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给党中央的一个建议 姚有为 我有一个爱做断言的嗜好，所以我在我的一些拙作和文章中做过很多断言。2008年6月30日，我在《在第87个党的生日来临之际给地震灾区的党的领导干部一个忠告》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 1921年，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所以明天将是第87个党的生日，我决定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给地震灾区的党的领导干部一个忠告：善待灾民，宽容灾民，妥善安置灾民。 地震灾区的党的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明白，很多灾民目前具有和“北川羌族屠夫”类似的绝望情绪，一旦爆发了一个突发性事件，很可能就会引起成千上万的灾民的响应。天灾曾经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农民起义！我认为暴力性是人的作为群居哺乳动物的一个原始本性，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时候，那么人的暴力的动物性本能就战胜了理性。所以我奉劝你们一定要真心善待灾民，宽容灾民，妥善安置灾民。 …… 地震灾区的党的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明白，警察是国家用来打击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违法分子，而不是对付向政府的提要求的人民，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有权要求任何政府官员对任何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情作出明确的答复。任何拒绝方式都是卑鄙的！像xxx市委书记xxx那样擅自利用警察对付灾民的利令智昏的家伙，早已经忘记了党旗上的镰刀和斧头的含意。我想，党是不会饶恕xxx这样的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政治流氓。 如果地震灾区的某些利令智昏党的领导干部不接受我的忠告，而继续像xxx市委书记xxx那样四处恬不知耻地教育人民，擅自丧心病狂地动用警察对付灾民，那我警告你们，你们未来的下场只有三个：一是，某一天突然被一群暴怒的灾民暴打一顿，然后灰溜溜地离开某地。你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你们不懂心理学。二是，某一天突然被一个精神失常的灾民谋杀。你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你们不仅不懂心理学，也不懂人性的本质问题。三是，奥运会结束以后，就有人陆续走进监狱接受警察叔叔的教育。你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你们只不过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弱智的“官油子”，而根本不懂政治。 事实上我上面的忠告就是一种断言，我的这个断言一部分变成了现实，那就是，7月1日之后，四川等地震灾区和很多地方发生了很多警民恶斗事件，最恶劣的算是甘肃陇南“11·17”事件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警民恶斗事件，我都不会感到惊讶，因为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的这个断言另一部分没有变成现实，那就是“奥运会结束以后，就有人陆续走进监狱接受警察叔叔的教育。”我之所这样说，是因为我估计，奥运会结束以后，党中央会采取严厉整党等手段，发动普通党员和广大民众严惩各级贪官污吏。现实证明我的这个断言没有实现，对此我感到十分意外。今天我又收到了一些反映甘肃陇南“11·17”事件真相的资料，我沉思良久，决定写这篇文章。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分给党中央提一个建议：以甘肃陇南“11·17”事件为突破口，依靠发动普通党员和广大民众，在全国迅速掀起一个规模空前的反腐败民主运动，稳妥、扎实地实施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认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都是赃官造成的，因为官勤、廉则民安，官庸、脏则民反，自古皆然。任何赃官的任何诡辩都是卑鄙的，都是无耻的！甘肃陇南“11·17”事件肯定是由甘肃陇南的赃官造成的，因为他们一方面无耻地全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又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方式恬不知耻地欺骗民众、欺骗中央，这说明陇南市委、市政府已经集团腐败了。当代赃官有三个显著的共同的特点：一是，挥霍浪费纳税人的钱；二是，靠买官卖官“发财致富”；三是，与奸商和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通过房地产搜刮民财。甘肃陇南的赃官肯定也是这样的混蛋。中纪委无需派专案组调查，只要准许中外记者去陇南自由采访，只要准许所有媒体自由报道，那么陇南“11·17”事件真相立即就会大白天下；中纪委只要责令陇南各级党政机关公布收入支出情况，只要支持普通党员和广大民众实名举报，那么很多赃官就会暴露了丑恶嘴脸。 如果甘肃陇南“11·17”事件不了了之，或者像贵州瓮安“6.28”事件那样不痛不痒地免去几个赃官的职务，那么我在这里再作一个断言：今后像瓮安、陇南这样的恶劣的警民恶斗事件将愈演愈烈！事件主要发生地估计在四川、广东、上海、甘肃、湖南、山西、北京。“刁民”主要攻击的机关是党委、政府机关、法院、公安机关。“刁民”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农民、工人、大学生、专业（退伍）军人。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有一次著名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得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作出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9~61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就是黄炎培的著名的周期律学说。 我在《戏说当代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奎元之流的无耻嘴脸》一文中曾论述过，毛泽东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就积极通行通过普选产生各级民主政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选择了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至1956年实施的是符合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从1957年开始，向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转变。于是贫穷和“舆论一律”使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封锁消息、欺骗、愚弄人民是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一贯伎俩；把资本主义国家诬蔑为人间地狱，把“社会主义国家”美化城成人间天堂是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的一贯手段。从1957年开始，我国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居心叵测的政治流氓）开始愚弄人民，内地的所有的人民都被欺骗了，但是靠近香港的深圳地区的人民却开始选择通过偷渡逃生。所以从1957年开始，偷渡逃生“活动”从未间断。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分别是：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 第三次是1972年。 第四次是1979年。 后来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制止村民外逃，是政府的颜面所在，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尽管如此，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纯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儿》中描述了70年代末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400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边防部队用冷酷射杀阻止偷渡，所以在深圳至香港的20公里阔的海面上，经常漂浮着偷渡者的尸体。1979年5月7日，一位72岁的深圳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沉重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陪同邓小平的人当时都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但是后来邓小平实施的经济改革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再后来，贫穷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纷纷抛弃了共产党，于是很多明智的人又明白了一个道理：邓小平实施的经济改革，使中国摆脱了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从而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上访大军之所以浩浩荡荡，群体性暴力事件之所以此起彼伏，根本原因就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完全失去了人民的监督，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完全失去了普通党员的监督，也就是说，人民没有任何办法监督政府官员，普通党员没有任何办法监督党的领导干部。一言以蔽之，目前中国的政治模式还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民主和枪杆子为武器，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中，让中华民族彻底结束了屈辱的近代历史。“逃港事件”令邓小平下定了经济改革的决心，所以他成了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的伟人。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已经认识到中国又到了必须实施根本的政治改革的时候了，所以2007年两会前夕，新华社2月26日，罕见地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3月16日温家宝举行总理记者会，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表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后来遭到了陈奎元之流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恶毒攻击。今年9月，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和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在全省发起了“还权于民”解放思想大讨论，但是又要不了了之了。自古以来，政治改革要比经济改革困难得多，所以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家绝大多数没有得到好下场，所以最终的结果是顽固派与腐败的王朝一同灭亡，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逃脱“黄炎培周期律”。蒋经国在遭受了一次谋杀袭击事件后觉醒，突破党内顽固派的重重阻力，主动实施了政治改革，所以挽救了台湾的国民党，所以使台湾的国民党摆脱了“黄炎培周期律”，所以他成了台湾国民党和民众都公认的伟人。如果中国共产党中能出现一个政治改革家，那么就根本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就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黄炎培周期律”，那么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致公认的继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个中国共产党的伟人…… 实施政治改革需要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抓住一个良机，陇南“11·17”事件也许还不是一个良机，但是今后的良机肯定还会有很多…… 从推翻最后一个腐败专制封建清朝政府开始，中国的民主、文明进程每走一步，都要由许许多多的人付出血的代价，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不幸…… 说明：该文在我的网站和博客发表以前，已投至“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网站”（http://www.jubao.gov.cn/xf/index.html）。 200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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