为无论从海上还是从屋上都看不到这里。我们用窗帘把屋子遮了起来。凌晨4点钟左右，我们观看所录下的画面，把声音放得很低；下面，最低一层楼，突然听到门的响声。我们赶紧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了。阿纳托利拿上带子躲进了另外一个房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伊琳娜下楼去查看了所有的房门。门全都关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走了出去。门口站有两个卫兵。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对录像带进行加L，一直搞到凌晨6点。透过小屏幕将带子看了一遍，用修指甲的小剪刀把4盘录像带每盘的末尾剪下来。然后打开暗盒，把带子分成几个部分。每段带子用很薄的纸卷成卷，扎好，用纸包起来。然后把它们分别藏在别墅各个地方。把暗盒收起来，以免让人看出来有人曾经动过它们。

8月20日，星期二

　　邮件和报纸仍然没有。但是‘索尼’继续在效力。

　　在我们的海湾入口处，总有那么几艘护卫舰在巡弋游动，‘保驾护航’。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再次向莫斯科转达自己的要求：恢复电话联系，提供报纸，立即派飞机来接他回莫斯科工作。补充一项新的要求：在广播和电视上公开宣布对他的健康状况曾作过粗暴的虚伪报道。

眼下除格涅拉洛夫的保证外，所有的要求正在向莫斯科转达，没有其他结果。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警告：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将采取极端措施。

表面上我们竭力表现得一切如故：按照医生的规定，在别墅区走走，到海边看看。我们全家人厮守在一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伊琳娜、阿纳托利、我和小孙子们，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在精神上相互支持。而且不光是我们，家庭成员，还有这里所有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他们实际上也被拘留起来了。我特别为妇女们感到担心，希望她们不要太激动，要保持沉着。当然唤，不要让小孙子们胡乱猜想。

　　警卫班长和医生正在为一家人的饮食发愁：‘东西是A外面送来的’，‘用的是别人的汽车’，‘存在着危险’。就是说，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和我们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是共同作出决定了；靠我们和警卫人员食堂仅有的储备生活。我再次向我们的厨师，加林娜·阿夫里坎诺夫娜详细交代一遍。同时说好：我们只吃煮熟了的食物。

　　我和负责总统安全的警卫班长谈了，问他：‘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我们能不能越过格涅拉洛夫将消息“随便”送出去？（什么消息我没有具体说）。他回答说：‘不行，送不出去。海上我们被完全封锁了。陆上也被包围了，因此插翅难飞……’

　　我身边只剩下一个笔记本了。

　　我们试图利用一个现实的机会：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留在莫斯科家里的小孩病了。父亲患心肌梗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委托切尔尼亚耶夫坚决向格涅拉洛夫提出让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回莫斯科去的要求。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我一起讨论了局势。为什么卢基扬诺夫、最高苏维埃毫无声息？为什么伊瓦什科保持沉默？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呢？要知道，今天是签署联盟协议的日子啊！最坏的设想是：难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将国家接管了？

　　克拉夫丘克昨天在乌克兰电视台上发表了讲话。他号召‘要保持安定、理智，遵纪守法，防止对抗’。关于总统只字未提……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要求广播了吗？我们怎么才能帮助将消息‘传出去’呢？

　　别墅里一切如故，谁都不放出去。也许来一个‘突破’？用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的话说，我们的‘战斗小组不很大’，但是装备精良……

　　西方电台广播说：莫斯科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调进了军队；莫斯科、列宁格勒不支持阴谋分子。广播要求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他在哪里？处于什么状态？同时还报道说可能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

　　我们这里的消息：有人试图从外面进入别墅区。未能成功，没有让进来……格涅拉洛夫突然来到了服务局，警卫局的军官们就住在这里。实际上两天两夜他都没到他们这里来过了……而且，最主要的是，格涅拉洛夫向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转交了亚纳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要求的答复，说将答应他的这些要求。同时格涅拉洛夫解释说，‘这一切他转达给莫斯科都是通过普列汉诺夫。这次答复也是通过他才收到的。

　　警卫人员担心海水涨潮。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不赞咸晚上领孩子们去游泳，甚至不放他们到别墅区里玩。对克谢尼妞和阿纳斯塔西娅说：‘要起大风了，不能出去。就呆在屋内。

　　给人的感觉是：要发生什么事了。一部分警卫人员回到了屋里。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和尼古拉·费奥多西耶维奇两位医生也回到了屋内，和我们在一起。伊琳娜带克谢尼和纳斯佳回屋上床。阿纳托利就睡在她们旁边的地板上。凌晨3点钟。

8月21日，星期三

　　早间新闻：莫斯科发生了冲突。有牺牲--人员伤亡。难道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要求立即转告亚纳耶夫：停止动用军队，让部队返回

兵营。

　　上午10时左右，海平线上出现两组舰只。有3艘‘护卫舰’停泊在港湾的入口处。新出现的舰只有5艘，是气垫登陆舰。它们往直向岸边开来，是冲着我们的。但是距‘护卫舰’不远时，突然改变了航向，朝塞瓦斯托波尔的方向驶去，消失在萨雷奇海角。它们想显示什么呢？是封锁？是想逮捕我们？还是救我们出去？我毫不怀疑：他们知道总统在健康地活着。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和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劝我们家任何人都不要走出房门。他们担心有人可能会挑起交火事件，这将威胁到总统的生命安全。

　　有人送来了‘前天的’旧报纸。

　　无论电视，还是广播，任何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官方报道都没有。这就怪了：‘总统有病，不能视事’，可是任何报道都没有。与此同时，电视却在报道帕夫洛夫总理的自我感觉和健康状况。

　　……20时。我躺在床上。感觉好一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办公室里。天哪，最可怕的事情看来已经过去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轮番出去，带回来一大堆的新闻：教皇打电话跟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克拉夫丘克、卡里莫夫、帕纽科夫、莫伊谢耶夫、扎索霍夫进行了交谈。拒绝跟克留奇科夫和伊瓦什科谈话！俄罗斯议会代表团的飞机已经起飞！和布什进行了电话交谈。俄议会代表团的飞机在别尔别克将受到欢迎……切尔尼亚耶夫在办公室内。3天来海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型驳船和客轮……有人身着伪装服向别墅匍匐前进。警卫人员通过无线电进行喊话：‘退回去！不然要开枪了！’来人退了回去，爬往相反的方向……

　　15时左右，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索尼’中听到英国‘BBC’电台广播说：克留奇科夫同意派几个人，作为‘代表团’，乘飞机飞往克里米亚，去福罗斯，亲自看看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视事。

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坏的信号。在最近几小时内就可能采取行动，以便使卑鄙的谎言变成为现实。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命令警卫人员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把大门和别墅入口处封锁起来，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准进来；必要时可以开火。

　　负责保卫工作的军官们手持冲锋枪，守卫在楼梯旁和入口处。

　　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西娅两个孩子锁在一个房间里。请护理小姐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夫娜跟她们在一起。

　　我感到危险即将来临。‘怎么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必须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藏起来。藏在哪里呢？别墅里一切都了如指掌。这时候，突然，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不能说话了，一只胳膊耷拉了下来，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中风……

　　谢天谢地，所有的人全在我身边：我的家人、医生——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鲍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费奥多西耶维奇·波库特尼，全都在屋里。他们把我放在床上。给了药：高血压危象。

　　17时左右，有人敲我们的门，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匆匆走进房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别墅区里来了两辆小汽车：一辆“吉尔”，一辆“伏尔加”，来人是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伊瓦什科、卢基扬诺夫和普列汉诺夫。他们请求和您会晤。’他补充说：‘他们打算做什么？为什么来这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将他们监护起来。转告他们：只要政府的联系不恢复，我谁都不接见。’

　　几分钟后，奥列格进来回复说：‘他们说这需要的时间太长。接通联系，不会少于30分钟，来人请求能立刻会见他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等着吧。不恢复一切联系，任何谈判也不进行。’

17点45分，联系接通了。断了73个小时。封锁结束了！囚禁也结束了！

伊琳娜进来了：‘普列汉诺夫和伊瓦什科试图进来。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在门口拦住了他们：“有命令：谁都不许进。我们会开枪的！”普列汉诺夫说：“我就知道……这些人会开枪的。”于是他们转身退了回去。爸爸继续在打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走了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他说他不跟任何一个阴谋分子谈话，尽管他们一再想进行交谈。他立即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交谈起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亲爱的，还活着吧？我们坚持了48个小时！’他还跟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转达了乔治·布什和巴尔巴拉对我的问候，说3天来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祈祷。他给我看了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签字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热切恳请您现在就能够接见我们。我们有事要向您报告。’他说：‘我根本不想见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和亚佐夫。我和他们现在无话可说。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嘛……也许还可以接见--以后再说。我在等待俄罗斯的代表团。’

　　代表团到了。有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巴卡京。普里马科夫、斯托利亚罗夫、费奥多罗夫，众多代表和媒体。大家都进来了。从楼下一层传出了欢乐、兴奋的说话声。

　　我让伊琳娜把这些天和我们在一起共患难的妇女们都请到我这里。我们相互拥抱，抱头痛哭。我谢谢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她们为我们分忧。

　　阿纳托利进来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下了命令：准备一下。我们要飞走了。东西就留在这里。有人会整理收拾，并乘下趟飞机给送去的，飞机上乘坐的全是“我们莫斯科人”。

　　　　　　　　　　　　　　　　阴谋失败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8月份这3天我们经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我保持住了心理平衡，并采取了行动。从记者招待会那里获悉，阴谋分子们把赌注压在“戈尔巴乔夫患病和无行为能力”上了，于是我开始出来散步，让护卫舰上的水手们、警卫局的军官们及一切注意别墅动静的人们看到：我是健康的。

　　我要求立即派飞机来接我回莫斯科，恢复通讯联系。我把自己的声明录在录音带上，这一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已经讲过了。

　　对于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也常听到人们的非议。可我毕竟应该考虑最坏的可能。万一总统人没有了，这盘带子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幸好事情很快就结束了。但事件的发展原本是有各种可能的。从后来的民意调查看，毕竟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是同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的，这一点怎么也不能回避。而且，各共和国领导人，除俄罗斯外，都在静观其变，在思考，在动摇。也许阿卡耶夫除外。再说，许多外国领导人的反应也不一样，至少是在等待事态的发展。政变是失败了，但如果事情早发生一年，不排除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对我们坚持的政策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仔细听广播的内容，8月20日我已经感觉到局势不是朝着有利于政变分子的方面发展了。这一点，从阴谋头子们--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紧急飞来找我这件事就可以得到证实。伊瓦什科和他们同乘一架飞机抵达。

　　我不认为他们是来负荆请罪的。他们这是又一次在进行绝望的努力，向我施压，使事情变得对自己有利。否则他们何必要向别尔别克机场补充兵力，调集海军陆战队，下令向一切未经批准、企图降落的飞机开火。自然这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代表可能飞抵别尔别克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来人要求立刻进行会晤。我吩咐警卫部队（我已经知道他们会执行的），在别墅内外占据好地形，一旦他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硬要进入别墅时，准备开枪。这种强烈要求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是有的，他们对警卫人员讲，他们和政变分子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当我最后终于接见他们时，他们一再向我重申这一点。

　　我提出了要求：联系不恢复，一切免谈。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和布什也联系上了。我开始发布命令。首先撤掉亚佐夫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由莫伊谢耶夫接任，并责成他一定要保证飞往别尔别克的鲁茨科伊和其他同志们的飞机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讯部门领导人切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有的电话，命令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将克里姆林宫监护起来，把所有留在那里的政变分子隔离起来。

　　俄罗斯代表团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现在自由了。

　　我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谈话时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在座，我对他们说，他们两个本来是能够阻止政变的，或者，无论如何是能够发现其罪恶性质的。一个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明知关于戈尔巴乔夫病重的传闻是谎言，然而在行动上却另有打算，希望阴谋的果实能够落进他的“篮子里”，眼看自己就要当上总统了，因而便走上了叛卖、政变的道路。

　　至于伊瓦什科，他本可以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和政变分子们的行为划清界限，要求立刻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见面。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以书记处的名义向各地方党组织发布命令，支持政变。

　　正如后来沙赫纳扎罗夫告诉我的，8月20日他飞抵莫斯科后，便立即和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取得了联系，对他说，如果领导集体不愿彻底毁坏党的话，必须立即发表紧急声明，谴责这次政变，并要求释放总书记。扎索霍夫随即着手办这件事，当天晚上他通报说，在伊瓦什科就诊的医院里召集到了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他们同意声明必须要和总书记见面，但是拒绝发表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见。

　　我决定不见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

　　他们从福罗斯返回后，和其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一起被拘留起来，开始进行审问。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批交待材料：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尽管每个人都在竭力缩小自己的罪行，为自己开脱罪责。

　　当时我收到克留奇科夫的一封亲笔信，总共只有一页，分三段。我现在全文引述最后一段（顺便说一句，该信的复印件现保存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案卷里）：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进牢里吗？一些人快到岁了，另外一些人健康欠佳。需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诉讼程序吗？顺便说一句，能否考虑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比如严格的家庭软禁。总之，我感到非常愧疚！昨天我（有机会）听了部分您关于我们几个的答记者问，不管是否罪有应得（总体上），但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可惜是咎由自取。

　　一如既往的致以深切的、富有人倩味的敬意。

　　B．克留奇科夫

　　91．8．22．”

为了完整地叙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我再一次援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8月22日．星期四

　　8月21日晚11时，我们离开福罗斯的总统别墅。

　　眼前留下的最后的印象，是‘营救者’和‘隐居者’的一张张兴奋激动的面孔，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是‘新的苏联囚犯’的面孔。不过如今幸好都已成为过去了。

　　我们从机场乘A．B．鲁茨科伊的飞机飞往别尔别克机场。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小包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鲁茨科伊、巴卡京、西拉耶夫、普里马科夫、切尔尼亚耶夫、鲍里索夫、克利莫夫、戈连佐夫过来小坐。

　　纳斯津十“在伊琳娜身边的座位上睡着了。克谢涅奇卡”低着身子躺在地板上。但正如人们常说的，身上温暖，心里舒坦。主要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克留奇科夫也在这架飞机上，他在单独的隔离仓内。

　　大家相互交谈、议论着这些天莫斯科和全国发生的一切事情，谈论着在克里米亚总统官邸的种种经历以及如何度过来的。谈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人。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讲述了白宫的捍卫者们：两小时教会了人们如何手挽手地连成一道链条；还谈到和他一起飞来营救总统的警卫战士们。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拒绝前往，没有一个人在莫斯科机场留下来，虽然他们知道这次飞行有可能出现悲剧性的结局。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和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讲了他们是如何准备8月20日发表的声明文本的。他们拿出了声明文本，我把它留了下来：‘我们认为，实行紧急状态、国家政权移交给一部分人，这是违反宪法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身体是健康的。作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肩负的责任要求我们立即将装甲设备撤离街头，尽一切努力防止流血事件发生。同样，我们还要求一定要保障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使他能够立刻公开发表讲话。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A．A．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在这个声明上签字。

　　飞机在夜间两点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前来机场迎接的人很多。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团团围住了。伊琳娜、我和孩子们立即坐进了汽车。我浑身直发抖。不能自己。

　　莫斯科在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德米特里·科马尔、伊里亚·克里切夫斯基告别。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出来为他们送葬。我相信，千百万人们都在分担他们的悲哀与痛苦。

8月26日，星期一

　　我一再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脑海里闪过一个个以前我不曾注意的细节。

　　普列汉诺夫离开福罗斯之前（他和我们是8月4日抵达的，两三天后又飞往莫斯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谈话时问他：‘克里米亚的情况怎么样？’他回答说：‘一般地说，没什么。但我们稍微加强了一些海上的安全措施，增派了一些蛙人。’这真的是出子总统安全之需要，还是为了将总统隔离起来而实现的某种计划？

　　在这次谈话中，普列汉诺夫坚持要求让梅德韦杰夫去休假，虽然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看来，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

　　8月13日和14日，阿纳托利发现，前来接替通常在海湾入口处值勤的m6号‘护卫舰’的是另外一种型号的‘护卫舰’。这是一艘大型舰只，以前只能通过望远镜从远处看到。

　　每天早上，阿纳托利总要和梅德韦杰夫在网球场上见面。8月18日，分手时，阿纳托利问他：‘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明天还打吗？’（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定于19日飞往莫斯科，所以阿纳托利想确定一下。）梅德韦杰夫回答说：‘这我说不好-…·须知戈尔巴乔夫患有神经根炎。’阿纳托利感到有些诧异，于是早饭时他问我：‘您改变飞莫斯科的日子了？改到20日了？’

　　当8月15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急需进一步的医疗帮助时，负责这方面工作

的利耶夫医生两天两夜后才迟迟飞来。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8月27日，星期二

　　政变失败了。民主派欢庆胜利，人们大谈团结的力量，谈论自由，谈论社会革新，谈论梦寐以求的改革就要在生活中实现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日益尖锐，社会越来越分裂。不仅‘政变分子’，还有‘共产党人’、‘克格勃分子’、‘党阀’及其同情者都在大行其道。他们为夺取‘权力’，争夺‘势力范围’和‘财产’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国内长期形成的各种关系与传统也都动员起来了。国家正在被毁……

　　惯于阿谈逢迎的无耻之徒在蠢蠢欲动，他们在寻找新的‘主子’和‘庇护人’。

　　大众媒体上连篇累赎地发表文章，说需要‘一位好的统治者’，‘一种好的专政’。国家总统的立场受到质疑。有人甚至不惜进行公开诽谤和造谣。

　　　　　　　　　　　　　党的命运：谁出卖了谁

　　接着讲我的故事。8月22日凌晨2时我回到莫斯科。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我们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克谢尼姬乘坐一辆汽车，伊琳娜、阿纳托利、纳斯津卡乘坐另外一辆。这时，几天来积累的紧张情绪还是表现了出来。伊琳娜在福罗斯表现得非常勇敢，可是过后却患了严重的神经疾患。可怜的是我的大外孙女，她已经懂得很多事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病了两年：这都是福罗斯和福罗斯以后国内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后果。

　　8月23日我去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对记者们说了一句话，后来人们经常引用这句话，而且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当时我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给我的最初的自然的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能来得及对所发生的悲剧的方方面面作认真仔细的思考。

　　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不了解的，因此忽然涌来这么多的信息，我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化得了的。工作时间会议没完没了，要批复文件，要作出紧急决定。而晚上下班回家，还要带几个沉重的公文包，直到凌晨时分，一直在批阅各种报告、大使们的急电和各家通讯社的新闻摘要。这样渐渐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态画面。

　　我了解到，回莫斯科后我第一天宣布任命那批人中（包括莫伊谢耶夫和别斯梅尔特内赫），有些人是打算“既为我们服务，也为你们服务”的。不得不对昨天作出的决定重新审查一遍。有人迫不及待地发表议论，说戈尔巴乔夫一时没了主意，坐卧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实际上不是这样，所出现的失误，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全部事实所致。要知道，有许多事情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才披露出来，而有些事情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愿“一切秘密都将真相大白”。

　　我还了解到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采取了可耻的立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立刻指出的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加林娜·谢苗诺娃、安德烈·吉连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和诚实正直的人。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实际上它未能经受住考验，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尽管许多中央委员对政变表示了谴责。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放弃了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责任，许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报刊上就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文章作者表示怀疑，有时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好像我和政变分子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不愿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但是答应他们，一旦事情进展顺利，据说我便“加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列。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是谎言。联盟协议，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同样，还有总的改革的构思，深刻的变革，国际政治中新思维，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已经走上了付诸实现的道路。我自己会对它亲自下手吗？！

　　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视，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分离主义者和激进派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行动。他们有了瓦解联盟的绝好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投掷了一块石头，从而引发了整个泥石流。

　　我不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也不主张在肉体上苛待这些大部分已经年纪不轻、身体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诉讼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断，1994年2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决定停止诉讼。但历史终究会对阴谋家们作出严厉的判决的。退一步说，即使被告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集团利益，而是在为祖国着想，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里不禁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例子。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件事，大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业已成熟了的改造。而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地谈一谈。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很多，而当务之急自然是干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瓜葛的人是决不能留在负责岗位上了。但是苏共的问题比这要重要得多，它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命运。

　　这个问题，我和我的顾问和助手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列文科、库德里亚夫采夫讨论过，和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见过面。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于有悻于作为国家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再说，几天后，当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要签署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我曾经试图阻止他这样做，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险。这时忍无可忍的激进派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乎是嘘声一片；人们称他们为新布尔什维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有一个人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地说，应该把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当时我说的话现在我也不否认。

“这种意见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脑都想不出来，这种不怀好意的呼吁说明你们也‘太离谱了’。你们怎么办？打算把1800万共产党员，加上他们的家属5000万～7000万人都赶出国门？既然你们自称为民主派，那就在实际上讲点民主吧。”

[站长评语：不识时务的极右分子发动的妄图恢复苏共的封建独裁统治的政变，激起了苏共普通党员和广大人民的极大的愤慨，这正好给叶利钦这些苏共“暴发户”改朝换代创造了机会。]

　　我的这些话媒体只字未提。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这场聚会都拍摄了下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会明白许多的。叶利钦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全是幸灾乐祸。而且我还觉得，会场上在座的我的一些战友同样在幸灾乐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话没说。

　　会后我和叶利钦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叶利钦感到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他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对他们——这些代表们——应该给予理解，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后补充说：“我对您什么也不用说。您自已去问问媒体，就会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谁是怎样表现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别抱有好感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是等到了时机。”

　　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我对俄罗斯当局立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禁止党的活动给千百万无辜的党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顺便说一句，他们大多数都是支持改革活动的。至于有人试图将党的全部历史一笔抹煞，把党的奠基人描绘成作恶多端的坏蛋，不承认苏共在祖国面前有任何功劳可言，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围绕着臆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一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R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们去作最后的判决吧。但是有一个人我不能不说；他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我把他提拔到国家第2号人物的地位，他在这场阴谋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卢基扬诺夫。

我已经援引过谢尔巴科夫写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卢基扬诺夫商量过。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卢基扬诺夫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阴谋分子们使他误人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罗斯向我辩解的那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呢？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赌徒打错了算盘一样：过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原则上并不违反规定，一切就会明朗的。如果阴谋得逞，他功不可没；要是阴谋失败，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们常说的，他玩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卢基扬诺夫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他不仅没有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划清界限，而且和他们一道出席会议，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出席国家杜马会议；他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

　　1991年8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由尼沙诺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各委员会主席和许多代表们，请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我们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原本从个人的角度就应该作出强烈得多的反应，可能的话，比如说，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应该直接诉诸于人民。何况这样的决议业已准备好了。这里错误也许首先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上帝明鉴，当时事情是如此繁多，3天内完成，能够睡上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诚然，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意见，指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政变分子们（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的帮凶，是政变的思想鼓动者。我现在可以果断地声明，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这种冒险行动本身就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制造的一起阴谋……我一定要证明政变行为的非法性。”这是卢基扬诺夫在跟即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谈话时说的话，后来写进了8月20日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中：“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就所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是违反宪法的。”

　　由此可见，当时卢基扬诺夫承认发生了政变，只是坚决否认他在这中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3时～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席团接受我所准备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行为的。的确，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了。

　　换句话说，在我国所有的基本民主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关的领导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要知道，马克思的话还是对的，他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年半之后，类似的情况，结果却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发表声明，声明内容只能被看作是有人蓄意在利用这次国家政变。我们把动机和道理先放在一边。事实上是在公开声明要剥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总统对各权力机构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次民主机构并不是无所作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又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法院谴责了最后未曾公布的总统命令。许多政党都表示了抗议，只可惜大众媒体的动作不多。总统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能不能够把这看做是我们民主机制成熟的表现，或者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次从专制独裁那里拯救出了什么--是法律还是个人？我不急于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训已经汲取了，而这一点，归根结底，导致了1993年10月3～4日对议会的开火和流血事件的发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公民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找到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方法让俄罗斯政府当局明白，他们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针，也不接受他们实施这一方针的办法。这个教训有没有用处？我还是不急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