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二十三怪
姚有为著
第一怪——为文：直摅血腥，格高思远
郑板桥的诗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自然不能跟杜甫、白居易、陆游等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相抗衡，在艺术才华上也稍逊于同时代的王世祯、袁牧等人。但是，如果说历史的暴风雨将杜甫、陆游等锤炼成为千古伟大诗人的话，那么板桥的可贵之处在于身处太平盛世，却始终能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洞悉锦衣下的败絮，佳肴中的腐骨，并将自己的思想直言不讳地发于浩歌，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宝贵遗产。
板桥始终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直面人生，以“直摅血腥为文章”的创作主张，将忧国忧民的抱负和愤世嫉俗的情感，不事雕琢地倾吐出来。正因如此，他才被后人以现实主义伟大诗人称誉载入史册。中国诗歌，自《诗经》奠定了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以来，历代进步诗人无不以《诗经》为楷模，板桥也不例外。他尤其敬重发扬了《诗经》优秀传统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说：“少陵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排律皆精妙，一首可值千金。板桥无不细读。”他还说：“文章以沉着痛快为则，左、诗、庄、骚、杜诗、韩文是也。”板桥所说的“痛快”，就是为文追求率真和质朴，不拟古，不造作，更不做“供认玩好”的游戏笔墨。他认为创作必须“即景即情，得事得理，故不必引经断律”。板桥青年时期写的一首七古《偶然作》，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最为淋漓尽致：
英雄何必读书史，
直摅血腥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圣贤，
笔墨之外有主张。
纵横议论析时事，
如医疗疾进药方。
小儒之文何所长，
抄经摘史饾叮丁。
玩其词华颇赫烁，
寻其义味无毫芒。
……
这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居然不把神仙、大佛、圣贤放在眼里！题材上“纵横议论析时事”，倾吐自己济世安邦的主张；手法上“直摅血腥”，不媚俗，不谄上，目的是阐述了时济世的韬略。在封建专制时代，敢于发表这样的离经叛道的言论，实在是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他还痛斥了那些“抄经摘史”做“翻版文章”的无聊文人，就连他前代的名家也没有逃过他尖锐地批评：“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认玩好，非俗事为何？……若王摩诘、陈子昂辈，不过是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何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板桥一生创作，正是遵循着年轻时确立的现实主义原则勇往直前的。
作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伟大之处主要表现的三个方面：一是，他一贯歌颂人民，同情人民；二是，对腐朽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三是，对妇幼、孤儿、老兵等社会弱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第二怪——为书：超凡脱俗，自树旗帜
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古至今有多少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文名、书名、画名籍甚的名人都随着历史长河的浪淘成为沉沙，而七品芝麻官郑板桥的“板桥体”书法，却自清初至今二百多年来，一直享誉国内外，为什么？就是因为“板桥体”超凡脱俗，自树旗帜。
板桥精心磨练几十年，在吸取传统书法艺术的基础上，终于结合他自己的志趣和才华，创造了“六分半书”——板桥体。
何谓“六分半书”？傅抱石先生说：“大体说来，他的字，是把真、草、隶、篆四种书体而以真、隶为主的综合起来的一种新的书体，而且又用作画的方式去写。”板桥大量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绝大多数是字体溶楷、行、草、隶、篆于一纸，楷、隶为主，兼行、草、篆。又因为隶多于楷（就大体而言），隶书也称“八分”。板桥的“六分半书”虽然出自他的“戏言”，但也是谦虚而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
板桥运腕行笔，沉稳酣畅，恣意驰骋。一点一画，横竖撇捺，沿情取形，意行笔追，又巧妙地以兰竹画技。中国书、画固然同源相通，然而毕竟是两门艺术，板桥一身兼诗、书、画三绝之才，因此他的笔幻化无穷。
“六分半书”表现在形款布局上，就是秀叶疏花，长长扁扁，偃仰翻飞，歪歪斜斜，大小不一，浓淡不等，洋洋洒洒，无不如意。后人对此称为“乱石铺街”，是颇有意味的。一眼看去，就像马路上乱铺的石子，但仔细欣赏，却好像是有着音乐节奏和韵律的交响乐章。这里“乱石铺街”的“乱”字，是贬词褒用，美的别称。板桥书法的成功就是匠心独运，似乱真美。
笔者认为，板桥的“六分半书”正是他狂放不羁，笑傲尘俗的性格体现。板桥怀着“得志泽加于民”的政治抱负发奋苦读，然而却落了个“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结局。公元1736年，44岁的郑板桥考取进士，但也没有被任用，直到乾隆十年（1742年），才在乾隆之叔慎郡王的举荐下，到了三等小县山东范县当了个“七品芝麻官”。为官后，他更深刻体会到了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他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两袖清风的清官，在贪污和贿赂风气盛行的官场上是无法有所作为的，他匡时济世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于是形成了我行我素的人生哲学，在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下，他不惧权贵，对豪绅恶霸严惩不贷，而对人民却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他的“怪书法”正是体现了他这种愤世嫉俗，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板桥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任知县时写的《城隍庙碑记》，一改平日“六分半书”的老习惯，而是以庄严的态度，精湛的技艺，从头至尾，通篇楷书一气呵成。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城隍庙碑》现存放潍坊市博物馆内。“城隍庙碑”四字是标准的“六分半书”，而碑记全文891子通篇写的是严谨潇洒、刚健隽永的正楷。如果说《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作品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作，那毋庸讳言，《城隍庙碑记》便是板桥楷书的旷世杰作，是板桥书法宝库中唯一的楷书瑰宝。
《城隍庙碑记》是板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作，此时的板桥已经是60岁的老人。耐人寻味的是，一生狂放不羁、嬉笑漫骂的郑板桥，为什么到了60岁上为潍县城隍庙写碑记时，却突然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写起正楷来，而且书法水平又是那样高超呢？很多人对此感到很奇怪，但笔者认为一点也不奇怪。平日板桥的“六分半书”是愤世嫉俗的表现，而写《碑记》时，板桥是为自己的仕途生涯画了一个句号。这时的板桥已经对仕途厌倦，因而在临告别官场时，将自己的进步思想及卓越的论辩艺术全部倾注在《碑记》中，所以他才正襟危坐地写下了他唯一的正楷杰作。他这唯一的正楷杰作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六分半书”是对传统书法的一种超越。
第三怪——为画：注情注性，豪气纵横
郑板桥绘画的路子比较窄，以画竹栏为主，旁涉画石、梅、灵芝、松等。板桥的画常常与其书法相结合，他的画作一般都配上“六分半书”诗，诗、书、画交相辉映。特别是他的题诗，抒发情怀，富含哲理。一言以蔽之：板桥挥洒兰竹、注情注性、墨色淋漓、豪气纵横。
板桥的墨竹，竹竿劲挺，豪气凌云；竹叶爽爽朗朗，多而不乱，少而不熟，潇洒劲秀。他给竹画赋予了高风亮节的气质，形神俱备的美感。板桥画兰，兰叶或长或短，或折或翻，俯仰顾盼，别有风致。
为什么板桥喜欢画竹、兰呢？笔者认为，竹象征孤傲坚强，兰象征着高洁。板桥的竹、兰画正是他个性、思想和品德的形象写照。现举四例：
板桥在他的《竹石》一画中题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板桥题画竹的名篇之一，这首诗中咏物寓意，句句写竹，但句句不出现“竹”字，因为这首诗题在画竹上，人们看到画，再寻味诗意，便很自然联想到板桥的藐视世俗的顽强精神。板桥不管处境多么险恶，都以“咬定青山”的执拗，抗拒着恶势力的“千磨万击”这是多磨可贵的劲竹精神。
板桥在《潍县署中画竹呈伯包大中丞括》一画中题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幅竹画画竹四竿，凛然挺拔，竹叶清洒有致。诗的语言恳切，意境深远。赏此画，吟其诗，便如见其人。板桥听到院中的竹声，便联想到了民间的疾苦。这位在二百多年前封建社会腐败的官场中的下层微官，这种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是多么难得的清官品格。
板桥在《岩兰》一画中题诗道：“身在千山顶上头，突岩深缝妙香稠。非无脚下浮云闹，来不想知去不留。”画中的“岩兰”高住千山之顶，迎风招展，对脚下的浮云不屑一顾，我行我素，永远散发着自身的高洁的幽香。这正表达了板桥超凡脱俗的幽兰情操。
板桥在《题画峤壁兰图》一画上题诗道：“峤壁兰垂万箭多，山根碧蕊亦婀娜。天公雨露无私意，分别高低是为何？”画面左上角是大面积的悬崖，陡峭峻险，悬崖石缝间画兰五从。诗借生长在高山上和山脚下的兰花均受大自然的雨露润泽，但却有高下之分，寓意人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
有的高雅的文人把竹与松、梅一起，推崇为“岁寒三友”，有的高雅的文人又把竹与梅、兰、菊一起，誉为绘画作品中的“四贵”。所以历代文人画竹、兰者数不胜数，但著名人物屈指可数。板桥的竹、兰画之所以大名鼎鼎，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画注情注性、豪气纵横。
第四怪——为官：泽加于民，两袖清风
板桥怀着“得志泽加于民”的政治抱负，步入仕途，为官十二载，两袖清风。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的封建官场上，实在是不多见的清官，所以他的所作所为难为那些贪官污吏所理解，因而他们说板桥是怪人。
板桥不徇私枉法，清正廉洁，秉公断案。他在潍县居官七年，“于民事则纤细必周”、“无留牍”、“无冤民”、“囹圄囚空者数次”。凡是不管细巨，一一亲自处理；没有冤案，也未留下破不了的积案；监牢中关押的犯人很少，几度都空了……正是因为板桥是难得的有才能的清官，所以深受潍县人民的爱戴。
板桥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壮举，更为潍县人民称道。他在大灾之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到潍县，他先斩后奏，私开国库，救民于水火，这一为百姓敢冒大罪的壮举，表现了板桥这一代清官的顶天立地的凛然风骨。国家库粮有限，只能是解燃眉之急，为了帮助潍县人民度过灾难，他又想出了以工代赈的“怪招”：带头捐银倡议重修潍城，以工代赈，招灾民赴工，提供饭食，以期活命。大灾三年，粮食价格昂贵，穷人无力购买，板桥一方面责令粮商不得哄抬粮价，一方面将自己的“养廉银”捐献出来，补充粮食买卖差价。他还将穷苦百姓的借粮卷一一收回，一火焚之……
一般的封建官僚为官的根本目的是搜刮民脂民膏，而板桥却把自己的“工资”献给了人民！以至于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所以他为官十二载，却像一介寒士一样，两袖空空而归故里。
他在《予告故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一诗中写道：
乌纱掷去不为官，
囊囊洒洒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
秋风江上作鱼竿。
板桥画“清瘦竹”以比拟自己作官清廉，两袖清风，洒洒而去……
第五怪——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笔者说板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因为他有十分坚定的无神论思想，他多次十分大胆地否定了神的存在。
板桥的无神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的《城隍庙碑记》中。乾隆17年，潍县经他几年的治理，已是一派繁荣景象。但由于受雍正迷信佛道的影响，全国掀起了空前的迷信风潮，当时的潍县更甚全国。在连年大灾之际，迷信之风一度消减，但是刚走向富足，迷信之风又起，各家极重丧葬。一具木棺，满堂吊客，缟衣素华，白蜡摇红，排场惊人，耗费资巨。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第二十一首诗中写道：“席棚高揭远招魂，亲戚朋交拜墓门。牢醴漫夸今日备，逮存曾否荐鸡豚。”此诗的意思是说，在新搭的灵棚中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亲朋好友纷纷登门吊丧。祭祀物品琳琅满目，祭祀办备的这些好东西曾给死者生前享用过吗？为移风易俗，郑板桥决定重修潍县城隍庙，工峻，他撰写了《潍县新修城隍庙碑记》。郑板桥的891字的《碑记》是一篇向神宣战的檄文，他用辩证的思想，开合纵擒的笔法，严肃庄重地向世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无神论思想。
一、神不过是人创造的
板桥一起笔便写道：“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故仰而视之，苍然者天也；俯而临之，块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岂有苍然之天而又耳目口鼻而人者哉？”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有一个角四条腿而没有毛的是麒麟，有两个翅膀两个脚而身体五彩斑斓的叫凤，没有足而靠伸缩摇摆爬行的叫蛇，能上下翻腾、打雷闪电、翻云覆雨有脚而不用的叫龙。每个物都各有个的形态，各有个的名字，互不雷同，互不错讹。仰头看，天的形态是苍苍茫茫，低头看，地的形态是一大板块，而在天地之间有耳目口鼻手脚而能穿衣戴帽还能懂得礼仪的为人，难道还有苍色的天空也有耳目口鼻的人的形态的东西存在吗？值得注意的是，板桥举的例子中有实物也有虚物，麒麟、凤凰、龙都是人们虚构之物。板桥的意思是说，即使人们虚构的东西，也是各有各的名字和形态。
这段的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名字和形态，苍天也不可能和人一个样子。但为什么神却和人一个样子呢？板桥是这样解释的：“自周公以来，称为上帝，而俗世人呼为与玉皇。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人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但是，自周公（西周时的政治家，是周武王之弟。）以来，人们称苍天为玉皇大帝。于是人们大兴土木，给想象中的玉皇大帝建起了宫殿一样的庙，将想象出的玉皇大帝赋予有耳目口鼻手和脚，还给戴上礼冠和手中捧上玉板，于是就象人中的帝王。在玉皇大帝塑像两侧塑有年轻美貌的官吏，又陪塑威风凛凛的武将。这样一来，后人就把玉皇大帝当神看待。而且觉得这个万能的东西无处不在。
郑板桥在这一段向人们说明了玉皇大帝产生的来历，那就是人模仿人中帝王的样子造出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人造出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了，那么“城隍”这个大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板桥接着写道：“至于府州县邑皆有城，如环无端，齿齿啮啮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报城而流，汤汤汩汩者是也。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各府州县都有城墙，城墙不过是一只无头无端的圆环，只不过露着一排“牙齿”罢了，那绕城而流动的护城河（隍），无非是哗哗啦啦地流动罢了，是自然的物质，为何塑像戴上世间官吏的乌纱帽、官服，手里拿着朝拜皇帝时用的笏板，扮成人的模样呢？
人类社会没有城时，也就没有城墙，有了城才有城墙，为保护城又修了护城河，有了护城河，人们又象造上帝那样造出了一个象人中的大官一样的“城隍神”了。为什么造这个“城隍神”呢？
二、造神的目的
板桥接着说：“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鬲以惧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亦。非人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风吸吸，吾亦发竖栗，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全国各地的人都祭祀城隍神，人们又给城隍神以掌握人们祸福权利和生死的权利。城隍神两廊森严肃穆。塑着十大阎王（是佛教和道教造出的神），面目狰狞恐怖，有塑着无数闪着寒光的刀剑、铜铸的蛇、铁铸的狗、黑色的风、用火烧鼎沸水。在庙中塑这些物象造成阴森恐怖的气氛，人们无不害怕，我也害怕。走道大殿之后和寝殿之前，窗户阴森，凉风习习，就是我也觉得毛骨悚然，好像这地方真有鬼一样。我这才明白帝王设立宗教的道理……
板桥明白了什么道理？那就是宗教将世间的自然现象和物质的东西给予神化，造成威烈、庄严、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们诚恐诚惶，不得不信，不得不作精神俘虏，不得不由宗教任意愚弄。
三、神好看戏吗？
板桥接着说：“新立演剧楼一所，费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爱琴瑟，谁则闻知？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至于鄙俚之私，情欲之昵，直可置可弗论耳。则演剧之楼，亦不为多事也。”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说：在祭祀城隍神的地方建演剧楼，花费了很多钱，是不是多此一举之事？难道城隍神还喜欢看戏吗？不是这样的，东汉的《曹娥碑》上说：“曹娥的父亲曹盱能按照节拍歌舞来娱乐神灵。”用歌舞迎接神自古以来就有了，《诗经》中记载着人们弹着琴瑟、敲着鼓迎接农神田祖的事。如果田地真的有祖宗的话，谁会知道农神田祖是不是真的爱好歌舞？只不过是人的心里想着报答而已。为了报答以至于历史绵久的娱神，以此向神献媚罢了。演金、元时代的好的剧本，演古戏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当代人，这些好的戏曲刻划肖妙传神，情节感人，以至于令人激情昂扬，大喜大悲。因为这些好的戏曲达到了教育当代人的目的，所以有功于当代。至于在剧情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陋习及色情的糟粕，只要不影响大局，便不要去理它。
由此看出，修城隍庙而又建戏楼，是以娱神为名，借助戏曲教育当代人是实。人们先造出神，后娱神，沿古就习，报恩施爱，这对神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揶揄嘲笑！
四、神能吃喝吗？
板桥又说：“虑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溜、井灶，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牛，太羹玄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琏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驱之御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慕愿，以致其崇极云尔。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这些有功于社会，有功于国家的人中的佼佼者，赢得人们的敬仰崇拜而成神，应当以祭祀人的方式来祭祀他们。而天神、地神、日神、月神、风神、雷神、山神、河神、土神、谷神、井神、灶神，这些不过是大自然或者人为的自然物象罢了，不是人，但人们却以祭祀人的方式来祭祀它们，这是不应该的。然而古代的“圣人”却以祭祀人的方式来祭祀它们了。人们用小牛、肉、素食、以水代酒、帝王乘坐的车等作为祭祀品，用名贵华丽的祭祀器具盛着这些祭祀品，那些天地神灵难道还能吃喝、驾车、利用吗？因为神是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人们难以捉摸和知道，所以人们祭祀时就以人的情状、想象来报答对神的崇敬之情。
由此而撰《城隍庙碑记》之作，其意义不单纯对一县一域而言，可以直探远古以来建庙、塑神、祭祀的意义。
郑板桥撰写的《城隍庙碑记》讲述了神的产生、形成，不过是统治者为了愚弄、教化、顺服人们而创造出来的。给虚构出来的神以威风凛凛的装扮，造成至高无上的气氛，又赋予无实际功能的神以主宰人间祸福的权利，使人们诚恐诚惶，不得不敬，不得不信，使们人不得不作了神的精神俘虏，统治者是借虚无飘渺的所谓的神的力量来统治人民。我国的奉神活动源远流长，历代统治者有意推波助澜，愈演愈烈，到了清朝，由于清王朝把崇佛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而使奉神迷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郑板桥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逆流而上，以犀利的言辞，严密的逻辑，淋漓尽致地揭穿了“古帝王神道设教”的目的，戳穿了主宰天地万物、人间祸福的玉皇大帝和主宰一县一域命运的城隍神的老底。在奉神活动猖獗的当时，板桥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郑板桥主持修建演剧楼，目的不在于娱神，而是为了“演古劝今”，他处在浓烈的封建迷信的气氛之中，他作为一个七品“芝麻官”是难以大树“灭神”的旗帜的，于是他决定以演现实生活为素材的戏曲教育人民，其用心之良苦可窥一斑。事实上，对佛神的认识，古今中外有很多相似的认识。比板桥晚生一年的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又和板桥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宗教可以束缚人民，维持封建社会秩序，所以他说：“世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巴尔扎克也说过：“宗教也许不是人的设施，而是人的需要，也就是说，上帝是人的需要的产物。”不难看出，板桥的观点与巴尔扎克的观点有惊人的一致性，但是巴尔扎克的话比板桥晚说了近一百年……
事实上，板桥写出《碑记》这篇向神鬼宣战的檄文并非偶然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他从小就有无神论思想
在板桥十岁时，有一天，他的老师领着他和他的同学出游，走到一座桥上，板桥突然喊：“老师，河中有具死尸，正顺水而漂。老师和他的同学急忙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是一具穿着红色衣服的少女之尸，这样一位年轻美貌的少女被水淹死，老师深感惋惜，于是随口吟了一首诗：“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板桥的同学皆拍手为老师喝彩，板桥却问老师：“你认识这个少女吗？”老师摇了摇头，板桥又问：“那你怎么知道她正好是16岁（二八女）？”老师点了点头，板桥又问：“那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少女是被风吹下桥而淹死的？人有灵魂吗？我怎么没看见那少女的‘三魂、七魄’？”老师笑着拍了一下板桥的头，说：“你说这诗怎么改才好？”板桥沉思片刻，吟道：“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老师连声夸道：“改的好，改的妙！”
从板桥改诗的故事不难看出，板桥从小就不信鬼神。
2、板桥的诗词中也有许多体现无神论思想的诗
板桥的无神论思想并不是一时一文，出之偶然，遍观他的诗词文章，渎神叛道的思想随处可见。板桥在一首诗中写道：“老聃庄烈人中仙，未闻白昼升青天。秦皇汉武心如烟，腾空飘幻无涯边。”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老子、庄子、列子、被他的那些虔诚的愚蠢的信徒尊崇为神仙，然而谁见过他们大白天腾云驾雾飞上天？老庄那自欺其人的思想无非是一派虚无恬淡难以实现的幻想罢了。秦皇汉武对长生不老药的苦苦追求，也同样是痴心妄想，到头来也只落的为天下人讥笑而已。板桥在这首诗中体现的无神论思想无需再多谈。我想多说两句的是，我认为板桥在这里是借秦皇汉武嘲讽雍正。
佛道两教经过唐朝的极盛之后开始走向衰败的命运，经过宋、元已衰到了低谷，但到了清朝又开始复苏。雍正自少年时代就对佛道着迷，尤其是佛教，当上皇帝之后更是大倡佛道，使佛道在他执政时又走向了一个鼎兴期。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雍正如此尊崇佛道，却最终被老道士毒死了！
对雍正的暴死之谜有诸多说法。作为一个学化学的我更信雍正是被“仙丹”毒死的，理由有六：其一，古代那些没有一点化学知识的愚蠢的道士，神秘兮兮地炼出的那些所谓的丹是些什么玩艺呢？古代那些愚蠢的老道士们都把他们炼出的铅和汞的化合物当成了宝贝——丹，如，比较有点名气的道家气功大家白玉蟾就说：上品金丹是身为铅，心为汞，身心合一就是丹。他在这里所说的丹，虽然指的是道家气功中炼的那种“丹”，但从他这个观点中就可以知道，那些愚蠢的老道士安鼎设炉炼出的所谓的丹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铅和汞的无机化合物而已，而且大多是有毒物质。其二：雍正曾作“烧丹”诗一首：“铅沙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丹胎熟，天符降紫鸾。”[笔者注：出自《清世宗诗文集》]此诗足以说明他对道家丹药的盲目推崇。其三，他非常欣赏炼丹高手紫阳真人，曾拨巨资为其建道院。其四：雍正晚年请张太序和王定乾两位道士进宫，专门在圆明园为雍正炼丹。但在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就驱逐了张、王两道。雍正突然暴死，乾隆仓忙继位，百务待理，竟把驱逐道士当作首务，必然是因恨而逐之。其五：《清帝外记·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所致，或出有因。其六：从雍正的上面的诗中得知道士炼丹用的原料是铅砂。铅的化合物在自然界中常以方铅矿（PbS）的形式存在，还有碳酸铅（PbCO3不多见）。不管是什么铅的化合物煅烧，产物都是铅的氧化物，主要包括两中：一是，一氧化铅，分子式是：PbO，俗称“密陀僧”，是黄色晶体，这种黄色晶体在水中煮沸就变成了红色晶体，这两种颜色的晶体化学成分没变，都是一氧化铅，只是分子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二是，四氧化三铅，分子式是：Pb3O4，俗名“铅丹”或“红丹”，它是红色晶体或无定型粉末。包括这两种氧化物在内的所有铅的化合物都是有毒的物质，所有的铅的化合物进入胃后，与胃酸（盐酸）发生化学反应都生成铅离子，铅离子能和血红蛋白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使人中毒。中毒程度与食入量多少有关。中毒症状表现为：贫血、肠胶痛、瘫痪、精神失常。食入量大，则会因急性中毒而暴死。所以我认为雍正是因急性铅中毒而暴死，当时没有化验设备，所以乾隆没有证据确准是否老爹是被“仙丹”毒死的，只能是怀疑，所以不便对“神道”开杀戒，只是驱走了之。
板桥在青年时代写过一首叫《偶然作》的诗：“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你看，胸怀治国安邦韬略的血气方刚的才华横溢的板桥先生，是够狂的了，他不仅没把神佛仙放在眼里……
板桥在《文昌阁记》中发挥得更加直截了当：“文云乎！行云乎哉！神云乎哉！修其文、懿其行，祀起神，斯得之矣！”意思是说：什么是学文？什么是嘉行？什么是神？刻苦学习，多做好事，即有神。所以惟有修文、洁行，才有资格祭祀神……由此可见，在板桥的心目中，没有半点迷信鬼神的影子！
不难看出，板桥之所以认真地用正楷写城隍庙碑，他就是想严肃地告诉后人这样一个道理：是人创造了神，反过来再去虔诚地崇拜虚无飘渺的神，那就是荒唐，那就是可笑，那就是愚昧！
综上所述，既然板桥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那么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过分的。
第六怪——他的思想中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火花
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笔者认为，二百多年前的板桥的思想中已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火花。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之一。矛盾的双方既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相互反对。之所以说板桥的思想中已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火花，首先因为他能较好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板桥在寄秦太史的芝兰棘图画上题诗曰：“写的芝兰满幅春，旁添几笔乱荆榛。世间美恶俱容纳，想见温馨淡远人。”板桥是在借画代表祥瑞的灵芝、兰草和点缀令人厌恶的荆棘，对友人秦太史的道德风骨以赞美，同时也表达了他“美恶兼容”的对立统一观。他在画上的题句云：“满幅皆君子，其后以荆棘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也不能成君子，故荆中芝兰更硕茂矣。”他还在画竹题诗云：“莫漫锄荆棘，由它与竹高。西铭原有说，万物总同胞。”他还多次将荆棘与兰、竹和画，反复描绘、咏叹。不难看出，板桥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中有善有恶，有美有丑，扬善惩恶是人道，而天道是善恶俱容。板桥的这一思想是针对当时流俗的“美则无一不美，恶则无一不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提出来的。显然，不能不说板桥头脑中的辩证思想是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相吻合。
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所以说板桥的思想中已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火花，其次是因为从板桥的不少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如：在潍县北部，明代有数百公里大湖，名叫别画湖。明代以后逐渐淤成良田，但遗留港汊极多，农民在此种藕，板桥经常巡视和游历于此，于是他写下一首诗：“红藕花多映碧澜，秋风初起易凋残。池塘一段枯荣事，都被沙鸥冷眼看。”大自然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池塘植物荣枯和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变化，引起诗人的遐想，借物寄情，赋予更高层的含义——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发展着。再如：有一次板桥漫步潍城白浪河岸，观望着潍城的迷人夜景，凝视滚滚北去的白浪河水，吟道：“集散人归掩市门，市楼灯火定黄昏。白两河水无情甚，不肯停留尽夜奔。”诗人看到白浪河水的流动，联想到运动是事物的一个根本属性，要想使物质不运动是不可能的。又如：板桥还曾论曰：“人们都是皇帝尧舜之子孙，不管是王侯、婢妾、皂隶，都不是一成不变、永恒的。”如果说板桥在前面两首诗中是借物寓情的话，那么这段论述则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一成不变、永恒的事物是没有的。从上述三个例子已经不难看出，板桥是用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的。
板桥的“吃亏是福”的观点，也体现了他的辩证思想。板桥对“吃亏是福”的解释是：“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益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既在是矣。”板桥的意思是说：骄傲自满是招受损害的关键，忍让吃亏才能得到圆满理想的效果。处理事情要自己吃亏，让对方得益，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别人感动，不至于引起愤愤不平，而自己内心也得到安然舒畅、平和和安宁。这样一来，外得安，没有了对立面，自己的良心平静怡然，自然心情沐浴在安宁欣慰之中，这种福是难得的。板桥的这种处世哲学是有进步意义的。板桥在《书七绝十五首长卷》中有一首诗写道：“得福常兼祸亦轻，坦然无畏复无惊。平生秘诀今相付，但向君心可处行。”这首诗将人民生活中的福祸关系剖析得入木三分。“得福常兼祸亦轻”和“得福常兼祸亦轻”体现了板桥的辩证思维。笔者认为，板桥的观点与庄子的“祸亏福所倚，福亏祸所伏”的辩证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识到了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而且会相互转化。看来，正像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了革命改造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一样，郑板桥抛弃了道家学派的唯心主义糟粕，而吸取了其辩证法的精华，从而产生了他的唯物辩证思想。
板桥的诗词创作方法也体现出了辩证统一。在板桥的诗词创作里，“豪放”与“委婉”两种风格得到了辩证统一，它既能绘出细腻幽微的境界，又能自然地抒发热烈奔放的感情，于阴柔之美中流贯着阳刚之气，委婉而不艰涩，豪迈而不粗暴，感情真挚而不扭捏作态，颇见功力而写来又不甚费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词风格。板桥在写《城隍庙碑记》的行文思路上，正是充满着辩证思想，其开合擒纵的技法，令人叫绝。潍县人集资重修城隍庙，作为潍县父母官，加之进士出身、才华横溢、名闻天下的郑板桥来说，撰写《城隍庙碑记》那是“当仁不让”、势所必然的事。问题是板桥怎样写才最好、最得体、又最合时宜、身份。板桥在他的辩证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才写出了这篇绝世奇文。且看，《碑记》是这样行文的：麟、凤、蛇、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各“不相袭”。这是妇孺皆知，不证自明的事实。它铁铸般地证明，玉皇大帝、城隍老爷等等，统统是由人们幻化出来的，时间原来就不存在。既然神不存在，干么还要修神庙？岂非咄咄怪事？！不料板桥心灵笔妙，看似“山穷水尽疑无路”，实则挥笔一转又一村：“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鬲以惧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亦。非人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风吸吸，吾亦发竖栗，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城隍明明是不存在的，但人们为什么为其“人”塑像而供奉膜拜呢？闹了半天还是人在作崇啊！人们不但把生死祸福之权柄给了他，还塑上面目狰狞的十殿阎罗，这还不够，再摆上使人肢解体碎、魂飞魄散的各种刑具。而对这种阴森恐惧的场面，谁能不胆战心惊？莫说别人，就连板桥自己也怕的“不亦乐乎”！这实在是“上吊之后不由己，作茧自缚莫怨人”。原来人们设庙造神不是没有用处的呀，原来如此！至此板桥把读者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恐惧心理一旦产生，人们便不敢在“神”面前轻举妄动了。世人敬神的一切举动，其心理原形都是“惧怕”降灾惹祸，求“福”是怕遭“活”的倒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安慰。板桥阐明了这个道理之后，于是乎站在他撰写《城隍庙碑记》的立场上，以警世劝人的身份，半真半假，亦假亦真地结论曰：“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
综上所述，二百多年前的郑板桥就用辩证思想看世界，而且自觉地把辩证原理应用于创作，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第七怪——他彻底地否定了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
板桥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否定是大胆而深刻的，他已经认识到封建剥削阶级大量兼并土地是一种“占人产业”的极大的罪恶行为，是人民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的根源。
清朝沿袭明朝的法律，清律明确保护官僚、贵族、地主占有大量田产。所以诸王和八旗兵丁、公主、宦官、官僚等都凭借封建政权，以巧取豪夺等方式占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占有者所抢夺的土地，都受清律的严格保护。如此同时，清律还严格维护封建的租佃、借贷关系。如清律规定：佃户拖欠租银，除允许地主撤地另佃外，还勒令将所欠如数交清，否则按律论杖。前私债违约不还的，按照借钱数量和过限月数，处以不等的笞、杖刑，并追还本息给债主，以保护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这样的法律，使贫穷者越贫，富裕者越富。
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里说：“吾家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吃。将来需卖二百田。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多求，便是占人产业，莫大醉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予！”按清律板桥可以任意购买土地，但他认为大量占地是对“无田无业”者的犯罪。
板桥在《潍县竹枝词》第二十四首诗中写道：“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抓。”该诗的意思是说，潍县城四周富饶肥沃的万顷良田，都被富豪霸占兼并。可怜的贫苦农民不得不在靠近北海的盐碱地耕种，但收不了几粒粮食，为了糊口活命，不得不私贩点盐，但是挑了半篓盐还是被官盐务的官办大盐商捉住……该诗表露了板桥对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板桥能看破了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不能不说它具有政治家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