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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在老广场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迁入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造。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懂得“宫廷”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局”这个术语是在1917年10月出现的，当时需要建立一个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然而作为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1919年才选出。此前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
在委员人数尚未超过10~20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入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而且来自外省，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这时便成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这两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全部的权力。
第一届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那都是全党和全国闻名的政治人物。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
当时尽量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日常琐事”推给组织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的威胁。后来，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
至于说到中央书记处，它的职能和人员构成在逐年发生变化。顺便说说，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
但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后，组织工作的规模继续扩大，书记处也扩大了，1919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进入书记处，他们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其中仅克列斯廷斯基一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甚至称他为“第一书记”，但我觉得克列斯廷斯基对当时他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听起来要有分量得多。
1921年三位书记全成了反对派，况且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又很不中用。因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将名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米·莫洛托夫、维·米·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书记。他们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却没有一位进入政治局。
很快就明白过来，应当设法提高书记处的威信并且整顿整个党的机关的秩序。这时就产生了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派到书记处去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是惟一的“双料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因此，为了让他不感到委屈，新的职务没有简单地叫做“中央书记”或者“第一书记”。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过了不到九个月，列宁于1922年12月25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做将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
软弱的加米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和李可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权力机构的影响在降低。与此相反，与地区的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书记处的作用得到加强。斯大林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错，他将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挫败了对手。
[站长评语：看来斯大林这位无产阶级的导师也是一位精通权谋的政客。]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的问题。
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
柯西金并不是个天真的人。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开始对应所有国民经济问题成立权力不小的各个部时，柯西金曾试图反对。却无功而返。这些部还是成立了，而且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中设立“有机硅生产处”的地步。这些机构并不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却对各部和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视，处处插手，往往是制造出新的障碍。与此相对应，部长会议办公厅内也成立了分管大部门的机构。新的部委层出不穷。
按照宪法的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贯彻法律。好像是个民主的方案。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这种现象几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
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恢复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二十三大上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共同协定”来维持。
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人膏盲、谈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与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协定”。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会议。
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等待时机撤换不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所说的“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不过是历代封建帝王使用过的伎俩而已。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就更不用说他作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古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站长评语：苏共的最高决策层居然沿用封建帝王式的“宫廷游戏”，而且参与“游戏”的共产党的那些高级领导人居然一点都不感到羞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党的悲哀！从这一点上来看，苏共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站长评语：和平时期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活得很轻松、潇洒，但他们的国家却在沿着法律的轨道有条不紊地运转，而且人民的生活在不断的提高，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在“日理万机”地工作，但结果却是亡党亡国了！我不明白他们整日在忙活些什么？]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不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人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克里姆林宫夫人”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诌媚和不讲分寸。
[站长评语：在封建专制式的苏共官场上，友谊和真情丧失了……]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大厅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你的位置在那儿……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站长评语：在苏共官场上，封建式的等级制度使官员之间已经失去了平等的同志关系，下级在上级的面前已经丧失了人格和尊严，也就是说，官员们已经没有了人权的平等，那一般的平民在苏共官员们的眼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苏共的领导阶层已经堕落为高高在上的封监官僚阶级，苏共官员们把一般的平民当成了被统治的奴隶，苏共最终落了个被人民无情地抛弃的下场，这是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离开“上流社会”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了望塔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在加里宁大街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绝无仅有的老阿尔巴特，无论我走到哪里，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
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并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泅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留下他和我“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监督。”
[站长评语：苏共的理论家们始终叫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连蔬菜和水果都吃不上了，让人们坚持走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简直是荒唐透顶！]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有人在使坏。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这个格里申是苏共封建官僚制度造就的典型人物的代表，事实上，在苏共官僚阶层当中，一个人在上级面前充当的是孙子的角色，而在下级的面前又摆出一幅老子的面孔，也就是说，在苏共只有总书记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子，其他的各级官员都是人格和尊严的孙子！就象在封建官僚阶层当中只有皇帝是真正的老子而所有的大臣都是孙子一样！]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很可能是觊觎“王位”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知道。因此他要求介入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机关公开勾结。
[站长评语：在封建社会，封建官僚与黑社会勾结是很正常的事，但到了多党执政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政党的官员都不敢与黑社会有染，否则，一旦被新闻媒体曝光，拿这个政党就会威信扫地！失去了选民的信任，那也就永远失去了执政的资格。而在苏联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黑社会居然与共产党的机关公开勾结，人民能不愤恨吗？]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于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安德罗波夫的威信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站长评语：在封建专制社会，每当皇帝老迈到不能理政的时候，朝廷就会出现无人敢过问政事的混乱状态，即使皇太子也不敢放开手脚过问朝政，否则就会产生“篡位”的不良影响，就会受到其他皇子们的恶毒攻击，那太子就有被废的危险。所以每当皇帝老糊涂了的时候，聪明的官员们就会表面上规规矩矩，而暗地里却大肆搜刮民财，这就加剧了封建王朝的危机。所以在封建社会，社会的兴衰与皇帝的健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法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按照法制的轨道平稳地运行，当总统因病不能履行职责的时候必须辞职，副总统可以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总统的责任。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因为总统的健康问题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法制社会比封建主义的人治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在苏联式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居然重蹈了封建社会的覆辙！]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站长评语：苏共、东欧和东德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晚年都犯了不少影响很坏的错误，现在看来，这些错误并不都是最高领导人的错误，而是他的那些无能的奸臣（无能的代理人、助手、顾问们）犯了错误。最高领导人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至死癞在最高权力的交椅上不下来。]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吗？’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禅：“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这里事关所有照看某部门或某地区者的利益。即使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有点像是亵读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流之上。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一讽刺的语气叙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的苏共上层发生的可笑的事情，在最后又为苏共的悲哀发出了沉重的感叹。]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隐藏着内心的极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人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标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人深刻的社会危机。
[站长评语：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只有经验老道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那些诸如“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充满热情的话语。
[站长评语：苏共的历任一把手在上任一把手逝世以后，都是先对上任一把手给与高度评价，借上任的余威维持稳定的局面，但当他坐稳了交椅以后，就把上任的英明忘在了脑后，而又在想方设法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的方针划上“着重号”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第七章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什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守成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站长评语：安德罗波夫象普通人一样，在他的人生的道路上，他走到了“回光反照”的境地，与生命的尽头只有一步之遥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怎么感冒的——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作作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这时古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站长评语：看来有些苏共的领导人讲话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某种“体面”，难怪苏共某些领导人的讲话就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恼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罗波夫。据我所知，去得最为频繁的是拉普捷夫和沃尔斯基。中央全会前夕，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应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看来，起草安德罗波大的讲话并将其全文在全会上宣读的主意出自他的几位助手。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篇讲话稿的来龙去脉，我是在过了若干年沃尔斯基的回忆录发表之后才知道的。此前仅仅是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主要之点在于，讲话的结尾处本来还有一个内容：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会召开前夕，当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全文分发给政治局成员、随后又以红色封面印制分发给了中央委员的时候，其中这段内容和类似的话一概没有了。我本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这种说法。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还有那个沃尔斯基，都根本不曾同我谈过此事。的确，谣传已经在机关开始扩散：说有些东西要么被歪曲了，要么被删去了。
1984年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的两个报告。大家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不过是开个例行的全会而已。会上批准了计划和预算，增选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在会议的讨论中发言的有吉洪诺和我。
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部。他并不让我窥视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或许，这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自己也并未带来特别的欢乐。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不愿让任何人受到这些信息的牵连。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圆柱大厅回到家里，对当天在葬礼上目睹的情景大为震惊：一些人是悲伤落泪，表现了应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欢欣甚至庆幸的神情。有几位中央书记心情愉快，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见面时也不隐讳这一点，仿佛急于告诉她：“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简直是一群厚颜无耻之徒。
[站长评语：苏共的高层那些精英们居然象封建王朝中的那些玩弄权术的卑鄙的封建官僚，这些领导着几千万共产党的所谓的高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沦落为“一群厚颜无耻之徒”，这是既可笑又可悲！]
如果要想对安德罗波夫的生平活动作出评价，那么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两个领域和两种概念：第一，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安德罗波夫，第二，“安德罗波夫现象”。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过其实抑或扭曲变态，而且会很严重。
何谓“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首先作为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气度恢宏，天赋极高，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把勃列日涅夫说的一无是处，但他忘记了他也是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人……数千万苏联共产党员居然让一个道德败坏的人领导了十几年，这说明了什么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苏共的各级官员都是些不坚持原则、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道德的窝囊废！难怪苏联人民无情地抛弃了苏共！]
如果说厌弃官僚习气、对达官贵人持批判态度等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我国民众之中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所出现的过程就更加剧了这类感情。因此，安德罗波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即使有时有些过火，人们都能够接受，他们希望各种丑恶行径最终能得到遏制，希望脱离人民的人将对一切承担责任。
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安德罗波夫命不该绝，他会更进一步，踏上一条激进的改革之路吗？我认为不会。
有些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的人说，似乎他在走上总书记岗位之前很久，就已经对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作了周详的考虑。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不断对自己的信念和良知作出了种种悲剧性的妥协，以免他在尚未达到目的地的途中被扼杀。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说他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他也明白，如不进行变革这个体制本身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
[站长评语：苏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却无情地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自由和人权，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断送了苏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看是历届那些“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的苏共官僚逐渐败坏了苏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度效劳。
安德罗波夫不会去搞激进的改革，赫鲁晓夫当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正是他的幸运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进途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将引起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的问题，便与世长辞了。
我想说明，对安德罗波夫的种种鉴定，包括我上面的鉴定，至今还相当粗略，很不全面。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在他的一生中颇显复杂而重要，在对这点尚未进行深人的研究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评说了。卢比扬卡①高墙后面的许多内情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对我这个党和国家的前任首脑。而不了解其就里，便很难判断。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安德罗波夫身居权力顶峰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那些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往事，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基斯洛沃茨克市郊的那个夜晚：繁星满天，篝火熊熊，安德罗波夫露出一副沉人幻想而又愉快开朗的神情凝视着火光。磁带录音机中飘出那首尤里·维兹博尔演唱、安德罗波夫特别喜欢的调皮小曲：
谁希冀边玩意儿？谁都不希冀。
谁必得干这事儿？谁个都不必。
契尔年科：病夫充当大国首脑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这一角色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当首推季·费·乌斯季诺夫，尽管当时他已经75岁高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或许是唯一能够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政治路线的人。他俩是亲密的朋友，因而他可以坚持和发展安德罗波夫在最高领导岗位任职15个月期间开始的各项改革。此外，乌斯季诺夫在党内和全国都享有巨大的威望。
既然没有发现别的可供选择的人，我便为乌斯季诺夫“按按钮”。有些人已不能、另一些人尚不能担当起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任。而乌斯季诺夫可以卓有成效地工作若干时间，同时在政治领导层中物色好新的接班人。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这些话，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秦二世说的一句话。当年秦兵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秦二世感叹道：“为什么大秦朝没有人才呀！”但事实上不是秦朝没有人才，而是秦朝只用庸才，而埋没了英才。如果项羽、刘邦、范增、萧河、张良、韩信这些雄才被秦朝重用，那么他们就不会成为秦朝的掘墓人了。同样的道理，戈尔巴乔夫认为没有合适的人选，也是因为苏共埋没了真正的英才，致使苏共高层都是些蠢才]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也并未排除推举我做候选人的可能。这个消息通过两条渠道传到我的耳中。
在安德罗波夫下葬后的次日抑或是第三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别墅看望了他的夫人，希望从精神上给这位遗孀一些抚慰。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当时正卧病在床，却情绪激动地坐了起来，高声地哭诉着说：“为什么要选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希望的可是来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安慰了她一番，设法打断了这个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前面提到的机关里的那些传闻相互印证，当时传说总务部对安德罗波夫在十二月全会上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
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转述了他同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M．科尔尼延科的谈话内容。那位副部长援引了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体作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
“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面走廊上。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别出现分裂”。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站长评语：明知契尔年科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残废，大家却都愿意让这个残废莱当领袖，真具有讽刺意义，就象古今中外的历代的那些封建官僚都希望皇帝无能一样，因为那些封建官僚关心的并不是王朝的命运，而是自己眼前的利益。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从这一点上说，苏共灭亡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作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兔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会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泼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如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讲过这种了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人膏盲、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
毫无疑问，格里申并非单枪匹马地行动。部分领导人，首先是那些认为“必须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对他相当赞赏。他尤其寄希望于契尔年科身边那些人，因为这伙人都明白必须准确无误地选择投靠对象，以便总书记逝世后他们依然能顺风顺水。正值这个时刻，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尽管为数不多，也着手“描绘”一幅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我，因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我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于是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为宣读讲话稿。我并没有给契尔年科去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们询问了此事，这些人也证实了格里申转述的总书记意见。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权，将与选民会见集会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中，并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同利加乔夫、葛罗米柯、济米亚宁、库兹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团里，坦白地说，对自己参与了这出闹剧感到十分难过。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干巴乏味、令人厌烦的语调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力图装出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模样。眼前这一切情景，隐隐蕴含着某种荒诞不经的东西。我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这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愿，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归根到底，这种事毕竟还可以忍受。但是根据格里申的意图，刚刚结束的还仅只是这场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对契尔年科进行投票和授予他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当选证书。
2月24日，人们将投票箱搬到他医院卧室隔壁的房间，布置得使人看不出投票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契尔年科强扶病体起得床来。穿好（抑或别人替他穿好）衣服，然后面对电视摄像机投了票。按照格里申的说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总书记还有能力投票。
那些自诩为契尔年科的贴心人、其实只是念念不忘一己私利的家伙们，以厚颜无耻的封神仪式向他授予代表证书，亲临现场的有格里申、总书记助理普里贝特科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
更有甚者，还为他拟好了一份稿子，必须由他这个行将就木的病夫照稿宣讲。直至如今，我眼前依然呈现出一副怄楼的身影、哆哆嗦嗦的双手、号召守纪律和忘我劳动的硬咽失声的嗓音、从手中纷纷掉落的一页页讲稿。我还知道，他自己也跌倒了下去……又被恰佐夫伸手托住了，不过这个片段当然不会播放出来。
所有这一切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不顾恰佐夫的坚决反对、但经契尔年科本人同意甚至渴望如此的结果，而怂恿契尔年科的则是格里中和他的亲信。这件事发生在2月28日，而3月10日契尔年科即已不在人世了。
[站长评语：选举本来是一件共产党员行使选举权的严肃的事情，但却在契尔年科的同意下搞了这么一场闹剧，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立即响起了恰佐夫报告契尔年科死讯的电话铃声。接完电话我马上与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博戈柳博夫取得联系，并确定在晚上11点召开政治局会议。
依照与葛罗米柯事先的约定，我俩在开会前20分钟左右会了面。
现根据记忆引述当时的对话如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这个时刻责任重大呀。”
“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
“我考虑，我和您现在必须相互配合才好。”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开始陆续赶来。
我宣布开会，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全体起立默哀。大家听取了特邀到会的恰佐夫的汇报。他简要地讲述了契尔年科患病的经过和去世的情况。我说必须草拟各种文件，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就这么决定了。委派利加乔夫、博戈柳博夫、索科洛夫负责确保中央委员们按时抵达莫斯科，可以动用交通部和民航的力量。
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涉及谁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故障。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已去世的总书记的治丧委员会主任照例都是推选未来的总书记担任。这时格里申突然说道：“主任的事干吗要拖延呢？明摆着的事情，就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好啦。”
我提出不必着急，中央全会定于第二天下午5点开会，而政治局的会是在下午两点。大家都有时间（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全面考虑，仔细斟酌。到时候我们先在政治局定下来，再把意见带到全会去。
就这样决定了。从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抽调的工作人员纷纷火速赶到。成立了几个草拟文件的小组。同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商定了我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的基本构想。做法是：立即向全社会和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回到家里已是将近凌晨4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来到别墅外面：从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开始，重要的谈话我们就从不在住宅和别墅里进行。我们沿着花园小径久久漫步，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后果作了认真的分析。
现在已经很难详细回忆我们的那次谈话了。但那天夜里的最后几句话却记得清清楚楚：
“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多。因此，如果我真想改变现状的话，就应当接受那个建议，当然，要是再有人提出来的话。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清晨将近。新的、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天即将破晓。
早上利加乔夫来电话说，各地的第一书记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简直是对他轮番发起冲锋，一再追问政治局对未来总书记一事的意见如何。我驱车前往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即将召开。
直至如今，有关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各种谣传仍在广泛流行。其核心集中到一点，即似乎当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提出了几个总书记候选人，可是从政治局会议直至中央全会，始终什么也没有谈拢。所有这一切纯属天方夜谭、无聊臆测，绝无其事。有关情况当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站长评语：我不明白，在历任苏共总书记逝世后，推选新的总书记的政治局会议为什么没有会议纪录，而给后人留下许许多多的疑问和猜测，就象封建帝王继承皇位那样神秘。]
的确，鉴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在酝酿讨论，也有人瞅准目标，不断试探自己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单是这种事已经够党中央机关忙活的了。
至于说在领导成员内部形成了一些派别，那倒是事实。
也有一些人不乐意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逝世前不久，当时掌管克格勃的切布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企图说服他不要同意选我担任总书记一职。使切布里科夫颇为惊讶的是，除我之外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难道他自己觊觎这个位子吗？”切布里科夫心想。
当时对我不怀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书记的态度。他们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不容许政治局再次将一个老迈多病或较弱无能的人推上最高岗位。
州委第一书记中的几批人前来见我，要我采取坚定的态度，担当起总书记的责任。其中一批人还声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核心，他们不准备继续允许政治局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无视他们的意见。
乌斯季诺夫已经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连葛罗米柯对我的态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国之行以后。安德罗波夫还在世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站长评语：确切地说，应该说就象金口玉言的封建帝王随口封官的方式一样。]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拥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
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受监督。后来我才知道，促进我和葛罗米柯相互谅解的一系列活动突然产生了作用。参与其事的有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讲述了全部经过。葛罗米何对他们的想法作出了反应，似乎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说3月10日当时的事。直觉告诉我，一宿加上半天会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党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来找利加乔夫的是党内领导干部，找雷日科夫的则是另一系统的人——各部部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对谁，即使是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确地说过“是”或者“不”。为什么呢？我必须彻底摸清情况。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何等样的事情，国家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应当如何对待负责干部。所以如果我能通过，所获得的也只能是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如果选举不是普遍意愿的反映，我将无力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难题。坦率地说，要是政治局和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我就会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们应当像意大利朋友说的有很大进展。
下午2时，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我惯用的座位）上宣布开会，并说我们应当以政治局的名义向中央全会提出关于总书记人选的建议，因为已经具备进行全盘考虑和衡量的可能了。
葛罗米柯立即起立提议我为候选人，并扼要地说明了一番理由。某些看法与随后他在全会上的话大体相同。紧随他发言的是吉洪诺夫，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了，理应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全会。
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时已经快开中央全会了。与他同行的阿尔巴托夫证实，谢尔比茨当即决定回国并坚定地表示准备支持戈尔巴乔夫。我想他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下面就该开中央全会了。同事们个个都在打探中央委员会里的情况，从与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来看，已经很明显，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对我的当选极为有利，这种人心所向的情形使得任何争论都已经绝无可能，任何别的方案都毫无希望。
全会5点钟开始，我立即感受到了全场支持我的气氛，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这种气氛更为强烈，他受政治局委托向全会提出了我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候选人的建议。他讲话时并无书面讲稿，给人留下了即席致词的印象，因而显得特别真诚，具有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是一席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斟酌的讲话，由于它同与会者的情绪和谐一致，其作用就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当时我不禁心潮激荡：以往我从未听到过对我如此赞许的言词，如此崇高的评价。
全会的整个情况，宣布我的名字时爆发的鼓掌欢呼，中央委员会选举我为总书记时的齐心一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和我最亲密的同事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事先我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在我向全会的致词中应当立即郑重宣布我们的战略性立场和构想。当时人们全都期待着，想听听新的苏联领袖究竟会讲些什么。
我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切，便决定在不脱离告别契尔年科这个基调的前提下，有必要在我一上任的头几次公开讲话中就说明我的原则立场。这是形势的要求。
在全会上我强调指出，党的二十六大所制定、其后历届中央全会所遵循的战略路线仍然有效。这是一条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条路线。
我得承认，在这个论断中我有意地保留了一点儿牵强附会之处。援引二十六大是遵守游戏规则之必需，但政治路线主要是后来形成的，并非单单始于代表大会。也没有提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只谈加速社会经济进步，以适应新的观念。
当时已经强调了一个主要思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径只能是将国民经济转移到集约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坚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系。
[站长评语：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靠的是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而大量的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看来戈尔巴乔夫不懂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
谈到经济任务时，指出了要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完善和发展民主，培养社会意识。
也没有回避秩序、纪律、法制等问题。强调了党的、苏维埃的、国家和社会的各类组织工作的公开性。
至于外交政策，则声明继续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我们的立场阐述得极其鲜明：“我们希望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因此建议制止扩大核储备；停止进一步扩充导弹；我们希望切实地大规模地削减现存军备，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统。”
涉及苏共方面，指出党是一种力量，它能团结全社会并促使其发生巨大的变革，而变革确属势在必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当筹备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新的党纲和制定2000年前的远景规划。演讲结束时表示坚决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创造力。
以上便是我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讲话的主旨。就其实质而言，它乃是我们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初步的行动计划宣言。
这些想法并非我心血来潮一下子产生的。许多想法在此前的历次讲话中已经提到，其中有1983年中央十二月全会。1984年12月意识形态会议、1985年2月20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莫斯科市基辅选区会见选民大会上的几次讲话。
在中央全会上的几次讲话已经是着重强调更加明确的一些论点，问题提得比以往更为尖锐。最主要的想法是让全社会意识到，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抉择，面临势在必行的深人改革，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
至于对外政策部分，我并未超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提出的问题范围，不过调子有所不同。这也是有意为之的做法。直说吧，这里要洋溢出一片爱好和平、欢迎对话的气氛。
读者会想：那么，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的那些日子里究竟讲了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不错，从今天的角度出发，这一切自然都可以看做老一套。但这是从今天的角度看问题。当你了解到一切正是从那里发端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会全然不同了。
我当时希望，我所提出的一切能引起反响。对内政策问题以及整个演说都得到了中央全会的支持。人们对此并无隐讳。也许，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毫无造作的热情气氛。
讲话中对外政策部分的提法同样不无回音。当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外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发表简短致词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类似逆向运动的东西，于是明白自己的话已经被领会了。即便在握手时三言两语的对话也都说明了这点。
当时还举行了与“主要人物”的重要会晤。我决定会谈时要有外交部长参加，结果我们也这样做了。会晤内容丰富，而且次数很多，同布什、科尔、密特朗、撒切尔都会晤了。同中曾根也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会谈。
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领袖，几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11月则是勃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尔谢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乌斯季诺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
[站长评语：我赞赏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观点。]
我了解所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
当天我回家很晚。大家全都等着我，连早该睡觉的五岁孙女儿克谢尼娘也在内。
我们一家人历来如此，已成习惯。
大家都喜气洋洋，心情激动，但也为未来感到不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的一本书中（原来记在她的日记里）回忆当时孙女儿曾对我说：“爷爷，我祝贺你，希望你健康、幸福、好好吃粥。”
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去对付一锅粥。
是啊，岁月如流。日前听到年岁更小的孙女娜斯坚卡几句堪称富有哲理的议论：“爷爷，你瞧：冬天呀，春天呀，夏天呀，秋天呀，就这么样年年转圈儿，总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走。”
是啊，时光确乎流逝了……
第八章总书记
“手稿烧不尽”
我一生中从来不写日记，但常常使用记事本，历年来已积累了许多册。这是我的个人工作实验室。1991年12月离开总统的岗位，经历了俄罗斯当局对待我的种种不礼貌行为之后，我也并未放过事态发展中极为纷繁的种种情节。当时他们决定处理掉我为数众多的家藏图书中的大部分以及“非头等”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笔记本。
然而，“手稿烧不尽”，并非全部笔记都销毁了。有几本赖莎·马克西莫卡娜保存了下来，有一本是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文件中发现的。这些难得的劫后余物有助于追忆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事实，以及许多足以判定改革意图的东西。
在切尔尼亚耶夫保存的那本笔记的开头，记的是同莫斯科无产者区居民的谈话，列宁格勒之行，同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以及学者专家的会见，给政治局和政府所作的指示札记。有的很简短；有的则较详细，例如就石油天然气工业状况同多尔吉赫的谈话。库纳耶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用电话汇报各自共和国的情况。吉尔吉斯共产党领导人乌苏巴利耶夫和巴什基尔州委书记沙基罗夫对国家计划的抱怨。许多页记的是干部问题：解除罗曼诺夫的职务，斯图卡林调任外交工作，任命科尔帕科夫为黑色冶金部长，批准鲍·叶利钦担任党中央建设部部长。
为了说明我担任总书记一职最初数日和数月所做的事情，现照录若干笔记如下：3月：“供与葛罗米柯谈话用；1．关于日内瓦谈判（争取继续谈判）。2．根据里根来信——给予答复（新的口径）。3．消除各方对签署延长《华沙条约》议定书的分歧。4．关于《赫尔辛基协定》10周年。5．复信密特朗总统（详复）。6．复信拉吉夫·甘地（内含会晤的主题。时间——5月底至6月前半月）。7．致函科尔总理谈秘密联系渠道问题。8．阿富汗。需要有个切合实际的计划。9．致叙利亚总统候·阿萨德的信。10．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的建设性方针。11．巴基斯坦——继续执行既定方针。”
还有一段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笔记：“必须逐步调解冲突；同阿富汗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会谈关于扩大制度基础的问题；同索科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商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不得全面放弃阵地。”
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向酗酒宣战。3．居民中缺乏保障的部分。4．用作果园和菜园的土地。5．医疗。”
准备同葛罗米柯、切布里科夫、利加乔夫面谈：“1．关于未来的中央委员会（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关于罗曼诺夫；关于党中央主管国防的书记人选）。2．关于外交部长：不限于外交部部内范围……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
关于同《文学报》主编亚·恰科夫斯基谈话的记载：“1．老广场机关脱离了领导层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宣传的安排（暗示济米亚宁和斯图个林）。党中央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部应当合而为一。2．电视应当改革：存在着抢新闻的斗争，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斗争。《真理报》应当步调一致。马克思主义宣传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对其失掉兴趣。3、要对历史进行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必须搞清历史，包括我国的现代史。4．如果我们希望新政策获得支持，就应当恢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5．关于文学事业：文学和创作界中宗派主义的泛滥；对过去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场分明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应当与新任务配合一致。6．不应当拿美国武器吓唬苏联人民。”
同尤·鲍·哈里顿院士的谈话：“1．关于进行以核灌注方法获取激光的实验。2，关于电磁辐射的研究，这种辐射对导弹控制系统可能发生的影响。3．关于用高速运转计算机紧急装备中央的问题。”
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站长评语：我认为总书记的职责应该是确定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应该是总书记管的事情。]
苏共二十七大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反复思考其“最高任务”。三四月间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紧随其后在国内外政策中所采取的一些步骤，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我在全国各地的巡行、同华沙条约领导人的多次会见、出访法国、同里根和其他外国领袖的谈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许多新的任务。1986年元月，我们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军纲要。现在需要系统地阐述和加强改革的政治方针，具体说明实际工作的方向。自然还要通过新的党纲；其草拟工作于10月份完成，经中央全会审查后已公布讨论。
按照惯例，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作总结报告。这次却决定称之为政治报告。这样就能够摆脱对所做工作进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阐述战略性质的各种问题。
将近12月底时报告需要的材料已准备停当，于是新年前夕我动身去皮聪达休假。当此之时，寒冷而有风浪的大海自有其凛若冰霜的美。阵阵海浪轰鸣着撞击礁石，浪花飞溅，泡沫翻腾。空气中饱含负离子，仿佛伸手即可触及、重量足以感知，吸上一口，如饮提神醒脑的鸡尾美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起来可谓惬意之极。
新年刚过，我立即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尔金请到皮聪达来。他们带来了我请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提供的问题分析，作为工作小组原有材料的补充。在矗立于海岸边的一栋小楼里，我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全面考虑了报告中所有的论点，初步尝试着作出新的评价和结论。
报告中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的结论，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正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果承认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将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集团是何等地荒谬。于是，报告中就出现了下列一些记述：“全面对抗、军事对峙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不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赢得“军备竞赛，正如打赢核战争本身一样，已经绝无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任务便是一个政治任务，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能完成”。
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站长评语：剥夺农民的经营土地的权利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走过的一条愚蠢的道路。]、将工厂交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站长评语：早在1922年，列宁在苏共“十一大”的报告中就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只是后来的那些苏共的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背叛了列宁的思想，而走了一条封建专制的道路……]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人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制动器却经常开着。
报告初稿讨论完毕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维多沃。一天之后梅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也来到那里，开始了报告的收尾阶段的工作。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全都保留了下来，而结构、材料说明等则作了重大的变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实际上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倾听并参与了我们的辩论。这时候才发现，她的社会学研究经验、同高等学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识、女性的直觉，全都很有用处。可以说她使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报告中有关家庭和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显得敷衍应付，是她提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话题更适合些、更放得开些。的确，我们国家一直高喊口号，说妇女已经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够参加国家的管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仅不如西方国家，连东方国家也赶不上。很抱歉，我当政时领导层中也没有妇女，叶利钦掌权时也不见她们的踪影[站长评语：我不明被苏联的妇女为什么相信苏共“高喊口号呢？]。
报告快写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与新稿苏共纲领（苏共纲领各方面都平淡无奇）之间在主导思想、分析的深度、论证新的政策方针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只好匆匆进行修改，哪怕仅仅消除两个文件之间最为明显的分歧也好。这些修改意见已在1986年2月17日的党纲起草小组会议上建议予以采纳。次日，中央全会即批准了政治报告、新稿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草案以及关于未来数年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报告。
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我觉得代表们都很赞成这个报告，可是讨论中历史的惯性占了优势。地方上来的代表，包括一开始就发过言的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又离开正题作起了琐碎的自我总结，自然也少不了对总书记颂扬一番，尽管歌功颂德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华德·谢瓦尔德纳泽的发言中又响起这种调子时，我便插话请求他们“降低热度”，“不要老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了”。大会的反应出人意料。看似一件十足的小事，却正好反映了民心：当即响起了代表们友好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讨论开始有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大体上具有开始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特征。
[站长评语：看来苏共代表们对虚伪的个人崇拜已经十分厌恶了。]
部分代表尖锐地批评了国内状况，提出党的前任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带有这种倾向的发言者中数叶利钦最为突出。其他人则以肯定的态度强调前几代人的所作所为，要求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葛罗米柯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这一心情。但这些不同的立场在大会上并未发生公开的冲突。
我认为当时代表中大多是我去全国各地与人们接触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态。他们大致都是这样考虑的：“看看结果如何再说吧。”有人告诉我，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让·卡尔洛·帕叶塔，一个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人，曾不无幽默地指出：“我有个印象，贵党似乎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呢，是那个称赞新稿苏共纲领的人。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观点的文献。另一个呢，就是那个做报告的人；这个报告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改革的新颖的思想。最后呢，第三位总书记审查校订关于那份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有着相当多的新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地方也会碰到伊索寓言式的话语，有的地方则对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这番议论显示了批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从习惯的概念出发的，似乎总书记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到底有没有这种时候呢？因为社会意识惯性任何时候都存在，总书记不得不考虑“因循规律”，否则任何革新都不可能进行。可见，问题不在于“三位总书记”，而在于已产生的“新思维”必须冲破僵化的观念和教条的水底暗礁。
有些人认为群众就像粘土，可以根据随心所欲的主观幻想捏成任何形状；我要提醒这种人注意陈规陋习的力量。1993年我应主管土地和政治与科学中心的邀请访问德国期间，又一次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会见了科尔总理及其夫人，讨论了许多问题。总理在介绍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时，讲了下面一段话：“至于东部地区与西部的经济一体化，虽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但在这方面终究发生意外的情形较少。而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有关的各种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东部地区，我们遇到的实质上是另一国人民，这是绝不可以忽视的。他们至少整整一代人还得过另一种生活，才能与新的政治社会和心理环境协调起来。”
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几代人而言曾经是一种现实，不可能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失的倒是3亿人民，至少是全体已到懂事年龄的人。除掉某些不应忘记的公认的正面因素而外，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人的心态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不错，许多人已经看出了危机日益临近的征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日益强烈，尽管在搞迫害，却出现了谴责整个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也不应当夸大在斯大林死后曾对改革我国社会采取过一些步骤的那些人“洞察力”的程度。他们始终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产儿，不敢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
二十七大所达成的“一致”对新任领导构成了某种陷阱。改革进程应当迅速超越大会所通过决议的范围。这就给利用随后的“组织结论”指责改革者为修正主义制造了借口。要避免这类威胁，只有一条出路：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按照党内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
[站长评语：苏共的各级党代表并不是真正由党员按自己的真正意愿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党委一把手指定的，苏共的中央代表也是由苏共总书记圈定的，所以苏共的中央代表根本不对他代表的党员负责，而是只讨好中央委员会，所以中央委员会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中央委员会的权利事实上集中在政治局的手里，政治局的权利事实上集中在总书记的手里，总书记对某件事说是黑的，政治局的成员决不敢说是白的。]
大会于3月6日结束。事不宜迟，我立即召集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成员商讨当前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实行经济分权，这项任务与官僚机关的冲突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困惑和不满我在党政领导的“决策层”中也有所发现。当时许多人将未来的改革与切身利益相权衡，琢磨精简多余的机关部门以及与管理机构工作中的人浮于事、环节重复作斗争的竟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经济机构和企业领导人的立场使我受到鼓舞。
代表大会之后我还会见了报社主编、电视和创作团体领导人——这类接触已经成了常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生产部门中的情况如何，人们怎样理解大会的决议，各级干部有何行动。4月初我出发去古比雪夫，即现今的萨马拉。选定这里是因为这个地区大工业集中：航空、化学、冶金等工业都有，这个州还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和食品工业。还用到哪里呢！当然，也去了陶里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是苏联机器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此行费时三天。第一个感觉是：仿佛时光机器又将我带回了整整一年之前。州委、市委的书记们依然大声训斥部下，规定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可以允许”的限度。他们打手势阻止那些在与我交谈时急于讲真话的人，要么就是干脆打断他们认为不必要的谈话。我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愿望显然不合地方官员们的口味。同群众直接交谈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们试图进行无理的干涉。我不得不当众加以制止，说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同他们讲话。我看见这帮官气十足的家伙气得脸红脖子粗。
[站长评语：想方设法欺骗上级是苏共各级官员的“基本功”，上级官员（特别是苏共的高层领导人）很难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
汽车厂的人们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努力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看来，在这方面他们搞得比其他单位要好。其时当地的冶金厂也正在顺利实现现代化规划。这些企业的经验表明，头脑灵活、事业心强的人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这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其余的全都是老样子。当时典型的情景是：群众渴望改革，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十足的奥勃莫洛夫习气。我问自己：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是他们不愿改革还是没有能力改革？当然，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全苏联或共和国的高层，可是，就连那些可以就地解决的事情也偏偏不做呀。
从去过全国其他地区的同事们的口中，我也听不到让人宽心的消息。全都是得过且过。改革政策与城市和企业之间的“咬合”暂时还见不到——总的评判就是如此。信件雪片般飞向党中央，其中大部分充满了因地方当局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的忧虑。我的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乡亲在信中伤心地告诉我：最近他怀着改进生产的许多打算去见国营农场场长，那人却将他赶出了办公室，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原来，党代会开了还是这个样子：竞然不关我的事”。这时，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瓦西里·米申，现已是哲学博士、教研室主任，从高尔基市来信说：“米哈伊尔，你要注意，高尔基市没一点儿动静，一点儿也没有！”
[站长评语：苏共的各级手握实权的官员已经习惯了当官作老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习惯了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所以他们根本不把人民的意见当一会事，所以他们不愿以改革。]
在4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一场关于改革受阻原因的谈话。大家确认：改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1985年5月我说过，我们给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辙、采取诚实态度的机会，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不甚理解或不够熟练，而是公然的怠工了。我让同事们注意一篇文章，其内容正好与我们谈话的话题相呼应：“赫鲁晓夫被机关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两天之后我们经受了一场震荡，它让所有的设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场悲剧的规模是何等巨大，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以安置那些失去健康、无家可归的人们。
事故是从星期五（4月25日）夜间至星期六（26日）1时25分发生的，当时工作现场只剩下值班人员和进行实验的人员，他们在4号机组作实验：检查反应堆按计划停止运行期间涡轮发电机组的状况。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是26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当时决定组成以部长会议副主席鲍里斯·叶卡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工作组，立即奔赴出事地点。工作组成员包括核电站专家、医生和监控事故环境的放射学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达现场。苏联科学院和乌拉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匆匆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工作组从4月27日起不断报告情况，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样的保留条件，很大程度上带有初步认识的性质，并不包含任何结论。报告中谈到了爆炸情况，死亡两人，一大批人住院检查，控制火势的措施，关闭其余3个机组。还谈到爆炸时产生了放射物质的喷发。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的初步结果。当日晚间据此发布了电视公告，第二天又见了报。随后根据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定期发表公告。现在我要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虑到此次事故非同寻常，我们在4月29日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行动小组，该小组昼夜值班。小组的记录和关系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数日，由于仍然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需获得第一手资料，于是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5月2日飞往出事地点，谢尔比茨基也随同前往。他们访问了灾区，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汇报，同居民们进行了交谈。
灾难的规模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便一目了然。当务之急是保障群众的安全。除了进行严密的医疗监控之外，还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医疗救护系统全面行动起来，诊治人数将近百万之众，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政府工作组决定从普里皮亚季市内疏散居民。刚刚编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开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从10公里以内，随后又从30公里以内的地带往外疏散。谁知这件事却异常困难：人们不愿意搬走，只好强迫他们迁居。5月上旬迁移了将近13．5万人，并对整个地区实行了监控。
最复杂的工程和科学问题是反应堆已经毁坏了的那个机组——它存在着随时塌陷的危险。5月初韦利霍夫院士曾向记者谈到这点：“反应堆的心脏——炽热的活跃区似乎还悬着。堆面上覆盖着一层沙子、铅、硼、粘土，这就给构件增加了额外的重量……它还能支撑住抑或会陷入地下？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处于如此复杂的境地。”
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足不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棺”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井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院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这些现象再次暴露了苏共内部存在的严重的封建官僚恶习。]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遍地盲目乐观，甚至掉以轻心。至今我还记得事故刚刚发生时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说的一番话。他们都是我国核能动力工程的元老，该项技术的创始者，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人。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论，硬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嘛，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儿小菜，好好睡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站长评语：核专家居然说出这样愚蠢的话，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
本位主义不单是有碍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惟恐表现出主动精神，在领导面前畏畏缩缩，力图逃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盖拉和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
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国内也有人试图将切尔诺贝利作为政治投机的目标。因此我想再谈谈关于民众和世界公众获得信息的问题。
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现在报纸上对企图缓报甚至隐瞒核电站事故的行径间或仍有报道。我们这里毕竟是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过这些信息应当是真实可靠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说过：“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
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来可以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弊病。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站长评语：苏共官员都又一个显著的特点：有了成绩的时候都争功劳，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推卸责任。]
第九章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多一点光亮”一语出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站长评语：我国的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号召农民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时候，都是打着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旗号，但是一旦他们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以后，他们就立即想方设法实施新的封建统治。当然，曾经是被压迫的贫苦的人的新的王朝缔造者们通常是比较廉洁的，他们采取的政策也比上一代王朝开明一些，所以人民对开国元勋们（特别是对开国帝王）常常是爱戴的。我认为列宁也象我国历代的开国的封建帝王一样，他在带领苏共推翻沙皇统治的时候，也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但当苏共巩固了政权以后，列宁就实施了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些措施，尽管如此，因为是列宁带领苏共推翻了沙皇腐朽的封建统治，而且他是比较廉洁的，所以一些老的苏联人民还在怀念他，2001年４月２２日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国家苏联的缔造者列宁诞辰１３１周年。列宁逝世已经７７年了，苏联解体也是第１０个年头了，但历史没有忘记列宁，他仍旧活在人们的心中，原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纷纷在他诞辰之日以各种形式缅怀他。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一些市民在先前安放列宁塑像的位置摆放了鲜花，以纪念这位２０世纪的伟人。椐波罗的海新闻社报道，爱沙尼亚纳尔瓦市一批居民与往年的今天一样，自发到位于纳尔瓦河左岸城堡的庭院内，向仍矗立在那里的列宁塑像献上鲜花。近一个世纪以来，否定十月革命的势力以各种方式诋毁列宁，尤其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所谓“民主派”们掀起一个又一个全盘否定列宁的浪潮。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把列宁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今日消息报》以“列宁比所有活着的人更有生命力”为题，发表了俄罗斯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三分之二以上的俄罗斯人认为，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他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只有４.５％的被调查者否定列宁的历史功绩。俄塔社２２日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的俄罗斯人依然正面肯定列宁的历史作用。早在１９９０年，就有人提出要把列宁遗体从红场迁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派”又多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但都遭到广大民众反对。当局也未能轻易作出决定。所以，至今高大的列宁塑像仍旧矗立在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当年召开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斯摩尔尼宫的广场上，而列宁的遗体也仍旧安然躺在红场地下墓宫的水晶棺内，俄国内外游客也络绎不绝地前去瞻仰。]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按“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站长评语：是否给公民广泛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一个执政党是否开明的标志，更是体现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禁止言论自由就是默许腐败。在美国，新闻传播媒介在监督政党和政府官员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在美国这个商业社会里，相对独立的各种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大众传播媒介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观众或听众，各新闻机构利用美国公众参政意识较强和美国政府透明度较高的特点，千方百计地调查政党和政府官员的各种活动，一旦发现任何行为不轨的蛛丝马迹便穷追不舍，迫使某些谋求担任公职者和在职的政府官员们不得不“夹者尾巴做人”。由于新闻界只对法律和事实负责，因而深受公众信任，使公众能有效地通过传播媒介对官员实施监督。特别是越南战争结束和尼克松下台以后，美国公众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情绪越来越高，对新闻监督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日俱增，成了左右政府政策甚至总统选举的强大的社会势力。198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因不愿意传媒公布其丈夫的财收入而败北。1989年5月，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于其他民主党竞选人的加里·哈特卷入了一起桃色事件，被报界披露之后舆论哗然，这位踌躇满志的前议员不得不含泪推出竞选。民主党的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拜登，在主持听政会时被别人揭出了他在大学法律系读书时曾因抄袭别人的文章而受过处分的老底和在宣布参加竞选的讲话中大段引用名人名言而不注明出处的“抄袭”新帐，使听政会无法进行下去，拜登被迫宣布退出竞选。所以有人曾说，美国的大选是一场全国性的由选民对候选人进行“评头论足”的运动。每一个想当总统的候选人无一例外都将被放进“金鱼缸”，供选民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而使全国选民都进行观察的重要手段就是新闻媒介，所以新闻自由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廉政建设。苏共的各级官僚之所以压制新闻自由，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媒介曝光。]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对推动苏联的言论自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也是正确的。我认为，若公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那么改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集团施加压力。
[站长评语：苏共的那些手握重权的“土皇帝”，他们不能容忍批评意见，但他们却打出“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的旗号，事实上他们早已背叛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而堕落为骑在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官僚。]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50～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站长评语：苏共自称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国家的重大事情却对人民隐瞒，更谈不上人民对国家实施有效的管理、监督权了！]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有关部门抵制“公开性”的原因。]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站长评语：在我国的历史上，凡是实行严酷的封建独裁统治的封建王朝，无一不是实行“文字狱”，而实行“文字狱”的后果是，不仅阻碍了文化的繁荣，而且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封建王朝的灭亡。相反，在唐朝因为政治环境很“宽松”，所以不仅促进了唐朝的文化的空前繁荣，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想到”自称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苏共居然在长期实施“文字狱”！难怪苏共最终被苏联人民无情地抛弃了……]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站长评语：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到总统的各级政府官员都能自觉接受新闻传播媒介的监督，自称是代表广大人民的苏共官僚们却居然说“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既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那为什么资本主义却不害怕新闻媒介，而社会主义却害怕新闻传播媒介呢？很显然，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他老人家幻想的社会主义！所以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最终被苏联人民抛弃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站长评语：苏联的宪法中明权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但事实上不仅公民没有言论自由，就连记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也没有事实上的言论自由！苏共的宪法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摆设，这进一步说明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虚伪性。]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增加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100万份，《消息报》增加4万份，《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呢？因为此前他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衰颓。一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评价苏共历史及苏共历史人物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全盘否定苏共的历史是不正确的，否定列宁更是极其愚蠢的。首先列宁领导苏共推翻了腐朽的沙皇的封建统治，他夺取政权以后，并没有象封建帝王那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是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这说明了列宁当“皇帝”并不是为了自己，仅凭这一点，他的人格比任何一个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的人格要伟大的多！]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集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作出应有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
第十章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这一组数字令我大吃一惊！仅凭这几个数字就足以说明了前苏共领导人的愚蠢；说明了苏联科技、教育和经济落后的原因；说明了苏共的骇人听闻的封建式的独裁统治，决定苏联40%的预算使用的只有三个人！]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站长评语：我相信，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凡是到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苏共官僚一定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在心里已经认识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顽固地维持那个腐朽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呢？很显然，他们不是为了祖国的振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当官作老爷，而是为了做穷庙里的富方丈！]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消除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站长评语：直言不讳地说，我国也重蹈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覆辙，是聪明的邓小平认识到了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老路已经没有了出路，才带领中国共产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戈尔巴乔夫看到了中国的变化，才打定了学习邓小平的注意。]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站长评语：从这一点上看，出身于莫斯科大学的戈尔巴乔夫不如没上几年学的邓小平聪明，邓小平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是实事求是的，而戈尔巴乔夫想仅仅用几年的时间就使苏联的现代化水平达到世界水平，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的诗句：
什么？
真是如此？
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
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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