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当代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奎元之流的无耻嘴脸 姚有为 温家宝总理以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我也特别敬仰他。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奎元之流在借“普世价值”对温家宝总理施放明枪暗箭。我开始想，也许是某些心理严重变态的文痞的偶然发作吧？今天惊悉地震重灾区甘肃陇南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恶斗事件（陇南“11·17”事件），所以我今天意识到，许许多多的“偶然”是“必然”的反映。我认为，温家宝总理应该也必须是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的党的领导干部的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今天决定写这篇文章。我发现给温家宝总理放明枪暗箭的陈奎元之流都是些无耻的政治弱智或政治流氓，所以我决定不与那些垃圾进行“文明的理性辩论”，而是采用“嬉笑怒骂”的笔调揭露他们的无知，羞辱他们的无耻的“人格”。就像我驳斥政治流氓李洪志等“法轮功”神棍们一样。 可敬的温家宝总理的“政治宣言” 2007年两会前夕，新华社2月26日，罕见地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3月16日温家宝举行总理记者会，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表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于是很多激动的人们把温家宝2月26六日的文章比喻为连任的“政治宣言”。 我特别厌恶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之所以特别厌恶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是因为，从我记事开始，我一直在遭受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无耻的欺骗。我在这里所说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指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玩弄政治手腕，欺骗人民的弱智文痞，也就是“政治经济理论流氓”。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候我们一边经受贫困、饥饿的折磨，一边经受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炮制的“共产主义道德观”教育。60年代、70年代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的代表人物是张春桥、姚文元。记得当时著名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童年时代虽然整天跟着大人喊口号，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主义”好。我在高中、大学时代都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们那个时候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是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黑暗”，阐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在高中时代根本不理解“政治经济学”，只是为了高考而死记硬背。大学时代开始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但是还是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80年代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的代表人物是胡乔木之流，那时候谁要是发表质疑计划经济的言论，谁要是发表赞赏市场经济的言论，谁要是说“人道主义”等“西方名词”，就会立即被胡乔木之流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臭帽子。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以后，立即又冒出了一群新型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他们玩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字游戏，但是论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于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作垃圾完全抛弃了。在中国将全面爆发大的经济危机之际，当代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们黔驴技穷了，所以不能为党和国家拿出一套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的良策。所以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能再忍受弱智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无耻欺骗！！！（参见我的杂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可能全面爆发！！！》） 人民的好总理的精彩语录 
一、关于民主、民生 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 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 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困难群体，因为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农民。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二、在抗震救灾中 到达灾区伊始，温总理部署工作，要求救援要抓紧时间：“就是走也要走到汶川。” 桥梁倒塌，彭州10万群众被堵山中，总理在电话中对救灾部队发怒：“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 总理向前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发出指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总理多次对救援人员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早到一秒钟，就可能多拯救一名群众的生命。” 总理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看望地震孤儿时如是说：“别哭，别哭，你们幸存活下来，就好好活下去。” 看到都江堰聚源镇中学广场摆放的遇难者遗体，总理心情沉重：“我给遗体三鞠躬。” 在都江堰，看见救援人员在废墟里抢救一名被困小学生，总理蹲坐在废墟上对着孩子说：“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 总理哽咽着对绵阳地震孤儿刘小桦说：“我应该把你们照顾好。” 戏说当代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无耻嘴脸 我从可敬的温家宝总理的“政治宣言”和他的很多“即席言论”中看到了党的希望，看到了政府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看了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希望。温家宝总理以他的满腔的工作热情和智慧忠实地履行他的“政治宣言”，所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指挥抗击“5.12”汶川地震中，得到了亿万网民的“狂热性”的赞扬。令我十分恼火的是，7月以后，以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首的几个当代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居然以无耻的诡辩伎俩诬蔑温家宝总理所赞赏的“普世价值”。请大家欣赏他们的卑鄙手段： 一、陈奎元是一个睁着眼说瞎话的老混蛋 玩弄政治手腕，欺骗人民的弱智文痞有多种伎俩，睁着眼说瞎话是常用的伎俩，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就是一个睁着眼说瞎话的老混蛋。 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不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贬低为另类价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存在和振兴的内在要求。”陈奎元的这个讲话全文刊登在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引起广泛关注。 之所以说陈奎元是一个睁着眼说瞎话的老混蛋，是因为他不敢承认一个铁的事实：所有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组织”指定的，所谓的“组织”就是某级党委的几个书记。正因如此，每年揪出的数十万各级贪官污吏几乎都是“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很多被媒体曝光的道德败坏的奸商和罪恶累累的黑社会头子的头上也戴着“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红帽子”。“组织”指定的这些“代表”侮辱了他所代表的人民，侮辱了他所代表的党员！这样的“几个人”以特权公然剥夺公民、党员选举权的闹剧能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吗？？这样的公然剥夺公民、党员选举权的闹剧难道不是“另类价值”？这难道不是少数几个人在侮辱公民、党员的人格吗？这样的公然剥夺公民、党员选举权的自欺欺人的闹剧难道永远持续下去？ 有些代表“组织”的人还把“代表”当作赠品赠给了喜欢的“艺人”，可是人家却突然宣布自己是“老外”，这难道不是对某些代表“组织”的人的一种讽刺和嘲笑？这样的自欺欺人的闹剧难道永远持续下去？ 温家宝正是因为看到了以上诸多弊端，所以才说“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温家宝总理这样的话有什么错？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谁不欢迎？陈奎元是漠视现实、信口雌黄，所以就是睁着眼说瞎话的老混蛋，也是心理严重变态的老混蛋。心理正常的人能这样公然恬不知耻吗？ 二、冯虞章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9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文中称“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 在经济改革之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外国人怀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为此1986年秋，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毫不含糊地、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1页） 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可能全面爆发！！！》一文中已经论述过，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早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们现在这样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能行吗？难道想制造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数百万地震灾区的人民在帐篷、临时房中艰难度日，他们的一些“公仆”却坐着用他们的血汗钱买的豪华轿车理直气壮地四处访贫问苦，四处教育人民，四处叫喊“公仆”口号，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能行吗？每年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被赃官们挥霍了，但是许许多多的穷人的孩子却因为没有钱而不得不辍学，许许多多的穷人因为没有钱治病而只能活活等死，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能行吗？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等重大事件此起彼伏，于是警民恶斗，军民恶斗，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能行吗？为什么许许多多的赃官一边叫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边把老婆、孩子都送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不送到朝鲜去？ 像冯虞章这样的居心叵测的家伙，也是以诡辩伎俩空发议论的混蛋，他们只有论点，没有事实论据。以前的胡乔木之流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是把“计划经济”坦然地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响当当的理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产生经济危机”。像冯虞章这样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还不如胡乔木之流，因为他们只叫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却就是不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据说有点名气的演艺界明星都成了“外籍华人”——怀揣外国护照，据说曾经叫喊“风景这边独好”的小品演员赵本山的护照是加拿大的。事实上，像冯虞章这样的居心叵测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与赵本山这样的玩贱嘴皮子混饭吃的二流子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三、张维为是一个只知道满嘴放屁的无知之徒 9月15《学习时报》发表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的文章《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此人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专门在西方与批评中国的西方学者辩论，他认为普世价值西方也做不到。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非洲劣质民主都是心甘情愿接受别人话语垄断的人造成的。他这样驳斥西方人提出中国应该实现民主：“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我之所以说张维为是一个只知道满嘴放屁的无知之徒，是因为他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精心组织普选政府的党的领导人。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1928年底，井冈山苏区各县、区、乡的政府都是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地方没有实施普选，所以毛泽东批评道：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不是通过直接普选的），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抗战时期，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和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1/3。而且明确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实干涉，代替包办。”（《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族之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的这一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45年4月于抗战胜利前夕告诉世人，“共产党得势以后”也不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毛选》合订本第962页）1945年10月，中共提出，解放区各级政府可由人民普选，各党派、各界人士均可参加，不仅县、乡实行普选，“凡一省一行政区又过半数县已实行普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毛选》合订本第1063页）。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一般都是按党的主张，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比如，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陕甘宁边区以直接普选的方式选出了第三届参议会议员170人，选民踊跃参加投票，投票率高达82.5~96%。议员当中，共产党员61人，占35.9%；国民党员19人，占11.2%，救国会1人，占0.5%；无党派人士89人，占52.4%。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共2人，开明审视李鼎铭先生为其一。有的地方在选举时，鉴于当时选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不会写选票的选民很多，便采取“籽粒投票法”，即请候选人坐成一排，各人身后放一件器皿，选民赞成谁就在谁的背后的器皿中放一粒豆子或玉米之类。这种方法既省事又准确，堪称是不平凡的创举。以为群众文化水平低为由就不能实行普选制，其错误已经为中外许多国家的选举实践所证明，直接普选权是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活动、惩贪促廉的最有力、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也是保证任人唯贤、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一条经验，这在当时根据地即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实行普选制，充分地尊重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政治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发展。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有一次著名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得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作出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9~61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就是黄炎培的著名的周期律学说。在这里，黄炎培显然是好意，是提醒，是忠告，是希望，而且满含着殷忧。同样显然，黄炎培指的是中共。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是这样评价解放区的： 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由此看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解放区推行的直接全民普选政府，首次让部分中国人民体验了自由行使选举权的滋味，首次让部分中国人民体验了当家作主的滋味。 建国以后，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放弃了他已经找到的新路，而照搬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又抛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使我国避免了亡党的危险。 我不知道毛泽东何时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这句话，即使说了，那也是他晚年说的错话。 以农民为主体通过普选产生的“边区政府”能够支持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以农民为主体通过普选产生的“解放区政府”能够支持解放军进行伟大的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并推翻了国民党独裁政府。难道今天的以农民为主体通过普选产生的“政府”就是愚昧的政府？就是无能的政府？难道今天的人民的认识水平还不如80年前的人民？放狗屁！ 四、周天城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精神病患者 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的文章《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他说：“西方世界十亿人口在全球六十亿人口中占少数，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不能算是普世的。”他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甚至引用毛的阶级斗争理论…… 胡乔木之流的老牌“政治经济理论流氓”和周天城、陈奎元、冯虞章、张维为这样的新型“政治经济理论流氓”有一个通病：一边把自己说成是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一边又全盘指责“西方观念”。他们都是严重的政治精神病患者！！马克思是哪个国家的？难道不是德国的？难道德国不是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前苏联通过“转口贸易”进口的德国货，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训马克思的同胞和中国人民，还洋洋得意，这些混蛋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事实上这些政治流氓根本就不懂德语！根本就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他们仅仅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愚弄中国人民！ 我认为，马克思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论是划时代的有价值的名著。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又使很多西方学者重新认真研读资本论，他们研究资本论是为了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周天城、陈奎元、冯虞章、张维为之流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资本论？他们根本就没有一点真正的学者的吃苦精神！他们只知道玩弄马克思主义，只会叫喊马克思主义口号，真是一群臭不要脸的混帐东西！ 说“西方世界十亿人口在全球六十亿人口中占少数，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不能算是普世的。”这样的话简直就是弱智！在世界上除中国大陆、北朝鲜、越南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有哪个国家不是普选？台湾不是？台湾人属于西方的？日本不是？日本人属于西方的？南朝鲜不是？南朝鲜人属于西方的？新加坡不是？新加坡人属于西方的？……简直是寡廉鲜耻的无赖！ 周天城这样的“政治经济理论流氓”的精神病还表现在，他们居然以为他们几个“政治经济理论流氓”就代表了13亿中国人！若举行全民公决，我坚信至少95%以上的人坚决支持温家宝总理的“政治宣言”！ 德国市长（马克思的同胞）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杜塞尔多夫市的与别不同在于它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我们有160个国家和民族的人在那里生活，我们经济的行业涵盖了各个部门，我们有奔驰生产的微型汽车，有非常好的化工企业，有非常多的咨询公司，有170家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意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银行。我们还有一个强项，就是我们的文化，看我们的艺术学院，看我们文化的景观，看我们在新世纪的4个新艺术博物馆——在杜塞尔多夫，你真的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市长约阿希姆·埃尔温这样介绍他管理的城市。 这么美好的城市的市长的生活是怎样的？星期四下午，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市长约阿希姆·埃尔温会西装革履地坐在办公桌前，履行市长的指责，接待来访的市民。但到了周末，他会“敲开市民的门，和房主热情地交谈几句，然后戴好口罩，做好准备工作”——认认真真地开始掏烟囱。这个故事在市长与掏烟囱工约阿希姆·埃尔温在任的7年时间里，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却是一个流传最广的故事。在故事的版本里，约阿希姆·埃尔温以前曾是一名掏烟囱工，“由于市长的职务补贴少，不得不重操旧业”，媒体甚至给他的掏烟囱技术一个“技术过硬”的评价。 事实上，埃尔温市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德国市长的一个缩影，就像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市长都是坐着用人民的血汗钱买的豪华轿车理直气壮地四处访贫问苦，四处教育人民，四处叫喊“公仆”口号一样。 德国的市长兼职五花八门，有的“做业余艺术家，有的去做业余技工，还有的做博物馆的解说员”。在德国北部小城吉夫霍恩，一位欧洲央行的计算机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政治理想，放弃了每小时工资100欧元的工作被选为市长，却遭遇了经济上的损失——“由于有4个孩子正在上学，老婆失业在家，为了节省开支”，他平日上下班都乘公共汽车，但他的“亲民”举动反而让他获得更高支持率，连续两届当选为市长。为了改变生活，2003年，他“在一所社区大学的校园里兼职当起计算机的指导老师，拿每小时20欧元的外快”。拜恩州班贝格市的市长，在市郊承包数亩农田，种些南瓜、土豆等出售，“赚点钱以供养自己孩子的日用”…… 公车不能私用，接待客人自掏腰包，连接受超过30欧元以上的私人礼物也算受贿……这便是德国官员的福利。有数据显示，在德国，一个普通官员的平均月工资仅为2705欧元，65岁退休之后，他们只能领取原工资65％的退休金。 事实上德国的市长也是英国、法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市长的缩影。在这里把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作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市长代表介绍一下。就介绍两件事：1、伦敦是与纽约齐名的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但是这个市长每天骑自行车上班。2、约翰逊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是衣着不整，满脸倦容，与衣冠楚楚的北京市长郭金龙形成了鲜明对比，原来他来北京的路途很“不顺利”。后来英国媒体披露了原因：在飞机上他要求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但被空姐礼貌地坚决拒绝，于是他只能在狭小的经济舱空间里捱过了九个小时…… 约翰逊是代表国家代表伦敦来北京接奥运会会旗，却定的是经济舱。我们的各级党政官员每年出国“考察”，却花掉数千亿人民币！因为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乡镇长也绝对不会坐经济舱！再说，我们的空姐敢坚决拒绝郭金龙市长任何要求？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资本主义国家的市长仅把马克思看作是普通的学者，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做我们的市长的廉政楷模！这就是铁的事实！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政治流氓！！ 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害怕市长，市长也不害怕人民，人民和市长的地位是平等的。北京市长郭金龙敢沿着固定的路线骑自行车上班？绝对不敢！否则的话早被上访的群众“吃”了。 粮食、企业已经市场化，教育、医疗已经商业化，那么我们的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信徒的自称“人民的公仆”的市长在忙活什么？在忙活与奸商、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拆人民的房子！在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在支持奸商造假坑害人民！在指挥军警与农民恶斗！与工人、城市居民恶斗！到处怨声四起，到处恶斗不止，人民皮开肉绽，军警头破血流……这就是陈奎元之流的当代“政治经济理论流氓”的价值观？ 前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妻子财产清单 中新网4月24日电 法国政府公报24日公布即将卸任总统希拉克的财产清单，依照法国法令规定，总统当选和卸任时应公布财产清单。 据“中央社”报道，任何公民都可咨询的法国政府公报，24日以两页篇幅列述希拉克和配偶贝尔纳黛特的财产，两人在克瑞兹地区一座占地超过10公顷的房舍加上庭院、树林的房产，现值50万欧元；另外，希拉克自母亲处继承一栋农村房舍，现值6万欧元。希拉克夫人贝尔纳黛特投资股市达42万欧元，两人银行存款合计74140欧元。另外，家具、收藏艺品项目总值20万欧元。财产清单还列出，希拉克夫妇在2004年将名下巴黎市塞纳河路上一座面积114平方公尺的公寓赠予次女克劳德。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定期公布家庭收入情况是法律规定的惯例，每一个公务员都必须无条件执行。 我们国家的各级政府敢公开财政收入支出情况？为什么我国不能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公务员定期公布家庭收入情况？社科院敢公开收入支出情况？当然不敢！陈奎元敢公布家庭收入情况？当然不敢！ 很显然，陈奎元之流的当代“政治经济理论流氓”的“价值观”就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就是尽情地挥霍人民的血汗！像陈奎元之流的当代“政治经济理论流氓”，若到了德国，连个正当体面的工作也找不到，没有一个德国人会理睬他们的傻扯淡！请陈奎元先向约翰逊学习，把轿车拍卖了捐给地震灾区，今后骑自行车上班，然后再叫喊“价值观”。否则的话，希望你们今后永远闭上恬不知耻的臭嘴！ 地震重灾区甘肃陇南“11·17”群体性事件说明了什么？ 近年自贵州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瓮安“6.28”大规模群体性警民恶斗事件以来，许多群体性警民恶斗事件又接踵而至，但是我没有时间对每一个事件发表看法。今天我从一封读者来信中得知地震重灾区甘肃陇南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恶斗事件（陇南“11·17”事件），就立即上网搜索一番，结果是与其它事件一样，官方有一个“统一的版本”，而民间有多个版本。 一、陇南“11·17”事件的起因 1、官方版本 ⑴、2008年11月21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一个版本：
甘肃陇南事件致74人受伤多单位已不具办公条件 2008年11月21日08:52来源：新京报 本报讯甘肃陇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市日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情况。陇南官方称，在此次事件中，共有110间房屋、22辆汽车被砸烧，74名武警、民警、记者受伤，刑事拘留30名不法分子。 部分人员向武警扔砖块 11月17日、18日，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引发了严重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中共陇南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学春昨日在发布会上表示，群体性事件中，部分聚集人员向市委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打伤武警69名，公安民警2名，新闻记者3名。其中，11名伤者住院。 多单位已不具办公条件 在此次事件中，部分聚集人员曾冲到中共陇南市委前院和中院，纵火焚烧市委前楼、中楼、中院大楼和汽车。 李学春说，目前，陇南市纪委、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市信访局、市档案局等机关单位办公设施及文件资料全部砸坏烧毁，已不具备办公条件；市档案局大部分档案被烧毁；中楼职工宿舍全部被砸烧，私人财产损失严重；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将停放在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砸毁并焚烧。 据当地官方初步统计，这起事件共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陇南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3.8万元人民币。职工私人财产尚在统计之中。 33个工作组进村做工作 事件发生后，甘肃党政高层第一时间派出由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罗笑虎带队的工作组赶赴陇南，指导处置工作。19日，甘肃省长徐守盛赶赴陇南，到医院看望了伤员，并到市委大院察看了现场，对事件处置工作作了指示。 18日，陇南市、武都区共抽调1820名公务员组成33个工作组进村入户，对群众做思想工作，向群众讲解事件真相，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80人具结悔改 李学春称，在事件的处置中，本着教育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原则，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果断采取措施，共传唤询问违法人员110人，目前已刑事拘留30人(取保候审7人)，经过谈话教育具结悔改的有80人。 李学春说，目前事态已基本得到控制，武都城区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当地现状 陇南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市委对面商铺恢复营业 本报讯昨日，受群体上访事件影响的陇南市秩序基本恢复正常。除市委门前街道仍被警方实施管控外，其余各处已很少见到巡街警员。此外，在工商部门的通知下，位于陇南市委对面、曾一度受上访事件休业的商铺，现已全部开始对外营业。 昨日10时，在陇南市城区可见，全城的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除市委大楼门前一段约300米长的路面，被警方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各地已不见成队巡逻的警察。 市民王先生说，现在的秩序和平常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就连曾经最紧张的市委大楼区域，也已恢复了正常。 市委对面一鞋店赵姓老板说，昨日是他们自事发后的第一次营业。19日晚上，工商给每个业主都打了电话说，秩序恢复了，商店要营业。 ⑵、2008年11月22日，“新华网”发表的一个官方版本如下：
甘肃陇南市委通报“11.17”事件处置情况 新华网甘肃频道（2008-11-2210:26）来源：新华社 11月20日15时，甘肃陇南市委在市委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媒体通报“11.17”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情况。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陇南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学春说，１１月１７日上午，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３０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他们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做出答复。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同志及时进行了信访劝解，但上访人员不听劝阻，随后事态恶化。 据目前初步统计，这起事件共砸烧房屋１１０间、车辆２２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它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５０３．８万元，职工私人财产正在统计之中。 本着“教育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原则，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果断了采取措施。目前共传唤询问违法人员１１０人，已刑事拘留３０人。 陇南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学春：３０人中，有７人已经取保候审，目前有２３人在继续拘留。 事件发生后，在甘肃省委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目前事态已基本得到控制，武都城区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新华社记者王志恒、黄文新、屠国玺甘肃陇南报道。 编辑：牟思龙 2、一个民间版本 陇南“11·17”事件也采取了全面封锁、封杀人民言论的一贯做法，所以看不到实名写文章的人，多是在一些论坛上昵称发表的帖子。版本很多，下面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陇南位于甘肃南部，濒临四川，是甘肃省唯一地处长江流域区域的地区。2004年国务院同意甘肃省撤销陇南地区设立地级陇南市给出了批复：【详情请点击】 2008年5.12特大地震中，陇南地区伤亡300多人，成为继四川之后的最大灾区。在地震前，武都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为修建新区政府办公区，武都区整个东江镇及半个汉王镇的农田、居民居住区都被征用，许多农民群众的土地被征。有消息称，有许多人被开发商强行拆迁，部分农民至今仍住在帐篷内。 2008年7月有信息传出，当地市委、市政府以地质原因提出了将行政中心从武都区迁往成县的规划，引起地震前武都区拆迁农民及全区居民的强烈不满。这个信息出现后陇南市政在极短时间内就通过地方媒体进行了官方讲话，很快将事态安定了下来。但在讲话后2个月，甘肃省的一家报纸（兰州晚报）【详情请点击】，陇南武都区因地质问题迁建的讨论文档已赫然挂在国务院行政网站上，而陇南市府官方并没有针对此事做进一步澄清，结果在短时间内激化了武都与成县人民的矛盾，自此开始，社会流言与网络相互谩骂不止。拆迁农民亦多次上访。 11月17号早上有消息传来，“陇南市搬迁到成县以已经国务院批准”，但在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上并没有发现相关信息，相信这则传言是引发群众再次上访的直接原因。 2008年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开始，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再次集体到陇南市委上访，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他们面临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等问题做出答复。11月17日下午，大批群众和居民在陇南市委门前集体上访，陇南市委和相关部门的干部及时进行了接访，但未与上访人员意见达成一致。当晚，聚集和围观群众陆续增加，围堵至凌晨，未见到主要领导。由于未知原因，人群冲入市委院内，打碎玻璃，砸毁汽车，烧毁部分办公室，引发了这次次的严重冲突。
三、让陈奎元之流看一个“主人”的4张照片 
陈奎元之流，按照“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人民是“主子”，公务员是“仆人”。按此“价值观”，上面照片中的那些警察是“仆人”，躺在车上的那位肯定是“主子”，你看了这张照片有何感想？除了朝鲜之外，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主仆关系？陈奎元先生，按此“价值观”，你也是“仆人”。按此“价值观”，你这个“仆人”有乘坐豪华专车的待遇。你的四轮豪华专车是什么牌子的？值几百万？上面那个“主子”的二轮专车值几个钱？你还有良心吗？你还有脸皮吗？你还认识“道德”这俩个字吗？
陈奎元之流，如果陇南的党代表和党的领导干部是通过真正的全体党员直接普选产生的，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吗？如果陇南的人大代表和政府主要官员是通过真正的全体公民直接普选产生的，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吗？！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你们敢到香港发表你们的“高见”吗？难道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一部分？现在的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你们敢到台湾发表你们的“高见”吗？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一部分？那个给德国人民掏烟囱的杜塞尔多夫市市长约阿希姆·埃尔温能制造这样的大规模警民恶斗的闹剧吗？那个被英国空姐拒绝在经济舱的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能制造这样的大规模警民恶斗的闹剧吗？
陈奎元之流，我从事行政执法多年，从事信访工作多年，我的体会是：只要手中有权力，只要有好的领导支持，只要心中有一个“公”字，只要脑子不很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简单的信访的案件演变成举世震惊的大规模群体性警民恶斗事件，如果不是官员不公，那就是官员无能。实践已经证明，现在这样的任命制产生的许多官员，是既不公也无能。所以每年都揪出数十万的只会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如果不改变官员任命制，大规模群体性警民恶斗事件会层出不穷，会愈演愈烈。 陈奎元之流，据我所知，“文革”时期，社科院的很多人是张春桥、姚文元等政治流氓的走狗，改革开放初期，社科院的很多人又摇身一变成了胡乔木等政治流氓的走狗，今天你们是谁的走狗我搞不清楚，但是历史证明，社科院的“科研成果”都是对现实和未来没有任何价值的文字垃圾。陈奎元之流，你们今后必须明白：你们这样的只会傻扯蛋的精神病患者，到了凭真才实学吃饭的文明国家，连个体面的饭碗都找不到；你们在有识之士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的眼里，只不过是造粪机器罢了。 陈奎元之流，自贵州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瓮安“6.28”群体性警民恶斗事件以来，许多群体性警民恶斗事件又接踵而至，你们连一个屁都不敢放。但是却借用“普世价值”利用无耻的诡辩伎俩向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温家宝总理放冷箭，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是一伙居心叵测的家伙是什么？你们的心被狗吃了？
另外，恳请陇南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学春同志今后不要再组织新闻发布会发布什么“真相”了，全世界的关心社会的人都会坐在家里敲几下电脑键盘就知道真正的真相的一部分就发生在你的大门前。参入事件的每一个“主子”都知道一部分真相，只是你们那里的有些“仆人”不给“主子”发言的的权利罢了。
再就是，恳请地震灾区的党政领导干部能从陇南“11·17”群体性事件吸取教训。陇南的某些党政领导干部肯定已经是利令智昏了，在灾民亟待政府安置救济的灾后重建的关键时期，擅自动用数十亿的资金搬迁政府办公场所，能不引起民愤吗？能不臭名昭著吗？你有好下场吗？不是自找麻烦是什么？ 还有，今后一个时期内，类似陇南这样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肯定会越来越多，规模也许会越来越大，若某地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请不要再实施消息封锁。在手机能拍照、录像的时代，任何人都是记者，有限的网警在浩瀚的人民的大海洋里不过是几滴水罢了，实施消息封锁是徒劳的，可笑的。否则，只能使政府和警察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只能另全国人民的怨气更大，只能使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只能被民主、文明国家的人民耻笑，最终后果是很难设想的。
最后我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一道严令：只要地震灾区还有一个灾民没有房子住，那么就绝对不允许党政机关新建、扩建任何楼堂馆所。
在当今时代，谁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文明的康庄大道。企图用专权禁锢人民的人，只能遭到人民的暴力反抗。螳螂当车者必臭名昭著！希望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要认清陈奎元之流的当代“政治经济理论流氓”的无耻嘴脸，支持温家宝总理的“政治宣言”，促进中华民族的民主、文明进程。 特别说明：陈奎元之流，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公务员，也是一个实名作家（学者），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观点不正确，欢迎公开反驳；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言论侵犯了你们的人权，可以到法院依法起诉。如果你们采用强权等不文明的手段封杀我的文章，我虽然只能感到遗憾，但是会有更多的人进一步看清了你们的丑恶嘴脸。 200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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