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姚有为

 总评语 

几年前，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于是各国的社会评论家们纷纷发表“高见”，试图揭开苏共垮台的“秘密”，我国的不少人也纷纷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是，有的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二是，有的人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只要象中国那样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三是，有的人把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简单地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我一直认为三种观点都有些道理，但都有片面性。因为这三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但因受真实资料的限制，我也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当我仔细阅读了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以后，我心中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苏共垮台原因。马克思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苏共的垮台虽然有诸多因素，但我认为不外乎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作用。

内因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其一，苏共各级官员的腐败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廉政措施，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一是，实行普选制度。苏联建国初期的宪法和《罢免法令草案》中明确规定，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干部必须由选举产生，选民有权对不称职的官员随时撤换和罢免；二是，实行低工资制。为了防止新政权脱离人民，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1日颁布了《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法令，明确规定中央部长的月薪最高额为500卢布，这个数目仅相当于产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苏共中央还规定，党的负责人不得领取特殊薪金和额外报酬。当时从列宁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到一般干部都是低工资；三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大批优秀工人提拔到国家机关中去；四是，提倡不应以党代政的问题。苏共第二个党纲中规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能代替苏维埃。”列宁在1922年苏共“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五是，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六是，强调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学习文化和管理本领，以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同时强调，对那些不懂科学和管理技术又不愿以学习的人，要毫不留情地免去他们的职务；七是，加强法制建设；在苏共“六大”上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决议。列宁主张司法机关单独进行审判活动，反对党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司法审判，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至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加重“对共产党员的判罪”；八是，列宁主张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约开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他的一些功勋不能抹煞，他领导的苏联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消灭德、日法西斯侵略者做出了世界最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主管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使苏共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实行了“封建专制”式的领导制度。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业已建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新宪法的实施标志着高度集权的政体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实行“党的垄断”制以后，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在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基础上，党的权利又集中于少数党的领导人，从而使党的领导变成了少数人（甚至于个别人）的领导，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脱离群众，个人专权，专横跋扈的状况日益严重；二是，“肃反”扩大化，导致大批干部被无辜地残酷地杀害，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三是，彻底废除了干部选举制，而全面实施干部任命制。普通党员、干部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被无情地剥夺，这就造成了干部不对人民负责、唯上是从、以人划线、任人唯亲、行贿受贿的腐败风气盛行，导致了干部实际上的家长制、特权制和终身制，个人崇拜盛行；四是，干部特权日益剧增。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高级干部的工资高出一般工人50多倍！除高额工资以外，高级干部还有过去封建贵族、官僚才能享有的狩猎权，以及特种别墅和商店。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虽然采取了一些廉政措施，但由于他本人又陷入了搞“个人崇拜”的怪圈，于是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各级、各地、各机关都有秘密疗养院和休养所，各级干部都有高级专车、高级别墅。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政领导干部思想更加僵化，官僚主义更加严重，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公开化，几乎所有掌握权利的党政干部都不择手段地大肆贪污，大肆行贿受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因贪污受贿后来被送上了法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大部分已堕落成拥有豪华别墅、高级轿车、私产万贯，并享有许多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列宁时代的国家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变了质的马列主义已感到厌恶，对苏共和政府各级官员已深恶痛绝，从而使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已完全丧失。

其二，从斯大林以后，苏共为了维护事实上的封建专权，血腥地镇压农民、工人、青年学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正当的集会游行，于是苏联由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例如，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府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军用飞机。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材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一一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再如，人民的不满情绪，当然也在共青团员，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团员们的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不学无术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他们爹妈的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对修建地铁的团员们的残酷剥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办公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这件事使苏共首脑机关大为恼火。斯大林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这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最后的结果是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大批共青团员背逮捕、流放。

其三，苏共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严厉压制反对意见。例如，斯大林推行全盘集体化的直接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专制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各级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他商品。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但是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这一切迫使一些有头脑的正义的共青团员们组织“地下”小组，讨论国家大事。但统治者的镇压马上就接踵而来：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有几千名团员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设新城市”，尽管当权者说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其四，苏共实施残酷的暴政。苏共统治者不仅用残酷的暴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将暴力施加到儿童的头上。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认为这有损社会主义的面子，于是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的，统统枪毙，因为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所以流浪儿童犯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于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这一可怕的法令使广大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讲法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做出了一个“法律解释”：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即使在各国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听说过对儿童实施死刑的法律。即使成年人犯盗窃罪，也不应该判死刑！另外，为了打击异己，斯大林还实施了株连亲属的“绝招”。有些人为了躲避斯大林的屠杀而逃到了国外，于是斯大林从封建统治者那里学到了“株连九族”的“绝招”，谁要是不服从他的专制统治，他不仅残酷打击异己，而且也不放过异己的亲属。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斯大林居然颁布了一个特别法令。该法令规定，军人叛逃国外，其近亲属将被流放到最远的西伯利亚地区，不管他们是否预先知道其叛逃意图。而在内务部里，还宣布过一条秘密规定以作为对这条法令的补充：内务部工作人员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拒绝回国，或从苏联叛逃，其近亲将被判处十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刑；该人如出卖国家机密，其近亲属将被处以极刑——死刑。斯大林实施残酷的暴政，从而使广大苏联人民开始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怀疑。

其五，苏共实施的“高福利”政策，严重地破坏了苏联的经济基础。苏共长期实施僵化的计划经济，从而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但是苏共没有采取任何从严治党的措施，没有改革经济制度，没有重视科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为了收买人心，以严重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实施了荒唐的“高福利”政策。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收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中国人九十年代初期的购买力。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是以大量地粗放地消耗矿产资源生产地档次的产品，只不过是靠廉价地出口有限的矿产资源换取外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缺员严重。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苏共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苏共官僚集团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该戈尔巴乔夫化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出身于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成堆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了。

其六，苏共自己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党内的民主派和自己的“精英”。美国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多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人都以嘲笑的语气撰文驳斥布热津斯基。但遗憾的是，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党的垮台证明了布热津斯基预言的无比正确性。为什么呢？我认为布热津斯基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经看清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苏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党内的民主派和自己的“精英”抛弃了。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苏共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那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贪官污吏的谎言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顺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共产党国家的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假装拥护党和政府。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于是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而许多青少年在偷听大人们的“牢骚”中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些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长大了，于是就成了八十年代的民主派，于是他们向虚伪、僵化的苏共官僚集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另外，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国家的95%的财富集中到了5%的人的手里，这5%的人就是苏共“精英”——哪些长期手握权利的党政官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极其贪婪地大肆搜刮财富，当95%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几乎一贫如洗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些搜刮了巨额不义之财的人非常害怕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改革派，因为改革派一旦成功，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被送上断头台！他们急切地盼望改朝换代，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巨额不义之财就等于锁进了保险箱。于是当民主派向苏共发起进攻的时候，这些昔日苏共的“精英”立即耍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跟着民主派向苏共保守派发起了进攻……当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在俄罗斯便一下子冒出大批握有巨资的私人财团，这些大财团的老板们，并不是来自凭其辛苦劳作才赚了点小钱的个体户们，而绝大部份都是有着前政权高官的经历，不是前格克勃头目，便是前州政府要员，或者是前国家计委的主管。苏共政权的垮台，这些家伙是最大的受益者。

其七，苏共的一些官员与黑社会公开狼狈为奸，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其八，不识时务的苏共保守派发动的政变为苏共垮台点燃了导火索。以戈尔巴乔夫的副手——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为首的苏共高层保守派，为了保主他们的统治权，居然不识时务地发动了政变，企图恢复集权专制体制，这一举动一下子引起了民主派愤怒，于是各民主派们空前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向苏共发起了挑战！以叶利钦为首的“精英”们借着民主派的势力，轻易而举地挫败了不识时务的保守派发动的政变，接着又向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发起了进攻。另外，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下，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于是他们在心里对苏共绝望了，他们在心里早已经抛弃了苏共，于是当叶利钦高呼解散共产党的时候，数千万被苏共官僚集团压抑已久的共产党员纷纷宣布退出共产党！

促使苏共垮台的外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阴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手段多种多样，但主要手段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欺骗以叶利钦为首的“精英”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叶利钦许诺：只要苏联解体，只要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可以向他提供无偿的巨额经济援助，愚蠢的叶利钦居然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天真地认为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困扰苏联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当愚蠢的叶利钦搞垮了苏共，解散了苏联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向他许诺的家伙却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了……

我在认真思考苏共的垮台原因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司马迁的一段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司马迁总结封建王朝灭亡的这段话，居然也适应于曾经被马克思、列宁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也犯了一些和苏共类似的错误。当前，吏制腐败、司法腐败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已经成为广大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问题。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评点《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的目的就是希望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吸取苏共灭亡的教训，自觉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取信于民。