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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努力
重新启动改革进程
为消除政变后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意义虽然重大，但那些日子里我最关心的却是如何重新启动改革进程。老实说，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根本解决我是信心不足的，时常产生怀疑。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从9月到10月，实际上所有的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分离主义者们春风得意，感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再加上俄罗斯总统心气太盛：苏联总统已经恢复活动，可是叶利钦仍按二连三地发布具有全联盟意义的命令。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国尽快脱离联盟中央的步子。
但是毕竟不能就此认输。我身后有3月17日公投的结果。整个千百年的历史都在诉说着要保持国家的完整。迫切的经济需求、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都在庄严地提出这一选择。
老实说，10月初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特别令我感到鼓舞。它们说明，半年来，人们支持联盟的热情整体上并没有低落。比如，如果说3月17日3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基坦）支持联盟的占参加公投人数的73％的话，那么1991年秋天还是在这3个共和国几个大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支持联盟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5％。在莫斯科，支持联盟的人数半年时间增长了50~81％；这说明3月17日部分莫斯科人与其说是在反对联盟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受了当时民主派“反中央”宣传的影响。而且，很明显，联盟解体的现实威胁，引起首都具有“亲联盟情结”者的强烈反应，其实这种反应对于俄罗斯大多数政权机构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基辅，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给人的印象不深，但也有50％以上的人是支持联盟的。在阿拉木图，1991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有94％“支持”联盟，而根据10月份公投的资料，有86％的支持率。
总之，毫无疑问，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问题解决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这里的问题就复杂了。
纳扎尔巴耶夫维护联盟的态度最坚决，前后一贯。我和他就这个话题经常谈论，而且谈话的时间很久。应该说，支持他的立场的是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哈萨克斯坦的居民的构成；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俄罗斯经济不仅有很高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一体化水平。不过问题还要看努尔苏尔坦·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个人素质，而主要是要看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感觉得出，对于他来说，这不是怎样估价的问题，它是一种源于信念的原则问题。我早已注意观察纳扎尔巴耶夫这个人了，我很欣赏他的务实肯干的精神，可惜因为阴差阳错，我未能推荐他担任苏联副总统或者总理。
实际上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和当时代表塔吉克的伊斯坎达罗夫，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他们每个人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应当说，在决定联盟命运的那个历史关键时刻，这些民族活动家们表现出了对这样一条真理的清楚的理解，即联盟的毁灭将给他们各个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我完全不是说他们每次都无条件地支持联盟机构所提出的建议。他们所有的人都竭力要摆脱难以忍受的超高度的集中主义，而且取得了很大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健康的理智，没有把独立自主变成崇拜的偶像，变成目的本身。
“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我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政变的后果，开始和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8月23日，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和穆塔利博夫通了话他们当时都不能来莫斯科。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来到了新奥加廖沃，这才好像又重新清点一遍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而且大家达成共识，认为必须从恢复权力和有效管理机制做起。
政变过去后，政权机制松散疲塌，任何适时、良好的决定都不可能贯彻到生活中去。各共和国政府在“要求”主权的同时，常常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中央各部的指示。中央人事变动频繁，这实际上是由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不和造成的。首都被这种内斗所困扰，越来越失去了对经济的监督杠杆作用。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地方”更加我行我素，自己承担风险。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够将秩序恢复起来，这个机构能够把各共和国的利益和意志同全联盟的利益和意志谐调起来。最初有一种想法，想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又决定不这样做了，干脆成立个国家委员会。
我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委员会手里，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可以保留到新的联盟协议通过；联盟机关的机构及其和各共和国的关系等，当由新联盟协议来决定。“政变后”我们初次在新奥加谬沃会晤就谈到了恢复联盟协议工作的必要性。9月份看来完全有可能重新再提出联盟协议草案，而且这次不再会有干扰，一鼓作气就签了。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指望所有的共和国都来参加革新后的联盟聚会。所以，我们决定要体现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1990年中就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它就是：除联盟协议外，建议各共和国签订一项经济协议。它仿佛是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可以使我们不致于“失去”其他迫切需要经济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打算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毋庸讳言，我们寄希望于这种经济纽带将有助于逐渐克服对联盟机构的不信任态度。
八月政变打断了各主权国家间形成新的联盟关系的进程。我深知新局势对于民主改革的全部危险性，因此我把重新启动联盟协议的工作当作是主要的首选。它主导了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的一切行动，这次会议是在政变之后马上召开的，会上决定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紧急会议。
考虑到代表大会前出现的气氛，特别是围绕会议议程所进行的讨论，我和各共和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大家一开始又要陷入一场无谓的争论。
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在大会上的立场应该具有普遍性。从晚上的辩论中产生了声明的思想和声明文本本身--10个联盟国家的首脑在上面都签了字，格鲁吉亚也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工作［著名的“10（11）＋1”模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的投机行为，有些人甚至说，好像戈尔巴乔夫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搞了一次政变分子们没有搞成的独特的国家政变。
这话之所以是无稽之谈，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九月决议都是经过大会本身通过的，换句话说，是符合宪法程序的。其次，因为保留了最高的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最后，因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大改组不是根据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决定的，而是根据政变后的情况和新的实际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在宪法面前未曾越雷池一步。至于这些决定的效果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惜，后来的几个月表明，建立起来的机制未能经受住考验，缺乏生命力。而且不是由于这一机制本身有什么缺点毛病，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俄罗斯总统身边一班人的思想口味。
至少当时叶利钦在私下和公开谈话中都主张保留改造后的联盟，因此我们也比较容易地就过渡时期政权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观点。在声明中，苏联总统和各国领导人建议制订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同时每个国家将独立地决定自己参加的方式；呼吁各国不管其地位如何，立即建立经济联盟；为“解决共同的重大问题”而建立人民代表委员会，为“协商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内外政策问题”而建立国家委员会，为“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推进经济改革”而建立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宪法草案并提请各联盟国家议会审议，宪法草案应该在各自的全权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在国防领域签订集体安全原则协议，目的在于保持统一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战略空间，在考虑各国主权的情况下，在苏联的武装力量、克格勃、内务部和检察机关推行激进的改革；严格遵守苏联所承担的一切国际协议和义务；发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请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各联盟国向联合国提出承认其国际权利的主体地位并研究他们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
这份文件也就成了9月2~5日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第五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中心。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少不了尖锐的冲突和动情的发言。但最后会上的建议都被通过，并变成了法律。只有一点作了重要的修改，即过渡时期由人民代表委员会来承担立法机构的作用。经过讨论，代表大会决定，而且我认为决定是正确的，最高苏维埃继续工作，直到联盟协议签订并在协议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从而保证了对国家委员会活动的监督，保证了更加可靠的宪法的继承性。
晚上的会议由叶利钦主持，克拉夫丘克第一个发言，他说，乌克兰准备“积极参加在经济领域里建立跨国机构的工作，协调和管理国民经济，协商解决内外政策的问题，研究集体安全观念，改组武装力量”。过了不到一个半月，还是这个克拉夫丘克，几乎从所有上述立场上开始后退。
9月4日大会的发言变得激烈起来。许多代表指责主席团不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引导会议。应当承认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席团主持会议的方式的确非常生硬，否则我们便能有一个本国模式的“长期议会”，这在政变后的紧张气氛下是不允许的。当然，这里不光是程序的问题，尽管程序也非常重要。一部分人民代表根本不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不想理解在8月之后保持原来面貌的苏联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拯救国家完整的惟一方法就是签订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大部分人民代表，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民代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大会的决议、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法律及其他决定，由3／5-4／5的代表们通过。
大会期间进行了无数的会晤、会议和协商。会议的间隙中各种委员会在紧张的工作着。必须回答代表们的咨询，必须和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探讨他们参加联盟的方式，否则他们便不会支持大会的决定。对于许多想对总统表示一下支持，对福罗斯事件表示同情，或者希望作些说明、发点牢骚，提出些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的代表也不能拒之门外。当然，媒体也是摆脱不掉的。
老实说，我累得要命，但有一个想法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我们毕竟没有使联盟垮台。我们相信，经过过渡时期，我们就会尝到独立的甜头，我们将会在新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国家整体。社会学方面的调查资料也在支持着这个希望。对于您认为未来的苏联制度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人民代表们是这样回答的：几个独立的国家：15％，联盟：27％，联邦：46％，其他3％。我毫不怀疑，如果今天向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公民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回答将会很接近这个结果的。
然而，另外一种观点在俄罗斯领导中居于上风（虽然是暗中的）。大会后不久这种观点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渐渐浮出水面，破坏大会刚刚制订的过渡时期的法律。
国家委员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我竭力想让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继续留在联盟的框架内，同时我坚决排除那种好像联盟领导为此要动用军事力量的想法。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悲剧性冲突决非来自总统办公室。
另外一方面，生活毕竟证实了我们坚持用文明和民主的方式解决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问题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分离主义者施加的压力和俄罗斯领导人缺乏远见的立场，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极其尖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和破坏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与讲俄语的人的公民权利相联系。
决定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独立后我们也未能启动谈判机制。别洛韦日协议妨碍了这一点。
联盟协议的第二次诞生
9月5日，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成立主权国家联盟，加速协议草案的准备工作。
根据国家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我和俄罗斯总统负责新协议草案的起草工作。实际上这一工作在大会之后立即就开始了。
9月10日，我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9月16日，国家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了未来的联盟的问题，而且8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采取了积极的立场。
在这个会议上，国家委员会研究了协议草案关于经济共同体的内容。10月18日，8个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签订了协议，随后便送交各共和国议会批准，一系列的附加协议也在加速准备。
与此同时，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联盟政权机构的组建也在进行，任命了新的领导人，开始改组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然后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这样，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才从八月政变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开始回到被中断了的联盟改造工作，这里包括政治路线的改造，也包括经济路线的改造。现在有理由认为，新奥加谬沃进程已得以恢复。但是它在秋天的几个月内，前进得非常艰难，一直是跌跌撞撞。
联盟协议准备的速度取决于它的起点：以什么样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是经过协商、准备8月份提请签字的（当然考虑到了已经出现的变化），还是完全另外一个文本。所以，当我和叶利钦受国家委员会委托，着手准备新的草案时，他的一班人便试图将自己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只要稍加浏览便足以明白，这个文本中讲的既不是联邦国家，甚至也不是联盟国家，而是要组建一个欧洲共同体类型的联合体，并进一步削弱中央机构的职能。
我直截了当地让叶利钦明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什么也搞不出来。各共和国领导人也持类似的立场，而俄国人则希望他们能够“助一把力”，曾经把自己的草案私下塞给了他们。经过一番犹豫（显然叶利钦的一班人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俄罗斯总统同意在8月以前草案的基础上恢复工作，自然考虑到了“俄罗斯的”模式。
进入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代表工作班子的有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巴图林，这是中央方面的代表，而俄罗斯领导人则委派沙赫赖、斯坦克维奇和科坚科夫为代表。
关于联盟的权力和管理机构与各共和国权力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的争论立刻又恢复了起来，最后取得的共识是：关于权力分配在协议中不作详细规定，而只预先定出个“共同实施范围”。建议以后再签订专门的多方面的协议，关于经济联盟、共同防御、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科技合作、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人权与少数民族权利的维护以及能源、交通、通讯和宇宙领域里的生态、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等协议。
当然，这种安排有其不足之处，把形成明确管理机制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而这种机制是使国家迅速摆脱危机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种率排也有一定的好处。把这些问题放到多方面的协议中去，可以使我们更仔细地研究究竟哪些问题应该共同解决和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解决。
新协议草案标明的日期是10月1日。当莫斯科正在拟订新的联盟协议草案时，一份印有“绝密件”的文件，《过渡时期俄罗斯的战略》被送到索契，交给了叶利钦。俄罗斯和联合体各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成了民主俄罗斯“大脑中心”进行“理论研究”的根基。
下面是文件中的几段文字，它使人想起了“坑道爆破技术”的说明书，只不过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国家事务方面的。
“八月事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反对旧的专制独裁中心，他们可以依靠希望强化自己政治立场的绝大多数联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旧的中心消灭后，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双方利益的客现矛盾必然上升到了首位。对于各共和国来说，过渡时期保持原有的资源流动和财政经济关系，就意味着只能对俄国的经济进行重组。对于俄罗斯联邦来说，本来已在遭受着严重的危机，这样对经济结构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根本上破坏了俄罗斯经济恢复的可能性。”
另一个命题：“客现上俄罗斯不需要一个凌驾于它之上的、对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经济中心。然而，其他许多共和国对这样一个中心则很感兴趣。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了对私有制的监督后，他们希望通过联盟机构为自己重新分配一些俄国的财产和资源。鉴于这样的中。只有在各共和国的支持下才能存在，它客观上，不以其干部的意志为转移，将贯彻有修于俄罗斯利益的政策。”
文件作者们从他们提出的两种联合方式中（经济联盟加上立即政治独立．或者经济独立加上临时政治协议），毫无疑问会建议选择后一种方式。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当放弃加入长期的、硬性的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联盟”，“不要对建立经常性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总的经济管理机构发生兴趣”，“坚决拒绝向联邦预算缴纳税款”，“应当拥有自己的海关服务”，等等。
与此同时，就好像是从自己原先的同乡那里“赎买”一样，文件作者们建议承认各共和国现有的边界（其中并确认似乎“讲俄语的居民的权利也无需实际保护了”？！），而且还要帮助他们获得作为独立国家的充分的国际承认。
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俄罗斯彻底拒绝它所起的世界大国的“核心”作用。其动机是：保存自身资源，迅速致富。我不知道是谁直接起草的这份文件，但是读它时，很容易感觉到民主俄罗斯的主要思想家们的影响。他们宣传的正是这种观点，而且看来也成功地影响了他们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难道俄罗斯对于和自己肩并肩生活几个世纪的各民族的命运，对于它所开发的广大空间的未来不负有责任吗？其实，期望那些把一己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们具有道德良心是徒劳无益的。不能和各共和国断绝联系，这不仅是俄罗斯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它的首要的经济利益所在。完整的国民经济机制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如今，和这些理智的道理背道而驰，这个机制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到底谁在这场历史争论中是正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而领土问题、人口问题、人权、科学与文化的命运，最后，还有生态与安全，这些问题又怎么样呢？
根据我的理解，俄罗斯总统在9月份还没有打算完全接受这种错误的哲学，并按照它的理论行事。看来这正是起草这份文件的原因。文件作者们责怪自己的领导人好像“失去了八月胜利的果实”，他们无意中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他们把政变后出现的苏联解体的危险看做是“胜利”，而不是悲剧。他们自己希望的也正是这一点，可以说，这也是该死的敌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供手”送给他们的礼品。这是否可以说明民主派对关在“水兵寂静”①中的囚徒所持宽容态度的原因呢？通常这些民主派对人都是凶狠无情的，只要他们认为对方不是自己的人。
看过这份文件后，我忧心仲忡，和叶利钦见面时，就这些话题我和他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谈话”。他同意我讲的道理，而且我觉得他当时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其实，我已经说过，这样的事已经有过多次了：和叶利钦一谈，经过说服，说好该怎么行事，可是第2天，说不定是受了谁的影响，他立刻会反其道而行之。他就是这么个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人。这次也是如此。
10月28~30日，我在国外访问——在马德里；作为共同主持人，我和乔治·布什应该宣布中东会议开幕。而莫斯科这时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认为是对联盟开始发动的新的进攻。这样，我们因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犹豫态度而产生的担心应验了。可以说是果然不出所料。
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改革的纲领，要求自己在过渡时期要拥有特殊的权力。这些要求实际上破坏了经济联合体协议，或是与它的宗旨大相径庭。他打算将苏联国家银行宣布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的人员编制压缩，解散80个部之类的声明简直令世人感到目瞪口呆。诚然，和西拉耶夫交谈后，这位俄罗斯总统放弃了侵吞苏联国家银行的念头，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使各共和国大为惊骇，也使西方感到困惑不解，虽然他们对我国这位新的改革家是抱有好感的。
11月2日，我会晤了叶利钦，我认为像人们常说的，和他进行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的时机成熟了：“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了的协议那里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家委员会、经济协议，统统都失去了意义。你迫不及待地想把经绳抓到自己手里，是不是？既然你如此急不可待，你一个人干好了。我要告诉你和其他的领导人：是我把你们引向独立的，现在好像你们不再需要联盟了，让它以后好自为之，也用不着我了。但是责任还在我们大家身上。”
叶利钦分辩说，他没有打算改变政策，他的话是算数的。这时，他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竟同意说，在外交部的人员编制上是有些讲“过了头”。而且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也都作了些退让，答应以后要三思而行，而最主要的是要进行协商。但他的“算数的”话连一句也没有兑现。
11月4日，在国家委员会上我决定继续就这个话题跟他谈谈。叶利钦故意迟到了15分钟，以玄耀自己的独行其是和对伙伴们的轻蔑态度。没想到他会来，我当着电视记者们的面致了开幕词，我的讲话敲了警钟：在极其复杂的情势下，我们正在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不负责任地利用了政变后共和国同工作而得到的资本，同样也利用了所出现的可能迅速摆脱危机的希望。政治游戏再次出现了反复，一条水渠横亘在面前。国家正奄奄一息，而国家委员会却在分崩离析。必须克服动摇，要果断地采取行动。各共和国必须协调行动。要尽快地签订协议，为挽救联盟的命运，现在就得考虑联盟机构的设置问题：外交部、内务部和国防部。不解决国家的关键问题，经济问题我们也无法解决。
我的大部分讲话叶利钦都听到了，显然很不合他的心意。他坐在那里，不是皱着眉头，就是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总之，会上的气氛很紧张。我想和他交换意见，请他发言，都没有成功。只有纳扎尔巴耶夫说：“我们都很清楚。重要的是，您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已经谈过并取得了相互理解。”叶利钦点了点头。
“好吧，”我最后说，“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精神行动吧。”
奇怪的是，关于会议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西方；“自由”电台解释说：“11月4日苏联总统主持召开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传出了一些重要新闻，暴露出一些矛盾，但是基本上都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说明叶利钦和各共和国的关系以及戈尔巴乔夫同各路‘诸侯’的关系这件事被延迟了。戈尔巴乔夫的会议开幕词相当具有戏剧性，其中的关键词汇是‘情况极其严重’，‘面临绝境’和‘缺乏责任感’。按照苏联总统的现点，国内的政治家们没有能够把握住政变后的局势，国家秩序失去控制，迅速滑向邪路。戈尔巴乔夫在自己忧心忡忡的讲话中最后建议，就当前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接着便出现了一个最有趣的场面。国家委员会会议大厅里一片沉寂。戈尔巴乔夫明白，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打算公开说明自己和叶利钦的关系，而叶利钦本人通过自己的种种表现有意表明谁是这个会议大厅里的真正主人。”
“自由”电台评论员马克西姆·索科洛夫的“猜测”是接近于真实的。但是他对国家委员会会议上问题的尖锐提法，不是没有作用的。叶利钦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将联盟协议的文本改好，在下一次会议上草签。
关于国家委员会会议的公告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确认——经过协商的协议草案将于11月14日草签。这样一来，无论是叶利钦本人，还是俄罗斯的最高领导层重新又“回到了”宪法的轨道。
国家委员会的最后几次会议
11月14日召开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生活在这个大国里的各个民族到底需要什么：是联盟国家呢，还是国家联盟？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国家，并由此而引出公民、经济、科学、武装力量、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4个小时的争论，最后达成了一致：应该是联盟国家。这时，就在新奥加谬沃，各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都面对着电视镜头。我感到我的某些伙伴在解释成立联盟国家的理由时有意在搞简单化。在记者招待会上我最后一个讲话，我说：“作为改革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非常必要的。为解决一些最紧迫的任务该协议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各共和国之间的协商一致，改革便无法进行。我们必须进行协商，因为我们已经形咸了这样的局面，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想要分开，考虑这样做好不好，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我们现在按民族分成几个国家，各自为政，那么即使在联合体的框架内，协商与调整各国相互关系的过程将会是极其复杂的。”
《消息报》对11月14日国家委员会会议结果的纪实评议是很耐人寻味的。
“主权国家联盟”（主国联）
11月14日在莫斯科郊区新奥加谬沃发生的事件，KvX说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希望。参加国家委员会的7个具有主权的共和国都表示同意要成立一个新的政治联盟。这无异是一条特大新闻。最近一个时期，很少有人会相信联盟协议的工作能够恢复，至少是在最近的未来能够恢复。然而生活本身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许多共和国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政治联盟，事情便不可能向前发展。
国家委员会成员们把主要时间都用来就未来联盟的地位问题交换意见了。他们研究了3种方案。一是单纯的主权国家联盟，没有自己的国家机构。或者是带有国家集中权力的联盟，即联邦和联盟国家。第3个方案是担负某些国家职能但又不具有国家地位和名称的联盟。还讨论了几个妥协性的决定。最后与会者达成共识：将建立主权国家联盟，即联盟国家；它执行联盟参加国授权的职能。
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很难说有几个国家参加联盟，但我坚信联盟一定会有的。”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共和国一向主张保持联盟，当然，不是保持原先的联盟，而是保持今天现实存在的联盟。它是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完全平等的联盟。我坚持这一立场，我表达的是哈萨克斯坦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个联盟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是邦联还是别的什么样子，走着瞧。”白俄罗斯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我认为，建立新联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我想，联盟会有的。”
吉尔吉斯斯坦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我同意同事们的意见。我充满信心，联盟会有的。”
土库曼斯坦萨哈特·穆拉多夫（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日前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表示，我们共和国一定要加入主权国家联盟。”
塔吉克斯坦阿克巴尔绍·伊斯坎达罗夫（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我们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支持联盟。今天会议开过后，相信联盟一定会有的。”
看来，为了保持联盟国家，完成8月被罪恶地中断了的协议草案的大量工作，是作了一切努力了。但在这3年旷日持久的工作中还不得不再闯过一个阶段。我指的是11月25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会上叶利钦再次要求用“国家联盟”取代“联盟国家”提法，并声称在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前他拒绝在协议文本上签字。
提交议会审议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花招。我了解俄罗斯议会的思想情绪，并相信那里很少有人会支持叶利钦的提法。
毋庸讳言，我被叶利钦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大大激怒了，但是我强压怒火，开始对他晓之以理，坚持要他兑现仅仅10天前商量好了的决定。但是新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在起作用。起初是舒什克维奇，随后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显然都不想和俄罗斯领导人发生争吵；他们动摇了。这时候我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是不会参与搞垮联盟的行动的。你们自己决定吧。而且请记住，你们身上担负着国家命运的全部责任。”
虽然有人想阻拦我，我还是回到了自己在一楼的办公室。我的所有“盟友”也和我一起走了出来。半小时后，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一块来到了一楼。他们掩盖着这次毕竟不得不作出退让的内心不快，递给我一份楼上留下来的人协商一致的会议公告文本。
接过公告，我一看，认为可以接受，改动的地方不多，“谈判代表们”已经接受了。
11月14日，我们说好在下次会议上对文本进行最后协商，逐页进行草签，并提交给各最高苏维埃，送交报刊。为什么叶利钦--而在他之后还有其他一些人，不愿意签上自己的名字呢？我想，是顾问们在劝他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双手，以便等“幕后”对协议作例行全面修改时可以放手。我不排除俄罗斯总统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个文件不会就这样生效的，因此他才不愿意签署。
会后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对记者们说，草案所有的原则性条款均没有变化。但毕竟作了一些修改。我们同意不设未来的主权国家联盟最高苏维埃两院主席一职。根据各共和国领导人的要求“恢复了”国家委员会，它是总统领导下的一个协调内外政策的机构。进一步明确了联盟检察机关的地位--它应当是联盟最高法院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构。“仔细斟酌了”协调对外政策的原则提法。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我12月初协议能否签订。我回答说：12月初不行，而12月中，20日以前，是完全可能的。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然后是辩论和通过，组织代表团，授权它们最后完成文本并签署之。
记得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希望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最后协商的其他共和国也加入这个协议。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师且补充说：“乌克兰也将加入。我很难想像没有乌克兰参加的联盟协议。”
《劳动报》记者感兴趣的是，是否会单独讨论我们新国家的名称问题，因为已经有人在批评“主国联”这个简称了。我对记者们说，我已提请各共和国领导人注意媒体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批评意见，建议他们再考虑一下。但大家实际上都主张用主权国家联盟这个名字。
记者中有人向叶利钦也提了这个问题，说“主国联”名称不那么好听。叶利钦开玩笑地说：“没关系，会习惯的。”
而根据“别洛韦日三家”的意志需要习惯的是独联体。会习惯吗？
背信弃义
我已经明白俄罗斯总统在耍花招，在拖延时间；这就是说，他另有打算。所以在明斯克会晤前我曾直截了当地问他：带什么东西去？我的立场是：有协议草案在，乌克兰可能同意协议所有的条款或者部分条款。叶利钦在说明协议拖延的理由时，突然说他有可能提出另外一个联合方式的问题。我说，这个话题我们应该在莫斯科接着谈，请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
当我得知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来到明斯克后，我一切全都明白了。就是这个布尔布利斯给叶利钦出的主意，说俄罗斯从粉碎政变中所得到好处已经丢掉了一半，说“狡猾的戈尔巴乔夫”正在网络人心，恢复联盟中心，而且将会得到各共和国的支持。这一切对俄罗斯都不利，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在明斯克，在布列斯特，3位总统：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和白俄罗斯的举行了会晤。而且作出了决定--和我们在苏联国家委员会上谈好的内容相反。
从11月25日算起，总共才过去两个礼拜，叶利钦便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的义务，在消灭苏联的文件上签了字。
我已经讲过，而且不止一次，关于1991年12月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了。我认为今天需要补充的主要内容是：过去的3年应该使每一个有清醒判断能力的人相信，3位总统在别洛韦日密林作出的决定压根儿是错误的。
即使像别洛韦日协议参加者本人所说的那样，当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一心只想补救一下，既然联盟成立不起来，成立个独立国家联合体也好，那么，过去的这段时间则完全驳斥了这种说法。
我一再努力但是毫无结果地劝说我当时同事们的话被证实了：苏联解体造成了巨大的震动，这种损失和由于独立而获取的任何所得根本无法相比。独联体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该联合起来，应该成为一个整体，应该通过共同的努力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但看来这只能够从头做起，不得不寻找其他解决办法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够靠下一代的领导人，他们会汲取我们的痛苦经验，会将人民的利益和人的权利置于民族的和集团的利己主义之上的。
1991年12月3日，总统办公厅的高级助手M．巴图林未能见到我，留下了一张便条。下面是便条的内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白宫那里关于联盟协议有许多新闻，其中有些是非官方的。明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就要闭幕了。”
这张便条提到两个文件。一个是民族委员会民族一国家机制和民族关系委员会对协议草案的意见。意见落款的日期是11月29日，它说明代表们是坚决倾向于联盟协议的。不仅如此，委员会认为，联盟预算的构成问题，它的收人部分，协议本身应该作出规定，不必再援引其他什么协议。这一以来，代表们实际上认为联邦税收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些意见带有具体的、事务性的特点，扩大了共同行动范围和联盟机构的职能。
这就是为什么见面时我提请叶利钦注意他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担心是多余的，会上不会出现反对协议的意见的原因。相反，代表们认为协议非常必要，支持率很高。
与此同时，根据来源可靠的消息，布尔布利斯及其一伙人准备好了自己的策略方案：打算在最后时刻提出否定已经送往各共和国的联盟协议草案的意见，建议完全另搞一个。据目击者证明，后来从国务秘书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份东西，在别洛韦日密林便匆匆签署了。现在事情明白了，含意在下面这个地方。新协议的正式倡议者应该是克拉夫丘克。老实说，直到不久前我还在怀疑，这几个月叶利钦是不是在耍双重把戏，或者是在最后时刻又表现出了自身的“弱点”，在顾问们和克拉夫丘克的压力下，而且“软硬兼施”，完全投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人竟会如此阴险狡诈。但是1993年我和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接班人》代表小组成员见面时从一位当时是叶利钦的狂热支持者的代表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1991年12月从明斯克返回后，俄罗斯总统把和他关系密切的代表们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时保证予以支持。当时有人问他，从法律的观点上看，协议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没想到总统一口气讲了40分钟，神情激动地说他去明斯克前如何给戈尔巴乔夫“摆迷魂阵”，让他相信到那里去只有一个目的，可实际上打算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必须把戈尔巴乔夫排除在游戏之外，”一叶利钦补充说。
正像人们常说的，注释是多余的。俄罗斯总统和他身边的一帮人为了满足人主克里姆林宫的热切愿望，实际上不惜拿联盟作了牺牲品。
联盟和俄罗斯的黑暗日子
12月的最初几天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不光是记者们，连外国的国务活动家也都在寻找机会跟我联系。他们想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些重大倡议的命运如何，因为这些倡议对整个世界形势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天一天在过去，从明斯克我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得而知。当时在想：他们是想“放松一下”，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后来我开始关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们越过我，和部长们，包括沙波什尼科夫，频频交谈，而沙波什尼科夫和巴兰尼科夫一样，认为无需向我通报。我打电话给国防部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心急如焚，连忙虚应故事，但毕竟说出，有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如何看待联合武装力量在未来国家构成中的性质。他说别的他就不知道了。公然在撒谎。（现在沙波什尼科夫就当时的事件“在夸夸其谈”，但遗憾的是，我认为他当时作为联盟国防部长是在试图以自己的行为企图把局势搅乱。）
最后，舒什克维奇晚上来了电话，原来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他当着他们的面告诉我他们所作出的决定。他说，已经和布什通过话，他表示“支持”。
我请他把电话交给叶利钦，我对叶利钦说：“你们串通美国总统背着我干的事，是丢人现眼，奇耻大辱宣”我要求更详细的信息。说定第二天星期一会晤。
当日纳扎尔巴耶夫如约飞抵莫斯科。他得知明斯克事件后开始和我商量，他说，他们也邀请他去那里。我想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想的。看得出：所发生的事使他感到受了侮辱。而且同时我感到，如果他们早一点邀请他，兴许他也就去了。那样大概会好一些。虽然事情很难预料。
对明斯克协议的正式态度，我在12月10日发表的苏联’总统声明中已经表示了。声明强调说：“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能只取决于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意志。这个问题，只应通过协商的办法，在所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下，考虑到这些国家人民的意志，方可决定。同样，关于停止实行全联盟法律准则的声明也是非法的和危险的，因为它只能加剧社会混乱和无政府行为。文件的仓促产生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它既没有经过居民们的讨论，也没有经过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讨论，可文件却是以他们的名义签订的。何况此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各共和国议会正在讨论苏联国家委页会制订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草案的时候。”
鉴于协议中宣布“另一种国家形式”，我声明必须就这个问题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不排除进行一次全体公民投票（全民投票）。
12月11日，我对《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发表谈话。
“今天您是否觉得，”他问道，“您一C要签订联盟协议的政策，包括其中的新奥加廖沃进程，是错了吗？”
“不，我坚信，作为改革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联盟协议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我无意在新的国家机构中谋求什么领导职务，当什么候选人，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我一C追求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联盟国家，各主权国家自己协商，自己组织一个他们需要的中心。但必须是联盟……”
叶利钦分子们的观点未能经受住批评，别洛韦日密林的“英雄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乌克兰“离开了”，联盟的想法失去了任何前景。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克拉夫丘克曾利用12月1日的公民投票使乌克兰对联盟协议的签订暂时搁置了起来，而在这之前是达成过共识的，即未来的联盟国家具有共同的市场，有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统一的货币单位、银行结算、能源利用、宇宙开发、交通和电讯，就是说，一切活动领域应有尽有，联盟将为所有的人工作。
明斯克声明说：“协议谈判进程陷入了死胡同”。我问：谁陷入了死胡同？8个共和国正在准备签署联盟协议，议会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是乌克兰陷入死胡同了吗？那么我们大家就不要再一个劲儿地往死胡同里钻了，帮帮乌克兰吧。
最后，请问一句：将联盟搞垮仿佛是要挽救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叶利钦挽救过来了吗？恰恰相反，在独联体的框架内，这种关系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地。
从明斯克返回后，叶利钦来找过我。耐人寻味的是，他事先在电话上一再向我解释，说他来找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知道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根据约定，纳扎尔巴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虽然叶利钦很不喜欢这样。谈话很艰难：“你们在密林区聚会，把苏联络‘毙’了。这是背着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搞的一起特殊政变。我忠于自己的立场，但我将尊重各共和国议会所作的选择。既然我们倡导民主和改革，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的规则行事。要知道，您也不是从正道过来的！”
明斯克行动使几个亚洲共和国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在决定独联体性质时流露出的“嫌弃”情绪和暗示亚洲国家是“二等”公民的作法是不会白白过去的。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
当时，哈萨克斯坦、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和议会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采取了我认为比他们的欧洲同事们更为文明的立场。
阿什哈巴德的会晤，以及后来的阿拉木图会晤，把在明斯克造成的粗暴的倾斜稍微摆正了一些。独联体--代替苏联--得到了很大的合法性。然而，所通过的文件还没有打破解体前的逻辑常规。许多对独联体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停留在意向声明上，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乌克兰后来的表现和其他一些事件，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总之，“密林”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除了说是反理性的外，不能说别的什么。在俄罗斯议会里，除30位代表外，都表示“赞成”。两年后，哈斯布拉托夫表示非常遗憾，说他曾经努力争取别洛韦日协议获得批准，还请求久加诺夫说服共产党员代表能够投“支持”票。
在12月12日和媒体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我，我对明斯克和别洛韦日密林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中是否掺杂有失败的痛苦情绪？
“没有！这话我对叶利钦也讲过；我和他说话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不赞成独联体始作涌者的立场，但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都和他们讨论。”
明斯克事件后，我会晤过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穆塔利波夫和纳比耶夫，跟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阿卡耶夫谈过话。昨天纳扎尔巴耶夫又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几个亚洲共和国打算在阿什哈巴德讨论自己共同的路线。
最后，他们各自都作出自己的选择。我曾经是公民投票的倡导人，在我国历史上是开风气之先者。当时人民支持苏联。他们赞成将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一个联盟国家，当时我们已经从人们心目中的革新的联盟那里退了回来，所以才进行了公民投票。但我们毕竟还能够说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祖国。
老实说，新的国家构成——独立国家联盟——是否需要，应当让人民作出判断。让人民去决定--同意不同意将国家分裂……
12月18日，我给为成立独联体而去阿拉木图参加会晤的人一封信。该信于12月20日发表，此后便没有了下文。
12月23日，花了许多小时，中间短暂地休息过几次，我和叶利钦讨论了从联盟国家过渡到独联体的问题。12月25日，我签署了关于放弃苏联总统权力的命令，在电视上向人民发表讲话，即我在本书开头向读者介绍的内容。
我反复考虑过12月发生的事件。我的结论是：我没有权利用别的方式行事。违背11个共和国的决定，当时这些国家的最高苏维埃已经表示赞同明斯克协议，那就意味着国内要出现一场血腥大屠杀，可能引发成全球性的灾难。而我当时的状态和行为逻辑，《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24日）几位记者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引出的几段话在一定程度上都传达出来了。
“要知道，”我对他们说，“尽管我对独联体这个想法不相信，但既然各共和国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能够，我也不认为在目前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社会分裂。”
“别克的《新的任命》中”B．弗罗宁说：“描写了这样一种疾病：‘精神碰撞’，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他必须恪尽职守之间的冲撞。看来，很可能您现在描写的恰恰就是这种疾病的症状。”
“毕竟我的思想还没有被一分为二，但有的利益，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我都得服从。如果成立独联体有助于人们达到和谐，那就应该打消自己的傲气。”
“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用成立独联体一事吓唬人。您自己以前曾经说过，一会儿向我们‘灌输’饥饿的想法，一会儿又向我们‘灌输’灾难的想法，可是现在您也发出这种类似的腔调……”
“就是现在我也不想吓唬谁。但危险我总应该说出来，是不是？我想，最大的危险有两点：一是国家的被肢解，二是国籍问题的解决。请您想象一下，有755万人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之外，他们在世界上活动就要受到地域和护照的限制，怎么办？这就是我当时说我们埋下了可怕的炸弹时心里所想到的。“毕竞统一的卢布被保留了下来，乌克兰也没有离开。
“还不清楚是联合，还是分离。您知道布尔布利斯的观点是什么吗？需要一个中心，目的是要使各独立国家最后离异。
“结婚是为了离异？未必……”
第二十二章
苏联解体
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变后出现了全新的局势。一方面，激进变革道路上的许多障碍被消除了。我们有了迅速进行改革、加快向市场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变的结果激化了政治斗争，加剧了联盟内的离心倾向，国民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统开始失调，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储备出现混乱。货币困难达到了危机点。根据原来信贷协议达成的物资供应被冻结了。金融市场上的短期借贷方式已经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货币运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须紧急启动以前的贷款，年底前必须再找到80亿美元。否则进口一停止，必将造成生产下滑，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轻工业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对改革的支持极其需要。一般地说，西方伙伴们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仍然在犹豫，“举棋不定”。1991年9－11月，尽管国内事务非常繁忙，我几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国政治活动家们会晤（有时一天有两三个会晤），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步骤。那几个月和我谈过话的人有：梅杰、科尔、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所有“7国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长和财政部长、国会议员和大实业家们。
一切都先从和梅杰谈判开始，他是“7国集团”协调人。他的立场在决定其他伙伴们采取什么方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记得，伦敦会晤前，在苏联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他并不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人。然而，必须对这位英国首相给予应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评估一下当时的局势，并讨论伦敦协议实施途径的人。
谈话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进行的。我向首相介绍了事态的发展，通报了政变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当然，接着马上就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意思：我们需要西方国家更重要、更公开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至今你们那里还在争论。我也知道您和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坦率地对您说：在需要对苏联表示支持的时候，你们也必须摈弃在这个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困循守旧态度。”
我们具体谈到了对我国进口的支持问题，我国的进口，由于没有延缓现金支付，实际上处于压缩、停滞状态；谈到了外债偿还的问题，使卢布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自由汇兑和通过大的国际投资方案的实施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最后，还谈到为了市场经济，在发展私有制成分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予帮助的问题。
梅杰说，西方政治家们的确非常担心苏联的局势，因此他们也讨论了“7国集团”的方针。他给人一种印象，即欧洲比日本或者美国更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他谈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因苏联政变失败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但他在讲到西方担心的同时，也提到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诸如联盟协议准备的过程，各共和国和中央联系的形式，核武器监督，当然，还有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前景等。
梅杰要我相信，说他们非常关心改革的成功。他再次提出一些领域（食品、药物、专家咨询等），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准备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帮助，并打算积极动员“7国集团”其他成员也这样做。我们研究了缓和我国外债问题的可行办法，双方商定，专家们将切实探讨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梅杰将向“7国集团”领导人通报。
我请约翰·梅杰这天晚上准备再进行一次会晤。在这之前我打算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结束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最后果然如此，几乎如愿以偿。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窗外已是深夜，我在向梅杰讲述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问到，对外经济关系的继承性的问题（第二天我们将承认苏联一切对外经济义务的内容写进了声明）。看得出，声明给他留下了印象。
根据梅杰的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谈到了对核武器监督和关于西方怀疑苏联在研制生物武器的新情况的问题。我答应作进一步的调查，把这一工作交给新的人手去做。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无权重复，但我想，我可以将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您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合作，是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一旦被破坏，那将是毁灭性的。而且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理解：我们的相互作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他回答说，“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相互工作关系。而且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出现。”
9月6日，和我谈话的人是法国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别雷戈伏阿。
“我们满怀希望，”我说，“想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点。我们对法国，就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争吵阻碍了在农业领域、能源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几个大的规划上落实和密特朗总统达成的协议。不过所有这些规划项目至今仍然有效。”
我想，今年秋初，我们那些原先犹豫不决的伙伴们在和我国协作方面是会有所前进的。不过这种前进也很不容易。像往常一样，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解。这一点，当时在我和别雷戈伏阿、根舍、仲马、德·米凯利斯、魏格尔和其他许多活动家的谈话中都表现了出来。
和科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这位总理通报说，周末“7国集团”的财政副部长们将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他要求9月12日一定要接见一下秘书长X．凯勒莱尔。科尔说，这非常重要，目的是要他在会晤之前，把各方面的问题都处理好。我们还商定了雅科夫列夫访问波恩的事。
自然，当时与之谈话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援助不会付之东流，不会成为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对许多东西感到忧心忡仲。9月9日我和德·米凯利斯谈话时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过渡时期你们没有一个进行协调的中心，一切计划都有失败的危险，这对于我来说，是绝对清楚的。”当时人们经常问我：在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跟谁打交道，如何进行权力分配？
我曾寄希望于各共和国将会遵守所达成的协议。因为他们方面需要的惟一东西
就是政治意志，是为自身利益理智行动的决心。
当然，我知道，美国的立场不改变就不会有大的进展。因此，9月11日和贝克的谈话具有关键性的意义。3年来，我们两国关系变得可以开门见山、不用拐弯抹角就直接谈话了。
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到了广泛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都有。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丹麦外长y．埃伦曼一任生、挪威外长T．斯托尔津贝格、瑞士外长C．安德逊、芬兰外长h维亚亚留年和冰岛外长的特别助理T．奥拉夫松。
“苏联方面具体希望西方，首先是‘7国集团’，做些什么呢？”斯托尔津贝格问道。
“首先和主要的，”我回答说，“是帮助解决食品、药物的燃眉之急，帮助解决财政方面的急需。我们希望得到支持，希望‘能够作出迅速反应’。余下的问题，我们将通过经济谈判，在正常合作的基础上，解决方案、计划的实施问题，在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
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收到我专门派普里马科夫送往利雅得的信后，向莫斯科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宾杰里·本·苏丹亲王，9月19日我接见了他。他说沙特阿拉伯准备尽快落实以前达成的贷款协议，同时打算帮助我们解决在食品和药物方面的燃眉之急。
“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各行其是，”宾杰里·本·苏丹亲王说，“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这样对苏联、对我们、对全世界都不好。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它们应该生活在一起。国际社会准备提供的帮助，只有当其受惠者是一个统一国家时才会是重要的。否则这种帮助的可能就会减少。”
9月23日，安德烈奥蒂从中国返回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有一系列问题可以和他进行讨论。我对他在八月政变日子里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向他介绍了事件的发展经过。然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会晤的话题上，回到如何落实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的问题上。安德烈奥蒂说，北约委员会11月将在罗马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世界和欧洲所出现的变化，决定如何制订今后的政策。
与“七国集团”互动的计划被一笔勾销了
我认为，为解决我国的当务之急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七国集团”的重要合作伙伴计划1991年9月已经初露端倪。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专家都认为问题非常紧迫，然而是可以解决的，和国家的潜力相比，问题也没有多么大。我说，归根结底，650亿美元的外债，对于我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问题甚至还不在于别人还欠我们一大笔债务--840亿美元，是我们国家总的潜力在那里摆着。
10月，专家们开始仔细落实我们的要求，紧锣密鼓地制订共同解决问题办法。10月5日，我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11普列斯顿。我强调说：“现在我们正处在向市场过渡中最由难、最敏感、虽然大有希望的阶段。我们大概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经受这种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眼看着东欧在发生这种变革，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也在发生这种变革。这是普遍变革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变革在我们这里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像我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调转方向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的，”普列斯顿表示同意，“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他介绍了促进农业改革的方案；关于农业改革的话题，他在莫斯科曾经和各级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过讨论。他们谈到了银行参与农业活动现代化的问题，谈到建立有关储存、运输和加工的基础设施的问题。我表示坚决支持这个方案。当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
关于短期贷款需求和人道主义食品援助问题，10月9日我和美国农业部长a．默吉首进行了讨论。
10月份是在专家层面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有我们的专家（中央和各共和国的）、“七国集团”的专家，也有欧共体的专家。所有的需求与可能都经过认真仔细地估算。到作出原则决定的时候了。就在我飞往马德里去主持中东大会开幕，并将和布什会谈的当天，各共和国和我们西方伙伴的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苏联外债偿还原则的重要决议。决议的准备工作是在围绕未来联盟问题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外国伙伴们坚持不懈地、多方面地进行工作，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11月12日，梅杰告诉我，经过协商，“七国集团”和欧共体同意了数额为1（j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这一消息是北约委员会罗马会议结束第二天告诉我的，北约的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联盟的局势；安德烈奥蒂专门派他的顾问巴塔尼（11月13日）赴莫斯科向我通报这一情况。“7国集团”关于大量集中援助的建议，取决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主权共和国准备接受苏联外债的义务和在组建本国武装力量方面所表现出的“克制态度”如何。
一周后，几个所谓“舍尔帕人”的“七国集团”专门代表来到莫斯科，计划就这个议题进行谈判。11月20日我接见了他们。此前他们在联盟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的层面上进行过谈判。谈判进行得很吃力，但是结果表明，有8个或9个共和国表示准备签署协议备忘录，不带任何保留。乌伊克斯向我通报了谈判的情况，说西方的一揽子建议包括相互联系的7个因素，其中考虑到在一定条件下基本债务延期支付的问题。所提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建议和国内的经济改革是相互联系的。我可以证实，在伦敦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时，恰恰我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乌伊克斯强调说，现在必须建立起有助于你们改革的机制。
在这之前，已经达成了关于给我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地位的协议。11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席卡姆杰修来到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促进我国经济改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代表苏联在关于苏联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的议定书上签了字。同时还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员的地位。
几天后，我接到了约翰·梅杰的重要信件，是P布伦特文特大使（12月2日）带给我的。信中具体列举了“7国集团”在提供食品、药物帮助和使联盟参与世界经济联系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然而，一周后便发生了“别洛韦日密林”事件。
梅杰紧急向莫斯科派出英国政府特使江．埃普里亚尔德。12月13日我和他谈了话。埃普里亚尔德的使命，正如他所解释的，第一，获取莫斯科、明斯克和基辅最新事态的第一手材料；第二，要弄清楚苏联在新形势下的国际义务问题。
讲完自己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后，我认为必须要说的是：“请转告梅杰先生，我对我和他的合作非常满意。他7月之后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开拓性，我感受到了他对我们的深情厚意。我知道，他理解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请一定转告他，不能够停止援助。应该扩大援助。应该竭尽全力来挽救我们的民主。而这就意味着：食品、医药、商品必不可少，决不能让人们走上街头。”
埃普里亚尔德说，由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原因，梅杰无法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年底前访问莫斯科。我当然明白，问题不在这里。我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快。我说：“生活总是走在我们前头，历史再一次加快了自己的进程。
国外对解散苏联的反响
关于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在国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西方二流政治家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苏联的泯灭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冷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个圈子内，关于别洛韦日决定的消息使他们感到非常得意，有人甚至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们对此却感到忧心忡忡。当这个问题本身刚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政策中,自然是出于对民族利益的考虑,就选择了保存我国统一完整的方针。我在前面引述了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对于任何一个态度严肃的国务活动家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苏联解体将造成一个危险的地缘政治真空，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与此同时，一些国外政治家相信，在别洛韦日密林宣示的独联体将成为一种取代苏联的现实主义模式。在12月充满戏剧性的日子里，我感到和我在电话上交谈的一些西方领导人中某些人的立场之所以变得模糊不清就是这个原因。
还在别洛韦日聚会之前，12月3日，科尔打电话给我，他忐忑不安地问我：情况怎么样？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局势，呼吁这位总理同样要在不使外部世界恶化方面能够鼎力相助。我们商定一周后再谈。
12月4日，我和波兰总统瓦文萨通了电话。他同意我对苏联进行改革的观点，并表示一旦需要，他准备呼吁我国人民沿着改革发展的道路前进。
第二天，我和匈牙利总理约瑟夫·安塔尔进行了谈话。他说，必须在文明的框架内遏制苏联国内的主权化进程，不允许国家分崩离析。他举了南斯拉夫的危险例子。
12月13日，布什打来电话。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三位总统的协议只是一种意向，是即兴工作。还有许多未公开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在宣布的独联体内部缺乏互动的机制。我的看法是，必须赋予改造国家的行为以合法的法律性质。我已经诉诸于人民代表。人民的意志、各共和国的意志应该表现出来。然而，各共和国议会对联盟协议草案的审议被破坏了。政变后所达成的协议和决定被踩在了脚下。三位共和国首脑在明斯克随意发表的声明意味着：既然苏联没有了，那么协调社会秩序、国防、边境、国际联系的法律也就没有了。”
为了获取第一手信息，乔治·布什决定紧急派贝克来莫斯科。和贝克谈话是在阿拉木图会晤前夕进行的。这里我简要引述如下。
“我的作用，”我强调说，“显然应该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可能，阻止进一步分裂。因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您知道，明斯克协议是很容易通过的，但是以这个协议为基础是无法生活的。必须要使这一过程具有表现出来的形式与特点，必须制订出种种原则，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套能够保障独联体生命力的机制。现在社会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可是时间又非常之少，所以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贝克的话大意是：美国行政当局尽量不介人我国的内部事务。美国关心的是，我们的变化一定要井然有序，要通过宪法的途径，因为一旦这一变化过程遭受挫折，功败垂成，那么，解体的势头会愈演愈烈，对于苏联人民和外部世界来说，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赞同您的观点，”他说，“别洛韦日协议只不过是一个外壳。不仅如此，已经出现自相矛盾的声明，。甚至有悖于所签协议的基本条款。”
贝克怀疑独联体能够建立起共同的国防。
“从莫斯科这里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对我说，“将会出现10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每个国家都将有自己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有10种独立的对外政策，怎么还能谈得上共同的国防呢？而且由谁向联合武装力量总指挥发布命令呢？他将接受谁的指示呢？”
“您说得对，我早就看到了这样的怪圈，”我说，“我的这个预见很快就开始应验了。事情非常困难。”
贝克问我，他们，美国人现在该怎么办？我说，眼下对于联合体来说，主要是进一步给予食品援助。贝克问：叶利钦对他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话指的是什么？
我回答说：必须要有一个关于联合体的名副其实的协议，以便在各个领域内找准方向，理顺关系；毕竟应该明白，这片“空间”才是走向世界的出发点。
我向他重申了我在自己同胞面前所坚持的东酉：要求至少最后召开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必须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一次协商。国际社会应该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打交道，是10个国家和10种对外政策呢，还是一个具有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和在苏联签字的重要协议上以苏联继承人的身份出现的政治组合体？
有人批评我，说戈尔巴乔夫想破坏前进的过程，因此才要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如此等等。但我是懂得时机的责任心的，知道我们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再存在了，以前它是一个国家，尽管矛盾重重；可是现在它分为好几个不同的国家。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只有人民才能够决定。
我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国家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因此，治好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是非常重要的。
叶利钦经常对我说：别吓唬人。当然，我的处境非常微妙，但是我不能不提出警告。总之，我尽量把别洛韦日会晤后国内发生的实际情况向美国国务卿介绍了。第二天，密特朗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您当然知道，我在认真关注着贵国的事态。您大概还记得，您最近一次访问（10月底在法国南部）时我曾经表示，希望各共和国能够保持统一，联合在一起。当时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愿意再说一遍；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对于贵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对于东方和北欧保持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贵国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深为关注，同时也不能不感到担心。像往常一样，我认为，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国家稳定、永恒的保证。我希望您能知道，现在，当责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法兰西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你们，并且怀着理解与友好的情感在关注着你们的每一个行动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
12月19日晚，科尔打来电话。“告诉我事情发展情况，”他要求说，“你们那里到底怎么了，阿拉木图会晤前夕最新的评价怎样，事态的发展方向如何，您在这个未来联合体中处于什么地位，它能不能站得住脚，总之，对于这一切，你是怎么看的？”
关于这种种问题，科尔问得非常仔细认真，甚至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他的原先的风格。
我说的第一点是：拒绝作为联盟国家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一个严重的战略性的错误。一个国家历史地形成了，就不应该走分崩离析的道路，而应该走权力再分配的道路。而且不光是在各共和国之间，在各共和国之内、在各地区之间，在自管的基础上，也应该这样。
在解释自己对阿拉木图会晤的立场时我对科尔说：“我的立场依然如故。但既然发展的方向已经变了，那就应该尽快地度过组织阶段。我已经致信给阿拉木图会晤的参加者们，表明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担心。如果这次会晤最后建立起联合体，我将兑现我不止一次说过的话：除了联盟，我看不出自己有继续从事国务活动的必要与可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理念。”
阿拉木图会晤后，密特朗是和我谈话的第一位外国国务活动家。谈话是在12月21日进行的。一开始--像往常一样，谈话是亲切友好的，我就感觉到，密特朗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精神状态和意向。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简要地介绍了阿拉木图所通过的决定。我强调我所关心的是希望新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我再一次对看不到主权国家领导人在解决互动机制问题上有明确的概念表示不安。在继承原联盟的形式方面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我对乌克兰的立场深表担心，主要表现在它如今连俄罗斯的改革发展也能够进行严重阻碍了。我表示非常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协同行动。单独一个国家要摆脱危机--那只是幻想。
我对密特朗说，近日我将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务的决定。
12月23日和梅杰进行了谈话。
对于他就所发生事件提出的忧心忡忡的问题，我回答说：“不错，我国所发生的事件，即使从最乐观的眼光看，也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性的。我是这样想的：即使没有联盟，也不能允许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自己和所有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使我的话与所发生的事件两相匹配，相得益彰，我的话该怎么说呢？我一如既往地忠实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看到了现实发展的真实过程。眼下我不认为事情会像南斯拉夫那样发展。对于我来说，这是最主要的。希望对你们也是这样。其余的事，归根结底，生活会作出安排的。我有一个请求：请仔细关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而且应该助联合体一把，首先是俄罗斯。这在目前是最基本的。抛弃因循守旧的观点，坚持努力，进行改革。”
“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梅杰回答说，“我们会想，决不能丢弃已经取得的东西。这就是希望帮助责国的原因所在，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到你们最近几年所做的工作，最近一两天您将宣布您的一项决定，因此不管今后出现什么情况，毫无疑问，您在贵国和全世界的历史上肯定有您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将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为了使卢布保持坚挺和稳定，”我继续说，“还需要财政上的援助。决不能舍不得这50～100～150个亿。否则，一旦改革进程遭到破坏，大家付出的代价可就不止是十倍、百倍于此了。”
12月24日，意大利大使费尔迪南多·萨列奥来拜见我。他转交了科希嘉总统的信和安德烈奥蒂总理的一封亲笔私人信件。
在回答大使的问题时我说，只要社会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在继续运行，我就将支持与其相关的政策。主要的工作在于保证改革。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而且要使它运转起来。只要我们不要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这个任务是可以解决的。
同一天，马尔洛尼给我打了电话。他向我致意，说了些溢美之词：
“我不知道最近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相信：您个人对贵国和世界历史的贡献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您在苏联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事业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英雄壮举。它们在世界上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您在裁军与世界和平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一样。”
“我非常珍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我对我的加拿大朋友说，“我们为推动变革率先行事的作为，是一个深刻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以便继续把民主化的方针坚持下去。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只要通过保证各共和国间良性互动的政治发展框架，我们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任务。事态沿着另外的轨道发展了，这就加大了种种的危险。如果沿着分裂的道路走得太远，那就有可能在关键的阶段使改革毁于一旦。”
23日，我和叶利钦谈了话；我始终在强调：现在，只要在联合体的框架内能够做到，就应该竭尽全力维护各共和国之间的最大合作。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比在联盟内要困难得多。
然而我认为：现在必须抛开政治分歧，放弃对抗。社会处在非常困难的状态。
最近我要作出自己的决定。当然，我不会退出政治和社会生活。我有宏大的计划，而且，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与合作。
像对布什和梅杰说的一样，我对马尔洛尼也说了必须大力帮助俄罗斯的话：“这里的社会局势非常尖锐，然而要使改革能够遍地开花，俄罗斯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尽管我对联合体的思想持批评的态度。”
在回答“西方各国如何对待这些新的国家”时，我说：“加拿大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立场，我想，应该在主要方面帮助联合体，你们迈出的步子应该促进各共和国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不和与分裂对欧洲和全世界同样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法解决的意料不到的情况。”
12月25日，我和布什还通了一次电话。我对他说，大约两小时后我将发表辞职声明。我说，我刚刚向他发了一封告别信。不过，利用他现在来电话的机会，我再次向他确认，我对我们共同所做的事评价很高，包括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两个都当总统的时候。我表示希望：联合体各国的领导人，首先是俄罗斯的领导人，要明白自身的责任，使这些年我们在苏美和国际关系方面所积累的资本能够保存下来，不断扩大。
“无疑，乔治，”我继续说，“应该朝着承认独联体各国的道路走去。我请您注意下面一点。无论是对于欧洲，还是对于全世界，独联体内部的矛盾不要激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将独联体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这个机构的个别成员加以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分裂，不是破坏，而是合作，这才是应该给予鼓励的。我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我强调的第二点是：要支持俄罗斯。美国、欧共体和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来支持俄罗斯。它将担负着改革的重任。
我桌子上放着苏联总统的命令。鉴于我要停止履行最高统帅的职责，我将把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给俄联邦总统。这件事必须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对此我非常重视。只要我一声明辞职，命令就会生效。因此您完全可以安心过圣诞节了。至于我，我不会躲进深山老林的。我将继续关注政治，参与社会生活。我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帮助协调我国积极的发展过程，在世界政治中树立新的思维。
美国新闻媒体的代表多次问我：我是怎样看待我和您的关系的。我希望不仅是通过媒体，而且今天直接对您说，我高度评价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友谊。我们扮演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实际上也正在变化。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情，是永远会留下来的。
下面是乔治·布什听了我的这番话后对我说的一席话：“希望您相信，我们对您的事业很感兴趣。我们将竭力进行帮助，尤其是对于俄联邦共和国，要考虑到它目前所面临的、今冬可能激化的种种问题。我很高兴您不打算躲进深山老林里去，还将继续进行政治与社会活动。我相信，这将有利于新的联合体。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准备今天发出。我在信里表示相信您所做的事将会载入史册，后代人一定会充分评价您的功绩。我满意地注意到您谈到了核武器。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意义。欢迎您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同样，我还注意到您关于在宪法的框架内将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叶利钦的话。希望您相信，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以最密切的方式和你们进行合作。现在我讲点个人看法。我注意到了您关于我和贝克跟您的关系的话；您的话讲得很好，也非常准确。我很珍视这些话，它们也准确地反映我的感情。希望我们的路很快就又能够重新走到一起。等一切趋于平静，尘埃落定后，您将会成为我们的贵宾，也许就在这里，在戴维营，我们将高兴地接待您。我对您的友好情谊是不会改变的，而且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将永远常在。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当然，我将怀着应有尊敬的态度，坦率而积极地，并希望在递进的基础上，同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关系。我们将会逐步承认他们，充分尊重每一个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我们将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工作。但这决不会影响我和您保持联系的决心，也不会影响我听取您的新的意见，珍视我同您和赖莎的友谊的决心。我和芭芭拉非常看重同你们的友谊。”
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最后的一幕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站长评语：我认为叶利钦既不算是一个好人，也不算是一个政治家，他头上贴着共产党的标签，象其他苏共政客一样，采取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不正当的手段爬上了权力的高峰，并利用权力搜刮了巨额不义之财，然后又回过头来用恶毒的方式对待苏共，对待苏共改革的创始人——戈尔巴乔夫。他还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家伙，他愚蠢地认为靠西方的支持，消灭苏共，解散苏联，全面实施资本主义，一切复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他没有想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给了他一个空头支票，当他瓦解了苏联，全面实施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头们却无情地抛弃了他！以至于他坐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以后，却像是一个昏了头的苍蝇一样……]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此刻，如烟往事，浮上心头。新事旧事，已恍如隔世，不堪回首。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桩桩件件，为国为民，无不感同身受，使我思前想后，感慨万千。
我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之中。一次次地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尚处于1985年3～4月刚刚踏上的道路的初始阶段。让人们随便去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终结吧，最主要的东西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结论和教训，急需的是现在，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于是，新年伊始，我便全身心地投人了关于未来工作的思考——准确、客观地并重新思考我置身其中的、为民主改革的极其严重斗争。
可是1992年一开始，生活已经开始变了走向，使人们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很大的不安和担心。灾难接踵而至。经济打击连连不断，俄罗斯人民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政权被一群不负责任、不够资格、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的人所掌握。事情越来越明显，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组合，一种新的政策。陷入严重困境的不光是俄罗斯，还有前苏联其他各共和国。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二月大转变的结果，它是俄罗斯和联盟历史上的黑暗的一页。但这当然不是最后的一页。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我相信并期望着这一天。
结束语
在结束语里说些什么呢？简单谈谈我生活的教训吧。
首先谈精神方面的教训。
如果讲我对家庭的态度，我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她能够强健的生活，我从来都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而且我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受到亲人们的一贯支持。我从自己生活中悟出来的另一个精神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百倍地得到报偿。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话说得很对。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欺世盗名、忘恩负义、阴险狡诈之徒。可惜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特别是处在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历史大转折时刻。对于那些我当总统时就已经离开我的人——更何况那些宁愿和戈尔巴乔夫“个人”保持距离的人了，我不会把他们归人这个范畴，也不会“笼统地”加以谴责。他们当中有些人经不住一时紧张和责任的考验，害怕被卷人斗争的漩涡，急着为自己选择个比较牢靠的落脚点。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只能被称作叛徒，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我所说的背叛，并不是指对我个人态度而言的。说到底，我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和我共事的人加入我个人的圈子，对我个人忠心不二。我指的是对我们奉为目标的事业的背叛。没有比朝三暮四、叛变投敌更可恶的了。
但是，回到我最初的想法，我想说，在我人生道路不同阶段和我共过事的许多人，他们同情过我的初衷，和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鼎力相助。在我们当初“瞄准”改革开始干的时候是这样。在改革的各个后续阶段也是这样。现在，当我就要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从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世界不同国家和地球的各个角落给我来的信件源源不断，它们坚信，1985年开始的改革，经过了艰难的考验，必将给我的祖国和全世界带来所期望的硕果。而常常只是向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现在谈谈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政治教训。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治的奥妙，当时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但是，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这首先是因为生活条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技术、生产和生活条件、经济和社会结构，几乎每10年就会变得面目一新，核灾难和生态灾难变成了现实的威胁。
由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除了因改革、民主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引发出来的是全新的外，毕竟我的主要教训仍然是旧有的，它像世界一样古老。那就是必须掌握好分寸。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就是这样教导的。它是柏拉图让写在自己学院殿堂正门口的一句箴言。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实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们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外一些人则不惜一切手段来抓取权力。
这个例子再次暴露出人类最有害的贪欲之一——权力欲的全部悲剧性后果。他们把热切希望保留联盟国家的本民族的利益变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但这是新的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创作主题。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应该再次强调，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1991年12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
[站长评语：实事求是地说，戈尔巴乔夫对推进苏联的民主进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象封建帝王一样实施专制统治，是他自己自愿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到1985年他上台时，苏联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大部分已堕落成拥有豪华别墅、高级轿车、私产万贯，并享有许多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了。苏联由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斯大林时代的国家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苏联人民已经看清了腐败的苏共官僚的本来面目，所以对苏共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绝望，苏联人民已经从苏联的历史中意识到，在苏共根本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唯一正确的党或领导人。他们在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已经明白，在政治上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寄托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确、保证自己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国家的根本希望是实施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执政者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来防止政策偏离民众的需求。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共在国际压力下只好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已经没有了实施集权专制的土壤，所以说，戈尔巴乔夫是被迫走上了民主的道路。]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完成了。
我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我几乎毫不怀疑：许多读者在这里会露出怀疑的微笑。的确，当周围正在流血，我们眼看着许多粗暴无礼的势力在践踏正义，而且屡屡得手，即使不是作为一种理念，只要暴力手段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仍然在使用，就很难使人相信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我国在思想理论上就认为主张非暴力的人是一些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安慰者。
如果丢掉偏见，仔细认真地看一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相信：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只要我能够决定，我都坚决主张利用政治协商可能的缘故。而且我坚信，如果现代的政治家们迷恋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认为这种方法看上去简单易行，那么这肯定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到头来，不是和平，而是冲突越来越多。有酿成世界大火的危险。
谴责暴力，当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极端。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需要掌握好分寸。遗憾的是，不使用点强制性手段，现代社会就无法生活。问题的实质全在于对强制性手段要严格仔细地权衡。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用得当，完全符合法律。对于我来说，严格遵守法律，从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不光是因为我受过法学教育。实际上，除了适时地制订法律、运用法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社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对其进行革新。当然，如果不算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政变、暴动和革命的话。
法律体现了人民及其所选代表们的共同的、协商一致的意志。当一个政府在法律的帮助下进行改革时，它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国民也信心十足。只要脱离这一原则，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那么偏执、专横、流血，就无法避免。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这个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对法律的认识是正确的。]
最后，我还想谈谈我在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它就是革新的思想。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了，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就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必须要经常感受生活的脉搏，敏锐地倾听并及时作出对新的要求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对我们俄罗斯人的要求。我在世界各国多次对听众们说过，革新应该将整个现代社会都涵盖进去。用常人的眼光就能够看出，在科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国家的结构以及国际秩序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和时代同步前进，在革新措施方面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会被全球热点问题的重负所压倒。
苏联和西方竞赛中之所以落伍，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早在60年代就懂得结构调整和高科技技术的必要性，知道必须对整个生产机构进行革新。但是现在，同样是在西方，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还必须在社会方面进行变革。青年人对自己的状况又感到了不满。自管的问题、各民族关系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而且通常用传统理论的观点——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督教民主派的——已经不能作为实际政策的有效基础了。
这就是说，必须提高我们思维的水平，创立社会发展的新的综合观念。对于营造未来而言，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革新世界之路的探索将采取自治的方式呢，还是仍然采取紧密结合、彼此互动的方式，抑或是大一统的方式？这后一种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何况眼下还没有把握说事情将来一定是这样，即利己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各自为政、自谋生路的愿望肯定要占上风。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各民族在解决自己未来的问题时越来越多地在走合作与互动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我作为国际绿十字会主席，一定鼎力相助，予以促进。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创作基金会的根本宗旨。
可能我的读者对这部浩瀚巨著的各个部分兴趣不尽相同。但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
我还希望我的著作对一切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能够有所稗益。
对于那些坚持将关于我的生活和改革的故事读完的人——我深为感激。
[站长评点结束语：如果用我国的一句古语总结苏共的灭亡的话，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是何政党，只有赢得民心，才能拥有政权，若丧失了民心，那只能走向灭亡的深渊，这是一个真理！历史逼迫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的道路，是历届的腐败的苏共官僚葬送了苏共，而并非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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