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说明：如果某些网络警察还有一点良知，恳请不要封杀我这篇文章，谢谢！] 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沉痛的呐喊：9岁男孩用红领巾上吊自杀！！！ 姚有为 刚才我登陆我的网站，在留言板看到了一个昵称“广州日报”的朋友写的一篇题为《9岁男孩发烧没钱看病 用红领巾上吊自杀》的留言： 浏览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8-12/01/content_10437513.htm 这个题目令我很吃惊，就立即点击查看，原来是“新华网”转载《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  父亲抽出纸巾为昏迷的儿子擦嘴  孩子脖子上的勒痕清晰可见 一个9岁的男孩因发烧不适，找父母要10元钱去看病抓药，然而家贫缺钱的父母相互推诿，为了谁去借钱发生激烈争吵。次日早上，这个孩子没有去上课，他在房间里用自己的红领巾在床梁上打了一个结，然后把下巴伸了进去……虽然已经获救，但直到昨日下午，这个自缢后昏迷了6天的孩子仍然没有苏醒过来…… 看完了报道以后，我居然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我的苦难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在《读〈借我一生〉随感集》中如实记述了我童年少年时代九死一生的经历，其中有这样一段： 四 绝处逢生 前面我已经谈过，我家所在的那个杜姓村庄，就是贫穷的沂蒙山区的一个缩影。一个整劳力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劳作一天，才挣1角2分钱！假设一年干满365天，也只能挣43.8元钱。少数家庭年终结算时，扣除口粮款，已经所剩无几，大多数家庭还要欠着生产队的帐。但是还得需要油盐酱醋、穿衣服、盖房子、娶媳妇、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等等，还可能生病……应付这么多开支的唯一出路就是祖宗走出来的一条路——进山挖山药。整劳力必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于是挖山药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老年人、妇女和少年儿童的肩上。因为爸爸的工资被扣发，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我家有一个时期比一般的“社员家庭”还要贫困，所以我在7岁的时候就光荣地加入了进山挖山药的队伍。 1972年我已经是一个挖山药的老手了，我知道什么样的山药可能长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还发现了很多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有山药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是一个一般人不敢攀登的悬崖，在悬崖之上有一块不大的地方长着一种名叫“铁扫帚”的山药。那时的瘦小的我已经练就了像猴子一样灵活的攀援本领，所以我发现了那个地方。每年春天和秋天我都是独自一人去那个地方“挖宝”，每当我挖出很多的“宝贝”的时候，我就首先会喜滋滋地“打起小算盘”：能买多少本子？能买多少铅笔？能买几斤地瓜干？能买快布料吗？……继而又浮想联翩：几千年前的我的祖先在哪里？几万年前的我的祖先在哪里？几百万年前的我的祖先在哪里？说不定就在这个地方！于是我心里非常感激猿猴子祖先遗传给我的非凡的攀援本领，要是祖先是山羊，我肯定来不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每年都来这个悬崖，所以我探索出了一条只有我自己知道的“路”，哪一只脚先迈，每一只脚落在什么地方，哪一只手抓住什么东西，都是按我编制的安全的“程序”运行。1972年春天的一天，我又来到这个悬崖下，我首先查看了一下我去年秋天来的时候暗暗留下的特殊“记号”，“记号”还在，说明没有人来过这里，于是心里比喝了蜜还甜，于是高高兴兴掏出绳子，将绳子的一头拴住挖山药的镢头，将绳子的另一头利索地系在腰带上，然后得意洋洋地按“程序”运行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死神正在前面等着我！当我的右脚按照“程序”放心地踏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灾难降临了！我和这块石头一起坠落悬崖，悬崖上的杂草、石头、各种木本植物、小树迅速在我的视野中越来越快地闪过，在这瞬间我意识到这次是玩完了，就本能地叫喊了一声“妈——妈——！”接着我就什么也记不清了…… 当我苏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松软的地方，我用手一摸，身下是一层多年积压的松叶，这次死里逃生恢复思维想的第一件事是：我虽然没摔死，但是不是残废了？于是我想站起来，于是我先坐起来，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站起来我又想，我为什么没摔死？于是我仰头一望，看见头顶上的一棵大松树断了一个枝子，我明白了，正是这个可爱的松树枝子减缓了我坠落的冲力！我又想，那块该死的石头哪里去了？于是我低头一看，在我原来躺着的地方有一个窝子，那块石头就在窝子一旁的大约三米远的地方！天！肯定是石头先落地，松叶层把石头弹出去，倒出地方接纳我！这时我发现没有生命的松叶特别可爱！我又想，我比石头沉，我的下落速度应该比石头快，应该我先落在地上，石头应该砸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没有这样呢？肯定是神灵在保佑我！于是我赶紧跪在地上一边连连磕头，一边答谢神灵：“天老爷爷，地老神神，如来佛祖，山神爷爷，大小神灵，谢谢！谢谢！……”当时我还不知道物体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自由下落时遵循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我又坐在地上回想我坠落悬崖的情景，回忆到我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喊了一声“妈妈”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为此我又立即产生了两点想法：其一是，我平日认为自己的胆子很大，其实很小，因为我在坠落的过程中已经吓昏了；其二是，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平日煞有介事地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却为什么喊了一声“妈妈”呢？为什么不像洪常青那样的英雄人物那样，在临死的时候，从容地高唱《国际歌》？大声高呼共产党万岁？ 我在回家的路上想，如果我这次死了，自己不过是像一只因为觅食而不幸坠落悬崖而跌死的悲惨的野生小动物而已；继而又想，生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光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儿童的我活得像自己觅食的野生小动物一样悲惨，那么生长在资产阶级专政的黑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肯定比我还悲惨，他们能比我还悲惨到什么程度呢？什么程度呢？到底是什么程度呢？……直到到了家门口，也没有想象出那个“程度”，于是我只能埋怨自己的想象力太不够丰富了…… 如果不是因为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如果不是因为邓小平实施了经济改革，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中国的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我在《戏说当代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奎元之流的无耻嘴脸》一文中谴责了借“普世价值”对温家宝总理施放明枪暗箭的当代政治理论流氓陈奎元之流。红领巾是“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的标志，那个9岁的男孩却选择用红领巾结束自己幼小的生命！！！当代政治理论流氓陈奎元之流对此能作何解释？你们所说的“价值观”难道就是为了一方面制造数不胜数的亿万巨贪，一方面让穷人没法生存？ 我对心理学有些研究，所以我可以断言：如果那个9岁的男孩能够活过来，如果未来的社会不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那么他今生最害怕见到的东西肯定是红领巾，最讨厌的话肯定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憎恨的人肯定是贪官。他将来也许会变成一个专门向各级贪官污吏大开杀戒的黑社会头子……如果那个9岁的男孩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就等于含冤告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果汕头市的某个“公仆”还有一点良知，那么建议你卖掉用人民的血汗钱买的豪华轿车，用那些钱去全力抢救那个9岁的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好吗？如果不愿意，那么今后就不要再四处叫喊什么“三个代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类口号，因为人民已经十分厌恶赃官们的无耻表演！ 如果未来的社会不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那么未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可能就是现在的少年儿童…… 200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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