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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步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二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他。
[站长评语：叶利钦是一个心胸极其狭隘、报复心强烈的人，他头上贴着共产党员的标签爬上了苏共高层，但他并不是一个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是一个被权力欲望冲昏了头脑的封建帝王式的人物，他大权在握以后，就立即出卖了苏共。1991年8月22日，在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代表们会见时，叶利钦作为会议主席，准予他发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始讲话。就在这时，叶利钦接到波波夫发来的占领苏共中央大楼信号，随后打断了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他示威性地签署了关于停止苏共活动的命令。他伪善地一笑说：“命令自签署之时起生效。”这是他胜利的时刻。报复，但不是最后的报复，是对十月全体会议，对第19次党代表大会，对贬低他的报复。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无精打采地试图在讲台上提出抗议，他说这一行动可能引起反共狂潮，这是危险的和不公平的。叶利钦挥了挥手说：“你何苦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位代表（叶利钦的亲信）冲到麦克风前，并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说：“应该把所有的共产党员赶出国家去。”……]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第十二章事业与思考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
夏日在海边与冬季不同（我记起了一月的皮聪达，位于格鲁吉亚境内黑海沿岸疗养胜地。），不怎么想安排工作。灼热的阳光，秀美的大海。我喜欢游泳，而且要游很长时间，往往要游得筋疲力尽，暂时把一大堆牵挂弃之脑后。随后，坐在岸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平静的海面，听着波浪懒洋洋地冲刷岸边卵石的声音。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就会产生时间在白白浪费掉的感觉，于是就要设法去弥补了。这一次，我在考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口授改组党的机构的想法。我把向全会提交的有关民族政策的建议书分送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请他们多做些工作。我又请尼科诺夫、马斯柳科夫、穆拉霍夫斯基、马尔丘克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A．尼科诺夫介绍一下全会对农业问题的构想。
但所有这些都是日常事务，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花费在这上面实在是一种浪费，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硬性的规章束缚你，你可以脱离开局部性的细节，如敖德萨（乌克兰境内黑海沿岸城市。）人所说的去“思考生活”。实际上，每次例行的假期我都事先计划好要做一件对自己说来很重要的思想性的工作，做这类工作必须具备环境幽雅、能集中精力这两个条件。1988年，当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由于这个题目的争辩在代表会议之后具有广泛性，我起初想写一本小册子，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问世。不过，回忆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理解这些问题的倒也很有意思。下面从笔录中摘取一些片断。
“据我设想，如今这本小册子比之其他许多东西来重要得多。为什么呢？现在改革在许多方面显得很凌乱。起初，有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的步骤。实施公开性，着手搞社会民主化，通过试点为中央六月全会作准备，大家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但道德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齐备了，都配套了，都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实生活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设法去解决。要想找到作为停滞状态特征的诸多现象的根子，就得返回到过去，对之作出分析，从中汲取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促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议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总之，在已经进行的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借助于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精神文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全体人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已经能够表达清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我们已经建立起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
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我所设想的那本小册子的大致计划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如今，当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重大措施陆续出台之际，在党内，乃至全社会对于我们的某些决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了。对这个问题增加透明度具有现实意义。为此，必须‘清理一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念，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评估（哪怕是在主要方面）这一部分应当以改革进程中就这一问题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概括为结语。
第二，改造经济关系。
①克服人与财产的异化。
②生产民主化。计划和管理的改革，合作社等等。
③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④经济权力下放。
⑤社会公正问题。
第三，民主和社会主义。
①政治体制改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新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
②在一党制条件下保障居民多种利益得以兑现的机制（公开性、自由选举、监督系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社会组织的新的作用等等）。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的这两点设想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不明白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是根本不可能根本实现这两个目标的。]
③法治国家。
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的精神领域。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实施改革。”
现在，我练达得多了，能对小册子的计划作一些重要的补充，使其更加精确。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精力’再回到这个尚未实现的计划上来。如果真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甘休的。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因为改革的阻力来自于苏共的1800万党员，他的这个判断是极其愚蠢的，事实上阻碍改革的是那些当官作老爷的官僚，而决绝大多数的被当官作老爷的官僚统治的普通党员是可望改革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站长评语：在苏联为什么会发生“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这样的事情呢？我听一个去过前苏联的朋友说，苏联的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都坐落在排场的办公大楼里，办公大楼周围是高墙，大门口有手握钢枪的严肃的警察站岗，即使是下级官员没有大楼里的官僚的许可，也被警察拒之门外，平民百姓就更难进门了。平民百姓连进机关大门的权利都没有，就不用说向官僚们反映问题了。我不禁联想起了一位名叫秦朔的我国青年学者写的一篇旅美感受的文章。秦朔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97年起担任《南风窗》杂志总编辑，从2000年到月2001年1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以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独特视角，观察透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写下了多篇充满思想穿透力和文字魅力的作品，其中在《美国不浪漫》一文中有一个小标题：《到哪里“方便”？》，他在文中说：“4月中旬，学校放了一个星期春假。我参加了一个旧金山方向的旅游团，也去饱览一下美国的大好河山。美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和自然环境质量令我打开眼界。不过，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到内华达州政府和加州州政府的两次‘方便’经理。/长途跋涉，难免遇到‘方便’问题。虽然空调大巴上有个简易的厕所，但导游说厕所要回公司后才能清理，容量有限，且气味不好，建议大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并保证大家肯定有‘方便之地’。哪里最方便？出了公共厕所，加油站、麦当劳等等，导游还带我们到内华达州政府和加州州政府里‘方便’了一下。/无论是位于卡森市（Carson）的小小的内华达州政府，还是位于萨克拉门脱（Scramento）的气象不凡的加州州政府，都没有围墙和门岗。内华达州政府的大门敞开着，进去后只在前台看见一个警察装束的服务员，他主动介绍我们到二楼的州博物馆参观。我看见一楼最边上斜对着厕所和楼梯口的位置有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一位中年妇女正坐在那里办公，门框上沿写着‘Governor’的字样。一问，果真是内华达州州长。我走过去跟她打了声招呼，但她说正在回复E-mail，没时间谈话。我问那位服务员，州政府有多少公务员？‘70个’‘这么少？’‘不少了，我们只管拉斯维加斯、雷诺和这里，我们不象芝加哥有那么多人’我又问，这样人来人往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他说，州民们来的并不多，而且‘我们的工作就是跟人接触’‘Weareelectedbythem（我们是他们选出来的）’。/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有3400万人。加州政府大厦很气魄，大门很厚重。我们在里面转了20多分钟，只见到两个保安。/我并不认为一个让人‘方便’的政府一定代表着更多的民意，我也不认为我们的各级政府一定要拆掉围墙不设门岗。但又一个关系我想是清楚的，民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础，为人民谋方便谋福利是其目的，‘民为本也’”我不明白，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政客却不怕人民，而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的共产党的官员却将人民据之门外呢？]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和用雷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
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请接受我对我国伟大的节日——十月革命七十一周年的祝贺！我深信改革会胜利，祝愿您通过由您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的努力，在我国完全实现列宁所打算并期望达到的目标。
鲍·叶利钦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改革的意义，国外比国内理解得更好。规模空前的国际上对亚美尼亚地震遇难的声援便是明证。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急于提供援助。这何啻是人类同情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反映政治意志的行动。
这里，我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责怪自己不能公正地对待国人。难道我的每次出行还不足以说明，我国人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吗？他们的不满，那种仍然难以克服的冷漠，是由他们对各地并未进行认真的改革而气忿难消所致。这说明，我们应当毫不懈怠地努力工作。
于是，我经常督促我的战友们，自己也竭力利用党和国家“头号人物”的一切机会，催促中央各部门，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各机关，报刊……请看1988年底我的工作日志上的几段文字。
10月12日，主持中央委员会商议租赁承包问题的会议。24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七十周年，会见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青年。11月4日，出席第一家创新商业银行在莫斯科的揭幕式。12月1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最高法院代表就稳定地区形势问题进行座谈。7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10日，到达亚美尼亚地震地区的基罗瓦坎。斯皮塔克，在埃里温召开会议……
自然灾害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年终添上了一层凄惨的印痕。但我总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1989年新的一年来临时，我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贺词中特别说到：“即将来临的一年不会许诺将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严重的事情和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少。我们要看到，今天应当更加坚定地行动起来，千万不可耍花招，玩小聪明，逃避困难，苟且偷安。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许诺会有‘天赐食物’降临；我们知道，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但选择已经作出，改革的航程已经绘定。苏联人民是支持改革的，这正是我们国家这艘航船将愈加信心百倍地加速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
家庭
我们的家随着我政治仕途的变迁，而主要是随着国家生活的变迁，似乎处于另外一个需要不小的安全系数和道德力量的坐标系内。这个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变化不定以及各种各样的打击，实属不易。
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止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系统，我们于1978年重返首都之后，始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气和所谓“莫斯科外省主义”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传给了伊林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1981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里。
[站长评语：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只要没有了公职，就必须离开公房。而苏共领导人死了，他们的亲属却可以驻在国家耗费巨资建设的豪华的别墅里享受，仅凭这一点，苏共那些所谓的精英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对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报界的关注升温了。且这不仅关乎到我，也波及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波及到家里的全体成员。我们常常甚至在深夜会聚在一起，简短地谈谈所发生的一些紧迫的事情、事态、各人的感受。就连保护自己、只接待最亲近的人、保持家庭的温馨，都颇非易事。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林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妻子、母亲、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林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1986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骰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他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给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闺女，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1986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
1987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林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作客？”“那又怎么样啦？”“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林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1988年，1989年，1990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先涉及到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1985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作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还相当不坏。“戈尔巴乔夫夫妇”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一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的。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不是，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反对家庭观念”的人们作解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西方心理战中心在嗅到焦味之后全力加强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以求损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西方的无线电中心声称，戈尔巴乔夫夫人企图发挥独立作用，使戈尔巴乔夫面临重重困难。然后散布谣言说莫斯科正在放映一部暗地拍摄的有关总书记夫人奇闻轶事和她的嗜好的影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一些政治败类参与了这出肮脏的闹剧。这次中伤丑剧的组织者的意图在于煽起鄙俗的情感，掀起人们不接受变革、不相信总书记和他的改革的浪潮。
我目睹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横遭如此诽谤之后的心理感受，力劝她对此不屑介意。她勇敢地顶住了重负，驮着“自己的十字架”，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在那些极度艰难的年代意在给我以支持的善事。她并不是简单的配角，也不是总统的影子。相反，只要哪里有机会，她就会十分机巧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无法做得像她那样完美的善事。
我每一次出行国内，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会见平民百姓，同他们座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常常一起参加，其他时间则用于她自己的安排。尽管她酷爱名胜古迹、文物遗址，但她总要特别留出时间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几乎每次出行，她都要去访问工人的家庭和农民的房舍，去访问新老小区，去体察医务机构、生活服务部门、商店的工作状况，去看看城市和农村的市场。这都说明她那种天生的求知欲和社会学家的职业兴趣，因为她的全部工作岁月都在把高校的教学与对人们生活条件的研究结合起来。她的论文也以探索农民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为题目。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引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大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乌兹别克斯坦。摩尔曼斯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城市里，她都曾与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和妇女组织有过许多接触，其结果就是随后经常不断的托办各种事务。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使她不是简简单单地给我转交事实和印象的清单，而是与我分享她的思考成果，而且时时提出某些具体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学原理顾问”。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人们所珍惜的。
在她的社会活动中，诞生于改革初期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创建这个基金会的思想发动于雅科夫列夫。对此我也是支持的，我建议他们去找我国最有权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甚至还点出了某些人的名字。雅科夫列夫的意思是如果基金会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可在使基金会开门大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我答应去跟她谈谈，她坚决拒绝，但同时表示准备积极地为基金会干一些公益工作。
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利哈乔夫院土当选为主席，总书记夫人、文化界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参与工作使这个基金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了解利哈乔夫是一位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与他有书信往来，她热情支持请他出来领导基金会。
基金会全力开展工作，对发展本国文化、拓展与境外文化中心的联系发挥了有益的影响。它的口号是“保护、学习、积累文化，通过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道化”。在这一口号庇护下定出了许多目标明确的题目：《方志学上罕见的历史地域》、《被遗忘的旧名复原》、《伟大的丝绸之路》、《新名字》、《保护和发展人数偏少的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是通向健康和仁慈的桥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基金会的活动中投人了许多精力。她竭尽全力支持利哈乔大的工作。而在八月政变之后，利哈乔夫突然投向俄罗斯总统，建议将苏联文化基金会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这事发生在正当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文化空间完整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院士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直到不久前，当读到他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报道时，才在他的字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诗人应当时时置身君侧。”真是奇谈！看来，他所做过的事、他至今所说过的话、我国整个历史都可证明，诗人，而且也不只是诗人，应当同人民在一起。可这到他这里，却成了君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怀着特殊的感情致力于在莫斯科成立廖里赫文化基金会。我们同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妻子杰维卡即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侄女见了面。我们谈论我们两个国家，谈论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也免不了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居然也十分专注地留意着苏联境内发生的变化。并热烈地祝贺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这些善良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他们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慈善事业这一概念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功劳应归文化基金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为此也出过许多力。她特别关注的对象是中央共和国的儿童医院，在那里治疗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区的重病儿童患者。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访问过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那些受辐射污染的地区之后负责管理我们成立的一个名为“世界血液学为孩子服务”的协会，协会的宗旨是为患白血病的孩子作治疗。让我来摘录一段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教授的话：“三年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10万美元。”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作出回应的有美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1993年初在莫斯科开办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姬·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妮、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姬·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抑或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粘成”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
1994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接1954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
第十三章政治改革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10个候选人，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都有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站长评语：在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人民和新闻媒介的批评，只有自称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苏共、东欧和东德的共产党不能容忍人民和新闻媒介的批评。]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守纪律的代表们”，就是“举手机器”，因为这些代表不是真正的由选民选举出了的，而是“上面”指定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对选民负责，所以他们只能成为“没有头脑”的“举手机器”。]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改革选举的方式是把国家的管理权力交给了人民，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改革选举方式是葬送苏联共产党的第一步，这种说法是极其荒唐的，既然苏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害怕把权力交给人民呢？]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当选苏共总书记并不是苏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出来的，而是他指定的苏共代表选出来的，而那些苏共代表并没有真正代表苏共千百万党员。]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站长评语：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苏维埃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事实上却是“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各级苏共机关凌驾于苏维埃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在权力面前成了一纸空文。]接着他又说：“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第十四章苏联总统
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站长评语：看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了黄炎培先生（黄炎培（1878~1965），清末举人，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主委等职。）所说的著名的周期律。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有一次著名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得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作出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9~61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就是黄炎培的著名的周期律学说。在这里，黄炎培显然是好意，是提醒，是忠告，是希望，而且满含着殷忧。同样显然，黄炎培指的是中共。但假如我们把黄的意思放大开来，放大到世界各国共产党，那情形是怎样呢？真可说是“其兴也浡焉”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假如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导和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1847年）和马、恩受同盟委托、为同盟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8年）算起，迄今已整整一个半世纪了。假如说在19世纪，国际共运虽已有了相当规模的社会革命实践，甚至有了巴黎公社这样的伟大尝试，但作为世纪的特点，毕竟是在理论方面，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论的创建的话，那么，20世纪，国际共运虽在理论方面继续发展，并有了列宁主义这样伟大的理论成果，但作为世纪的特点，则更在革命实践方面，在革命实践方面的一系列伟大胜利，这主要就是，一战后出现了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义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与帝国主义相比拼、相搞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不但在政治上一步步站稳了脚跟，而且在高科技和经济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也得到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的长展。社会主义歌声在世界上飘荡，社会主义旗帜在地球上飘扬。——这还不是“其兴也浡焉”吗？但是谁能想到，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夜倾覆，执政多年的共产党顷刻之间失去政权，纷纷宣布要搞多党制，议会制，私有制；资本主义的西德吃掉社会主义东德。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布“苏联不再存在”。——在地球上飘扬了整整七十四年的这一面社会主义红旗，就此落地。这正应验了“其亡也忽焉”！国民党在大陆实施独裁统治，把“民权”变成了“国民党集权”，国民党为了维护一当专制而处心积虑打击异己，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镇压要求民主自由的民众运动。于是贪官污吏、特务爪牙遍地都是，腐败现象处处滋生，于是国民党失去了民心，于是被共产党赶到了弹丸之地——台湾岛，官民党跑到台湾以后，曾经认真吸取了在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换取民心的措施，于是又赢得了台湾人民的支持，从而使台湾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不久又陷入了腐败的怪圈，结果被民进党击败，丧失了执政的地位。国民党也没有逃脱出黄炎培的著名的周期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继却找到了“新路”：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建立，中共六大就规定：“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选举世应由工厂工人，各马路工人的贫民，工会工人，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全体大会，而不是职业会的执行委员会），学生等执行，并宜包纳各地下层组织，职工会及党组织的代表。代表成分的分配，应使大多数为直接选出的工人和贫民。”（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1978年版16和181页）。毛泽东当时直接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工作，他也完全赞成直接普选制。到1928年底，井冈山苏区各县、区、乡的政府都是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当时的毛泽东认为，直接普选制“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都中的”当然，他知道，民主虽好，却比独断专行麻烦一些。他批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种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于是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不讲民主麻烦少了，但是，没有直接普选产生的“代表大会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不决，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毛选》合订本71页）。抗战时期，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和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1/3。而且明确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实干涉，代替包办。”（《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族之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的这一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45年4月于抗战胜利前夕告诉世人，“共产党得势以后”也不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毛选》合订本第962页）1945年10月，中共提出，解放区各级政府可由人民普选，各党派、各界人士均可参加，不仅县、乡实行普选，“凡一省一行政区又过半数县已实行普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毛选》合订本第1063页）。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一般都是按党的主张，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比如，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陕甘宁边区以直接普选的方式选出了第三届参议会议员170人，选民踊跃参加投票，投票率高达82.5~96%。议员当中，共产党员61人，占35.9%；国民党员19人，占11.2%，救国会1人，占0.5%；无党派人士89人，占52.4%。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共2人，开明审视李鼎铭先生为其一。有的地方在选举时，鉴于当时选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不会写选票的选民很多，便采取“籽粒投票法”，即请候选人坐成一排，各人身后放一件器皿，选民赞成谁就在谁的背后的器皿中放一粒豆子或玉米之类。这种方法既省事又准确，堪称是不平凡的创举。以为群众文化水平低为由就不能实行普选制，其错误已经为中外许多国家的选举实践所证明，直接普选权是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活动、惩贪促廉的最有力、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也是保证任人唯贤、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一条经验，这在当时根据地即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实行普选制，充分地尊重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政治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份地”。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所说的“名门之后”，就是那些苏共的高干子弟，苏共的那些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们，凭着他们老子的权势和复杂的关系网而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就象是封建诸侯的世袭制度一样，而有能力的平民子弟则受到不公正的压抑。]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站长评语：我认为，政权是否强大的关键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否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经济各该的关键是完善的靠法制，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如果做到了由全民直接选举各级政府、议会领导人，如果法律是由人民直接选出的议会制定的，那么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决不是缺心眼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人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间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方能完成。
我们未能在最佳时机结束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天大的遗憾。
现在我尽量再现事件的过程。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稳定的保证。但这期限应有多长，我们自然不便指明，而想来粗略估算一下：议会得以巩固，多党体制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以形成，总得不少于2～3年时间吧。
我想请读者注意，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共产党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不过，在改革的这一时段上未能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撤销第六条的运动实质上是刚成立的反对派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一运动的口号是立即撤销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
“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
当时，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件。相反，任何抵制执行这一要求的做法不管是否有理有据，一律被轻率地宣布为顽固落后，是党内当权派为保住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阻挠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垂死挣扎。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真实情况。但如此极端地提出问题，大大地减少了。乃至完全失却了平稳地由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轨的机会。
起先似乎还可以对要求迅速撤消第六条的人做些开导工作，告诉他们党自己已经走上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正式的决议，再回到老路上去已无可能，但需要让苏维埃为履行其所面临的新职能作好准备，如此等等。然而，随着社会上由报刊煽起的所谓“革命的焦躁”日益强烈，这些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由于派到矿区去的鼓动家的指点（根据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经验），罢工工人开始在经济要求之外又加上了政治要求，第一项要求又是宪法第六条。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把听话的人越来越少的原因归结为“由报刊煽起的所谓‘革命的焦躁’”是不对的，头脑最清醒的是人民，而不是哪个政党，听信苏共的话的人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苏共官僚集团已经不是为了人民，已经不为人民服务了，已经堕落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是因为苏共不但没有领导苏联人民开展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相反，苏官各级官僚集团成了反对革新的顽固的保守派；是因为党的一切组织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法律在权力面前成了一张无用的废纸。也就是说苏共的所作所为已经与宪法的内容不相符了，所以人民才强烈要求废除这名存实亡的第六条。这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从战略方面讲，激进民主派的积极立场，以及由他们所掀起的争取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社会浪潮是符合改革意图的。但过分的敌意、蓄意“催发”事端是会促使改革从可控制的变革向严峻对立转化的。这一点我自然无法认同。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在1989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前曾进行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还专门讨论过是撤销第六条呢，还是同意只作修改？当时在我们的“高层大臣”中谁也不敢冒风险从激进派的立场出发表态。大家都赞成必须变动，而围绕这些变动该如何表述的问题争吵得相当激烈。已经明确立场的保守派集团（利加乔夫、尼科诺夫。谢尔皮茨基）赞成作一些粉饰性的修改，不触及苏共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的意见，与其说是从实质上反对，倒不如说是拿这一方案“通不过”为借口。而那些可以归类为政治局中的中派分子的人（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切布里科夫）则提出指望可以“通过”的表述，其中保留了党是所谓的“政治先锋队”之类的说法。
我把当时提出来的建议在脑子中逐一思量之后，不得不作出结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间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共产党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共产党。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革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设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相容，格格不人。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人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坐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作出一个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疯人派”的阿贝尔一卢派。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革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戈利丹斯基院士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今后就打算这样做。但是，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使用医学术语表述的话，是紧急复苏，而不是卫生保健医疗。我根本不同意所谓设立总统职位是由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绝对权力的追求所决定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五年前成为党中央总书记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认为这五年间把自己的活动都用来摧毁行政官僚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决定要以新的身份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试图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鼎立”制度，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是通过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认可，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权利，而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选举他当总统，我认为也是荒唐之举。]
工会代表A．科尔舒诺夫也曾谈及这个题目，他说：“很遗憾，我们这里不知为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污水往领导人、往制度、往随便什么人身上泼，成了好风度的特征。不过，大家还是回想一下吧，他挑起了一副什么样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来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并不是在他的决策集团的行政机关、党的机关普遍同意的情况下挑起这副担子的。如今我们从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我们这个会场里，经常会响起怀旧、怀念铁腕人物的声音。我们现在的主席不值得羡慕：多年来当权派里的显要，工人阶级中的糊涂虫从各方面向他发起攻击。是的，社会上缺乏信心、对改革不信任、对自己的领袖不信任的风气在滋长。应当讲，在这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是有责任的。他的错误在于不能始终不渝地将他自己开创的事情坚持到底。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己应当作出选择，艰难的选择，但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走向衰落；要么我们还是再试一次，让它恢复正常的人道的、作为国家的那种新的生活轨道。”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大段的摘录，不过在那次会上已经展开戏剧性的情节，它不仅与我本人有关，而且还涉及改革的未来，涉及国家的命运。当时的某些说法跟我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异曲同工。摩尔达维亚作家H．多别扎（乔巴努）的论述即是例子。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今天能来到这个会场全靠戈尔巴乔夫，而现在该轮到我们去帮助戈尔巴乔夫；去‘捍卫’戈尔巴乔夫免遭攻击了。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信任他，但谁能肯定，四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不会来一个竭力想在苏联营造沙皇式社会主义的人物呢？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担心的。是的，国家有难。存在着独裁专制复辟的危险，纪律急剧松弛下来，我们大家都始
终生活在紧张状态中，谁也不听谁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事情走上轨道，我们需要一个‘沙皇’。不要去管他叫个什么名称：总书记也好，党主席也罢，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爷’，他能控告下级警官或地方官，必要时他还能解散杜马，如此等等。”
不错，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万分急切了？从摩尔达维亚作家接下去的发言中可看出，各加盟共和国所担心的，是总统的职位可别使中央能够剥夺他们由于实施改革而获得的自主性。因此，支持设总统职位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在总统委员会里要有在委员会中轮流坐庄的15位副总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独联体最初的一种模式了。
由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的多少有些独特的观点。他们向代表大会声称，应当强调各民族享有自决、各自治体独立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与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地参与联邦苏维埃成了各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条件。
在某个时候看来很明显，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设总统职位，赞成就在代表大会上选举第一任总统。之后，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总统能否同时留任党的首脑。这里占上风的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很少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当选第一任总统，也就是说，他会不会随之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至于反对国家和党两方面的职务一定分开的论据是相当充足的。首先是在别的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这类要求，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还保留着政党的领导身份。至于跨地区集团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总统将会以政治局的名义执政，并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最后，禁止总统领导政党的第127条的修正案并没有赢得特定多数票而遭到否决。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很显然，支持这一修正案的既有“跨地区议员团分子”，也有希望撤换总书记的（理由显而易见）“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合在一起，总票数达到1303张，然而投反对票的共607人，足够使修正案无法通过。
接着，注意力转向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细节。这里说的是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的准确表述，“核按钮”应当控制在谁手里，新建立的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的权力和人员构成。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仔细讨论后，修正案获得通过，代表大会即开始审议总统的人选问题。
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B．A．的伊瓦什科代表通报说：在两天前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致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他又补充说，全会还表达了许多对他当选表示祝愿的话。
发言者在支持“改革首创人”作为候选人的同时，纷纷提出他们所代表的全体选民的要求。来自别尔哥罗德契纳的集体农庄副主席尤．波霍德尼亚说：“在提名这位候选人时，我们想说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我们不完全同意到目前为止的他和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态度。”维·格·库利科夫元帅受战争和劳动两条战线上的老战士的委托，支持我当候选人，同时强调指出，总统是最高总司令，应该竭尽全力“使军队居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其他的发言带有一定的暗示或者温和的批评。
这只是开头，厉害的在后面。最尖锐的一篇要数国内的知名人士阿瓦利阿尼的发言，当时他是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煤业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指责我缺乏坚定性，又常常陷入迷茫，不知所措，还说我唆使“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库岑科、谢尔卡诺夫（“疯狂的”右翼分子十“疯狂的”左翼分子）对我所说的话也相当尖刻。
但是，发言者中大多数还是支持我当候选人的。对我来说，最可珍贵的是听到我所深深敬重的卡尔梅克诗人库古利季诺夫的善意的话。他称我是一个“已经给了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半，也就是自由”的人。库古利季诺夫是这样说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还记着什么是康拜因上的操纵杆。他还没有忘掉什么是几乎等于零的劳动日，农民是怎样受蒙骗，怎样遭苦难的。他没有忘记，工人是怎么回事儿，真正的公正是怎么回事儿。”
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也得到提名，但他们自动放弃了。我很不愿意只剩我惟一个候选人。说老实话，我以为跨地区议员团终究会提出候选人的，不是叶利钦，就是他们首领里面的某个别的人，比如说，波波夫或者阿法纳西耶夫。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不仅仅因为任何一个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在别的情况下这并不会妨碍民主派提出候选人，那样可以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路线并重申他们遵循不容许等额选举原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我的当选总统的合法性：别看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仍然是在别无选择的基础上。事实上，这些人事先就暗示他们不准备同大多数人的意志妥协，要继续进行无情的夺权斗争。
结果，我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总统。我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米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的广泛权力。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2～3个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首长，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但却没有他可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
当我们作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线。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在这里，我们确实有过动摇，没有做到始终如一。在对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讨论时，无论是在我周围的人，还是在范围更大一点的政治局里，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活生生的政治才始终最有发言权。这一次也不例外。对始终不渝地搞总统制共和国妨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担心。雷日科夫和他的战友们顾忌有人会贬低部长会议，将其降低到次要地位，变成“国民经济委员会”。对此他们坚决不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理由、更不希望同雷日科夫发生争执。我一如既往地很看重他这位经历过国家计委锻炼的管理行家的经验，也不怀疑他对改革事业的执著追求，并决意同他共事下去。
从另一方面讲，顾问们的论据也很有说服力：总统不应该把领导经济的重担直接压在自己身上。问题成堆，势必他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简言之，当时决定部长会议的职能不再变动。我的看法，大矛盾即由此而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我们并没有在实行总统制的同时，建立起强有力的司法机关，我们没有成立名副其实的宪法法院（或者赋予其相应的最高法院的权力），却成立了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
满有理由以为宪法监督委员会能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协助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它那里却杏无音信。至多也不过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出决策，或者作出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的非常模棱两可的裁决。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说，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要由善释神谕格言的女巫来解释。控告委员会的信函很多，但我认为我不能介人这个领域，因为这严重关乎权力分立的原则。
无论对导致政府地位的举棋不定，还是司法机关方面的疏漏，自然都不能与总统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提并论，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之后立即展开的主权大检阅。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律大战。各共和国赞同只承认将为它们的议会所认同的那些联盟法令。中央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修修补补，应当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并相应地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可见，我们刚刚完成一次相当彻底的改组，又面临必须着手进行另一次改组的问题。
第十五章党和改革
苏联共产党开始变革
在有倾向性的改革史编纂学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法，似乎苏共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变革的反对派，而且尽其所能地干着阻挠改革事业的勾当。也许，党内确有不愿见到任何变革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人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有民主化情绪、充满批判意识的人。这样的人在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一部分遭迫害，另一些人则遵从游戏规则行事。二十大使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件事实，即党内在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苏共作为执政党尽管保守主义甚重，意识形态僵化，但终归还是经受住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有联系。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河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的。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低毁。
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韧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
我们是从变革观念起步的。重要的是开动“改革的发动机”，并且要“行驶到”已经无法再掉过头来走回头路的那个点位，在这个点位上我们是有着以前变革尝试的教训的。我指的是赫鲁晓夫、柯西金；我没有忘记“60年代的人物”；我给予萨哈罗夫、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可算是由我们发端的改革的各具特色的准备阶段。它们无不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即使不是在结构方面，至少也在思想方面。
可以说，指责我行动迟缓，把按照“进一步、退两步”的原则而造成的一切摇摆不定都归到我的头上已成时尚。而如果我们严格地回忆一下事态的进程，那么从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很深，最初不过松松土罢了，想是能够得些先前所不曾有过的好苗苗。当时已经涉及到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等问题。改革的构思，随着运动的进展，加之积累了一些经验，其轮廓更加明晰了。运动不是自发地、也不是按照总书记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辩论和执政的共产党正式机构作出的决议的基础上推进的。
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万事开头难。我们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在这一可说是哲学阶段之后，是组织阶段，这阶段已在研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我记得，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纳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六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年的二月全会是在“给革命性的改革以革新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人推进过渡的基础；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
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党就像在民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了。但它仍然是惟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自我感觉失常。
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实实在在要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立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
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在1988年的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九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结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是土地主人的地位。同年的九月全会因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而成为瞩目事件。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全会，又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埋怨这份“党的大事记”。提到党的这些会议，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党的生活并未止息。作为苏联的当选总统，我根本不准备像现今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让党听凭命运摆布”。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意图，那就照此办理，离总书记的职位而去，而且这不也正是民主派那么坚决地要求我的么。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可正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苏联共产党、面对几百万共产党员，对改革的命运应该负起责任，而我还认为，竭尽所能，使党能经历内部民主化的道路，井在新的政治结构里具有应有的地位，也是我的责任。对于能否成功地解决这项任务，还是让机关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应该由提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回答；而俄罗斯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则是它的特殊的前奏曲。
光明正大
关于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我已经谈过了。这是党内的改革派和正统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党在经历了将近90个年头之后，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
[站长评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理论上讲应该是最先进的党，为什么共产党内部却没有了民主、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人权？向往民主、自由和人权平等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加入限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政党就等于给自己戴上了一个精神枷锁，那谁还会对这样的政党感兴趣？]
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可跨出这一步是相当沉重的，有过好几次千钧一发之险。代表大会之后留下了令人不安的感受，因为所取得的进步是脆弱的。如今的苏共，一只脚已踏上“彼岸”，另一只脚却仍留在“原地”。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中，她遇到接踵而来的暴烈事件，这在她的命运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代表大会工作的头4～5天，实际上整个争论都是围绕着政治报告展开的，那时保守情绪显然占据优势。代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和机关的发言人的言语中，没有任何新的和建设性的内容。他们根本不想多少客观地对形势作出分析，说是党应该亲自来恢复自己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中的作用和威望。实质上，他们是把总结报告当作耳旁风，只是就某些个别问题作一些形式上的引用罢了。
这些发言的基调是，集中揭露并咒骂使苏共失去了垄断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许多人从心底里抱怨经济、文化、族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过错，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热心的改革者身上”（称他们为“破坏者”）。总之，这是统治者阶层对改革的极端敌视的反应，无非是因为改革大有动摇他们权力之虞吧。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就这么说，党的领导挨了批评；事实上，他们咒骂的只是领导层中的民主派。逐个列出名字的有：总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有些人还想起了拉祖莫夫斯基。但没有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似乎也没有利加乔夫的帐。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何况也是得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赞同的。发言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在争辩中保守情绪占上风，他们丢开报告不顾的做法，说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我甚至说，是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行过多次协调行动预演的。正当我们在认真思考所发生的事、并为党制订政策得出必要的结论时，领导层里和机关里的顽固分子却“长时间坐在电话机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联营社会议”，接见党的干部。当然，这是代表大会之前的通常做法，但这一次通常做法却是被利用来按照反改革一派的方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
我得到的消息说，代表们得到的是决不符合“新思维”精神的训导。利加乔夫和与他持同一立场的中组部副部长O．巴克拉诺夫（过去事实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头头）活动特别积极。当然，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使人无法理解的是，对改革路上的每一步都有自己一份责任的人，居然会与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搞起幕后活动来了，还唆使他们起来闹一场独特的“反改革的骚乱”。我对人类的灵活性资源显然估计不足。
在代表大会上参与组成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多数派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C．古连科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E．索科洛夫等人。
我还会见了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们，同他们聊了四个小时，觉得他们都在为生存、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而这只能驱使他们去设法捞回老本、让党返回到原有的立场，最终以葬送掉改革事业收场。
现在再来谈谈另一翼——苏共改革运动中偏左的一翼。报告为他们提供了指明辩论方向，展示自己论据的可能性。但他们不善于利用这次机会。
在李森科、绍斯塔科夫斯基、布兹加林、卡尔加诺夫的发言中使人感到过分的谨慎，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也许，这些民主纲领派的领袖都被原教旨主义者吓坏了。如果说他们曾充分考虑了率领党内五分之一的人前进的构想的话，那么在代表大会上甚至连认真的划清界限的打算都不曾有过。这一派的某些发言人呼吁自己的同伙：万一他们的意见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就砰的一下关门走人。可这些人立马遭到拒绝。其中绍斯塔科夫斯基还声称，他的一伙人不会离场。在这里原则也为利益让步了。左派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份党的遗产：知识、报纸、财政资金等等。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争辩中完全听不到改革派思想的声音。应当公正地说，叶利钦的发言有这种精神，而且相当尖锐。他说，未能削弱党内保守势力的活动。关于苏共的命运，他说：“要么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党的机关下决心在党内进行根本改革，要么抓住注定灭亡的形态不放，并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改革的反对派……我们把生命的几十年都交给了党，认为有责任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说一声，苏共总还是有出路的。尽管很困难，很艰巨，但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向多党制转轨势所必然。必须有组织地把苏共已有的纲领都记载下来，给每个党员以自己作出决定的时间；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职能。”我立即说：这些论点和政治报告的精神相近似，也与改D革派的立场相接近。但叶利钦的主要目的决不是要改革党，而是要破坏党。
他的所谓现在来讨论党纲和党章为时尚早的说法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在这严重关头使党处于深人改革的阶段而无纲领目标，不去实现其结构的民主化，而这恰巧是大家，从普通党员和最基层的组织到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这么要求，这就说明要使党迅速垮台。怎么可能不讨论纲领，不决定苏共政策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原则基础上而形成新的领导呢？
总之，叶利钦并不愿意加入改革派一边真正帮助拯救党，以求对之进行适时的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他自己的党的领袖了。
阿巴尔金的发言很有内容。他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当阿巴尔金院士开始提出有利于市场的论据时，他的发言时不时被会场里的喧嚣声、砰砰的关门声打断。但他并不离开讲台，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讲完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摆脱神话般的空想：一种表现是，似乎不作出牺牲、不经历苦难、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转轨到繁荣昌盛的经济；另一种表现是，似乎这种转化在保持对价格的行政监控、不触动价格形成体系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中间休息时，我试图找到阿巴尔金。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就在当天呢，还是次日。我对他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发言表示感谢，接着我们谈起了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回想了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取得何等的轰动效应。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对阿巴尔金所谓经济正走向崩溃的见解感到愤慨。要知道，他注意到了政府的极度胆怯，以及改革起动时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办法来的情况，这是对的。他的发言受到保守分子的猛烈抨击，激进分子则诬蔑院士偏爱受调控的市场思想。
在确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政治局委员个人作述职报告的问题。这个题目，事实上成了整个代表大会前半部分的基本主题。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可以说打了个平手。这场斗争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分子胸怀要把那些使他们丧失权力的罪人“抹黑”的强烈愿望，成功地坚持要“作述职报告”（诚然，基本上是在分组会上）。本来还设想了那么一道侮辱性的程序，作为让坚持改革方向的活动家“当众出丑”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操纵对这些报告提出评估这道程序。
我在准备阶段以及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上曾坦率地说过，整个这种想法没有什么意思。政治报告，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机构作的述职汇报；更何况党的某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受到它的监督，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的。
当然，如果情况正常，有人建议听听每一位领导人员的工作汇报，这本也没有任何不体面之类的问题可言。但是，在剧烈的政治搏斗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我述职汇报”的方法，显而易见是企图给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以打击，给我以压力，迫使我改变立场，而一旦得逞，那便是政治上的胜利，进而再由此引出“组织结论”。
最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作了汇报，成绩各不相同：有人“一炮”打响，因为事先精心作了准备的发言，极善从光明面着力表现自我；有的人回答问题时“神志不清”；还有人脸色苍白，显得平庸。
述职汇报以及有计划地对领导的革命路线实施猛烈的抨击之后，“家宴食谱上的美肴”已近耗尽。活儿就转到分组会去干了。在稍有建设性味道的气氛中举行了全体会议，会上各分组会的头头汇报了各组的情况，某些政治局委员回答了有关问题。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代表们情绪上的转折明显地反映在他们所写的建议停止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价的字条上。哈里托诺夫代表写道，不应该对政治局委员进行审讯。“也许，这样做会使有些人满意，但每个人都应该放聪明一点，不要把代表大会搞成没完没了的审讯。要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有人却在召唤我们回到1937年去”。这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我抓住情绪的转折，提请大会对中止听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述职汇报的议案投票表决。投赞成票的计3078张，反对票1113张，弃权票50张。如果把这一次同三天前的投票结果相比较，那时候主张要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估的有2557位代表，反对的1393位。看，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多大的“摇摆”啊。理智逐步压倒了狂热，普通代表受到“强制”的影响减弱了。
关于就政治报告辩论作总结发言该怎么说，我想了很多，也常在和同事们议论。原先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文本我手头没有，于是只好干坐了大半夜。7月10日凌晨，我发了话，想要核实几处要点。
“改革的政治方针、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革新整个我国社会的政治方针，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一方针是由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尽管有错误、失误和延误，尽管国内局势充满矛盾冲突，但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的结果是可观的、进步的。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需要有另外一个经过革新的党；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的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就会丧失阵地。”
当谈到在改革的主要方向上下一步该怎样做的时候，我提出要把经济改革战略摆到首位。我说：“我国的全部历史证明，通过对指令性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家和公民所处的困境的做法是毫无成效的。如果硬要这样走下去，我们会把国家搞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能否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所特有的东西能否得到保障。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才可能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宣布打算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事使人民感到恐慌。市场是以商品货架空无一物和物价昂贵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从价格开始不是办法，不改革价格形成，也就无所谓市场了。总之，我们要扭转这个印象，并在9月份以前向最高苏维埃、向社会提出经过反复斟酌的建议，以便让它们确定立场，并作出选择。”对于改造党而言，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确定其纲领目标。“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我们现在在纲领性声明中写上仍然忠于老的观点，那么一切就都到位了。到什么位呢？我们不是又要回到我们60多年来一直呆着的那个老地方了吗？那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我们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一起形成。随着我们重新掌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这些价值观念可是历时好几百年才锤炼出来的啊，对它们采取轻视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将在使国家参加到共同推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广范的范围是由新思维决定的，而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为互相对抗的阵营。
我们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继承高级的思想方法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将是我们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把经典作家创作的一切变成例行的简明教程，看来，有人对此感到遗憾。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它对于改革、对于社会都极其有害。”
坦率地说，我对于这些话能受到掌声欢迎感到高兴。这说明，人们已开始思考，开始怀疑那些原以为不容怀疑的基本原则了，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制于仅仅享用一份可怜的精神口粮了。
我还不得不出来维护我国的对外政策，当时原教旨主义者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指责领导“丢失了”东欧（就好像那是我们的殖民地一样！），在西方国家面前“屈膝投降”，还“出卖了”阿富汗。其实，“维护”这个词用得未必合适。我是竭力想证实，只有顽固不化的“鹰派人物”才会咒骂能够结束国家的超军国主义化，使世界摆脱掉核毁灭，为我国进入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创造前提的方针。
我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党和政权。“许多代表都对苏共丧失威信，党受到其他政治力量所排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反对派，深表忧虑。这可是实际情况。如果党的干部仍然打算回复到过去那种可以从中央得到管理一个区。一个市、一个州、一个共和国的委任状，不管你工作得如何、人们对你有何想法，你都可以在这个岗位呆上一辈子的时代，那就不会有任何向好的转折。昨天是无论如何拉不回来的了，而且无论怎样的专制（如果有谁脑子里还有这种梦中般的想法的话）也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即使我们能够在选举中赢得多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赢得执政党地位而工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同非党代表合作，同其他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法律上承认的政治流派的代表合作。要同宗派主义情绪、同这一垄断彻底决裂，并从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根除这些东西。”我以这一思想结束了我的发言。
宣布中间休息。我刚从讲台上下来，代表们就把我围住了：有人想跟我谈谈印象，有人急于利用机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人就只是想让我记住他。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性自然的表露。记者们也蜂拥而至，要求进行简短的采访。我摆脱羁绊之后进了休息室，政治局全体人员都已聚集在大桌子旁。大家纷纷表示祝贺，真诚的程度参差不齐。我记得很清楚，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利加乔夫的嘉许。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今天情绪极好。一篇提纲挈领的演说，一个准备充分的纲领……”
我不敢担保每个字都那么有分寸，但总的意思确是如此。我很感激，但自忖：莫非我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了？然后立即想到，他是在耍滑头，是想解除对他的盘算的怀疑。最近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在政治局“开导”利加乔夫。的确，他是右翼的领袖，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我们面临选举，他已经“试着坐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对能赢得总书记的祝福寄予希望。
接着，开始起草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工作如此认真（我这样说是把列宁时期排除在外的，当时根据速记记录，即使是最简短的文件也总要对草稿进行讨论，而且气氛活跃）。至少在我所曾经参加过的代表大会上一切都纯粹是走形式而已，工作简单化到了粗俗的地步。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干脆决定无须故弄玄虚，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那里面无所不包，就让我们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一切照总书记总结报告里的原则办。”
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与历次大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组建文件起草委员会时便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比如，有不少代表对奥托·拉齐斯参加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党章起草委员会）表示抗议。尽管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分量的，但对他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不满意。有人把改革派人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却大量吸纳秘书班子里的代表。
我觉得，这两种人参加委员会都是理想的对象。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当选举各委员会的主席时，角逐就尤其激烈了。候选人拉祖莫夫斯基在竞争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时落选了。当时我就提议由我亲自出任，结果当选了。
起草纲领性声明的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主持。觊觎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人多达11名。有人以戏剧性的基调提出由利加乔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问题。这说明，担任这一职务的活动家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关资格证”，是取得了代表大会之后仍能留在党的领导组成之内的一种独特的保证。这是利加乔夫的支持者全力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的做法。顺便提一下，在投票表决他时场内一片掌声；而赋予阿巴尔金领导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的提案，则被持有保守情绪的代表否定了。
我想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转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气氛。一般说，如果由总书记来担任某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似乎总会把实际工作中的全权托付给身边最亲密的人员中的某一位。这一次，尽管争论很激烈，加之我必须经常出席代表大会，但我还是不得不亲自召集好几次党章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我就经常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我那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我结识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人，我把其中有些人列入了“中央调人名单”中，并通过这张名单将他们调进了苏共中央领导机构。
我想，既然当时在党章里已经把党的民主化问题确定下来，那就总会有比较积极的结果，没料到民主化的历史到1991年8月居然中断了。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扩大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权利，以及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削弱中央集权、下放职能有了保证，而吸纳各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政治局又保证了行动的统一。
每天都有人向我汇报其他委员会的工作状况。经济问题委员会里改革派和保守势力双方之间的观点严重对立。关于所有制形式的交锋以“劳动者私人所有制”的提法取得一致而获解决。正统派分子自始至终为反对市场而战。最后，委员会坚持了符合已由社会认可，且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得到确认的立场。这段时间内，政府已在为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提出建议作准备了。
这是一场持久而紧张的斗争。只是到第13次会议之前，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才出现转折，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前面还有激烈的争斗，那是同选举新的领导有关的争斗，但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能容许使党偏离既定的改革方针，我们已经为党的改造奠定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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