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0周年

姚有为

今天（12月10日）是第60个世界人权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参见附录1）。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权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1950年，联大决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目前《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

“人权”是资产阶级攻击封建专制王朝的有力武器。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政权由王室转到制宪会议手中。8月24日制宪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其中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1791年，《人权宣言》被列为法国宪法的序言。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利用“人权”为武器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入了民主、法治、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以“人权”为武器，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口号，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封建王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但是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最高领导权以后，又实施一党封建专制，即所谓的“训政”。“训政”剥夺了人民的选举权及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人权，并通过残暴的“军统”、“中统”特务机构血腥屠杀共产党等民主党派和进步无党派人士，于是逼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权”和枪杆子为武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1928年底，井冈山苏区各县、区、乡的政府都是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地方没有实施普选，所以毛泽东批评道：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不是通过直接普选的），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抗战时期，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和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1/3。而且明确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实干涉，代替包办。”（《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族之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的这一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45年4月于抗战胜利前夕告诉世人，“共产党得势以后”也不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毛选》合订本第962页）1945年10月，中共提出，解放区各级政府可由人民普选，各党派、各界人士均可参加，不仅县、乡实行普选，“凡一省一行政区又过半数县已实行普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毛选》合订本第1063页）。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一般都是按党的主张，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比如，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陕甘宁边区以直接普选的方式选出了第三届参议会议员170人，选民踊跃参加投票，投票率高达82.5~96%。议员当中，共产党员61人，占35.9%；国民党员19人，占11.2%，救国会1人，占0.5%；无党派人士89人，占52.4%。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共2人，开明审视李鼎铭先生为其一。有的地方在选举时，鉴于当时选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不会写选票的选民很多，便采取“籽粒投票法”，即请候选人坐成一排，各人身后放一件器皿，选民赞成谁就在谁的背后的器皿中放一粒豆子或玉米之类。这种方法既省事又准确，堪称是不平凡的创举。以为群众文化水平低为由就不能实行普选制，其错误已经为中外许多国家的选举实践所证明，直接普选权是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活动、惩贪促廉的最有力、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也是保证任人唯贤、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一条经验，这在当时根据地即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实行普选制，充分地尊重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政治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发展。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是这样评价解放区的：

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却实施独裁统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是这样评价国民党统治区的：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拚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由此看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解放区推行的直接全民普选政府，首次让部分中国人民体验了自由行使选举权的滋味，首次让部分中国人民体验了当家作主的滋味。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有一次著名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得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作出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9~61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就是黄炎培的著名的周期律学说。在这里，黄炎培显然是好意，是提醒，是忠告，是希望，而且满含着殷忧。同样显然，黄炎培指的是中共。

60年前的今天，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56各国家中，48票投赞成票，8票弃权（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波兰、南斯拉夫和沙特阿拉伯、南非）。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弃权。当时以前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了许多无耻的诡辩。后来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被人民无情地抛弃，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其一，在经济方面，僵化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给人民带来的是贫穷，而各级党政官员却腐化堕落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官僚。其二，在政治方面，各级党政官员实施任命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人权全部被剥夺，普通党员的选举权也被剥夺。各级政府官员完全失去了人民的监督，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完全失去了普通党员的监督。毛泽东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观点是无比正确的，正因如此，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没有摆脱“黄炎培周期律”。

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深刻反思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实施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但是在政治上继续实施一党独裁统治，即所谓的“训政”。蒋介石凭借他杜撰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统治，引起台湾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满。随着美国政府对台湾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的到来，具有美国特色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潮也在岛内广泛传播，知识分子和台湾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不可避免地暴发冲突，民间争取民主自由运动事件层出不穷。蒋介石为了让他的儿子蒋经国世袭他的最高权力，采取了许多“宫廷手段”。1975年3月26日，蒋介石自知来日不多，口授了“遗嘱”。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走完了人生之路，终年89岁。蒋介石的一生说明，任何一个执政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衰。蒋介石走完人生旅途，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时期”的结束，国民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生难忘……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国民党情报部门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1987年7月14日，由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将从7月15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可以称之为世界戒严之最的、持续38年的“戒严令”的就此撤销……后来在大选中国民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但是国民党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又取得了大多数台湾人民的信任，所以又重新获得了执政地位。蒋经国突破党内顽固派的重重阻力，主动实施了政治改革，所以挽救了台湾的国民党，所以使台湾的国民党摆脱了“黄炎培周期律”。

建国以后，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放弃了他已经找到的新路，而照搬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给党中央的一个建议》一文中曾经说过，“逃港事件”令邓小平下定了经济改革的决心，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抛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30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也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国已经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邓小平实施的政治改革的两大成就是：其一，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其二，实施依法治国。但是其它方面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一模一样。

中国的上访大军之所以浩浩荡荡，群体性暴力事件之所以此起彼伏，根本原因就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完全失去了人民的监督，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完全失去了普通党员的监督，也就是说，人民没有任何办法监督政府官员，普通党员没有任何办法监督党的领导干部。一言以蔽之，目前中国的政治模式还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

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已经认识到中国又到了必须实施根本的政治改革的时候了，所以2007年两会前夕，新华社2月26日，罕见地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3月16日温家宝举行总理记者会，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表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后来遭到了陈奎元之流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恶毒攻击。今年9月，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和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在全省发起了“还权于民”解放思想大讨论，但是又要不了了之了。自古以来，政治改革要比经济改革困难得多，所以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家绝大多数没有得到好下场，所以最终的结果是顽固派与腐败的王朝一同灭亡，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逃脱“黄炎培周期律”。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再回到毛泽东找到的那条新路上去，那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否则我们中国共产党必然会重蹈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覆辙，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不是危言耸听！

“东欧剧变”堪称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的一次天翻地覆，其间充盈着各方势力的搏弈乃至对决，不乏激烈之处，但总的说来那些垮台的掌权者都可以说是全身而退的，他们或许遭到了政治上的清算，但其自身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还是无虞的。这充份体现出“东欧剧变”这场民主化变革迥异于以前许多“革命”的理性和人道之处。不过事情也有例外，这例外发生在当时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和跟随他的许多拒绝政治改革的顽固派身上。齐奥塞斯库是一个拒绝政治改革独裁暴君，他和跟随他的许多拒绝政治改革的顽固派，企图用军警维护独裁统治，但是他似乎不知道军警及其亲属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当绝大多数的军警也厌恶了封建独裁的时候，就会倒戈。俄罗斯沙皇的军队的倒戈，导致了俄罗斯沙皇的灭亡；前苏联的军队的倒戈，导致了前苏共的灭亡。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同样，谁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制、文明的进程。我写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我国的陈奎元之流的阻碍政治改革的顽固派能从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和跟随他的许多拒绝政治改革的顽固派身上吸取血的教训，以举世公认的《世界人权宣言》规范自己的言行，支持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实施稳妥的根本的政治改革，所以我将我编著的《齐奥塞斯库的末日》附在本文之后（附录2）。

2008年12月10日

附录1：《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宣言》全文如下：

序　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视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现在，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歧视为无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二）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任何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工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二）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三）父母结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二）人人以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伤口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参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确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三）这此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体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人个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附录2：《齐奥塞斯库的末日》

齐奥塞斯库的末日

姚有为编著

拒绝政治改革独裁暴君

齐奥塞斯库在60年代末登上权力顶峰后，俨然以人民的领导者和统致者自居，他甚至仿效封建王朝实行家族统治。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原任中央化学研究所所长，1972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任中央政治执行委员，1977年又提升为政治执行委员会常设局委员，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第一副总理，是罗马尼亚的第二号人物。他们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1979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底升为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罗共锡比乌县委第一书记，社会和经济发展最高委员会委员。哥哥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弟弟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任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弟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埃列娜的弟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根据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中在罗共中央任中央委员的六七人，传说罗共中央开会，就像齐奥塞斯库的家庭会议一样。罗马尼亚民间流传的政治笑话之一正讽刺了这一场面：社会主义是一家。

自从齐奥塞斯库成为罗马尼亚独一无二的最高领导人后，便高踞于人民之上，听不得意见，更容不得异己。1974年以来，他的讲话被印成“纲领性文件”，各大报必须全文登载，一些革命时代的老战友实在不忍目睹这种压抑环境，其中有扬·格奥尔基·毛雷尔，毛雷尔曾推荐齐奥塞斯库接替乔治乌·德治任罗共第一书记。自1969年罗共十大后，齐奥塞斯库把党内元老们尽数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先后解除斯托伊卡的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971年，伊利埃斯库因反对齐奥塞斯库提出的“文化革命纲领”而遭公开点名批评，并被解除中央书记的职务；1971年，又几次与齐奥塞斯库意见不同，屡次遭贬，从县委第一书记、全国水利委员会主席被贬为技术出版社社长。1974年齐奥塞斯库亲自主持修宪，改行总统制，并亲任总统，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和任免政府成员的广泛权力；同年又解除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的职务。此后，齐奥塞斯库的职衔是罗共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民主与团结阵线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等几乎所有的最高级职务。所有单位都高悬其画像，高呼万岁，歌功颂德是家常便饭。

早在70年代后期，人们对齐奥塞斯库的不满之状已露萌芽。1977年乌哈发生3万工人大罢工，1979年罗劳动者自由工会建立。齐奥塞斯库此时在政治上铲除异己，任人唯亲，在社会上大量使用安全部队警察和情报人员，大肆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1978年，罗马尼亚还颁布法令，授予警察特别权力，调查“图谋犯罪的证据”，结果所有机关、单位凡抨击、背后议论齐奥塞斯库者都必遭逮捕，一切言论都被监控，人民处于恐慌之中。1982年，曾有著名的4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上书齐奥塞斯库事件，要求其与社会公开对话，实行经济改革，并罗列罗马尼亚现状中死气沉沉、贪污腐化等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端。1984年，一批高级军官发起“反齐奥塞斯库运动”。1987年8月，罗共中央委员一特尔古穆列什市一家罐头厂领导人基拉利，致函齐奥塞斯库，力陈当前局面之危急，提醒齐奥塞斯库不要听信谗言，不要远离群众。1987年11月，罗马尼亚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工人发动罢工，抗议削减工资和建立“农工中心”齐奥塞斯库不但没有深入反省、妥善解决，反而说这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并出动军警、坦克镇压，使用催泪瓦斯，逮捕领导人。1988年，独立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布拉索夫工厂张贴散发反抗传单，又遭镇压。1989年3月，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发布了罗马尼亚6名罗共重要领导人联名致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反响很大，这6名领导人是前罗共领导人之一廉·帕尔伏列斯库、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阿波斯托尔、前政府第一副总理亚·伯尔拉德亚努。前外交部长科·曼内斯库、前驻美和联合国大使、党报总编西·布鲁坎、前外交部长格·勒恰努。这封公开信列举政治、经济、法律、民族、外交等诸方面形势的危机，指出不改革现状，罗马尼亚人民将被世界抛向最落后的角落。此信一发，西方世界立刻声援，并通过外交渠道和手段，纷纷对罗马尼亚施加压力，美国、欧共体、法国、英国、瑞士、联邦德国分别采用谴责、断交、批评、搁置合作等方法要求罗马尼亚改善国内人。权状况、改革国内体制。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华约国家纷纷载文讥讽罗马尼亚的混乱，幸灾乐祸。作为回应，罗马尼亚当局逮捕了将公开信送交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记者的西·布鲁坎，后又软禁联名者，此外还拘禁了格·勒恰努的儿子-时任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米·勒恰努，指责他从1974年起沦为外国谍报机关的情报人员。

1989年9月，罗马尼亚国内反对派组织了“全国拯救阵线”，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结束齐奥塞斯库政权，明确指出：“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免发生重大的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那就是齐奥塞斯库下台”，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的执政使“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使政治生活降为“神秘主义和偶像崇拜”。1989年10月5日，齐奥塞斯库访苏，戈尔巴乔夫委婉劝说其注意国内局势，改革才是出路。可惜说者有意，听者无心。11月20日罗共14大上齐奥塞斯库断然宣布罗共不应成为“改革党”。在这个老化无知的脑袋里，苏联、波兰、匈牙利的改革是离经叛道，是修正主义，而罗马尼亚绝不动摇。事实上这反映出老齐奥塞斯库此时的心态，恐惧改革，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剥夺，越是害怕越想阻止改革，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暴力手段亦不在话下。

独裁下的荒诞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事情发生。

荒诞事情之一：节育堕胎违法：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荒诞事情之一：打字机执照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狼狈逃窜

1989年末，东欧大陆的动荡终于波及了罗马尼亚。

11月29日，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寻求西方的庇护。

到美国后，她将出逃的“恐怖经历”向西方新闻界公布。这似乎是一个前兆。

1989年12月，动乱反抗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这就是罗马尼亚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匈牙利族神父特凯什·拉斯特，是维护罗马尼亚少数民牙利族利益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发表过反对当局的言论，当局遂对其百般刁难，解除其职务，令其迁出公宅，引起教徒及匈牙利政府的抗议。1989年12月15日，200名教徒聚众保护拉斯特免受迁居之辱。12月16日晚，数百名市民在教堂四周结队，反对强制搬迁。人群中呼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为数千人的反政府大游行。游行者上街，砸毁齐奥塞斯库画像、雕像，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被迫使用高压消防水龙将队伍驱散，一些人被捕，很多人受伤。

入夜，罗共政治执委会举行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第二天将坦克和装甲部队开人蒂米什瓦拉市进行示威。12月17日，蒂米什瓦拉市万余人再次上街游行，高呼“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部分示威群众情绪难以平息，冲击了市政大楼，打碎玻璃、设施、推翻汽车，局势更加恶化。罗共中央执委会紧急会上，齐奥塞斯库再次强烈命令，国防部派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对群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镇压。随后，内务部部队和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实行镇压，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隔离，断电、断交通、关闭边境禁止旅游。西方国家及苏东各国纷纷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法国《解放报》报道死亡人数为4000人，后经调查实际死亡人数为147人，受伤335人，失踪25人，这是推翻齐氏政权后新政权公布的数字。蒂米什瓦拉事件是继1987年11月布拉索夫群众大游行后，罗马尼亚国内酿成的第二起大规模冲突。

12月18日，齐奥塞斯库照常飞往伊朗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了会谈。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未像往常一样随他出访。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她坐镇国内，控制事态发展。此时在遥远的德黑兰，齐氏还一再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齐奥塞斯库从伊朗访问归来，发现罗马尼亚西北部蒂米索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闹大了，并一发不可收拾，逐步向全国蔓延。齐奥塞斯库于12月20日发表电视讲话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同时齐奥塞斯库签署命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进入紧急状态。

具有雄辩演讲能力、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

严冬的12月，天色灰暗阴沉。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大会。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他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表示讲话的高潮。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了，留下了齐奥塞斯库举起右手的定格画面。

一会儿，电视转播又恢复了，齐奥塞斯库以提高人们的工资福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可是，“蒂米索拉！蒂米索拉！”的拥护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和嘈杂声汇成了一片，再也无法阻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防部长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市长丁卡亲自跑到前线来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不愿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压力下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谴责他是“叛徒”，并且当天广播公布了他“畏罪自杀”的消息。

这次官方集会刚散，布加勒斯特发生了真正的由学生、市民参加的群众大游行，有数万人之众。警方出动装甲车、坦克封锁现场，企图驱散队伍。

12月22日，游行罢工蔓延到外地，不断有流血事件发生。1989年12月22日11时，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国防部长米列亚“畏罪自杀”的消息震撼军心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旨意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12月22日中午，军方首先发表讲话，表示“国防部不再向群众开枪”，同时首都成立了39人组成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并于该日23时35分宣布接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一切权力。12月22日，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之后，保卫齐奥塞斯库安全的内务部军队与国防部队开始激烈交火，罗共中央大厦、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国防部大楼及市中心区枪炮声此起彼伏，争夺紧张。后内务部与国防部合作，战斗平息，军队控制局势。13时，罗马尼亚电视台和电台被群众占领并由群众主持广播。终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中央要员抵挡不住，撤离了党中央大厦。12月22日中午，一架超载的“海豚型”直升机从大厦阳台上起飞，飞向斯纳果夫别墅。飞机上除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有总理曼内斯库、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博布、秘密警察头领尼亚果伊将军等。随后，电视台宣告齐奥塞斯库“下落不明”。

四面楚歌

46岁的飞行员马鲁坦回忆说，12月22日，他接到命令后，驾驶直升飞机飞到中央办公大楼，去接齐奥塞斯库夫妇。11时30分，直升飞机直飞布；加勒斯特以北的斯纳戈夫村，在别墅花园里降落。直升飞机又一次起飞后，齐奥塞斯库决定飞往布加勒斯特西北18英里的博泰尼军用机场。此时的齐奥塞斯库早已焦躁不安。他命令飞行员不要与地面指挥塔联络。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齐奥塞斯库的保镖都用手枪顶着飞行员。这位并不忠于齐奥塞斯库的飞行员回忆说，他故意飞得很高，以便使雷达可以追踪到直升飞机的踪迹。当接近博泰尼军用机场时，马鲁坦告诉齐奥塞斯库，他们可能已经被雷达追踪到了。齐奥塞斯库同时也听到了广播，说罗马尼亚领空已经被封锁，禁止飞行。齐奥塞斯库立刻命令飞行员在博泰尼军用机场以外的地方降落，他最怕落入“叛军”手中。直升飞机在距布加勒斯特52英里处的一个小镇附近的旷野上降落了。

齐奥塞斯库打算到公路上碰碰运气。此时已经是22日13时左右。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两名保镖首先截住了一辆紫红色汽车。但是，半小时后，无线电广播了他们逃跑的新闻，并且描述了这辆汽车的特征，于是，他们只好在沃克雷什奇村停了下来。14时，居住在该村的一个名叫彼得里绍尔的工人把他的黑色汽车开出花园准备擦洗。但是，彼得里绍尔的汽车没开出多远，就被那辆紫红色汽车截住了。从车里下来的两男一女上了彼得里绍尔的黑色汽车，其中一男一女正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汽车向特尔戈维什泰方向开去，这是一个位于首都布加勒斯特西北70公里处的城市。齐奥塞斯库曾经多次视察过特尔戈维什泰市城边的特种钢铁公司，并且认识那里的秘密警察头目。汽车一靠近特种钢铁公司的值班室，工厂的第一道门就打开了。这时，有10多个人围了上来，有人认出了齐奥塞斯库夫妇，人们开始向汽车投掷石块。汽车冲进工厂后又从后门逃了出去。

从特种钢铁厂逃出来后，齐奥塞斯库又命令彼得里绍尔把汽车开到离工厂5公里的乌尔米。然而，他们在乌尔米也没有找到藏身之地。汽车只好又朝特尔戈维什泰市的保莱斯库大街开去，齐奥塞斯库说：“我们还要到市档委去碰碰运气。”此时，街上到处是游行队伍，满街是旗子、标语和口号声。汽车数次被堵，无法开快。齐奥塞斯库对彼得里绍尔说：“我们完了!钻胡同，别管逆行不逆行了!”随后，汽车开到了位于特尔戈维什泰市卡洛米特卡河畔的“档之家”。在紧闭的大门前有一对夫妇。显然，他们对于这辆汽车的突然到来感到害怕。齐奥塞斯库走下车，镇静地问道：“可以进去吗?”那个男人说，门都锁了，他没有钥匙。他的妻子大声说：“快离开这里，人们会杀死你们的!”这时，齐奥塞斯库夫妇决定取道高级别墅区。汽车开到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别墅。这时已经是15时45分，夫妇二人决定重新上路。齐奥塞斯库要去隆鲁克斯灯泡厂碰碰运气。这是他们这一天的第六个求救点，但是，这个工厂也罢工了。当汽车又一次重新上路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彼得里绍尔发现前方右侧数百米的地方有一栅栏门，这里是植物保护中心。他把汽车开进去，齐奥塞斯库让彼得里绍尔进去探问，看看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们。于是，这位司机人质登上灯火通明的台阶，走进大厅。里面有十几个人正在从电视里观看白天发生的事情。彼得里绍尔对他们说，他已经抓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就在楼下的汽车里。有一位他认识的技术员立即腾出了一间办公室，让彼得里绍尔把齐奥塞斯库夫妇领来。那个技术员随即给一个军事中心打了电话，一辆军车很快赶到这里，陷于四面楚歌的齐奥塞斯库夫妇终于落人士兵们的手中。

审判处决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伊利耶斯库根据伏依坎的建议，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

1989年12月25日下午，在罗马尼亚一个军营的餐厅里，发生了一场惊动世界的秘密军事审判，被审判者就是当时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

年届古稀之年的齐奥塞斯库面色沮丧，无精打采；他的夫人埃列娜表情木然，呆滞迟钝。

审判开始了。除了布加勒斯特来的两名军事法官，又从当地部队中挑选了三名陪审员。伏依坎作为列席旁听者坐在边上。齐奥塞斯库开始了同审判官的舌战。

波巴审判长：“您现在是在人民法庭面前。”齐奥塞斯库：“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承认任何法庭。”审判长：“大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现在已经是新的政权机构了。我们是按照救国阵线通过的新的法律，对您进行审判的。请你起立，罪犯。”齐奥塞斯库：“您读一读国家的宪法！”审判长：“我们读过了，用不着你来指示我们读国家的宪法。我们比你更了解宪法，你没有遵守它。”齐奥塞斯库：“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眼看着齐奥塞斯库不吃任何硬的一套，斯登古雷斯库找来的辩护律师赶紧使用软的一套，想诓住齐奥塞斯库。他说：“审判长先生，请允许我们同两位罪犯联系一下。”审判长：“给你两分钟。”辩护律师：“谢谢。齐奥塞斯库先生，这是您解释您的所作所为的动机的机会。这是一个合法的法庭，您提到的机构已经被人民的行动和意志解散了……请您站起来，因为这是合法的法庭，不管您是怎么想的！”齐奥塞斯库：“我不承认这个法庭进行起诉！”

起诉人：“我们面前的齐奥塞斯库·尼古拉和齐奥塞斯库·埃列娜两名罪犯，对罗马尼亚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专断地、罪恶地摧残了罗马尼亚人民。由于他们犯下的以下刑事罪行，我们以罗马尼亚人民的名义，要求对他们判处死刑：屠杀人类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点；破坏国家政权罪，根据刑法第162条；破坏国民经济罪……”审判长：“你听到了么，齐奥塞斯库罪犯？”齐奥塞斯库：“我只在大国民议会面前回答问题！我不承认你们这个法庭。我要说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伪造的！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会再回答任何一个字！”审判长(对书记官)：“请记下：我不承认对我的指责。”齐奥塞斯库：“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我们是不会签名的。”审判长：“我们国家所处的悲惨状况，不仅在场的人了解，我们国家到12月22日为止一直当牛做马每一个人都了解。由于你的命令，药品匮乏，人们、孩子们在医院里没有药品而死去，没有食物、没有暖气、没有电灯。你没有想到这个？没有！现在和罪犯齐奥塞斯库讨论一下。是谁下命令屠杀蒂米索拉民众的……”齐奥塞斯库：“我不回答。”审判长：“在布加勒斯特，是谁下命令枪杀民众，枪杀青年的？”埃列娜(愤怒地)：“什么青年？哪个青年？”齐奥塞斯库：(做手势要埃列娜不要说话)。审判长：“你知道，你已经从原来的职位上被撤职了么？”齐奥塞斯库：“我是罗马尼亚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审判长：“我们根据本国宪法来审判你，这不是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了解法律。接着，审岁帐宣布，由公安部宣读起诉书。这个起诉书上罗列的罪行是：1、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2、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的力量；3、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4、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5、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并且企图利用这笔钱外逃……”齐奥塞斯库在审判中经常望着天花板发呆，接着又喃喃自语……审讯持续两个多小时，审判长最后朗声宣布结果：“根据《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75条，我们认为两名被告有罪。现在特别军事法庭宣布，今天判决如下：没收被告的所有财产，并处以死刑，并剥夺被告上诉权利。”

不管齐奥塞斯库夫妇如何强辩，他们马上被押赴刑场，埃列娜对丈夫细语：“我们希望死在同一时间地点，用不着这些暴徒的怜悯。”刑场只是一座建筑物的一面墙，上面早已布满枪洞。齐奥塞斯库临死仍不服，最后大声说道：“如果你们想枪毙我的话，尽可以枪毙，但是，我决不承认你们这个法庭。”下午4时，十几支枪同时开火。执行者充满愤恨等不及号令便纷纷抢先射击，这对被打成蜂窝夫妇倒在血泊之中。次日，就是12月26日，罗马尼亚电视台整天播放了审判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他们被处决的录相。举国欢庆多日，仿佛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

12月28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带领外国记者首次参观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住宅，其豪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记者们感叹：这简直是当代的罗马帝王。

附录3：与本文相关的三篇文章

1、《戏说当代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奎元之流的无耻嘴脸》（点击题目即可浏览文章）。

2、《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给党中央的一个建议》（点击题目即可浏览文章）。

3、《毛泽东论“罢工”和“游行示威”》（点击题目即可浏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